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的根源_风闻
Dylan迪兰-1小时前
1.
在非常偶然的契机，我读到了一篇介绍今日乌克兰的钱币的文章，上面介绍了从20格里夫纳到1000格里夫纳上印的人像。于是我饶有兴趣的查阅了自1991年以来的所有乌克兰纸币的人像，其中不仅包括乌克兰卡、舍甫琴科、弗兰克等19世纪后的乌克兰诗人，还包括基辅罗斯时期的弗拉基米尔大公，雅罗斯拉夫尔大公，以及17世纪的赫梅利尼茨基酋长，18世纪的，被誉为近代俄罗斯哲学先驱的斯科沃罗达等等。乌克兰钱币所沿用的称呼是格里夫纳，这是一个基辅罗斯时期的货币单位。而俄罗斯使用的卢布则要到莫斯科大公国时期，蒙古西征以后才出现。
2.
乌克兰直到1991年以前，都没有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按理来说，一个国家的钱币上应该印有一个国家的国父或开国者，而开国者必然得是政治或军事人物。然而这一切在乌克兰并没有出现，因为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它的国父是列宁。这也是为什么乌克兰所缅怀纪念的，要不然是一些歌颂乡土的诗人和作家，要不然是一些同俄罗斯共同承认的基辅罗斯时期的大公。唯一的政治人物还是赫梅利尼茨基，这位酋长带领乌克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反抗波兰立陶宛联邦对乌克兰的压迫。然而这位乌克兰所歌颂的国父最终同俄罗斯结盟，并在1654年带着哥萨克酋长国的领土（今天乌克兰的基辅、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等中部北部，东北部的所有土地），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3.
赫梅利尼茨基究竟是乌奸还是乌克兰的国父，即便在今天的乌克兰国内也众说纷纭。如此看来，乌克兰在选取民族-国家符号的时候，显然面临着择取标准的任意性，至于这样的标准究竟以什么为凭据，我们可以暂且搁置。但至少面对着今天出现的诸多怪象，我们便觉得合乎常理了。例如说乌克兰大规模的纪念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同希特拉狼狈为奸的班德拉，将班德拉视作民族英雄，这样的行为引起了以色列和波兰等国家的强烈抗议，尽管现今这两个国家奉行着“同乌克兰站在一起”的外交策略。
4.
那么乌克兰以什么样的标准和凭据立定国父呢？唯有一条最为简单粗暴的原则，凡在这片土地出生、生长并成就一番事业的，那么我们统统可以称他为乌克兰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出生地点不详，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在公元10世纪末曾任基辅大公，并在基辅完成了受洗，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历程从此开始。那么作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儿子雅罗斯拉夫自然也是乌克兰人。至于说赫梅利尼茨基以及那些19世纪的乌克兰乡土作家，无一例外，他们不仅出生在乌克兰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成为了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
5.
然而，乌克兰民族立定的标准和凭据亦不止于此。因为若纯粹以出生在今天乌克兰领土为标准，托洛茨基、果戈里、勃列日涅夫、布尔加科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阿赫玛托娃、列宾等俄国近现代如雷贯耳的艺术家与政治人物都该属于乌克兰人。但很显然，今天的乌克兰意识到这样划分是会出现严重问题的，因为这些人要不然已然成为了帝俄的文化符号，要不然苏联的色彩过于浓厚。如此一来，自己就无法同俄罗斯区隔开来。毕竟我们始终需要明白一点，乌克兰今日立过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同一切帝俄、苏联的符号进行切割的基础上。对于那些古早的基辅罗斯时期的人物，乌克兰会以“乌克兰才代表真正的基辅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不代表基辅罗斯”淡化同俄罗斯的切割与分隔，事实上泽连斯基在回应普京《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历史的统一》一文时正是采用了这一论点。然而，一旦我们追溯到近现代的那些出生在乌克兰的名人，那么乌克兰出于对于自身合法性的捍卫必然会选择同这些俄罗斯名人做出切割。
6.
我们看见了一种任意性。这样的任意性意味着，如若乌克兰在未来对于某一段历史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那么与之相关的本来在今天被视作乌克兰人的人很可能被开除乌克兰籍。这样的任意性也意味着，同俄罗斯的切割先于乌克兰自在自为的自我认同。这般切割的迫切性压过了诸多其它的原则，至少它可以让人忽略掉先进盛行的诸多政治正确，比如说与犹太人与纳粹有关的禁忌。
7.
在今天，“纳粹问题”是国际舞台上话语权争夺的关键词。不同的国家相互指责对方是纳粹，例如说中俄严厉的指出加拿大邀请乌克兰纳粹老兵上台赴国会演讲是纳粹，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国内广泛的存在纳粹行为。而泽连斯基则指责普京的“侵略”是纳粹行为。前两天在俄罗斯更是爆出一个有趣的新闻，一位反战反普京的人士参加了一场诗歌比赛。他将纳粹德国时期一位歌颂希特勒的德国诗人的诗歌翻译成俄语，并将希特勒的名字替换成普京后，以这些诗歌参加比赛。结果出乎意料，这些歌颂希特勒（普京）的诗歌好评如潮，还获得了奖项。同样，关于纳粹问题的讨论还出现在巴以冲突之中，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也被许多人抨击为纳粹，一个经典的笑话如是说——“二战后,美国人抢走了德国的科学家,苏联人抢走了德国的地盘,而犹太人却带走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8.
如果我们还想保留纳粹这样的词其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并且不想让这个词语彻底沦为情感发泄或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坏”这般表述的代名词，那么我们必须要对这个词的内涵有所界定，有所剖析。首先，纳粹这一符号虽然直接源自“国家社会主义”的德语翻译，但当我们在今天使用它的时候，它与社会主义毫无关联。同它相关联的概念首当其冲的是种族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对外扩张、反犹主义等关键词。然而这三个与“纳粹”相关的概念都是古已有之。种族主义即以血统和宗族对内与外进行区隔，它潜在的存在于任何的国家、社会共同体之中。最为典型的血缘共同体要数犹太民族。在各个文明与帝国内部尚未形成稳定秩序之时，以宗族和种群为单位相互厮杀乃至屠村、屠城的行为屡见不鲜。而所谓侵略扩张，更是任何一个文明与帝国的必经之路。在此并不是为侵略扩张辩护，而是想强调，文明的实现在于以一套更高的价值与理念完成对于多个基于血缘宗族的部落的整合。而反犹主义更是贯穿整部欧洲文明史，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所有的欧洲主要国家都曾有过大规模的系统性的排犹运动。这之中的原因多种多样，在此就不赘述。
9.
然而，使得纳粹主义这一概念在历史中绽出并为人所留意的，并非我刚刚上述提到的三点的叠加，有一条更为关键的线索将这三者串联在一起，那便是现代“民族-国家”作为组织单元，成为了建构国家的基本唤起动力。我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国家将自身的民族建构立足于“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上，都潜在地蕴藏着纳粹主义生长的土壤。纳粹德国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极端形态。
10.
为何我们需要建构国家？建构国家的意思是，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个说法，并告诉自己的国民为什么我们是我们，而不是他们。为什么这般的建构国家同古代世界判然有别？首先，古代世界的身份认同并不完全依附在政治共同体之上，政治共同体也从来未能做到以国民教育的方式将这套建构国家的任务贯彻到底。第二，古代世界的身份认同由于战争、人口迁徙、领土变迁、宗教皈依等要素顺其自然地形成，形成某种身份认同的意思是，自我与他者的区隔在这之中被筑起。最为典型的要数犹太人身份认同的保存，两千年来的排犹运动一旦无法做到肉体或者精神消灭所有的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只会越发团结。伊斯兰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区分也在骆驼之战与卡尔巴拉惨案中奠定了绝无弥合可能的基本基调。而对于俄罗斯文明而言，其基本的基调则由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东方基督教所奠定。这意味着罗斯人一定不是西方基督徒，也不是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与此同时，罗斯人也不再是没有宗教的野蛮人，奠基于基辅罗斯的俄罗斯文明成为了东方基督教的捍卫者。
11.
我们可以看见，在古代共同体的形成中，排他性也是基石。然而古代共同体的排他性通过历史事件自然而然得以显明，而现代共同体的排他性则通过一些任意武断的原则，通过立法、公民教育等方式来实现。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础则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该国所拥有的特定领土。所有的国家与政府宣传机构，都在为自己的国民寻找一个自古以来的理由，以加深着彻底被人为建构的民族的荣誉感与凝聚力，更加深自己合法统治脚下这片领土的合法性。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例如说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就公开为中世纪出生在今天哈萨克斯坦领土的伊斯兰哲学家阿尔法拉比立雕像，并称阿尔法拉比为中世纪哈萨克草原哲学家。然而这便是一桩彻底荒唐的事情，因为哈萨克斯坦的情况同乌克兰类似，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合法的国家而成立依然需要回溯到苏联时期。而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则是1991年后。
12.
先今市面上荒诞不经的各种民族叙事，根本上源于，对于大多数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而言，他们的合法性依据根本没有任何自古以来的根基，而是立定于诞生于欧洲的抽象的民族国家这样的组织原则，在特定的历史机遇，他们成为了一个国家。而这样的民族国家的符号，所能担负的历史不超百年，也就是说这片土地两百年前或三百年前发生的历史，实际上与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国民是无关的。至于究竟谁可以承载这片土地在过去两三百年或四五百年的某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也许我们只能去别国的历史中寻找，而更有可能的是，历史已然发生断裂。而任何现代的民族国家，如有想要接上这断裂历史的尝试，便意味着通往纳粹主义。
13.
我必须要用最简要的语言简述这股名为纳粹主义的东西在德国兴起的原因。现代德国的前身我们最多可以追溯到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再往前追溯的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德意志之间存在着张力。这片土地自凯撒征服以来，发生了足够多的关键事件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与文化同周边迥然有别。从奥托一世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再到发生在这里的新教改革，三十年战争等等，这些标志性的事件奠立了这片土地的特殊性，但是由于强敌环伺，加上生长于特殊的历史际遇，德意志内部的民族整合始终无法完成。然而在此过程中，德意志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工业、艺术、哲学却正在迅猛发展，这正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前的基本样貌。
德国诞生了新教改革这样的虔敬运动，这给德意志日后的艺术与哲学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然而德国的宗教却是作为一种属灵的力量对德国施加影响，而不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属世的力量为德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提供基础。在这一点上，德国同西班牙迥然有别。德意志的属灵力量在哲学与艺术中追寻着对最高者的完美刻画，也同时对自己的民族建构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上帝、耶稣基督、罗马等符号在19世纪逐渐丧失了其代表意义，德意志对于最高者的期盼与等待汇聚在了领袖与人民这般的概念之上，种族优越论等概念呼之欲出。
种族主义，或是凭借着某种属地原则建立民族国家，是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德意志的考古学家来到了喜马拉雅山与伊朗寻根，追索种族纯洁论与种族优越论的科学依据。然而德意志的考古学家不曾思考过德意志之为德意志其实是源于历史上自然有机地形成，一切种族主义的自我解释，首先不符合过往德意志民族的自我理解。因为德意志民族的自我理解，无论是其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古代史诗，还是近代奠基于宗教灵性的艺术与哲学，肯定不具有祖宗崇拜式的寻根狂热。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纳粹的兴起意味着对耶稣基督的彻底遗忘，几乎等同于异教复兴——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多神崇拜，这些事物在19世纪后的德国都呼之欲出。
德国，根源上来说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原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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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立的是脱胎于古典文明或古典帝国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古典文明或古典帝国的前提是多民族共存的原则，这同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民族自决”迥然有别，虽然如何定义一个民族是一件无比灵活的事情。古典文明或古典帝国的主体民族在面对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冲击的时候，并不需要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为国民灌输自己身份认同的，因此古典文明的主体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如同“泛斯拉夫主义”、“皇汉”、“皇俄”这样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口号出现，但它们始终，也必须出于边缘地位。因为民族主义动摇的是一切帝国合法性的根基。在此意义上，即便我们承认俄罗斯有光头党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也有许多崇拜领袖的俄罗斯人，但在国家层面与国民教育中并不存在任何的土壤。事实上，即便在今天，任何的乌克兰人都可以立刻成为俄罗斯人，没有任何区别的对待就最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因为纳粹话语和极端民族主义瓦解的是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存在基础，而纳粹与极端民族主义话语恰恰是乌克兰立国合法性的基石。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体现在，对历史的完整性与有机形态进行片面的摘取，以服从自己反俄反苏的立国之本。俄罗斯自然也会在历史叙事中有所侧重，但其核心是包容与容纳，而不是与他国进行切割与分化。这两种根本的形态决定了纳粹主义与乌克兰的结合丝毫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些典型的纳粹主义式的民族建构会极尽区分历史上的内与外。例如说，21世纪俄罗斯的民间有这一场异教复兴的运动，这些运动主张将基督教视作来自外国的文明入侵，呼吁俄罗斯人民重新回到古罗斯的多神崇拜之中。又比如说，伊朗在巴列维曾宣称，伊斯兰教亦属于文明入侵，所有的路牌、语言、节日都应该去伊斯兰化。本质上来说，以土地为标准区分内与外，导致的结果是自身共同体的容纳能力彻底丧失，而这正是判定文明高级的重要依据。我们亦可以说一句很公允的话，没有帝国就没有文明，一切的民族主义反对文明。
15.
今天的乌克兰无法同俄罗斯争夺弗拉基米尔大公这样人物的代表权，更无法承载基辅罗斯这样的概念，根源在于，乌克兰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与原则建立了国家。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与原则建立的国家有着先天的不足。今天如果我们追溯到联合国的起点，便是欧洲在30年战争后所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800万人丧生，约占欧洲总人口的十分之一。100多年后的法国大革命，亦造成了超过80年的动荡与秩序更替，十分之一的法国人因此丧生。从欧洲的视野走出，现代民族建构中的悲剧与灾难依然屡见不鲜，印巴分治的悲剧，亚美尼亚大屠杀，卢旺达惨案，以及20世纪末发生在南斯拉夫的血腥事件。除去欧洲国家以外，即便到了现在，所有的凭借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与原则建立的国家绝大多数要么沦为了大国博弈的棋盘，要么不得不完全臣服于大国的摆布。例如说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他们的文明是由欧洲人给予的，他们的国家是基于“民族自决”的原则成立的。这注定了这些国家不具有任何的严肃性，在今天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无一例外，其国家建构往往具有强劲的内生力。他们大都从古典形态的帝国演变至今，最典型的代表要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虽然这之中的差异依然很大，但我们不妨将它们暂且归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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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时常有朋友问我如何看待俄乌冲突，我首先告诉他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乌克兰。人们首先会告诉我，乌克兰是一个同中国一样的，由联合国承认的主权国家，具有一系列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权利，包括主权与领土完整。在此意义上，今天的乌克兰所面对的是强权的入侵。因为乌克兰同中国一样是一个国家，所以今天乌克兰人所做的事情如同中国在80年前所做的那般，保家卫国，可歌可泣。这一系列的结论其实都由“乌克兰是一个国家”而推理得出。由于我们不能否认乌克兰，抽象地，是一个国家，所以所有的推论亦都成立。
可是，懂得将自己的合法性诉诸于联合国宪章的不仅有乌克兰，还有俄罗斯。如果我们从法理的视角看待整个过程，俄罗斯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吞并乌克兰的领土。首先，2014年，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便已经完成了独立公投，成为了独立的国家。虽然这两个共和国缺少国际承认，但这在任何意义上并不能否认这两个共和国独立的历史依据与法理。这两个地区“民族自决”与“全民公投”从来都不与联合国宪章相悖，民族自决权及民族“独立公投”是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人权。自威尔逊和列宁提出“民族自决”以来，这一切都可被看作是顺应人类解放的历史洪流。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一百多个原殖民地的附属国国家相继独立。如果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独立是合法的，那么他们便可以邀请俄罗斯进入自己的国家，抵抗乌克兰对自己的侵略，加入俄罗斯。
如果我们把是否获得联合国投票承认看作一个合法的国家，以此来说明俄罗斯所主导的公投不合法。那么如此论述的人只是在以强权/共识即真理的底层逻辑，将某个历史阶段的既定秩序与权力结构视作永恒的真理，对俄罗斯进行道德上的责难。这意味着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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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也许“抽象的”存在，但根据乌克兰的自我理解，它不存在。因为一个理想中的乌克兰人，便是一个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建立在反俄、反苏、乌克兰种族的基础上的，同自己过往历史进行斩断的乌克兰人。可是相当一部分乌克兰人，对这样的乌克兰的形象感到陌生。因为这片土地，至少整个第聂伯河以东的地区已由俄罗斯文明浸染得太深。1991以来，30多年的教育可以改变许多，我们可以说，也许俄乌战争才真正地塑造了乌克兰民族，因为这场战争必然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加深对俄罗斯的仇恨，这样的仇恨是伴随着城市被轰炸以及亲人的离去有着切身体会的。但这样的乌克兰民族绝不应当有4000万人，也更不可能涵盖今日乌克兰所覆盖的土地。因为这片土地上历史形成的顿巴斯人民、克里米亚人民、扎波罗热与赫尔松的人民、外喀尔巴阡人民，不该被今日乌克兰的纳粹主义式的民族建构所裹挟，他们都应当通过民族自决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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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族自决的诸原则开启了潘多拉魔盒，就注定了一发不可收拾。在人们对这一原则进行彻底反思之前，也许我会更坚定地支持，以魔法打败魔法。俄罗斯已然吞下了列宁与激进主义为俄罗斯种下的百年苦果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如何重回自己绵长历史的轨道，也许俄乌战争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