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崩离析的国际经济体系及其前景｜独思录x郑永年_风闻

智库中国     2024年07月15日 18:11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大湾区评论 ，作者郑永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经济失衡已经逐渐成为各方的共识。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何世界经济不仅没有再平衡，反而越来越不平衡？

郑永年教授指出，我们需要回到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讲的“两个均衡”来寻找答案。今天，内外部失衡已经产生了两种经济不平等——内部经济不平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和外部经济不平等（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并导致了两种主义（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地缘政治再次回归，不仅终结了超级全球化的进程，更使得在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的国际经济不会出现任何确定性。

如何解决？本文强调，重要的是大国如何处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关系问题。切记不可遇到了自己国家的“私利”，就忘记国际利益。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想要“同球共济”，就需要全球经济治理。

01 经济不平等导致

意识形态崛起

**今天讨论如何通过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来维护全球增长的平衡性与稳定性问题，我们需要回到经济学家凯恩斯所关切的两个均衡，即内部均衡与国际均衡。**在凯恩斯那里，内部均衡主要表现在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之间，而外部均衡主要指的是国家间贸易的平衡。凯恩斯的两个均衡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都深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

今天的世界经济与凯恩斯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无论是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都具有了全新的内容。尽管如此，凯恩斯的两个均衡对理解今天世界经济依然具有理论意义。即使从凯恩斯的两个均衡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国际经济的形势远较我们大多数人所分析的还要坏。**尽管凯恩斯是经济学家，但是他比较充分地考虑到其他非经济因素对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影响。今天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微观，经济学家们已经把非经济要素完全排除在经济思考之外，甚至也很难考虑不同经济要素之间的关联。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谁也不会否认今天国际经济的失衡。**至少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经济失衡已经是各方的共识。各方也试图努力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但问题在于，这么多年过去了，世界经济不仅没有再平衡，反而越来越不平衡了。如果仅仅从经济要素来分析世界经济，那么就会导向比较乐观的结果。但如果考虑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那么人们就不会那么乐观了。今天，说世界分崩离析并不为过。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这一看法。

2011 年，金融危机下“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聚集在纽约大军广场（图源：彭博社）

凯恩斯的两个失衡产生着两种经济不平等，由此导致了两种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使得整个世界面临内部革命和外部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和国际经济都是失衡的。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国际经济由各主权经济体组成，是各主权经济体内部失衡才导致国际经济的失衡。今天，**内外部失衡已经产生了两种经济不平等，即内部经济不平等和外部经济不平等。内部不平等表现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表现收入和财富差异过大，社会过于分化。**如果考虑到种族、民族、宗教等因素，社会分化趋势更为严峻。**外部不平等表现为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富国越富，穷国越穷。**数十年的全球化几乎把所有国家都卷入全球经济进程之中，但不仅没有减少国家间的贫富差异，反而在增大。

**这两种不平等已经导致了两种主义的崛起，即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内部不平等导致民粹主义崛起。经验地看，民粹主义总是和内部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也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但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主体。同样，民族主义总是和外部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北方与南方的关系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即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尽管西方国家也在用“民主”与“专制”“全球东方”等概念来模糊国家间的不平等，但很难取代各主权国家在国际层面对发展权的追求。

2018 年 12 月 1 日，一名女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北基伍省马西西地区卡马塔雷的一座钶钽铁矿中搬运一箱水（图源：路透社）

历史地看，**由内部不平等所导致的民粹主义运动经常导向内部革命，而由外部不平等所导致的民族主义运动经常导向国际冲突甚至战争。**一战和二战的历史都说明了这种关联。并且一旦国际冲突开始，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问题就更难以解决了。实际上，当各种试图解决内外部平衡的方法都无效和失败之后，人们（往往掌握权势的政治人物）便开始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在内部暴力往往表现为革命，在外部暴力往往表现为冲突与战争。

02 地缘政治的回归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人们以往的关于国家间经济关联或者全球化对国际经济影响的诸多结论就不成立了。**总体上看，是地缘政治优先于经贸交往。在学术和政策界，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全球化所产生各国间的（高度）相互依赖是否能够稳定国家间的关系，即人们所说的经贸关系是否构成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经验地看，**不管国家间的经贸关系是多么的紧密，国家间还是发生冲突和战争。**一战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一战前，欧洲各国之间的经贸高度依赖，以至于很多人相信，再也没有人愚蠢到诉诸暴力来解决国家间的矛盾。但事实上，战争发生了，并且不只是一次，而是两次。

**至少近代以来的大多国际经贸关系发展都指向了地缘政治的优先地位，也就是说，只有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稳定下来了，全球化才有可能。**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的三十年之所以经历了一波全球化，这与欧洲和美国之间解决了地缘政治之争有关，即美国通过“门罗主义”和欧洲国家确定了各自的地缘政治范围，那一波全球化的主力是欧洲。二战之后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和苏联确定了各自的地缘政治范围，但当时的全球化只发生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因为苏联阵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没有任何全球化的前提条件。1980年代之后之所以经历了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超级全球化”正是因为中国主动向西方开放和随后的苏联解体，地缘政治竞争似乎暂时消失了。今天，地缘政治再次回归，过去数十年所经历的超级全球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的国际经济不会出现任何确定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士兵在战线上就位，一站的最初几场战役发生在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的塞尔山地区（图源：美联社）

没有人会否认今天的国际经济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也没有人会否认有效的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不仅会影响全球贸易体系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也是推动全球经济朝向更加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人们也知道，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中必须扮演重要角色，同时这样的改革必须适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现有机构，以及建立新的多边治理机构等方式。在气候方面，我们知道需要专门为全球气候变化等设置新的政策应对与协调机构，将协调壮大全球新能源产业囊括进来。

**尽管我们并不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知识，但为什么改革那么难呢？原因很简单，在地缘政治问题的解决没有明朗之前，其他所有问题就难以解决。**人们可以讨论“应当怎么做？”的问题，但所有的“应当”不会在现实层面发生。

**尽管在主权国家平等的时代，人们并不喜欢“霸权”和“强权”等概念，但大国在塑造国际秩序（包括经济秩序）过程中的作用是较小国家不能替代的。**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问题上，大国的合作是关键。**全球治理本身就是好的国际公共品。大国理应在提供国际公共品上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小国在这方面无能为力，往往选择“搭便车”。**即使小国能够团结起来，但依然不会改变全球公共品短缺的局面。在这方面，今天的大国关系出现问题了。尽管今天似乎形成了诸多大国和区域集团并存的局面（日本、俄罗斯、印度、土耳其、印尼、欧盟和东盟等），**但就经济重要性而言，中美关系无疑决定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大局。**但恰恰是这对关系出现了大问题。

2022年，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国宴厅举行的《2022 年通货膨胀削减法》签字仪式上讲话（图源：路透社）

03 中美在全球经济秩序上的

认识差异

尽管美国迄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其今天的行为和大国责任并不相符合。**一句话，美国过于自私，并且其以自己为主的经济政策产生巨大的负面的外溢效应。**当前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二战后的国际力量格局，尤以美国为中心。但拜登上台后延续了之前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经贸政策，对内回归以货币主义为核心的新凯恩斯主义，大搞产业政策和放任债务失控，对外发起“新华盛顿共识”，用“小院高墙”和新的排他性的多边经贸组织来扭曲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这不仅加大了对全球经贸秩序、政策协调机制的破坏，而且使得全球经贸结构、金融稳定性受到严重冲击，将全球置于更大风险之上。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因此在美国搞经贸脱钩的情况下，一直在全力推动全球化。“一带一路”“金砖”“亚投行”等都是中国推动全球化的手段。但美国则不这样看，美国把中国所有这些努力都视为是针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之争”。没有人会否认中美两国是世界经济秩序最重要的两个基石，如果合作，世界经济秩序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一旦当地缘政治优先的时候，经贸合作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再者，就凯恩斯经济学的两个平衡问题，即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问题，中美两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国强调的是内部平衡，认为不存在抽象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是各国经济的总和，因此世界经济的失衡主要是各国尤其是大国内部经济失衡的产物。中国因此一直强调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不这样看，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强调内部经济要平衡，首先要实现国际经济的平衡。**例如，两位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一系列国家内部问题只有在理顺世界经济问题后才能得到解决。国际（外部）问题不解决，国内（内部）经济问题就不可能解决”（Peter Temin and David Vines, The Leaderless Economy: Why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Fell Apart and How to Fix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因此，**西方国家从来不反思内部的经济政策，总是指责他国的经济政策。这种观点的背后便是美国霸权论。**根据这一理论，只有美国恢复了往日的霸权，世界经济才会恢复均衡状态。不过，这种观点离美国的现实情况已经太远了。不管如何，这种认知的不同也是今天东西方不能就世界经济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7年4月21日，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项目，中马友谊大桥首个墩身成功浇筑（图源：新华社）

04 唯有面临生存危机

才能促使合作

**也同样重要的是大国如何处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关系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这两个利益区分不开来，需要人们有一个平衡的看法。但很多国家过于注重自身国家利益，而反对那些有利于国际利益的经济活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针对中国新能源产品的政策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反对和阻止中国新能源产品的出口，即所谓的“产能过剩”。但实际上，**各国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有了比较优势，才有各国间的贸易。**并且，**气候变化是今天各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气候利益也是各国所追求的国际利益。**一旦遇到了国家的“私利”，一些国家就把国际利益忘得一干二净了。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有助于重塑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全球南方、东南亚、墨西哥等非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贸结构中的实力提升，其在国际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协调中的影响力也理应增强。**但在这方面，世界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如何在国际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中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和利益；二是更多国家的参与使得政策协调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建设处理这种复杂性的制度和机制。**这两方面都有问题。尽管全球南方的声音很大，但能力依然很小。能够反映全球南方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机制建设还遥遥无期。正如现存联合国体系的改革一样，如果大国之间没有共识，那么任何改革会变得困难，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再者，全球南方也并非铁板一块。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多于它们的共同性，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有效的协调机制，而且它们之间也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

1月，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的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上发言（图源：新华社）

随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恶化，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危机等全球共性治理问题上，国家间并不存在有效、有力的政策协调。没有人会否认，所有这些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共同应对。人们也知道，**今天应对这些问题尤其需要抛开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产业竞争的态度进行政策协调，否则情况会加速恶化。**如果各国陷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如何能够加强对脱碳产业的支撑而维护全球公共利益呢？

但现实是残酷的。历史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如果没有解决好地缘政治问题，所有这些“应当有”的合作，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这不是世界的终结。原因很简单。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是“同球共济”，因此，这个世界需要全球经济治理。如果全球经济治理，继续恶化，那么所有人必然失去地球这个安身立命之地。

**也就是说，当所有国家都同样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人们就有动机进行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基辛格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基辛格认为，今天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谈判犹如美苏冷战期间的核武器谈判，因为正如核武器，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都能致对方于死地。**一旦中美两国就地缘政治达成了共识并且达到一个均衡点，那么两国其他方面的合作（包括国际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就不再变得困难。**再者，气候问题也越来越对人类构成致命的威胁。在共同的生存危机下，不仅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大国之间，而且大国与小国之间，会有更多的共识、更多的利益、更多的动机来促成合作。

*本文根据郑永年教授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办的“第八届全球智库峰会”（2024年7月4—5日）上的发言整理和扩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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