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提名与“乡巴佬的挽歌”，背后是美国“不平等”的社会生态_风闻

编者按

近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当地时间7月15日，2024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开幕，会上，美国共和党正式提名特朗普为党内总统候选人，正式通过詹姆斯·戴维·万斯作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特朗普遇刺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的背景下，万斯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再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万斯被提名之所以引发关注，一方面在于其政治立场的转变，前些年，他曾多次批评特朗普及其执政主张，现在他则被视为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主张的有力捍卫者。另一方面，在于万斯的成长经历和成长环境，其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美国锈带工人家庭，他在2016年的自传《乡巴佬的挽歌》（又译《乡下人的悲歌》）中，描述了他在美国“铁锈地带”的艰苦成长经历，以及该地区白人劳工的阶层的生活挣扎:工作岗位流失、经济收入下降、阶层流动受阻。在当时美国大选期间，该书也媒体称为“特朗普现象的解释者”。结合万斯的政治立场和他的自传来看待其被提名的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透视美国正在遭遇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风险与震荡。其中，经济与社会领域的“不平等”构成了解释“特朗普现象”的关键，也为我们理解万斯为何被提名提供了重要参考。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不平等：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经济与社会根源

　庞金友 |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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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政治极化是当今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狭义的政治极化专指政党极化，即两党体制内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化和对立，广义的政治极化则包括精英极化、民众极化甚至阶层极化、意识形态极化。在探讨政治极化何以形成这一问题时，学者们大多倾向于从制度、传统、文化等角度展开分析，对经济因素尤其是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经济不平等，乃至经济极化则关注不够。实际上，不平等是政治极化形成的根本性影响因素，是政治极化不断加剧的经济和社会根源。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态势如何、不平等何以影响政治极化、不平等与政治极化有何内在关联，这是理解美国政治极化根源的重要关节，也是本文试图论述的议题所在。

愈演愈烈的不平等

不平等现象自古有之，但一直未引起人们太多重视。在崇尚自由竞争、倡导市场经济的美国，人们大多坚持这一信条：收入与财富上的平均主义不仅影响储蓄，还会阻碍生产规模的扩大与生产技术的创新；作为储蓄和投资的主力军，富人阶层财富的增加，意味着投入和产出的增加，意味着财富总额的增加；与其关注如何分配收入和财富，不如关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改善贫困阶层的物质生活，如何做大财富的“蛋糕”远比如何切割更为重要。因此，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辩护者，大有人在。持“伪命题论”的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还是刺激经济增长、保持社会活力的必要前提。持“终生平等论”的人认为，平等与否不能只看一时多寡，暂时贫穷的人若干年后可能成为富人。持“相对平等论”的人认为，在美国，即便是穷人也享受着那些落后国家中等甚至偏上收入群体难以企及的福利和待遇。持“危险命题论”的人则认为，遏制不平等将扼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任何试图改变不平等的措施都得不偿失，甚至可能危及自由、损害平等自身，“打击经济不平等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然而，近些年美国不平等的发展态势令人始料不及。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步步地沦为“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其贫富差距的悬殊程度和加剧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第一，收入差距日趋明显。有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0年间，美国除顶层20%的家庭年收入有所增长之外，其他家庭均无明显变化，底层的20%稳居底部，毫无增长迹象，只有顶层5%的增长极为醒目（见图1）。“在过去30年里，低工资人群（底层的90%群体）的工资只涨了大约15%，而上层的1%群体的工资却涨了差不多150%，最上层的0.1%群体的工资涨了300%还更多。”不仅顶级富豪们与其他人口的差距在拉大，收入前10%的人口与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后两者的收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一直停滞不前。不同群体的收入的巨大落差直接决定了财富份额的天壤之别。“20世纪70年代末至2012年间，1%最富有人口所拥有的全部私人财富所占的份额上升了几乎1倍，但在最富有的0.01%人中上升了3倍，最富有的0.01%家庭中上升了至少5倍。”收入的高度失衡，直接造成顶层的赢者通吃与底层的长期贫困共同存在。

第二，中产阶级持续萎缩。相对于社会底层那些需要较少技能的工作以及社会上层那些需要更多技能的工作，曾经属于中产阶级的“好工作”逐渐消失。这一变化导致如下结果：一是更多的钱流向了上层，二是更多的人滑向了底层，三是中产阶级人数持续减少。早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贫困阶层就已面临重重压力。经济危机后，甚至连中产阶级也陷入困苦境地，“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所面临的处境远比‘问题和麻烦’更可怕”。整个中下阶层的就业、退休金和住房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第三，阶层固化初具规模。“盖茨比曲线”告诉人们：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往往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而这恰是当前美国面临的棘手问题：贫富差距严重威胁代际间的自由流动。厄尔·怀松用“双钻石型”模型形象地描绘了这种阶层固化的趋势：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中产阶级的消失，现有的社会结构分裂为两大阶级，顶部小钻石代表特权阶级，底部大钻石代表新工人阶级，两大阶级间通道狭窄，渗透性和流动性都极为有限（见图2）。“新工人阶级到特权阶级的向上流动非常少，而从上层向下层的流动也非常少。随着有意义的社会流动性的消失，上层的特权和下层的贫困就会冻结，永久地凝固，而很少有人处于中间。”

第四，“贫困陷阱”业已显现。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引发了一系列诸如教育、健康、就业等社会问题。低收入阶层享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没有足够的资金，缺乏锻炼的机会，就无法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就业环境和更高的薪酬待遇，也就没有更佳的精神状态和竞争能力，“贫困是因为贫困”，这就是不平等能够把人锁定在贫困当中的现实逻辑。关于不平等是否重要的争论仍在继续，不平等趋势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不平等引发了一系列诸如破坏机会均等、导致社会不公、造成阶层固化、威胁民主制度等社会和政治问题，尤其对美国政治极化影响深远。“从其对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来看，不平等是一种灾难，是一种狡猾、隐蔽和可怕的机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不平等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理解不平等的这种轴心地位和关键作用，就很难理解美国政治极化的经济和社会根源所在。

《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 作者：J. D. Vance

不平等何以影响政治极化

进入21世纪，美国的政治极化持续升级，一发不可收拾。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党派冲突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大众文化冲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政治极化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源自单一因素的直接影响，其中，日趋严峻的不平等是政治极化的经济和社会根源，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收入不均，个人财富差距过大，极富阶层聚敛财富，底层民众生活窘迫，为保守主义回潮、民族主义复兴和民粹主义崛起奠定了社会土壤；分配失衡，贫富群体对立加剧，社会阶层分歧重重，为身份政治泛滥、共识政治瓦解和政治信任危机提供了思想和心理准备。

第一，不平等导致贫富失衡，助推右翼保守主义兴起。美国两党之间的分峙对抗是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固有特征，也是美国建国之父们制度设计的初衷。两党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形成“对等极化”的格局，但自90年代之后，对等格局被打破。无论从阵营立场、政策取向还是外交风格来衡量，共和党“保守”的程度远比民主党“进步”的程度更为显著。整个意识形态天平开始倾斜，右翼保守主义占据上风，非对等极化局面出现。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共和党的保守化趋势进一步强化，自由主义倡导的全球化、自由市场和世界主义进程受阻，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强势抬头。维持多年的极化格局被打破、保守主义占据上风，恰是因为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造成的。经过近30年不平等发展趋势的积累、强化和巩固，不断壮大的富人阶层已经将相对于穷人阶层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一个明显偏袒富人阶层的“财阀政治” 格局业已形成。“经济不平等意味着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异，进而意味着两个群体间存在巨大的政治代表性差异。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富人对政治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而穷人的影响力会日益缩小。”

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民主国家对不平等具有自动纠错机制：过度不平等一旦出现，中下阶层势必将通过税收、福利等形式实行再分配，遏制不平等的蔓延势头。然而，人们发现，现实中的经济不平等虽然出现了，但再分配并未启动，或者虽然启动了却没有达到阻止不平等的目标。如果选民主体是中下阶层，由中下阶层投票和决策，怎么可能让不平等愈演愈烈？这恰恰表明：富人阶层对政治的影响要比穷人大得多。与之相比，穷人既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参与政治，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就没有机会竞选公共职位，更不可能成为成功的候选人。“美国正在形成一个由分裂了的社会组成的政体：本应是增加投资的政策变成了富人减税和公司福利政策；本该为了稳定经济保护普通公民出台的管制政策变成了导致不稳定、让其他美国人民向银行家俯首的放松管制。”罗伯特·赖克对此的评论是，美国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已使民主陷入制度失衡的危机之中。

经济不平等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在不同群体间不均衡分布的趋势，随着中间阶层的相对萎缩，低收入的穷人群体与高收入的富人群体之间的界限和裂痕日趋明显。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低收入群体支持民主党，高收入群体支持共和党。进入21世纪之后，两党沿着收入差异而产生的分裂进一步稳定和固化。相比低收入的穷人群体，高收入的富人群体具有更强的行动力和影响力，更倾向于借助政治参与影响公共决策。随着贫富差距导致的富人群体的力量壮大，美国民主的天平逐渐向中高收入阶层倾斜。特朗普上台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增强。这就为右翼保守主义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第二，不平等造成阶层分化，加剧民粹主义的泛滥。美国的底层民众是左翼民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过去的30年中，他们的个人财富和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经济上升时尚能得到福利和救助，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生存条件和基本福利都受到了威胁，因此对富人群体、经济态势和现行体制充满愤怒和不满。

不平等的受害者不仅仅包括穷人，曾经被视为最可靠、最稳定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在慢慢解体，缓缓滑向社会底层。这个倍感压力、无比焦虑的中产阶级正是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主体力量。与左翼不同，右翼民粹主义将矛头直指全球化、外来移民和异质文化，认为其是美国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的根源。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主张单边主义和美国利益至上，将民众的怒火引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他们当然不喜欢富人，认为富人抢走了他们的财富；他们也不喜欢穷人，认为穷人占据了太多的福利，这些福利大多源自对他们的税收。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救助政策对穷人有利，尤其是那些无法偿还贷款、看不起病的穷人，这更引起了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民主党会征收越来越多的税收和医疗保险用来补贴穷人，于是提出“你没资格花我的钱”。出于同样的忧虑，他们也坚持反对外来移民，因为移民群体所获的福利和救助同样源自从他们手中征走的税收。当然，中产阶级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绝大多数中产阶级沦为底层民众，他们与底层民众同病相怜，同仇敌忾，共同倡导左翼民粹主义。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他们所受的冲击有限，他们更害怕政府“劫富济贫”，于是便与左翼民粹主义分道扬镳，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白人中产群体一直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白人中产群体的政治转向自然带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转向。再加上上文所分析的富人群体的强势影响，于是乎，右翼民粹主义自然成为特朗普主义题中应有之基本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反移民、反中国、反左翼政治的激进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的分歧，直接引发政治精英之间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加剧，间接导致精英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的裂痕扩大，为美国的政治极化注入了一针剂量超大的催化剂。

第三，不平等带来社会不公，激化身份政治崛起。差异是身份认同的基础。一旦少数族群意识到其与主流族群存在某种差异，这种差异就会反向刺激其对所属群体的认同。而歧视、差别待遇和社会不公又是最能激发身份差异，进而形成身份认同的现实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不平等往往造成意料不到的社会影响：人们会失去同等的工作机会，会被剥夺基本的社会权利，也会丧失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当人们遭遇这些歧视时，社会不公现象就会出现。在斯坎伦看来，社会不公最明显的表现是地位不平等：禁止更多人获取好处和机会；剥夺人们之间平等相待的机会；导致很多人“基于错误的理由去重视（或轻视）自己的生活和活动”。慈继伟也提出“三重风险”理论，认为一个人只要缺钱就意味着不具备满足身体生存需要的能力，无法按照社会所需要的方式生活，无法承担应有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社会不公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健康不平等。安格斯·迪顿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异越大，健康的梯队变化越明显，民众过早死亡率越高。收入低，意味着自身社会地位低下，得不到足够的尊重，体验不到存在感和荣誉感，长此以往，会引起一系列的负面心理反应，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身体健康状况堪忧。身份政治是晚近以来美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现象，它一直被纳入“文化战争”范畴，被解释为一种文化现象，其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往往被忽略。对于那些边缘和弱势群体来说，倡导身份政治自然是追求平等、反抗歧视的无奈之举。

即便对那些曾经收入稳定、生活宽裕的“铁锈地带”的白人群体来说，倡导身份政治表达的仍是对不断涌入的移民群体无休止的利益诉求的不满、对自身生存的焦虑和对现行政策的愤怒。这些人当中不乏移民群体的同情者、支持者，但现在的他们既失落、委屈又心有不平，开始反省自己的身份认同，主张维护所在阶层的收入、地位与荣誉，进而形成被动、消极的身份意识即“回应性身份政治”。

毫无疑问，与经济属性息息相关的身份政治正在不断强化着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和影响。对于左派来说，身份政治首先是以弱者对抗强者的有力武器，然后才被升级为格调高雅的“政治正确”。对于那些渐感生活窘迫的中产以及底层白人来说，他们已经开始接受“受害者”的身份想象，随着不平等的现实体验日趋强烈，身份政治成了宣泄不满的“正当理由”。但无论如何，左右阵营围绕身份政治的分歧和对抗，正在将美国的民主主义推向狭隘的部落主义：追求国家认同、建基公民共识的民主政治身陷重围，推崇族群认同、投注个体归属的部落政治底牌方显。特朗普上台后，这一趋势愈加明显，“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个结果将很不利于美国政治”。

第四，不平等破坏机会不等，引发政治信任危机。美国人一直坚信机会平等的神话，想象着人人都生活在同一艘大船之上，虽然有人坐头等舱，有人坐经济舱，但舱位是可以更换的。勤奋、努力者，就有机会升舱；懒惰、放弃者，则可能降舱。但是当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让人们开始对这种浪漫的想象产生怀疑。近30年来，不平等的分配格局不仅打造出一大批富有家庭，也制造了一大批赤贫家庭。更令人担忧的是，“有钱且高知的公民，比起他们那些贫穷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同胞公民，总是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也有更丰富的政治知识和公民技艺，同时也更多地参与到几乎各种形式的政治和公民活动”。

人们通常把机会平等理解为每个人的发展和成功不应当取决于其家庭经济状况。但现实生活中不平等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机会平等：首先，如果富人能够设立一些只对他们有利的优势职位，或者以不正当方式影响这些优势职位的选拔，不平等就会影响程序平等；其次，如果穷人无法进入学校或无法获得与富裕的候选人竞争优势职位所需的其他条件，经济不平等就会影响实质不平等。

在同等条件和环境下，富裕阶层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方法、更多的力量影响决策者，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严重损害政治平等；反过来，当中下阶层感到较少得到政府的回应或无力影响政治决策时，其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感和政治信任也会随之下降。“如果没有信任，则不会有和谐，更不会有强健的经济。美国的不平等正在减少我们的信任。”结果只能是中下阶层边缘化、个体与民主政治日渐疏离、社会动荡无序、强人政治抬头。这意味着，过度的经济不平等必然破坏和损害机会不平等从而引发信任危机；当政治信任丧失，人们自然就不再相信既定规则和制度文化，转而投向极端立场和激进政治。

探讨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有若干路径。与制度路径、文化路径和传统路径相比，借重经济路径似乎略显老套。但不容否认的是，当西方社会陷入后物质主义的过度想象后，势必将面临一场对后物质主义的深刻反思和向物质主义的集体回归。物质主义强调的国家认同、民族意识、种族归属、宗教信仰、工资收入、财富积累、物质化追求、集权式发展等价值依旧，意义未减。“特朗普所代表的并非什么逆全球化的趋势，更不是反全球化，而是调整到以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化战略，也就是对以往激进的进步主义、后现代和后物质主义的全球化战略做出有限的回调，以挽救西方文明的危机。”从这个意义来说，以收入不均、财富极化、分配失衡为特征的不平等的影响力深刻，破坏力十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意识形态极化的主要根源

毋庸置疑，政治极化已成为当今美国政治最为显著的特征，且短期内根本无法摆脱。之所以说它无法摆脱，主要出于三个原因：一是作为政治极化重要根源的经济不平等仍在持续加强；二是政治极化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三是因为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极化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趋势。

第一，过去30年，美国的经济极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上升趋势。贫富差距不断加剧，阶层固化业已形成，超富阶层与中下阶层的收入和财富有天壤之别，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势头始终维持。经济极化的持续加剧，再加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强势助推，使失望、愤懑与怒火的情绪在贫下阶层心中长期积累，一触即发，遇火即燃。

第二，当前的党派冲突和精英分化仍在不断升级。政治精英们放弃了传统的温和审慎，政治立场呈现明显的极端化趋势。要么旗帜鲜明地选择自由派立场，要么坚定不移地固守保守派情怀，温和持中群体日渐萎缩。在民主党内部，保守派议员遭到排挤；在共和党内部，绝大多数共和党人转向保守立场，中间阵营越来越不受欢迎。在选举政治的框架下，广大民众与少数精英是合作、协同的关系。但进入21世纪后，选民忠诚度不断下滑，政治冷漠普遍流行。政党越来越代表少数精英和权贵的利益，民主政治越来越像精英统治。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联邦政府的一系列巨额援助计划，未能很好兼顾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加剧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阂和对立。面对这些政治危机，特朗普寄希望于强硬政策和激进手段。对早已千疮百孔、裂痕重重的政治生态来说，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随着政治极化的深度扩张，精英与大众、文化传统与现代观念、公民理想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就会逐步升级，社会极化和文化极化随之出现。即便换拜登执政，走温和一些的政治路线，情况依旧不会有太大改观。在极化政治的背景下，分歧和对立不断消解共识，冲突和矛盾可能拒绝协商，对立的两方会为了反对而反对，全然不顾国家利益和共同体发展。

第三，不平等与政治极化存在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趋势。首先，不平等导致政治极化，政治极化反过来强化不平等。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机会不等，使党派竞争、精英对立、文化冲突、社会分裂等极化趋势不断加深；不断扩大的极化张力和社会裂痕，压制了民主协商，瓦解了共识政治，致使否决政体和激进政治流行，温和折中的政治决策、均衡兼顾的公共政策越来越难以出台或实施。“在一个存在着高度不平等的民主制度里，政治也会失衡；而让不平衡的政治管理不平衡的经济就会出现毁灭性的结局。”其次，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因素往往也是推动政治极化恶化的因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教育非均等化趋势等，一方面导致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促使他们对待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最后，不平等与政治极化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不平等越严重，政治极化程度越深；政治极化越加剧，不平等趋势越明显。按照基思·佩恩的长期研究，反映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和国会两党政治极化指数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不平等与极化水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对较低，但自70年代中期开始同步上升，并始终保持着同一水平（见图3）。“赢家通吃的经济分配格局带来的是赢家通吃的政治格局，最富裕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对政治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综上所述，当前的美国政治正处于艰难的十字路口。从经济分化到政治极化，从文化冲突到社会断裂，一种前所未有的撕裂正在缓慢而有力地拉扯、扭曲和挤压着民主政治。如何在平等追求与自由理想、权利意识与义务责任、个人幸福与集体福祉之间寻求正当且适度的平衡，积极应对民主政治的危机与国家治理的困境是当前美国政治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持续恶化的不平等、内忧外患的国家利益、暗流涌动的民粹主义、危机四伏的身份政治以及隐患重重的政治极化，新一轮总统大选后的美国无论继续走特朗普主义的激进路线，诸如倡导机会平等、高扬保守主义、借重右翼民粹、诉诸身份政治、坚持极端立场等，还是转向拜登可能提出的替代方案，短期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政治的深层矛盾和核心困境。危机未除，冲突仍在，撕裂格局与极化趋势不仅无法摆脱，甚至有加剧的可能。这是过往价值冲突与观念歧异的必然结果，也是新一波冲突升级和歧异加剧的必要条件。撕裂时代的政治抉择，一切皆有可能，但任凭特朗普或拜登个人多强大，也不可能改写时代，更不可能左右未来。极化时代的美国政治终将走向何方，唯有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