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圣公”是76代家奴？25朝贰臣？_风闻

网上有很多关于孔府衍圣公的段子，什么世修降表，什么供奉德皇，什么率先剃头，什么76代家奴，25朝贰臣之类的。。

孔子后裔统统早该自绝于天下? 否则都属于数典忘祖?

中国文明能传承几千年，实则是因为其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的“生存哲学”。

相比而言，儒家反而是其中最“刚”最有精神追求的。如果连儒家这点都要黑，对中华文明到底是个什么认知？

儒家讲的忠，与后来统治者鼓吹的“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不是一回事；儒家讲的是以道侍君，忠君之事，而非忠于君主个人，也不能说是效忠王朝，而更多是效忠是一个有机体的“国家””天下“，儒家对此的理解更多其实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而非某位具体君主。

否则的话，某位皇帝死了，某个王朝亡了，所有儒家人都要保持“气节”而自杀？

无条件忠君的只有法家，推崇从一而终，一条道走到黑，无论做出什么决策都会无条件支持，绝对服从安排。

然而，儒家却将这种行为称之为陷君不义，属于大不忠的恶行，属于奸佞。

儒家里当然也有糟粕，但批儒家的太多，批法家的太少，甚至有些人是借着批儒复辟法家，用法家批儒家

中国古代中晚期实际上已经是“外儒内法”，只批儒，不批法，这只伤及"封建专制"的皮毛，无法撼动"封建专制"的灵魂。

什么时候能像打倒“孔老二”一样，打倒“商鞅、韩非子、秦始皇”，才是真正打倒了”吃人的旧礼教“，革新了文化。

而且，朝廷册封衍圣公，是尊重孔子，祖宗是大儒，但不等于子孙是大儒，大儒是靠学问，而非血缘。衍圣公，其职能只是为孔子守墓祭祀。

衍圣公也不承担国家治理的职责，也并不是一般的与王朝休戚与共的朝廷官员和普通勋贵，为何要为王朝殉国？

“衍圣公”是贰臣吗？

“衍圣公”不是一般的臣子，而是类似二王三恪的国宾，即使拿“一臣不事二主”来要求，也要求不到衍圣公头上。

孔子是殷商宋之后，而且被认为是”素王“（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的人）

周武王于牧野之战后，封黄帝后裔于祝，尧之后于蓟，以虞朝舜后裔封陈国，夏朝禹后裔封杞国，商代后裔封宋国。

汉武帝封周朝后裔姬嘉为周子南君，位比列侯，封邑三千户。汉元帝封姬嘉之孙姬延年为周承休侯，位次于诸侯王；汉成帝进位为周承休公。

汉成帝封孔子后裔孔吉为殷绍嘉侯，《汉书·成纪》：“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奠正孔吉。其封吉为殷绍嘉侯。”，三月，进爵为公，及周承休侯皆为公，地各百里。

朱元璋给衍圣公的谕中，说“。。尔祖宗垂教万世，子孙宾职王家。。”

曹魏曹奂，禅位后被封为陈留王，陈留王一直存在200多年，比晋朝（包括东晋）时间还长，南朝宋也继续承认其为国宾，南朝齐，才除国。

那么陈留王作为国宾，对晋朝有忠君殉国的义务？有“一臣不事二主“的义务？即使按照后世发展出的”“一臣不事二主““观念来评价，也并没有。因为他虽然也称臣，但本质上是宾，与一般的臣子并不一样。

“衍圣公”的地位，是因为孔子的”素王“而来，不仅在紫禁城内可以骑马，而且可以与皇帝并行；皇帝到了曲阜的孔庙，也要行跪拜之礼。

孔庙中孔子身穿十二章服（古代帝王冕服），所戴“冕旒”，即古代帝王所戴。

孔子的地位甚至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帝王”，是“百代帝王之师”，代表着“圣王道统”

“衍圣公”的地位，类似于西方的”立宪君主“，或者明治以前的”天皇“，无论各路将军打来打去，或者政客们争权夺利，但谁也没资格要求”立宪君主“或者天皇，站在自己这边奋勇作战。

”立宪君主“或者天皇，只是接受结果，总是支持在选举中，或者在战斗中胜利的一方，这是其存在的意义所在，难道能说其是墙头草，随风倒？

这也是为什么，历代从来没有指责衍圣公是贰臣，乾隆搞了部贰臣传，也没有把衍圣公列为贰臣，因为即使按照古代最严格的“一臣不事二主“的标准，也无法说衍圣公是贰臣。

衍圣公的地位，是王朝为了自己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需要表示尊崇孔子，因此衍圣公也从来没有也不必效忠某一个王朝，而是某一王朝有求于衍圣公。

衍圣公，也类似于某些小说里，负有某种特殊使命的人物或者家族，他的设定（来源于前朝前前朝。。。给他的任务），就是守墓祭祀，并保存一些精神上的载体传下去，比如书籍、服饰，器物等等保存整理更新的任务（衍圣公府在清代，保留了包括梁冠、赤罗衣、赤罗裳、玉革带、象牙笏板、夫子履等组成的一套完整的用于大型朝会典礼的服饰，保存了华夏衣冠的原始资料），不管朝代如何变化国界如何组合沧海如何桑田，他都要把这个任务继续下去。

既然他之所以存在的设定就是如此，再去指责他不顾改朝换代，光顾着自己的任务，就不合逻辑了。衍圣公，顾名思义，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繁衍孔子的后代，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条件都要生存下去延续后代。

对于一般的官员，遇到敌人来袭，抵抗是义务，这是忠诚的体现。但是对于守陵人，文物管理人，博物馆馆长之类的管理人员来说，那抵抗就不是第一位的了，忠诚是忠人所托，忠于任务。

故宫博物院在日本占领之前，马叔平院长押运，陆续南迁了一批文物，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文物留存，也有相当数量工作人员留守，张庭济受马叔平院长委托，以总务处处长的身份担当院长的责任，他与故宫留守人员一道，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苦撑了八年。

有谁指责张庭济是汉奸吗？是贰臣吗？委托给张庭济的任务，就包含了要求他必须投降之后才有的工作内容，那你再以投降之名指责他是汉奸，是叛贼，就没有道理了。因此，国民政府没有以汉奸罪逮他，新中国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明清之际，孔府也在抵制剃发，希望保留汉人冠服发式

明朝对于衣冠发饰涉及到标识问题，只要后金把明朝人的头发给剃了，这个人就相当于被开除出汉籍了，想回头的可能性非常小。十有八九会被明军当成军功噶了人头。对于剃头问题，到了南明隆武政权的时候，隆武政权才提出，不许南明军屠杀剃头的汉人，所谓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

剃头可比长头发容易的多。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后金是钻了明朝一个很大的空子。通过剃发的方式，有效控制了大量人口。剃发之后，除非是实在活不下去，否则就只能跟着后金混。这极大的增强了后金内部的凝聚力。而且剃头能有效识别谁是明朝的探子，因为头发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那是不能随便乱剃的，明朝要想派出人员探听后金这边的情报，通常只能选择装扮成喇嘛，那简直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后金一逮一个准。所以这时候的剃发，让后金这边占了大便宜。

顺治元年（1644年），刚刚进入北京，清朝就下达了强制剃发令，或者说重申强制剃发令，但是这个命令却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在五月二十日就被取消了。“悉从其便”

顺治元年，六月十六日，多尔衮遣官祭孔子，是为清军入关后首次祭孔，将尊孔态度表明。

顺治元年，九月初一，孔子六十五世孙，衍圣公孔胤植，上《初进表文》给清廷：“万国仰维新之治；乾纲中正，九重弘更始之仁，率土归程，普天称庆。恭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极，以德绥民，瞻圣学之崇隆，趋跄恐后；仰皇猷之赫濯，景慕弥深。。。。”

顺治元年十月初二，也就是在顺治帝行定鼎登基大礼的第二天，清廷以孔胤植仍袭封衍圣公

此时的多尔衮并没有要求孔府剃发，就已经继续尊崇为衍圣公。

在清军入关到攻占南京的这一年时间里，并没有强制要求剃发，这也是在这一年里，这也是击败陕西的李自成，和消灭南明弘光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一年时间里，虽然剃头不强制了，但是仍然是一个重大意识形态问题，引起大争论，包括辽东汉人在内的许多汉人早就主动或者被动的剃发，这些已经剃发的也不可能再把头发蓄起来，当初就是“以别顺逆”，现在忽然蓄起来，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可是“悉从其便”，他们就要受到那些没有剃发的汉人的嘲笑，甚至歧视。

而还没有蓄发的汉人，以孔闻謤（辈份属于孔胤植的曾祖）为例，就上书：“贵国既得中华，当用中华冠服。”也就是不仅要求汉人不剃发，而且要求让多尔衮和其他关外来人皆采用明朝的衣冠、发饰，让这些人蓄发易服，”当用中华冠服“

两方各上章奏，争得不亦乐乎，不剃发一方：一种理由，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还有一种理由，就是认为蓄发易服才是礼乐，这就等于指责满清发饰为”化外蛮夷“的标志了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1645年6月22日），满汉大学士汇报工作，多尔衮言：“近览章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本朝何尝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若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犹自有理；若谆谆言礼乐制度，此不通之说。予一向怜爱群臣，听其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大学士等启言：“王上一向怜爱臣民，尽皆感仰。况指日江南混一，还往王上宽容。”

六月初五，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即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六月初八，多尔衮亲自谒京师孔庙行礼，赐师生银计二千二百余两。

六月十五日（1645年7月8日）谕：“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当时北京到山东的政令传递只需三天，加上下达到曲阜的时间，顶多五天，也就是说，公历7月13日左右政令就能下达到曲阜，然后曲阜必须按照命令在10天内完成剃发。

但直到闰六月十二日（公历8月3日），山东抚案移文到孔府，严厉催逼。这时孔府撑不住了，又拖了14天，于闰六月二十六日（公历8月17日）那天剃发。（孔府《上剃头奏稿》：奏为饮奉圣谕，遵依剃头事：本年闰六月十二日，该山东抚案移文到臣，臣随即齐集合属，择于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

也就是说，从剃发令下达到曲阜算起，孔府抵制了一个月左右。

孔闻謤却继续上书：“臣家宗子衍圣公孔胤植，已率四氏子孙告之祖庙，俱遵令剃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来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尽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

多尔衮于顺治二年十月戊申（1645年12月17日）下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

孔闻謤不久后在家在犹豫愤懑中病死，此事被收纳入《皇明四朝成仁录》，在明朝遗民眼里，孔闻謤是等同于史可法瞿式耜那样的烈士的。

说了明清之际，再说靖康之乱，长支孔端友南渡，命令弟弟孔端操留下看护祖坟和宗庙，结果金兵以及伪齐军队纵兵抢掠屠杀，并焚烧孔庙，挖掘孔子墓，而孔端操无力阻止。孔端操之子孔璠于1132年被伪齐立为衍圣公，孔端操不久后就抑郁而亡。而南渡的孔端友绝嗣，孔端操之幼子孔玠南渡，过继给孔端友，于1154年继承了南宋的衍圣公爵位。

对于北宗衍圣公，南宋朝廷和孔氏南宗都能理解其处境，并礼遇有加。

南宋都向金朝称臣，并一度实行“北人归北，南人归南”的政策，无论从名义上还是从实际行动上都抛弃了北方人民，今天的某些喷子，却以忠诚为名，要求被抛弃的人民远隔千山万水，向抛弃他们，早已逃之夭夭的统治者“一臣不事二主”？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民国时期，有人拿孔德成给东京孔庙写诗酬答说事，这就更荒谬了。当时是1935年4月，日本东京孔庙重建落成，派特使邀请孔德成赴日参加典礼，当时孔德成才15岁，孔德成称自己有病，拒绝特使的宴请，拒绝赴日。孔德成虽然拒绝了赴日，但也得给东京孔庙方面予以礼答，说些客气话：“余病未能延国宾，云涛万里聚风萍。江川洙泗源流合，况是同洲岂异人。”

诗的内容一是为自己没有接待日方使者做个解释，二是讲中日文化都起源于曲阜洙泗之地，同处一个大洲更应倡导和平。这其实是隐隐以儒家正宗的身份来垂训日本孔庙，怎么就成了汉奸罪证了？有的网文把诗作时间改为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并只有后两句，没有前因，这不仅荒谬，而且是无耻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10月，济南危殆。山东省立图书馆，为保护大量珍贵书籍文物，拟将之移至曲阜孔府。接洽之后，得到孔德成的慨然应允。

10月12日晚，将馆藏图籍文物10巨箱运往曲阜孔府保存，在运出的图书文物中，共有三大类。第一类为古籍珍善本，共有438种2659册，其中宋元刊本53种，明刊本93种，清刊本5种，稿本113种，钞本96种，批校题跋本64种，拓本9种，钤印本5种。珍稀如唐人写经、宋赣州州学刊本《文选》、宋宝佑赵节斋刊本《通鉴纪事本末》、元益友书堂刊本《范德机诗集》以及王渔洋、刘墉、李文藻等齐鲁地方名人的钞稿本等；第二类为书画类，共有143种182件，珍贵如王渔洋行书诗笺、刘石庵小楷五福颂、郑板桥行书堂幅、高南阜书画屏、石涛山水堂幅、恽南田山水画等；第三类为金石器物，包括陶瓷、玉器、铜器、砖瓦、甲骨等共734件，珍奇如商父乙鼎、商五戈足形鼎、商甲骨、秦二世元年诏版等。

其后，又于10月23日和12月20日分两次从馆藏中检出21箱（第一次2箱，第二次19箱）运往曲阜。

不久，又决定从转运到曲阜的珍藏中筛拣了5箱，南下迁移后方，剩余留孔府。

孔德成在38年初，在韩复榘撤守山东时，也撤离曲阜，当时只有17岁，并且其妻临盆在即，行前安排堂叔孔令煜代理府务。

网上文章指责孔令煜的“汉奸罪证”，就是孔令煜和日军军官有一张合影，孔令煜又曾”大摆宴席宴请日军各级头目“，可是孔府、孔庙、孔林，以及运往府中的书籍文物都未受到破坏，这难道不算孔令煜忍辱负重，面从腹背，艰苦支撑，完成了委托给他的任务？

网文所说孔令煜”大摆宴席宴请日军各级头目“，不知道的还以为孔令煜摆了几十桌呢！其实就只有一次，请了八个人，六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但其中最高日军指挥官和维持会会长都没来。而且孔府档案里对这种交往，记载留存都如此详细，那就发现这么一份请柬回执记录，不正说明八年也就是这么一次？抗日剧里，地下党请日本人吃饭，恐怕都比这多得多。

孔令煜在抗战胜利后，一直代理府务到47年，孔德成47年才返回曲阜，孔令煜随子移居济南，后迁北京安度晚年。195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葬于八宝山，1989年10月迁葬于曲阜孔林祖墓。

据席星加（当时为中共曲阜县第五分区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发表在1998《春秋》（山东政协文史委员会主办）的回忆文章：《孔府在土改前后》

“1945年12月30日，我鲁南军区部队一举解放了被日伪蹂躏了8年的古城曲阜”

“部队一入城即实行了军事管制，县政府的第一张大布告就写着”… … 孔庙孔陵乃我国几千年来的文物古迹，应加以保护。。”，这使孔府异常惊异，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代理奉祀官孔令煜走出府门，亲自拜见县长许仁安，对政府实行的保护措施感谢不已。“

”当时，党在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运动，奸，指汉奸，反奸诉苦的打击对象是勾结日寇、残害人民的民族败类，而孔子嫡裔在敌占时期没有人当汉奸，早在1937年冬，孔子77代孙孔德成就奉蒋介石之命携眷奔赴武汉。在武汉，孔德成发表了抗日宣言，后又去了重庆，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受孔德成之委托，看守林庙，处理府务，并未发现其有通敌资敌行为。作为世袭大地主的孔府，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依旧，民怨甚多，但在敌占八年中同样受到摧残，家道已呈衰落之势，解放后尚称奉公守法。“

”从孔府的政治态度来看，基本是拥护抗日的，其代表人物堪称开明人士，例如37年日寇初占曲阜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逼的不少人逃进孔府避难。日本侵略者为标榜其尊孔而收买人心，曾约束其军人不许进入孔府，从而保护了大批群众，其中也有一些是进步人士。”

”公开讲明党在现阶段的土地政策，对地主应以减租减息为主要要求，不侵犯地主的人权、地权和财权，是削弱和限制地主的剥削，而不是消灭剥削。要区分地主和汉奸之别，对于没有依附敌伪危害人民的罪行的人，即不能作为反奸的对象。没收土地财产的方式，只能用于伪组织首要分子和重要汉奸身上，而不能乱打乱罚“

“1946年9月2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孔庙杏坛前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488年大会，邀请孔府代表及全县工农学商200余人参加，先由省司法厅长张伯秋介绍了孔子的生平事迹，高度评价了孔子思想学说及其在历史文化方面的贡献。然后由曲阜县长周林讲话，他说，解放曲阜的是我鲁南军区警八旅，攻城的部队是十五团三营。三营的教导员恰好是咱曲阜人，颜府的，叫蒋仰乔，他坚决执行”炮火不能危及三孔“的命令，战斗的结果是丝毫无损，把一座完好的古城交给了人民，这是有目共睹的。”

“1948年6月，曲阜第二次解放，直到1950年《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以后，曲阜才依据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彻底地解决孔府的土地问题。”

至于网上流传的孔令贻供奉德皇画像，更是子虚乌有：

“衍圣公”孔府曾供奉德皇威廉二世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