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vs特朗普辩论所揭示的真正灾难不是年迈、失智_风闻

拜登vs特朗普的辩论来得快去得快，但余音还在绕梁，估计三个月都消停不了。

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拜登的老迈和失语，都在质疑民主党为什么不换人，还出了各种让拜登“意外”挂掉的馊主意。特朗普其实也老了，还官司缠身，在辩论中一如既往地满嘴跑火车，或许共和党也应该换人。

这都是关注错了重点。

拜登的老迈不是问题，特朗普的不靠谱也不是问题。如果这些是问题的话，换人还真能解决问题。而且不必等外人热心，美国早就自己解决了。Deep State要是连换个人都解决不了，还算什么Deep State？

问题在于美国政治已经迷失了方向，拜登和特朗普代表的是两个相悖但同样问题多多的政治路线，Deep State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拜登代表美国霸权路线，还在尽力裱糊Pax Americana，这是基于美国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认知。

特朗普代表孤立主义路线，美国第一，世界其他地方哪管他洪水滔天，这是基于美国实力已经只管得了自己的认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人都都道理，否则问题就简单了。美国人还是有基本的理智的，明显的荒唐还是看得清的。问题就在于两条路线都似乎有道理，但又都似乎有好大的问题。

美国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这是因为中国拒绝做超级大国，尤其是在世界上管天管地管空气那种超级大国。但美国要管到任何涉及中国的事情，就管不下去了，而中国的投影面积在世界上越来越大，Pax Americana越来越难以维持。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越来越不超级了。

拜登不是没有注意到美国实力在衰落，喇叭吹得很响的IPEF把什么调都吹一遍，唯独不提自由贸易。贸易架构不提自由贸易，那还算什么？

问题出在美国的“不再超级”和中国的“实际超级”本质上来自于相对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按照汇率GDP，美国依然领先，甚至差距还有所拉大。但美国穷得只剩钱了。

在美国的钱可以调动世界上的一切的时代，这不是问题。但美国要打压中国崛起，美国在世界上是管买东西的，中国在实际上是管造东西的。买东西的要与造东西的脱钩，造东西的有便秘之苦，买东西的就有饿死之灾了。

拜登想投巨资，重建美国制造业，但美国体制就与国家拉动八字犯冲。国家拉动的核心不在于国家投资，而在于国家激发，后面还是要靠民间资本才能持续发展的。但美国民间资本已经高度金融化了，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收割，而且宜早不宜迟，使得国家拉动难以退出。由于这样的前景，民间投资愈发不愿进入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收效慢的领域，使得美国再工业化举步维艰。

即使像马斯克这样热衷投资制造业和科技的异类，也是只管播种，不管精耕细作和持续发展，特斯拉的产品型号都在第一代之后再也不更新了，最早的Model S竟然已经12年之久，Model 3也已经7年了。

眼下美国指控中国“产能过剩”的最新领域是塑料。这是美国的传统强项，强在原料成本超低。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使得天然气里含有的“液态杂质”（主要成分是乙烷，还有些更高碳的烷烃和芳香烃）成为最佳化工原料，工艺路线的设备和运作成本大大低于更加常见的石脑油裂解，加上化工产品量大价低，远道海运不划算，这是北美化工发达的基础。

但中国化工做到成本更低，加上海运成本都把北美化工打得气喘吁吁，日韩就不提了。现在的北美化工vs中国化工好比70-80年代北美汽车vs日韩汽车，现状还过得去，但苗头已经不对了。只要看看北美化工的设施，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量产线还是40-50年代遗留的，70-80年代都不算老旧了，00年以后那是妥妥的“拆刮新”，与中国设施和工艺就不能比了，中国式的极限降本增效更是没法比的。

再工业化更大的包袱来自美国财政。拜登路线是用大举增加国债来实现的。美国债务现在已经达到35万亿美元，按照现在的速度，在2035年可望超过50万亿美元，达到预期GDP的114%。在任何正常利率下，债务的利息支出就是不可承受之重，2024年利息支出已经预计达到8700亿美元，与军费相当。而现在5%一级的美联储利率其实属于正常的4-5%范围，并不算高利率，只是2008年后人们已经习惯于超低利率，正常利率都觉得高了。

更大的债务利息支出必将进一步挤占政府开支，影响国家拉动和一般支出的能力，拜登路线的可持续性大成问题。

特朗普的孤立主义路线的问题一点不小。

美国之所以还能维持，在不小程度上是靠继续从全世界收割，孤立主义意味着放弃收割的福利，这是美国不能接受的。特朗普也强力推行减税，从小布什到特朗普，减税从来只惠及有钱人，不惠及中产阶级以下。

减税对再工业化也缺乏实际意义。美国资本早就“轻资产化”了，留在国内的制造业越来越少，减税获益也有限，但重建的投资就不是减税能抵消的，劳动力和环保开支将抵消一切减税带来的好处。

美国劳动力成本过高是不治之症。制造业曾经是中产阶级的最大温床，去制造业后，一部分中产阶级“上升”为上中产阶级，在经济实力方面直逼甚至可能超过“老钱”的有产阶级；更大的部分“下沉”到低收入阶层，服务业称为最大的工薪阶层的归宿。为了基本的社会稳定和还上的了台面的社会公平，服务业（包括零售、家政、医卫、法律、技术服务）的收费和开支水平提高，但服务性质和品质并不同步提高。

比如说，在上海，60-80人民币的男子理发可以得到相当高级的服务，但在美国，30-40美元只能得到很基本的服务。如果以此为比照的话，美国劳动力成本至少是中国的3.5倍。在中国自动化、信息化、机器人化高度发达的现在，美国工人单位劳动生产率更高都不再成立了。服务成本提高导致劳动力成本的全面提高。问题是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地方性的，美国人不可能特意到上海来理发。但制造业的产品是全球化的，iPhone不管在哪里制造，都在全世界销售。

贸易保护的问题更大。自己和自己玩的封闭经济圈最终好比是踩着脚背起飞，更何况美国去工业化已经相当深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想依靠美国制造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都难。

不管是拜登的国家拉动，还是特朗普的减税刺激，劳动力成本称为美国再工业化迈不过去的坎。再工业化不成，则美国无望。

然而，减税对减少税入的作用是立竿见影的，而政府开支并不能同步缩减。其结果是进一步举债度日，同样加重债负。

特朗普倒是不忌讳中国车企到美国开厂造车，这是拜登绝对不容许的，否则“中国汽车在美国是轮子上的间谍”就难圆其说了。

特朗普要用关税壁垒逼迫美国人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增加美国制造，如果能长期一贯制，比如坚持30年，这或许会有效。其实，拜登的国家拉动要是能长期一贯制，或许也会有效。

问题是，拜登路线和特朗普路线都是美国政治妥协到无可妥协后极端化形成的，拜登和特朗普只是标签，标签再换，实质不变。两条路线是美国精神分裂的结果，走进每一条路都是不归路。美国现在岔路口，两边都不敢、不愿走得太深，只能两边都试试，导致必然的两极震荡，使得任一路线在理论上的好处在实际上都成为坏处。

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妥协，但久而久之，能妥协的事情都解决了，剩下的都是不能妥协的，接下来怎么办，民主政治并没有答案。齐心协力闯关要求每个人都做出重大牺牲，除非在持之以恒的坚强领导下，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现实中，美国人注重活在当下，注重权利而轻视义务，在“容易的路”都走完之后，艰难的路又不能齐心忍痛，怎么办呢？

拜登vs特朗普的辩论就是怎么办。即使跳入平行宇宙，拜登言辞锐利了，特朗普谨言慎行了，辩论会更加好看，但问题依在。

美国的真正问题不是没人了，而是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