同样的抗战舞台，国共两军有怎样的不同_风闻

(这是几年前写成的一篇旧文，之所以今天重发，是这几天通过和网民的讨论，感觉仍然有必要。)

话题从若干敌后抗战题材的电影说起。哪些电影呢？《萧锋血战陈庄》《王树声征战豫西》《徐海东喋血町店》《王宗淮战地情缘》等等。前些年，片名都是同一格式的这类电影能数出一大堆。

光看片名似乎很能吸引眼球，但光看片名就感觉哪里不对劲，再看内容，就更是感觉不对劲。

为什么不对劲？因为共产党的抗战和国民党的抗战，不一样。

1.国共两军作战样式不同，前者以大兵团正规作战为主，后者以小部队游击战斗居多，重头戏不一样

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打的是正规战，中共军队打的是游击战，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战样式。

因为是大规模的阵地战，就注定了国民党军每战必集中若干重兵集团，你很少看到他某个团某个营独立作战的例子，所以他们浓墨重彩渲染的对象，自然就主要是在会战中占有一定比重的某个军某个师或某个军长某个总司令等等如何如何，这是符合他们的特点的。

而中共抗日武装不一样，八路军、新四军是分散在敌人的后方，打的是游击战，团以上规模的仗极少，占比最多的是分队规模的战斗。129师就曾在1942年的一个发文中明确指出：“平原是广泛的游击战争，特别在囚笼网稠密时，非如此不行，就是野战军也要分遣成连、营增强与培养地方部队，大量开展游击战争，而运动战的机会是没有的，也不应该空口喊运动战。”

新四军在1939年呈给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也讲道：“本军系担任游击任务，其部队类多深入敌后，有时因敌情紧张，为便于袭扰敌人履行任务，甚至一营一连在游击区内，均需分散行动。”

1942年底，时任太行一分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在一份战术总结中说，“分区基干团亦经常处于分散，以连排班为单位结合营兵、民兵，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今年十个月共计大小战斗九十次，其中全团集中作战只有五月反扫荡时的一次。”

看一看我军抗日时期的战史，你就会发现，以连以排甚至以班为单位的各种伏击、袭击作战比比皆是，占了九成以上的绝对多数。

有人可能要说了，这样小的战斗，能有怎样的战果？小归小，可它多呀！在广大的敌后战场，这种分队规模的战斗，时时都在发生着。胶东军区在1939年这一年，与敌作战1038次，平均每天作战2.8次；冀南军区在1942年的上半年，与敌作战811次，平均每天作战4次以上。作战次数多了，即便每战歼敌数很少，累计起来就很可观。正如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过的：“咱边区有200多个县，每个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能打死他六七千，就相当于他一个旅团。”实际也正是这样，比如冀中第九军分区，在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底的一年半时间里，以平均每战歼敌一两个的600多次战斗，达成了毙俘日军650人、逼降伪军5000余人、攻克和逼退敌点、碉380余座的战果；比如沁源县的三级武装，在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4月的对敌围困战中，同样以平均每战毙敌一两个人的3500多次战斗，达成了毙敌4200多人，夺回牲畜2000多头的战果。要知道，中共抗战的地方，可不是只有一个九分区和一个沁源县。

如果说国军的仗突出的是一个大字，八路的仗则突出的是一个多字。小而多，积小胜为大胜，这才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特色。而这种战争的样式，就注定了其重头戏，不可能是像国民党军那样聚焦在大兵团的大会战上，而只能是在今天突击排歼伪军一个班，明天区小队烧鬼子一个炮楼，后天武工队打特务一个小队这样小规模的袭击、伏击战斗中。

八路题材的影视，非要按照国军《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那样，表现那些重兵集结的阵地战、正规战，表现那些排山倒海的大场面，偶尔出现几个镜头没什么，太多了，以次为主了，就聚错了焦了。

2.国共两军的抗战路线不同，前者打仗就是军队的事儿，后者抗战离不开老百姓，民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一样

同样是抗战，国共两党两军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国民党抗日依靠的就是军队，而共产党抗日更看重人民群众和全民族的力量。

因为路线不一样，所以描写国民党军的抗战，只写军队就行了。即便也要点缀几个非军人的形象，那他也只能是名流贵族，要么是某个海归精英，要么是某个大家名媛，而绝不需要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充当主要的角色。抗战正面战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只表现军队不表现百姓没毛病。

然而中共的抗战不一样。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专门的一章——兵民是胜利之本，其中他讲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朱德在《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也说：“抗日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在水中才能生存与长大，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做依托才能生存与长大。鱼一离水就死，抗日游击队一离开群众就也无从生存。”

在国民党军中，军装的发放、公粮的配给、械弹的补充、伤员的救治、经费的筹措、部队的驻地等等，自有上级相关部门给予保障，一般是用不着基层的连排长们去操心的。实际上，所有这种依托大后方的军队，比如二战时的英军美军德军日军等，都是如此。今天的我军同样如此。

但敌后抗战时的八路军新四军并不如此。他们多数情况下是远离自己的后方，以连或以排为单位分散到敌人的后方游击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鞋子没了你找谁？干粮没了你找谁？弹药用光了你找谁？打仗产生了伤员你找谁？战斗减员了需要补充你找谁？找军需科吗？找军务科吗？找卫生科吗？上哪去找哇？在敌后游击，你只能依靠地方党组织，依靠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有了这样的靠山，才能衣食无忧，也才能像鱼儿入水一样活动自如。

京剧《沙家浜》大家都不陌生，那是根据新四军夏光为首的36名伤病员的真实故事加工而成的。实际就是如此，没有像程书记、阿庆嫂那样的地方党的组织与领导，没有像沙老太、沙四龙、王福根那样的基本群众的掩护与支持，那36名伤病员，光饿也饿死了。

优秀长篇小说《烈火金钢》，描写了冀中五一大扫荡后因伤掉队的八路军史更新、丁尚武等在当地党组织和堡垒户孙大娘一家人的掩护照顾下疗伤并坚持斗争的故事，这也一点不假。当年的敌后战场，就是这千千万万像孙大娘一样的堡垒户，给子弟兵提供了吃的、住的、穿的、疗伤用的。没有她们，也就没有了敌后游击的依托，也就没有了抗战胜利的保障。

陈毅元帅曾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这话说的没错，但人民群众支前可不是到了淮海战役的时候才有。百团大战时，仅战役第一、第二阶段，光是晋中根据地，就出动民兵2万多人，担架队7万多人，牲口4500多头，供应军粮1.4万石、柴草100余万斤、军鞋3万双、蔬菜2万斤、羊1000多只。晋中是这样，敌后各根据地，没有哪个不是这样。

表现中共的抗战，也像表现国军战徐州、战长沙、战昆仑关那样，光表现军队，不表现百姓，行不行？不行。鱼儿离不开水。中共的抗战，不能少了区委、区小队、两面政权、民兵、妇救会等。少了他们，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好比表现渔民的电影看不到大海，表现牧民的电影看不到草原，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3.国共两军武装体制不同，前者主要就是穿军装的正规军，后者则不穿军装的却远远多于穿军装的，军队风貌不一样

国民党执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决定了他的武力就是军队，而军队主要就是正规军。所以，表现国军的抗战，满屏的军装军衔，符合他们的实际。

中共抗战的阵容，又不一样了。在广阔的敌后游击战场上，不穿军装的却远远多于穿军装的。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我各根据地便在扩大主力军的同时将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作为武装力量建设的重点，形成了村有游击小组、区有游击小队、县有游击大队、行署有游击总队的建设格局。1941年11月，中央军委颁发《关于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又进一步加大了地方军与民兵在武装力量中的比重。从那以后，大量穿军装的主力脱下军装变成了地武，抗日武装中穿军装的更少，不穿军装的更多。以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为例，遵照中央指示，就在当年，即把主力从4个旅12个团一下子猛减到4个团，有6000多主力脱下军装加强到地方武装中。这样的情况在冀中等敌我对比特别悬殊的地区也是一样。

关于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略有不同。一般来说，是山区3:2，平原2:3，在环境特别恶劣的平原地区，则全部武装地方化。由于敌所占地区与中共抗日游击地区高度重合，主要集中于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而很少山地，因而实际说来，中共武力中穿军装的正规军占比很小，抗战的主要武力是不穿军装的兵民不分的地武与民兵。

老电影《地道战》中的汉奸司令有句台词：“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这话说得一点不错。那个时候（五一大扫荡后到大反攻前）整个冀中的八路，穿军装的只有一个24团，度过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又在抗战史上书写无数精彩战例的，就是始终坚持在这方家园的不穿军装的十几个地区队、三十几个县大队、二百多个区小队和几十万的民兵。

著名的沁原围困战，是创造了人民战争伟大力量的一个史诗般壮举。参加此次行动的由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混编的13个游击集团中，不穿军装的地武和民兵占了八成以上。其中12个轮战爆炸队和1个机动爆炸队全部由民兵组成。

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许多根据地实行了一元化领导。县长、县委书记就是县大队的大队长、政委，区长、区委书记就是区小队的小队长、政委。

看过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可能还记得刘文彬这个人物。刘文彬原是区委的委员，组建武工队时充任第一小队的指导员。这样的塑造与历史十分吻合，在由各军分区直接指挥的武工队中，按要求就是要有地方县委、区委的领导和敌工、公安、民运等部门的干部参与其中。

电影《地雷战》中有一个主要人物雷主任，电影开头就已经交代清楚，该雷是依照军区首长决定，从主力部队抽调来到赵家庄任武委会主任的。这与历史也十分的吻合，当时地方各级武委会中，有大量的主力部队的连排干部在其中充当骨干。

刘文彬算军还是算民？雷主任算军还是算民？那年头，军队和老百姓完全融成了一体，都是一头的高粱花子，都是一腿的泥水，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不惟敌人分不清，就是中共自己，也未必分得清楚，当然也没想分清楚，这是八路独有的特色。

喜欢看满屏威武的军装秀，是个人的自由，但表现八路的抗战，没有这个自由。非得像表现抗战时的国民党军那样，千篇一律只表现正规军，而忽略乃至无视占绝对多数的地区队、县大队、区小队等不穿军装的八路，从头到尾满屛清一色的明盔亮甲，衬衣雪白，裤线笔挺，里外三新，一尘不染，那不是美化，那是对历史的歪曲、戏弄。

4.国共两军的历史观不同，前者倚重的是上层高官、精英，后者依靠的是下层兵民、草根，突出的对象不一样

国民党军的历史，多表现师长军长总司令等高级将领，极少表现底层士兵，这不仅是他们作战的样式所决定的，也是他们的英雄史观所决定的。从抗战期间“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的阶级比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里借用高戈里先生的一组统计数据：在全部170个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中，将官137人，占80.5%；省部级文官5人，占2.9%；校官23人，占13.5%；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兵，没有。

看到没有，将级和省部级高官，占了全部受奖者的83.4%，而牺牲最大流血最多的最底层的当兵的一个也没有。

在国民党军意识里，历史就是由这些上流精英书写的，跟你下层吃粮当兵的没关系。所以在描写国民党军抗战的文艺作品中，突出表现那些高级将领，符合他们的一贯思想。

然而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一样。同样借高戈里先生按《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辞典》的录入统计，抗战中获得英雄模范等最高荣誉的183人中，营以上干部只有4人，其他179人全是连以下干部战士和民兵、群众。

中共高级将领极少立功受奖，不是因为他们比国军高级将领贡献差，这同样是史观使然，是信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认识使然。

不仅立功受奖国共两军的倾斜角度不一样，在宣传造势上两军也有着强烈的反差。在旧中国那些酸腐的文人笔下，常见像什么《孙传芳剑指仙霞岭》《阎锡山兵出石家庄》《罗卓英上高喋血》《孙立人异域奏捷》等等带有八股套路的标题，突出的都是高级将领，你很难找到国民党的文人会在普通士兵或普通百姓中去树立偶像。

然而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共文艺作品中歌颂的，都是狼牙山五壮士、马石山十勇士、刘老庄连、安东卫连、爆破大王马立训、民兵模范李殿冰、矿工旗帜节振国、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这样的草根。有兴趣的留意一下，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我们倾力打造的抗日偶像，连以下的指战员占了多少，营以上的干部又占了多少。

尽量多地突出工农兵草根形象，尽量少地宣扬高级干部个人，已经成为我党我军长期以来的一贯作风，形成与旧军队的鲜明对比。那些年，还甭说刻意突出了，就是在作品中偶尔出现高级将领的名字都未必能过审。老电影《东进序曲》最初的话剧版本中，有一句借二刘之口说出的“陈毅不愧大将风度”的台词，就是被陈毅勒令删掉的。

从四十多年前开始，在境内外敌对势力温水煮青蛙般的渗透作用下，有些东西慢慢地渐渐地变味了。有太多所谓的文化人中了招，变了节，把糟粕当精华，一些早在延安时期就被扫入垃圾堆里的东西又被重新捧了起来，一味效颦国军作派的风气蔓延开来，跪舔所谓精英的文艺作品接二连三，在抗战题材影视中突出高级将领个人的标题党也呼啦啦越来越多起来。

对于国民党军主打的抗日正面战场，对于动辄几万几十万重兵的对决，把镜头对准高级指挥员这没错。但在抗战的敌后战场，在分散的、主要以连或以排为单位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中，也把镜头主要对准高级指挥员，就错了。因为在那样的作战样式下，主要的角色只能属于像史更新、李向阳、刘洪、高传宝、张嘎子、阿庆嫂、孙大娘那样的奋战在敌后的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民兵、妇救会、堡垒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