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何领导一百人？_风闻

文：安德鲁·罗伯茨

译：陆大鹏

“一个人如何领导一百人？”这是1981年我参加剑桥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之一。虽然这个问题让我兴致盎然很多年，但直到最近我才开始努力解答它。我在纽约历史协会作了一系列关于战争领导力的讲座。让一个人领导一百人，有时是十万人或一百万人，或者中国的十亿人，说到底靠的是领导力的艺术。

我们审视截至罗马帝国灭亡的漫长古代史，就会清楚地发现，古代埃及、犹太、亚述、希腊、马其顿、罗马和最后的匈人帝国的诸多军事家不仅给出了令人生畏、激励人心的领袖的例子，而且也成为后世伟大军事家的学习榜样。例如，我们研究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与政治生涯之时，肯定要考虑到，他有意识地自认为是亚历山大大帝与尤利乌斯·恺撒的优秀的现代继承者。他在流亡圣赫勒拿岛时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于1821年在这个岛上去世。）

古代世界的领导力常常带有本能的、深刻的个人特色。指挥官没有麦克风可以传播自己的战前动员演讲；他们只能用大嗓门向部队讲话。他们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躲在距离前线许多英里的城堡里调兵遣将；他们必须亲临一线，到士兵面前。在近现代，军事与政治之间出现清晰的分野，但在古代这二者难解难分。政治家的职责与将军的使命无缝连接。一个领域内的成功会极大促进另一领域的成功，失败也是如此。

古代世界的好几位军事家生来注定要发号施令。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尤利乌斯·恺撒、罗马皇帝图拉真和日耳曼部落的阿米尼乌斯那样的人，是国王、君主、执政官和元老的继承人，所以从小就受到军事指挥的训练。当然这不能保证他们都是天才。历史上那种口含银匙的太子一败涂地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但他们毕竟生下来就自动拥有很多优势。

而那些纯粹凭借个人奋斗而崛起的领袖就更了不起了，比如以色列的大卫王、波斯的居鲁士、犹太人的犹大·马加比和罗马的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在特别推崇世袭衔级的时代，他们能够得到各自民族的忠诚。其中好几位后来成为国家元首，通常是因为他们在沙场上取得了辉煌战绩。

古代和历史的任何时期一样，在政治和军事行动中把握时机至关重要。例如在雅典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亚西比德在关键的转折点灵巧地转换阵营；尤利乌斯·恺撒于公元前49年跨过卢比孔河，因为他凭直觉判断，与他的竞争对手庞培和合法的罗马执政官开战的时刻到了，他需要在罗马夺取个人统治权。如果亚西比德和尤利乌斯·恺撒的时机把握哪怕只差一点点，他们也可能会被当作叛徒处死。

这个历史时期有很多令人着迷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武器技术在将近两千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埃及的图特摩斯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瞬间就能理解伟大的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期蜀汉的丞相和摄政者）和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一世时代战场上战马、利剑、弓箭与长矛的组合。在这漫长的两千年里，生产出军队的社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但人们互相屠戮所用的工具没有变。这与后来的时代形成了鲜明对照，尤其是从火药时代开始，关键新式武器的发明极大地影响了军事行动的结果。

激励和恫吓的能力显然是任何领导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一世在温泉关的提议其实相当于英雄主义的集体自杀，但他的部下与他并肩作战，与他一同牺牲，并为希腊争取到了时间，遏制住波斯人的入侵。汉尼拔不仅翻越了欧洲最高的山岭，并且还带着大象通过了只适合羚羊活动的崎岖山地。亚历山大大帝率领他的大军顶着酷暑通过了不宜居住、环境恶劣的莫克兰沙漠地带。这样的壮举，若没有日常生活中鲜见的强大感召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几位军事家在战争领导中需要迸射出天才的火花，而正是这种火花在音乐界创造了沃尔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在物理学界创造了艾萨克·牛顿，在宇宙学界创造了斯蒂芬·霍金。

战争领导力的第二个伟大历史阶段涵盖了从5世纪初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世纪末的漫长世界历史时期。在这期间，火药的强大力量永远改变了战场。历史学家当中有激烈的辩论，“黑暗时代”（大致是罗马之后的410年到文艺复兴）这个名称是否正确。这个时期，究竟是一场恐怖的噩梦，只有横冲直撞的野蛮人、无知的农民被封建桎梏压制了一千年，还是如新一代历史学家所说，西方文明终于拜托了罗马帝国的压抑，出现了新的繁荣？

这两种观点都有很多论据支撑。当然有一批大肆杀伐的征服者，他们的名字令许多国度为之胆寒，因为这些国家不幸成为征服者开疆拓土野心的牺牲品。蒙古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孙子忽必烈就是这样的两位。位于波斯和中亚的帖木儿帝国的创建者埃米尔帖木儿，与消灭阿兹特克帝国的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是另外两位。

在西方出现印刷机、识字能力普及之前的时代（当然此时中国比西方先进得多），西方文明每天都在与野蛮作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并且常常失败。大规模的恐怖恫吓，往往是压制被征服民族、令其顺从的最简单也最高效的手段。领导人的推断是，即便人民不爱戴他们，至少可以让人民畏惧他们。帖木儿用人头骨搭建金字塔或者成吉思汗屠城然后命令士兵缴纳人耳以证明他的命令已得到有效执行的做法，往往是当时战争的常态。

但这段历史时期里还出现了法兰克人皇帝查理曼，他以亚琛为基地的帝国给欧洲的广袤地区带来了和平；撒克逊人君主阿尔弗雷德大王被很多人视为英格兰民族之父；诺曼领主征服者威廉的《末日审判书》是我们了解11世纪晚期英格兰社会的最佳史料。圣女贞德为僵死的法兰西注入新生；第三代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大帝在很多方面可被视为印度民族意识的创立者，他展现了战争领导力当中毁坏与创造的两面性。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一种根本性的变革令战争艺术和战争领导力都黯然失色。在欧洲开始使用火药之前（当然了，火药是很久之前在中国发明的）和火枪、炮弹与炸药的普遍使用主宰了战场之后，指挥作战者需要的品质有一些微妙的不同。战争领导力的许多现象是永恒的，这包括领袖魅力、英雄主义、判断力、忠诚，往往还有无情。但在火药之前的时代，杀戮是面对面展开的，常常用的是冰冷的钢铁，而上述品质极其重要。【16】

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很难用一些基本原则来定义伟大的军事家，但如果你见到了这样一位，肯定能意识到他的伟大。如俄国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诺夫哥罗德公爵、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此外还是圣徒）穿过楚德湖的冰封湖面时，或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为他的防御阵地选择了一条狭窄正面时，或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廷斯在撒克逊军队面前佯装撤退时，他们都展现出了胜利所必需的那种超凡的军事洞察力。军事天才需要合适的时间地点才能大显神威，而这个时期优秀军事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紧紧把握历史机遇的不可思议能力。比如，在1453年的正确时刻，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命令将他的舰船从陆路翻山越岭，拖进了金角湾。

这个时期的领袖往往才智过人。例如，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查理曼、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大帝和阿克巴大帝都可以算作知识分子。而帖木儿屠城时曾饶恕擅长弈棋的人和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我对此表示欣赏！）但他们几乎所有人都还有一种精明算计的圆滑世故。指挥官的敏锐头脑和务实精神的结合，往往能让他打败兵力为己方许多倍的强大对手。亨利五世、科尔特斯和另一位西班牙征服者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就是这样的例子。

类似地，通过展现高度自信来维持高昂士气，也是许多伟大军事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我的拿破仑传记里强调了这一点。胜利往往属于意志力更强、更渴望胜利的人，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经常出现，尽管貌似不合逻辑。因为战争非常残酷，具有自然力那种强大，而胜负的关系又是那么重大，所以很少能预知战争结局。

这些伟大军事家中不少人（多得令人意外）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失败之时的顽强韧性。不管多么才华横溢的将军，挫折是难免的。上面讲到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在整个军事生涯中未尝败绩。他们失败之后仍然不气馁、不畏惧，吸取教训，决心不再重蹈覆辙。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自信感染了追随者，引领他们赢得最终的胜利。所以，他们的领导力当中包含的宝贵经验不仅限于军事历史领域。

下个月我会研究从火药时代到现代的伟大征服者身上表现出的战争领导力。但我们已经很清楚，伟大的将军需要一些鲜明的技能，才能青史留名。其中有些技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大多数是恒久的。伟大的战争领袖需要好运气和判断力；他们需要从前人那里学习经验教训；他们应当知道何时宽大仁慈，何时冷酷无情；他们必须对时机有着超凡的把握；失败之后他们必须要有东山再起的韧性；他们必须培养自己的个人魅力，这不是内在的，也不是上帝给的，可以通过一些后天的技巧来培养。简而言之，历史上伟大的领导力，是今人可以学习的。只要学得好，那么一个人成功地领导一百人、一千人、一百万人或十亿人，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