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新论二、从捕猎到畜牧_风闻
社会大厦-新质生产力撬动新质社会主义52分钟前
地球上最初的人类应该是捕猎的,而不可能是采集的。否则,吃草营养远远不够,采籽收获又必定不足,不捕猎而既要营养够又想收获足,那他们就只能再返回到树上去摘果;更何况植物的发芽与结仔还有季节性;再者说,原始人类若真成天地蹲在地上采集,那又势必对其直立行走的肢体进化不利,对其幸福意志的养成升华不利;所以说,得支持原始人类生存与进化的,只能是捕猎,而其所谓的“采集”,那顶多是偶然补充,闲来消遣,就如同期他们的“打磨工具”与“琢磨知识”一样。
当然由于其婴幼漫长的成长期,远古猎人要在险象环生的原始生态图存,首先必须得托庇于巢穴;不像那些大型草食动物,幼仔刚出生不久,就能够奔走跳跃,跟上游迁露宿的队伍。而猎人的祖先凭着其攀爬的本领,首先由树上栖息的猿,演进到山顶洞居的猿,然后再靠着其用火的技能,由山顶洞居的猿,演进成山脚穴居的人;则始终可以遮风避雨,保证休息,为来日的捕猎活动储备体力,养足精神;不像那些大型草食动物,日则旷野奔波,夜则高地警戒,成天心惊肉跳,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如若误闯洞穴,反而容易遭敌害瓮中捉鳖。
然而巢穴仅仅是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守”的安宁,体单力弱的远古人类要想在毒牙利爪,强手林立,攻防趋避,各有绝活的动物圈中克敌制胜,更须发扬其精明发达的脑与灵巧解放的手,斗智不斗力!当然凭着躯体以外的东西,仰仗于制作与使用工具而遂其志,在獠牙利爪的眼里那只能算“奇技淫巧”,在“霸道”的面前则永远属于“诡道”;可是在客观上动物躯体发展本身有其极限,而人类为满足一颗“贪婪”的心,竟至独辟蹊径,引入工具以延伸躯体,那就恰恰在不知不觉之中,开拓了自己的发展空间而至于无限。
当然人类所制作与使用的工具,从最初极其简陋笨拙的石具骨具,到后来可轻松致敌死命的弓箭投枪,演进属百万年级的!不像后世从弓箭投枪到火枪大炮,也就近几千年的事。然而远古猎人为了生存,既不得不托庇于巢穴,那其活动范围就势必被局限于巢穴附近不远的一片地方;可是活动范围有限,却正方便了他们熟悉与利用周遭环境,地形植被,摸索与掌握过往猎物的生活习性,命门软肋;进而因势利导,顺手牵羊,以逸待劳,暴起突袭,瞒天过海,布陷设套,处心积虑,破卵倾巢!
其实,动物世界,掠食者与掠食者之间的冲突,首先往往是地盘上的争执,而并不是一方刻意就要掠食另一方;因为两强相争,若不留有余地,最终势必是败者立死,胜者亦伤,而伤者过后更还是得饿死!又何况,肉食动物的肉,吃起来也大多并不可口——蜜獾能有多大体量?然其不屈的斗志,却足以助它逼退猛兽,饱餐蛇蝎——于是随着捕猎工具与捕猎技能的漫漫进步,作为掠食者的猎人,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了,可能捕获的野兽也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了。
那么,猎获物多了怎么办?依着猛兽的心理,当然是先放血,统统杀死,然后能吃掉的吃,吃不掉的丢;但猎人决不畅一时之快,猎人会将它们先绑着,绊着,进而养着,等以后缺食时再现宰现吃——这是猎人意识的高明者之一。再进一步,养育物也越来越多了,缺食的时候,先吃哪一个,留养哪一个?以前的猛兽与猎人,当其掠食的时候都是哪个易捕捕哪个,捕到哪个吃哪个,故此最先受攻与惯常遭殃的,也正是弱小与在孕的;而现在猎人养育猎获物尽管最终还是为了吃它们的肉,但优先宰杀的却是肥壮已然长成的,对于弱小与在孕的,给予更多的倒是关怀与照顾——这又是猎人意识的高明者之二。于是基于这两大发展意识,再加上人兽所共有的“护食”天性,猎人终于从机警而“改不了吃屎”的猎犬开始,逐步驯出了羊、马、牛、猪,进而就此由大自然一个根本破坏的掠食者,变成了一个有所建设的生产者。
当然,畜牧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一只牲畜从出生到成熟,从幼弱到肥壮,都需牧人给予旷日持久的悉心照料;早期的牧业首先也是由猎人之中承担着更多育儿责任的妇女作为捕猎的一种延伸与补充才得成长壮大的,而男子为了收获现成则依旧需要履险犯难,追逐猎物;可是就同一地方,畜之以牧吃独食要比纵之自然而与猛兽争食,可养活的人多得多,收获也安全稳定得多;于是随着牲畜的繁衍,牧群的壮大,牧业这种根本突破了兽类活动,率先注入了人类劳动的生产事业,就必将代替捕猎而上升成为人类一型最初的社会主导生产力。
随着牧业的上升,牧人的族群普遍发展壮大了,其成员间的血缘也逐代疏远;并且畜不合群有放无拢,人不结伙疲于奔命,人多了狼就躲了,人少了狼还硬上!牧业本身就是一种协作性产业,故此它对人类的语言交流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随着牧业的上升,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不得不由捕猎时代的依托于特定巢穴定居,而向牧业时代的追逐水草游迁转变;于是,牧群与牧群之间的接触,交往,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了。
然而“有所建设”仅仅是人类生产发展艰苦卓绝的第一步,人类的牧放牲畜说到底也只是给牲畜起到了有限的“守护”与“引导”的作用,而并不能改变其生长发育的固有方式;牧业这种低级而简单的生产可能得到的收获,最终还是得托庇于“大自然的恩赐”:一群活蹦乱跳的牛羊,培育起来跋山涉水,成年累月,可一但遇上了旱灾水灾,遇上了暴风雪,遇上了瘟疫,或许一夜之间,就可以给你统统归零——“家有千万,血口袋不算”啊!
起先遇上了灾情,回头再依靠捕猎,图点现成,牧人们大多还能度过难关;可是后来族群大了,成员多了,牲畜再大面积死亡,若继续依靠捕猎,势将无济于事!于是,一种新的图现成——对他族的劫掠——又成无奈之举,每一族群救急图存的无奈之举;所以长期以来,调动成员力量,应对族群冲突,提升男子地位,组织对外争战,甚而把整个族群打造成为一个战斗族群,又成为每一族群保生存,图发展的当仁不让,无可避免的头等大事。
不同族群之间最初的彼此劫掠,当属救灾救急性质;可是后来劫掠惯了,回数多了,“救灾救急”就难免变成“备灾备急”;然而这“救灾救急”既变成了“备灾备急”,那么族群之内,生存之外,财产也就开始有了盈余;最初的救灾救急当然是只要牲畜不要人,可是后来牲畜劫得多了,总得有人养吧?再者说战斗人员不断增加,长期消耗,生产人员又势必不足;于此先前“只要牲畜不要人”的劫掠,又渐渐地演成了连牲畜带人的整体并吞。
同样是新陈代谢,趋利避害,动物的“活动选择”相较于植物的“静待适应”,已然达成了一次质的跨跃;于此,通过掠食植物或者其它动物的躯体以满足其生命需求,因而也成功地减轻了自身代谢负担的动物,就得超越植物而成为生物界中的高等生物,自然界中的高等物类;而借助于动物的活动选择本能,人类的牧放牲畜也自然成为一型对其技术要求最低,劳动需求最少,因而可能率先发展上升的社会初级主导生产力。
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是说的植物。动物“活动选择”的能力演进升级了,但其“静待适应”的能力却严重地消退了;于是牧业这一在人类的生产发展史中最为简单最为低级的生产事业,就同时成为一型受自然环境影响最深,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最弱的产业;所以,当此人类从原始亲情社会向最初阶级社会迈入的时代,各游牧族群所不得不推崇向往,争相发展的,就不是其简单低级,老少贤愚俱得胜任的游牧劳动能力,而是族群整体的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亦即整体的劫掠争战的能力!那么古代牧人在彼此的争战中,又是如何成功地打造其强大的战斗力的呢?
早在捕猎时代,猎人当其在恶劣环境中求生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一些经常致人灾祸恐慌,于人又无可奈何的自然物,自然现象以灵性化,人格化;希望能够通过纵火扬声,抛掷秽物以阻断之,逼退之,又或者通过跪拜求饶,承诺许愿而满足之,劝离之,盼使亲人免遭荼毒,转危为安。而牧业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一型受气候环境影响最为严重,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最为脆弱的初级产业,一但遇上了灾情,人们往往无从措手,势必失却自信;而人一但丧失了自信,那就只能依靠“他信”,聊以自慰,借以解忧。这就好比后世人们,恶霸欺负得不行了,就幻想来个“侠客”,贪官祸害得没路了,又梦想碰个“青天”,先精神胜利,麻醉一时,过后再硬起头皮,为儿为女,返回现实,重头再来一样。所以“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神灵信仰”,就势必不约而同,如火如荼了!
于是进入牧业时代,随着个人的灾祸逐步被群体的灾害所淹没,随着自然的灾情最终被族群间的劫掠所代替,神灵也渐渐地分出了男的与女的,美的与丑的,好的与坏的,送子的与索命的,救死的与放瘟的……当然面对各路神通广大,来去无踪的神灵,人的力量实确微不足道,依然无可奈何。然而此时的神灵既已各司其职,分出了好的与坏的,既经有了人情味,而非油盐不进;那么人们如果择其善者而信之仰之崇之拜之供之求之,岂不是就可以争取他们亲近本族,佑护本族了?
那么神灵真的吃谁向谁吗?——还不确定!那么神灵真是各管一方吗?——也不见得!那么世上真的有神灵吗?——更不清楚!然而古代牧人既经邀得神灵做了本族的“守护神”,那么族人就有了“主心骨”,有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有了义无反顾的作战勇气与前仆后继的必胜信念,这却是千真万确,有目共睹的!当此争战杀戮,族群融合的时代,当此作战装备粗陋简单,攻防战术蒙昧贫乏的时代,当此亲情关系已然瓦解,阶级关系亟待确立的时代,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强大的精神支柱更重要,更具威力呢?
古代牧人其认知水平实在是太低了,遇事不是依哪个主意行事的问题,而是哪个主意都靠不住的问题;不是由谁拿主意的问题,而是谁都拿不定主意的问题!于是在族人面临生死关头,必须做出艰难抉择的时候,一些得与神灵“对话”,或者干脆得神灵“附体”,因而可当机立断,传达“神谕”的人,就自然会脱颖而出,得到族人的拥戴,进而上升成为族群的领袖,引领一众得神灵佑护激励,为神灵效力卖命的族人,在争战中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一鼓作气,所向披靡,最终做大做强,完成各游牧族群的统一。当然许多信仰神灵不诚因而领会神谕不确,又或者轻慢侮辱神灵因而触怒了神灵的族群,那就惨了,他们行事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作战贪生怕死,一触即溃,最终牲畜被掠,神坛遭毁,族人也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战俘。
如此随着远方的族群逐步变成近邻,随着邻近族群的长期冲突,不断兼并与最终融合;随着在融合中血亲的氏族扩展而成为姻亲的部落,姻亲的部落联合而成为地域的部落联盟;远古猎人千百万年来世代相传的那种各尽所能,不分高下的亲情的家庭体制终于不得不瓦解了,代之而立的则势必是某种进退有序,取舍有道的阶级的社会体制。
于是,一种突破了血缘,但继续认同于血统;悬殊于阶级,但依旧差别着氏族;因而比原始社会更加复杂,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贵族社会,终于确立了。在贵族社会,被劫掠的战俘族群,他们被迫加入到敌对族群之中,能活命就感恩不尽了,又岂指望保有财产,当家作主?——是成为贱族;在争战中胜出的英雄族群,他们不仅掠得了财产,而且掳得了贱族,自然当仁不让,上升而成为生杀予夺,不劳而获的贵族。
打天下必须遵照神灵的“启示”征战,坐天下当然也得遵循神灵的“意旨”办事,于此贵族生而高贵,子子孙孙都做贵族,贱族自来卑贱,世世代代全成贱族。因为冲突与征战的胜负仰仗于上天神灵的“眷顾”,牲畜产出的多寡源自于上天神灵的“恩赐”;因为上天神灵不仅主宰着日月星辰,风云变幻,而且操控着人间祸福,旦夕来去;因为母羊下不出婴孩,草木长不出骨肉,石头发不出枝芽……凡此种种,宇宙万物,都是神的安排,人世界又怎么可能例外呢?于此“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于此帝王统领诸侯,诸侯支配贵族,贵族监管贱族,贱族牧放牲畜,牲畜啃食牧草,牧草吸纳大地;且各当其位,各领其事,如此定纷而止争,长治而久安,何乐而不为呢?
贵族体制所构建的是一种惯性不变的社会环境,所影响形成的是一种“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一世虽灾难深重,但下一世尽可天堂极乐”的宿命迷信文化,而此种社会体制与文化环境其于社会成员劳动能力提升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甚而是抵触性的。当然相较于原始社会的与猛兽为伍,觅洞穴而居,早出不测晚归,小群零散活动,无所谓高下,更谈不上分工,贵族社会到底也算一种进步;因为毕竟,社会上极少数极少数的贵族,他们已经开始幸福了。
赵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