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宅基地流转释放发展新动能_风闻

2024年7月15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在北京召开，深化改革是本次三中全会的重要主题。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腾飞发展，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受益于全球化分工，中国人口红利、市场潜力、资源优势等得到充分彰显，逐步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也要用改革的方法在不断发展中予以解决。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突出问题，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出新的重大利好政策，以新的发力点极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内生动力。2024年2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的意见》，将土地要素改革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对此，或可以土地制度改革为其中一个抓手，将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突破性改革举措，加大力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我国经济未来几十年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力。

一、改革开放历史上三次重大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隔十年左右便会出台一个重大举措将改革开放推到更高水平，为我国经济发展释放巨大红利。从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到1994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带动了之后持续多年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再到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改革开放这条“必由之路”上不断前行，在探索创新中破解了一个个发展难题。

（一）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推广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而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是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中国农民创造了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生产责任制。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对包产到户给予明确肯定，有力地推动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

在8亿农民的期盼中，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在党中央的持续支持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许多地方一年即见成效，粮食产量明显提高，几年就变了个大样。到1987年，全国98%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摆脱了停滞的困境。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中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开启了中国从短缺经济向富裕经济的转变，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中国也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二）1994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农村改革的发展及其成功，直接推动了城市改革的进行。计划经济时期，城镇住房制度实行的是福利性供给制。1980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改革城镇住房投资、建设和分配制度的总体设想，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实现商品化、社会化。从1980年到1993年期间，住房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试点售房阶段(1979-1985年)、提租补贴阶段(1986-1990年)和以售带租阶段(1991-1993年)。

199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在三年多改革实践基础上，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制定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了职工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为推进住房商品化创造了条件。

由此，我国福利分房制度正式结束，商品房市场正式开启，房地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并迅速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房地产业体量大、产业链长，通过投资、消费既直接带动与住房有关的建材、家具、批发等制造业部门，也明显带动金融、商务服务等第三产业，影响带动上下游50多个行业。据统计，中国房地产及相关建筑业在GDP的占比高达26%，是全球最高的，对国家经济有系统性的影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将房地产业对经济的重大影响概括为“456”：即房地产的相关贷款占银行信贷的40%，房地产的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居民财富60%在住房上。

（三）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列的现今全球最具广泛性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前身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国曾为GATT的23个创始缔约国之一，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一度失去了这一地位。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提出关于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1995年，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中国复关谈判也转为入世谈判。2001年12月11日，经过多年谈判，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入世”之前，我国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经营外贸的公司只有外经贸部所属的十几家专业外贸总公司及其口岸分公司。加入世贸组织三年后，我国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根据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自2004年7月起，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所有对外贸易经营者均可以依法从事对外贸易。由此，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促进了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多元化外贸经营格局的形成。随后，“入世”持续释放的红利让中国经济实现腾飞，一步步成长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和“制造大国”。短短二十余年，中国GDP从2001年不到10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23年的126万亿多美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连续多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

二、新时期我国需要推出第四次突破性改革举措

到2021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8亿人口脱贫，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又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站在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的中长期角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不仅要继续努力推动经济发展，防止出现返贫，还要重点关注并提升低收入农民及农民工等群体在中等收入人群中的比重，推动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化，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时也指出，未来十几年内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将从目前的4亿多人翻一番增加到8亿人。显然，近3亿农民工群体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从4亿多增加到8亿的主要构成，新发展阶段的突破性改革举措也要着重改善其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从而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

（一）经济下行期房地产需求不足，宅基地制度改革是一个突破口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经济支柱产业明显走弱，是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个重大风险因素。在疫情冲击、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与严格调控政策等合力作用下，我国房地产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房地产市场经历了1998年房改以来最猛烈的调整，一批头部民营房企爆雷，购房者关于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已经消失，房地产需求大幅回落，各地烂尾楼断供事件持续发酵。据估算，截止到2022年底，我国断供房数量或已达到350万套。2022年来我国房地产新政策接连推出，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202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但与此同时，中国楼市依然跌势迅猛，2022年见顶大跌26%，2023年再跌了8%，2024年前5个月又大跌了23%。商品房销售面积也从2021年的18亿平米，跌到了今年的不到9亿平米，三年下跌了50%。根据房产及相关产业占中国GDP26%的份额，房地产下降10%，GDP增速就会下降2.6%，今年地产市场大跌20%，意味着将使GDP降低5%。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2023年12月23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3年会上表示，当人口不再区分城镇户籍和乡村户籍，就可以相互转换，城镇农村转移人口能够获得同等的公共服务和进入市场的权利，就会安心在城镇买房，以此推算，消费需求可以提升将近30%。同时，农村大量的宅基地和自建房可以自由转让，土地和房产将得到有效利用，进城农民获得初始安家的资产，可复垦的农地会增加，这也有利于粮食安全。

今年3月两会期间，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中房集团原董事长孟晓苏接受媒体记者专访时也表示，应当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包括改变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这是农村改革的必然走向，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孟晓苏认为，当前迫切需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实施农村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让农村宅基地和城市土地一样具有市场价值。而不是仅仅允许在农户之间转让，后者不会让农村土地具有与城市国有土地相同的价值。

同时，长期关注和研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也多次就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建言献策。今年两会期间在接受采访中，蔡继明表示，通过农村宅基地的自由出租、转让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实现宅基地使用权在公开市场上合法流转，能够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实现农村建设用地的集约、节约利用，通过放开农村宅基地在城乡之间的流通，鼓励农民利用宅基地获取进城资金，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早在2016年也在《环球时报》刊文呼吁进一步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文中指出，根据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宅基地的获取方式是无偿使用、划拨，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城镇住房由单位和国家提供的形式。农村宅基地没有市场价，应赋予宅基地商品属性，让农村人与城里人一样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处置权，获得土地流转升值的财产价值。农村人口进城购买二手房，也带动城镇居民住房改善，促进房产尽快去库存化。土地是供给有限商品，无法持续为农村人口分配宅基地，这种解决方式也让拥有宅基地的人口承担了土地使用权成本，合理反映土地稀缺价值。

（二）城乡二元结构制约农村发展，可改革盘活宅基地经济价值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近几十年来，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及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我国房地产价格普遍出现较大幅度上涨。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扩大了城市家庭有房者与农村家庭城市无房者之间的财富差距。当前，我国城市家庭住房资产占总资产比例约为七成，房产已成为我国居民家庭的主要资产。但相较而言，许多城市家庭享受了福利分房和房价上涨的时代红利，大多农村家庭则没有从宅基地等土地或农宅获得资产性收益。城乡二元体制作为我国历史发展产物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也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根本性因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达到30130元，2012年这一差值只有15738元，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依然突出。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财产性净收入之比高达10.29倍，远高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2.39这一水平。有研究者指出，以非交易性为显著特征的宅基地使用权现行流转模式制约了宅基地经济价值的实现，流转限制过多、退出机制缺失阻隔了农民的致富道路，使农民的财产性收益难以实现，阻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成为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障碍。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新市民”基于换取立足城市起步资本等因素的考虑有意将其所拥有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出去，宅基地使用权转出需求越来越强烈，所涉及的拟流转宅基地规模也越来越大。据自然资源部的不完全统计结果，全国至少有7000万套农房和3000万亩宅基地闲置。

农村宅基地和农宅等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和重要财产，但按照现行制度，农村宅基地交易限于村集体组织成员之间，宅基地交易缺乏有效市场和制度支撑，既无法上市也不能用于金融抵押，农民无法从中获得财产性收入。对此，如果20世纪90年代城市住房改革下职工单位分的房子可以买卖，可以产权化、私有化，那么农民工在农村的宅基地能不能实现买卖转化，给农民的宅基地及农宅发产权证，使他们可以交易宅基地及农宅的使用权，使拥有在城市立足的第一桶金？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2023年底参加论坛时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流动、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的资产和不可流动、不可交易、不可抵押担保的资产市场估值差距非常大。当年流通和非流通的国有股，差距差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农民为什么财产性收入低？是因为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所以其财产性收入提不上去。此前，刘世锦2021年底参加论坛时，还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在低收入群体中间，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大概是4亿人，对应的家庭年收入是4万到10万。在这部分人中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关注进城的农民工，因为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城市居民占到40%左右，农村居民占到22%，目前还处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能占到18.8%，有农转非经历的城市居民，也就是以前是农民，现在成为城市居民，也占到19%左右。这三部分人合起来，就是潜在中等收入群体，就占到了60%，下一部分我们要关注潜在收入群体，其实主体还是农民，最后还是农民怎么进城的问题”。对此，他强调要打通城乡人员、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的通道。他认为，从大的方向来讲，还是要继续鼓励支持农民进城，特别是已经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怎么能够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同时，也要打通城里人下乡的通道。

（三）我国城镇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从2013年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作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以来，我国多措并举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速率明显加快。截至2022年我国1.4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长至2023年末的66.16%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显著提升，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但同时，到2023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仍接近3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8.3%，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仍有较大差距。以人口流入大省广东为例，2022年广东常住人口12656.8万人，户籍人口10049.7万人。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流动人口总量全国第一，广东外来人口总规模高达2962.2万人，占总人口的23.5%，位居全国之首。可见，广东近三千万外来人口中有两千多万人口无当地户籍，其中包含大量农民工及其后代。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美国家的城镇化率基本稳定在80%左右，据估算我国城镇化率至少要达到75％才能基本稳定下来。未来我国城镇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蕴含着巨大内需潜力和强大发展动能，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已处于快速发展的中后期，正在转向全面提升质量的新阶段。其中，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仍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到，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将城镇常住人口全部纳入住房保障政策范围。让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是我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要在户籍、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保和住房等领域出台各种配套措施。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既需要统筹规划、稳步推进，也需要适时推出突破性政策。

事实上，相关研究思考在二十余年前便已萌芽。早在2001年习近平在《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便研究指出，“绝大多数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并未真正融入城市，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取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从人们出生之日起就分成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两种不同身份的户籍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应理智而又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大胆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坚决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彻底消除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表示，“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突破了百分之六十。今后十五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要从规划编制、要素配置等方面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的政策已经出台，各地要抓好落实，不能玩数字游戏”。可见，以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重要节点，我国要加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三、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释放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基础性、根本性、全局性的制度。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只有征用后才可入市转让交易。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工业用地的情况下，实际入市的住宅用地规模相对较小，在一些大城市供给少可能导致房价上涨，同时农村土地价值难以实现。毛主席曾深刻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当前，进一步推进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时机也已经成熟。

（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试点推进中

当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及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抵押、自愿有偿退出、有偿使用等问题都在探索解决之中。2015年，中央启动了包括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在内的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探索完善农民宅基地权益、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的路径办法。在总结试点实践基础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创新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改革思路，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从许多地方的试点实践来看，农村宅基地改革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下融通城乡要素的突破口，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步骤。

此前，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理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自然资源部有关研究报告认为，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将成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的重要抓手。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这些文件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市场做出了重要顶层设计。

2023年4月25日，自然资源部宣布我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这意味着经过十年努力，从分散到统一，从城市房屋到农村宅基地，从不动产到自然资源，覆盖所有国土空间，涵盖所有不动产物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全面建立。这不仅有助于保护人民群众的重大财产权，保障交易安全，降低政府治理成本，也为我国实现宅基地入市买卖流转及适时出台房产税奠定了基础。2023年7月，自然资源部印发 《关于持续推进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通知》，明确加快推进房地一体宅基地地籍调查，规范有序推进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度强调，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这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1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可见中央对此项改革的高度重视。2024年2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建立健全同宏观政策、区域发展更加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要素配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协调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增强土地要素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这是2024年开年中央推出的一项重大改革政策，意味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次土地制度改革或将全面开展。

（二）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步伐，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改革、发展与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当前，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理论基础、试点积累，其必要性、紧迫性已有相当社会共识。经过多年改革实践与试验准备，新阶段土地制度改革或许可以步子迈得更快一些，力度更大一些。

重庆地票制度实践表明，实施地票制度，实现占补平衡对于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打通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渠道、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及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条件更加成熟，可参考重庆地票制度实践及各地“三权分置”改革情况，尽早完成全国范围内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给农民及农民工在农村的宅基地颁发产权证。正如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给亿万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宅基地产权证的颁发也可更多让利于农，让农民可以较低价格分配到宅基地。

此外，可赋予农村宅基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用益物权、完整的收益权、完整的担保物权，允许农户的宅基地使用权在集体经济组织之外合法出租转让和抵押贷款，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买房租房和租用宅基地建房，正式认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发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并通过法律修改得到承认。可结合试点情况分阶段、分区域、有条件地加快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逐步有条件地扩大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对象和范围，最终实现从限制流转到自由流转的过渡。同时，逐步开放宅基地使用权的租赁市场、抵押和转让市场，并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后，完全放开宅基地使用权的商业化流通市场。

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房价基本稳定、避免房地产市场崩盘并催生新一轮房地产市场繁荣，有助于我国早日推出房地产税，缓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之下的财政压力，并为地方政府提供新的可观而稳定的税收来源，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长期支撑。在“存量房”时代，房地产税可能替代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我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为全面充分掌握房地产信息和科学决策提供了基础，也为存量房地产税的征收提供了条件。而且让房子多、价格贵的人多交税也可发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助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三）推进城乡协调融合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全面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通过改革盘活农村闲置土地，一方面可为城市居民下乡养老、休闲旅游、发展乡村经济等提供政策保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提供政策便利，从而为提振乡村振兴注入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技术流、物资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并以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推进新农村建设，激发新的增长空间与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可赋权倾向在城市生活的农二代、农三代或老一辈农民，使他们可以通过农村闲置宅基地及农宅等获得资产性收益，提升融入城市的信心和底气，并为城镇房地产市场注入新动力，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由此，在不触及18亿亩耕地红线下，可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中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第四次改革重要突破口，通过推进城乡协调融合发展极大程度上释放我国内需潜力，为我国经济未来至少二十年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力。

同时，就社会层面而言，开放宅基地流转也有助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据统计，2022年我国还有902万留守儿童。尽管社会各界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作出了巨大努力，但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不能与父母一起生活的问题。放开宅基地流转，推动农村人口落户城镇，让更多留守儿童随父母一起迁入城镇，享受与城镇儿童同等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有利于扩大公共服务供给，拉动城镇生活消费和国内需求，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着眼未来，无论是出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还是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都需要下大力气解决长期以来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改变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结构。

四、结语

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变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来一补”到加入世贸组织后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经济日益与世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年超过30%。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时期，形成陆海内外联动和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3-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和。2023年，在世界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背景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5.2%，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30%。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我国经济尽管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但仍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从国际来看，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多点爆发，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等都在威胁全球化进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持续重构。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转型及制度性改革的艰巨挑战，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较多等严峻问题。对此，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顺利推进，也关乎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早已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引领全球繁荣发展，打造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新发展阶段，要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为中国推动并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提供坚实支撑。其中，包括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等在内的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便是具有历史突破性的重磅之举，将再一次极大解放农村生产力，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内生潜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持久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