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前后，宋哲元对抗日学生的态度是如何发生180度大转变的？_风闻

1935年12月，南京政府继与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之后，又在日寇逼迫下，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推行“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双方选定宋哲元为“冀察政委员会”委员长。

在这民族危机的关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华北。

爱国学生喊出了“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的口号。

由此，宋哲元与北平学生形同水火。军警在西单和东长安街对学生游行队伍大打出手，学生受伤颇多，被捕者数十人。

12月11日，南京政府正式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宋哲元派军警分驻各大学校门，严禁学生出校游行示威。

12月16日，北平44所大中学校学生1万余人，再次举行游行示威，坚决反对宋哲元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喊出“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游行队伍遭军警以大刀、水龙镇压，被捕者二三十人，受伤400余人。

12月17日　宋哲元发表《告北平学生书》，称“有共党煽动利用学生爱国运动”，如仍有“轨外行动”，“决予制止”。

1936年2月，平津等地学生组织南下宣传团，并在北平发起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族解放为宗旨，李昌、李哲人、刘道生等为总队部负责人。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出城不多远，就在高碑店被冀察绥靖公署派军警包围押解回北平。

2月29日凌晨，400多名军警开进清华大学，拿着黑名单搜捕学生运动领导人。将清华党支部负责人蒋南翔、学联负责人姚依林、左派教授方左英抓住，用绳子捆起来，准备用警车带走。李昌、杨学诚动员了民先队员和一些爱国同学，在校门口用棍棒和砖石同军警搏斗，砸烂了警车，把蒋南翔、姚依林和方左英夺了回来。当天晚上，军警就疯狂反扑，增加兵力至四、五千人，大肆搜查清华园，抓去了二十多人。姚依林躲在冯友兰家中，逃过一劫。姚依林从清华逃出后，在北平学联找到魏宜娴。他和魏宜娴共同分析了当局连续三次到东大、中大、清华大学捕人的新形势，决定必须召开一个学联党团会，讨论对策。于是约定好3月5日晚在主管宣传的民国大学代表王其梅家中集合。

3月5日晚，姚依林和孙敬文来到王棋梅家时，却看到一批警察特务已将王棋梅和魏宜娴逮捕。幸好孙敬文灵机一动，大声喊一个假名字：“×××！在家吗?”特务把姚依林、孙敬文抓住，拉到王棋梅和魏宜娴面前，问“认识他们吗”？王棋梅和魏宜娴都说不认识，姚依林和孙敬文都说找人走错地方了。结果，王棋梅和魏宜娴被捕，姚依林和孙敬文逃过一劫。

王其梅与魏宜娴被捕，是由于王其梅被叛徒出卖，一直被特务跟踪，并且在家里查出了共党的文件，属于“证据确凿”，被判死刑。魏宜娴也被钉上脚镣，关入死牢。

与此同时，张申府（朱德入党介绍人之一）、刘清杨等一批教授、学生地下党被捕。

3月9日，被捕学生郭清在狱中受刑病死，北平学联决定举行抬棺游行。

3月31日，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约两千人在沙滩北京大学三院举行追悼郭清大会，会后抬棺游行。军警堵住了三院的大门，学生们在后墙上挖开了一个缺口，把棺材弄出墙外，抬起来就走。游行队伍从北池子走到南池子，在南池子南口附近与大队军警遭遇，经过剧烈搏斗后被冲散，包括学联负责人黄华、清华支部书记赵德尊在内的五十多个同学被捕，近百人受伤。

平津学生与宋哲元的激烈冲突，一直在中共特科的密切关注之中。但是，特科与学生的想法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应该设法争取宋哲元站到抗日统一战线这边来。

特科为什么会如此考虑呢？这是因为特科有特殊的工作任务和特殊的工作方法。

1931年，陈赓受周恩来委托，到平津设立北方特科。在天津，陈赓物色到原北平市委书记吴成方负责北方特科，并告诉他，北方特科直属上海中央特科、也就是周恩来领导，不准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陈赓向吴成方交代了“特殊军事活动、特殊政治活动、特殊情报活动”等40多条工作任务。总之，特科干的就是特殊的活儿。

特殊的任务就要通过上层活动才能完成。可是，当时的党中央，执行的是“关门主义”、“打倒一切”的左倾路线，一切国民党或地方军阀的上层，都在打倒之列， 而不可以结盟或者利用。甚至在兵运策反工作中，也提出并贯彻“要兵不要官”的口号。对此，吴成方提出了疑虑，不准与上层发生关系，如何完成特殊任务？

陈赓明确地告诉他，周恩来指示说，特科工作性质特殊，不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不搞“关门主义”。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利用一切可以团结利用的力量。

周恩来的指示，等于给特科摘去了脑袋上的紧箍咒，这就是后来特科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发挥了特殊的重大作用的根本原因。

但是，1935年秋，地下党在上海已无法生存，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特科被撤销，中央特科当时的负责人王世英组织大批地下党撤退到天津等地。这以后，王世英就是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在平津组织北方特科和上海中央特科的剩余力量，开展工作。我把这个时期的特科成为“最后的特科”。

1935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很快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与宋哲元形成对抗，大批学运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

从特科工作的角度和策略看，应该从上层展开工作，争取宋哲元站到抗日反蒋这一边来。为此，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直接与宋哲元面对面地进行对话。这个人不能有“共党嫌疑”，以免引起外人猜测，宋哲元就不敢接触；但他又必须绝对是“党的人”，才能代表共产党说话；另外，这个人还必须具有足够的地位，同时与宋哲元有所私交，才能见到人、谈的深。

很快，特科就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于振瀛。

于振瀛是国民党左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在李大钊领导下，在北平地区开展反帝、反军阀、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与李大钊一同被张作霖逮捕，由于使用了化名，幸免遇害，于7月被释放。

1928年，冯玉祥的部队驻在陕西，宋哲元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于振瀛被任命为陕西省国民党指导委员兼党训练部长。当时，冯玉祥、宋哲元在大革命失败后投蒋，也逮捕了一批共产党。于振瀛得知后，四处活动，积极营救。在他的努力下，宋哲元将这批共产党释放。于振瀛在陕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度不满。1929 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命令宋哲元以“反中央”、“反地方”和“引用共产党员”三大罪名将于振瀛逮捕。于振瀛在狱中被关押了两个月之后，特务拟将他装入麻袋沉到黄河，恰逢蒋、冯、阎爆发中原大战，宋哲元乘机将于振瀛秘密开释。

需要说明的是，于振瀛当时并非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内“坚持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左派，也有的称之为“改组派”，既遭到当权的国民党右派的狠狠打击，也不被“关门主义”的共产党组织所相容。“三民主义”到底能不能救中国，于振瀛陷入迷茫之中，只好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日本求学期间，于振瀛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他的这些活动，引起了中央特科的关注。1935年，特科通过地下党员潘怡如（曾经给于振瀛讲过马列主义课）电请于振瀛回国，希望他加入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回国后，于振瀛到南京，利用过去的关系深入国民党内部活动，为特科提供情报。 1936年春，于振瀛出任国民党外交部条约委员，特科派舒曰信（就是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沈安娜的姐夫）与他联系。

这么一看就知道了，于振瀛是特科派去做宋哲元工作最合适的人选。

于振瀛与王世英分析：宋哲元处境尴尬，地位微妙。很明显的是，日本人是利用他自保二十九军地盘，防范蒋介石吞并的心态，搞华北自治；而蒋介石则要利用他挡头阵，维持华北不战不降的态势，“务须忍辱负重, 委曲求全”。而宋哲元当时的心态，正如他给冯玉祥的信中所说：“哲元受任于大势已去风雨飘摇之秋, 屈服既有不甘, 抗战力又不逮。”内心还是想抗战，就是没有信心，所以就左右摇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给他一个支持，拉一把，就能把他推上抗日的道路。所以，特科和于振瀛都认为，劝说宋哲元抗日一定能成功。

果然，于振瀛来到北平找到宋哲元，经过一番劝说，并且告诉他，决不能与爱国学生民众为敌，自能得到中共支持。宋哲元就在4月中旬释放了之前逮捕的数百名爱国学生和教授。除了“证据确凿”的共党分子（比如王其梅），黄华、魏宜娴、刘清杨等学生教授都被释放。

与此同时，于振瀛成功地劝阻了宋哲元与日本签署防共协定。

黄华在回忆录中说：“我和第一批同学于4月13日被释放出狱。当时我只知道是由学校保释出来，许多年以后在延安同王世英同志谈起，才知道他当时在北平地下做地方军政当局上层人士的工作，我们那么快就出狱，实际上是因为北平地下党暗中派人向宋哲元做了许多工作。”

这个时候，陕北中央派刘少奇到了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得知特科派于振瀛劝说宋哲元生效的情况，写了《告北平同学书》，号召爱国学生团结宋哲元和二十九路军共同抗日。

另一方面，宋哲元的所作所为惹恼了日本人。日本驻南京武官矶谷廉介赴华北考察后, 致电陆军大臣说“ 宋哲元完全不能行使我方之自治工作,事态诚可寒心（因为日本人认为宋哲元是他们扶上台的）。” 表示“ 欲使我方之自治工作恢复轨道, 有压迫宋哲元使彼听从吾人之必要” 。井建议军部迅速增兵华北, 以实现“ 驱逐宋哲元代以其他人物。”

5月1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增兵华北方案。很快，日本华北驻屯军由2000余人增加到1万余人。同时，日军在天津秘密修建工事，并在完工后，将抓来修工事的民工杀死抛入海河。当时，从上游通过金钢桥的河里，时常发现壮年男尸漂浮着顺流而下；有时两小时一具，有时还一起发现两具，昼夜不停。几百具尸体，不明来源，无人认领。平津各报，对于海河浮尸事件，噤若寒蝉，默不作声。

5月底，刘少奇和北方局组织天津学生发动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清查“ 海河浮尸”，严惩凶手。6月13日，北平学生起而响应，上街游行示威。这一次，学生们喊出了“ 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而军警们虽然沿途阻拦, 但已不像以往那样毒打、抓捕学生了。

几番游行示威之后，地下党和学生们都想到，抗日最终要靠枪杆子。

1936年4月，地下党找到一位打游击有经验的同志, 由黄华借了燕京大学一位教授的客厅, 开了一天的训练班。民先总队长李昌当时作了笔记, 刊载在民先队报上,供大家学习。但光讲不练, 有些抽象，秘密传授, 人也太少。到了4月28日, 就由清华、燕京民先两个大队开始在西山举行行军和游击战演习, 方式生动活拨, 效果很好。这样, 民先队总部也采纳了这一作法, 成立了专管军事训练的武装部, 由杨雨民负责，决定利用暑假对平津民先骨干进行游击战野营军训，北平地下党派来老红军袁也烈和军事干部朱则民当军事教官。

袁也烈是叶挺独立团的连长，南昌起义时是叶挺24师主力营的营长，参加过龙州起义，是红七军的团长。1931年在上海养伤时被捕，但始终没有暴露党员身份，1935年10月出狱，1936年6月担任民先武装部长，并为训练民先骨干成员编写了《游击战战术》。1955年，袁也烈授衔海军少将。

1936年7月11日，第一期民先游击战军事训练夏令营在西山开办，由李昌担任队长，袁也烈担任军事教员。参加第一期军训的清华学生赵德尊和北大学生陆平（两人都是党员），在西山樱桃沟（现北京植物园内）的一块大石头上，刻下了“保卫华北”四个大字。

陆平回忆说：这山石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就是当年夏令营活动的中心地区。日日黎明，我都要越过这块山石，攀上沟西耸立着的巨大的峭壁，吹响军号，唤醒营员，开始夏令营紧张、团结、艰苦、活泼的新的一天。民先队员从西山爬山训练归来，就在这里的溪水边洗漱、就餐。一日三餐虽是小米稀饭、窝窝头就素菜，可大家的抗日救国的热情却格外高涨。在这里，我们争相传看着当时很难找到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这山石是当时的“讲台”，我们不止一次地围坐在山石四周，听杨秀峰教授、黄松龄教授等人站在这讲台上分析抗日斗争的政治局势，听白乙化（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平北军分区第十团团长，于1944年平北马营战斗中牺牲）等同志阐述军事战略战术。我们常常在这里热烈谈论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爱国志士仁人的抗日活动；还常常从这里编队出发，登上樱桃沟尽头的北山，分“敌”我双方，展开攻防战、伏击战、遭遇战、游击战的演练，漫山遍野传出一片“杀”声。有时，我们也在这里对某些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发生激烈的争执，争得面红耳赤还不甘休；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这里猛烈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那高低不平的山间开阔地带，也被充作娱乐场所，营员们在这里表演一些自编的小节目。夜幕降临以后，营员们时常在山石上边的山谷里搞紧急集合、急行军、抓“舌头”的训练。

实际上，民先军事训练营不止在暑假办了两期，而是一直办到1936年秋，先后集训了3000多名民先骨干成员。当时的清华民先通信队长黄秋耘回忆说：“从一九三六年夏季到秋季，民先队举行了多次行军和游击战演习。我参加过好几次，都是在西山附近举行的”。李昌回忆说：“秋后, 军事演习越来越多, 规模也越来越大。”民先组织的游击战军训营一直办到了10月。

参加军训的部分同学合影

显然，这就是全面抗战后，大多数民先骨干队员能够很快参加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原因。

其实民先组织的游击战军事训练活动，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冀察绥靖公署军警发现了。

1936年6月，宋哲元接到密报：“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拟在西山卧佛寺前筹办夏令营，现已积极进行。受训科目有爬山、游击、行军、救护、防毒、防空、修筑、破坏各种练习。今年暑假规定六期，每期三个星期。”

7月，宋哲元又连续接到北平警察局报告，据密探报称：“查得民族解放先锋队，系共党外围组织，于去年‘一二.一六’运动后，扩大宣传团返平时成立。目的为吸收坚决分子入党，并进行军事训练。近期又利用暑期在香山一带举行露营，实行游击战争。其基础分子多为大、中学生，北平队六月间有一千三百余人，现在约达二千余人。现将其组织系统及暑期工作大纲一并呈送。”

由此可见，由于混入警察局密探卧底，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机构和活动计划，完全被冀察绥靖公署所掌握，一网打尽也就在手到擒来之间。

然而，在特科派于振瀛做了工作之后，宋哲元转变了对学生抗日活动的态度。

宋哲元在接到北平警察局密探多次报告后，对于“民先”组织在西山举行的游击战军事训练采取了敷衍的态度。他在冀察绥靖主任公署训令中不疼不痒地说：

查该项组织分子复杂, 设如任其筹设, 难免不无逾越常规之处, 据报前情, 除指令外, 仰即伤属注意取缔, 以免滋事, 影响治安为要。此令。宋哲元

关键是一句不说这事跟共党有关，不过事关治安而已。既然上峰都这么说，警察也就乐得睁只眼、闭只眼。李昌回忆说：“最初几次，军警还出动干涉，但是我们的队伍采取化整为零、分进合击的方式，军警根本控制不住。后来，他们就习以为常，不大管了。”

好吗，军警如果真的要管，就像2月29日晚上，二十九路军出动几千人，沿着清华的墙根，几步站一个，把清华大学包围的严严实实，然后警察冲进去按名单抓人， 还有管不住的？

平津学生喊出拥护宋哲元和二十九路军抗日的口号，对宋哲元触动很大。于振瀛乘热打铁，动员宋哲元派出他的亲信刘子青去了陕北，找中共中央联系。8月，毛泽东派张经武（长征时是红一方面军二科科长）持亲笔信来见宋哲元。毛泽东在信中说：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专此，即请勋祺 弟毛泽东拜启

了解了前面叙述的各种情况，我们就能看出，毛泽东字字句句都说在宋哲元心坎的节骨眼上。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宋哲元签字释放关押在军人反省院履行了手续的共产党重要干部六十一人，前面说到3月5日与魏宜娴一同被捕，被判死刑的王其梅也被释放。

9月，宋哲元邀请于振瀛到冀察绥署宣传处任处长。表面上叫“宣传处”，实际上宋哲元让于振瀛在宣传处内秘密设置了一个调查组，受中共特科领导，秘密派人去东北、热河、冀东、绥东等地，调查日本的动向，并设法打入了日本华北特务机关内部，取得日本在华北的重要情报资料，一方面提供给宋哲元，另一方面提供给中共。科特派舒曰信担任于振瀛的机要秘书，负责将收集的情报整理后转给北方局情报部。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北平地下党屡遭破坏，北平市委已不存在，由市团委的几个学生组成的北平临时工委代替市委职能。整个北平，能够联系到的党员只剩十几人。刘少奇曾经说，1936年4月他作为中央代表到天津时，华北局能联系到的党员，也只剩下30多人。“一二.九运动”运动爆发后，通过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一批爱国学生入党，北平地下党组织有所恢复，重建了市委和各级组织。但是，从2月底到3月底，遭到冀察绥靖公署多次逮捕和破坏行动后，大批党员、学运骨干被捕，林枫、郭明秋、姚依林等地下党领导不得不被迫撤出北平，调往天津。李昌回忆说：当时，“一些人消沉了，民先队的组织也松懈了，大队、小队的会也开不起来了。”

然而，在特科派遣于振瀛去做宋哲元工作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批被捕的学生和学运骨干被释放，彭真、薄一波等重要的共党干部出狱工作，平津“民先”组织迅猛发展到几千人，其骨干进行了游击战军事训练。由此可见最后的特科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重大作用。当时，特科进行的上层统战，不仅宋哲元一人。从1935年底开始，到1936年10月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最后的特科协助陕北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共与所有地方实力派的秘密统战关系。包括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李宗仁、刘湘、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都同意了中共中央“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并与中共中央达成了秘密协议；只有蒋介石坚持要求中共，必须先“放下武器”，才能“联合抗日”，否则坚决清剿的主张。所以，这时候爆发西安事变，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了。

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游行。

李昌回忆说：“这次游行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 充分运用了游击战军事训练学习的战术。清华、燕京头天都派了先遣队员进城以接应大队。各校学生为避免一出校门就和军警打‘遭遇战’ , 也不在学校集合, 而在好几个地方分别集合, 最后汇合在东皇城根。我们租用了一辆漂亮的小轿车, 杨述和女一中的魏宜娴坐在车里, 一方面在队前队尾进行联络, 另一方面在队伍旁边忽前忽后地散发红红绿绿的传单标语。军警看到这一情况,感到莫名其妙, 一个个瞳目结舌。游行队伍采取了更机动灵活的‘穿插战术’, 遇到军警阻拦, 立即分散做宣传工作。一声集合信号, 分散的队伍又立即集中起来。”

游行的队伍在西单商场边的东槐里胡同遇到宋哲元的汽车。学生们围着汽车，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拥护宋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并要求宋哲元接见，答复学生提出的抗日要求。宋便开车门向学生要了传单。学生们告诉他这次游行示威的意义。好一会，他才坐车走了。

下午一时, 游行队伍在北大一院操场集合, 传来通知, 宋哲元要在景山会见学生。

下午2时，游行队伍开到景山，宋哲元没来，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宋哲元讲话，秦德纯说：今天的示威是民气的表示，有了这样的民气，足以保证中华民族的复兴，二十九军一定本着光荣的喜峰口战役的英勇精神，适应全国民众的要求，和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合作，担负起解放民族的责任。

当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