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发展，越需要外资外企和外国人_风闻

6月24日，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生暴徒袭击日本母子，并导致中国同胞遇难的恶性刑事案件，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海内外影响。

而就在悲剧发生一周前的6月15日至18日，由省委书记率领的江苏省代表团刚刚对日本奈良、京都、东京、福冈等地进行了考察访问。期间还在福冈市天神公园举办了一场“水韵江苏”文旅嘉年华，全方位展示江苏独特的人文魅力。

今年是福冈县与江苏省结好32周年（注：结好：交结，亲近，出自《周礼·春官·典瑞》）。几十年来，在江苏的日企累计已超过6800家，总规模在中国保持前列。光是苏州一市，就累计引进了3000多家日企。

像这次发生袭击案的苏州高新区，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一片农田，当时的市长章新胜一趟趟往日本跑，在各地举办大型招商会。在苏州政府的盛情邀约下，1993年，首家日资企业苏州日电波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入驻苏州高新区。

此后30多年，松下、佳能、爱普生、富士胶片等知名日企相继落户苏州高新区，并不断增资扩产，比如日电波公司就先后6次增资。高新区逐渐成为苏州日资日企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共有768家日企，占苏州全市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18家世界500强日企。日企贡献了全区20%的工业总产值、25%的进出口总额。

可以说，正是在包括日资日企在内的各类外资外企的助力下，没有任何政治光环、优先政策的苏州，才得以崛起为GDP全国第六、地级市第一的经济强市。

当然，受惠的不只有苏州。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访日。在大阪，邓小平一行冒着细雨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83岁高龄、已经退休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到工厂门口迎接。访问中，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当即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

随即，松下电器开始在中国投资，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

此后，日立、三洋、东芝等日企陆续登陆中国。到2005年，中国商务部更是把中日合资运动写进了报告里。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而日本则是次于东盟、欧盟和美国的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日资日企遍布全国各地。

根据2023年3月公开的中国本土法人登记信息，光是松下控股一家，在华雇员数便达到74128人，其中位于苏州的松下新能源（苏州）有限公司就有约1.8万名员工。而日产、丰田、本田等几大日本车企在华雇工人数也都在4万人左右。

**我统计了下，目前在华的前20大日企，总共雇佣了近46万名员工。**另外在我们可以切身感知的零售、餐饮领域，几大日资连锁品牌，如罗森在全国开了近6000家门店，711开了3300多家……这些门店同样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被誉为“苏大强”的江苏，不仅是日资日企在华的重镇，也是外资第一大省。

数据显示，中国共有外资企业45万家，其中江苏一省就高达21万家，占了全国外资的将近一半。光是一个县级市昆山，当地的外资企业就达到3万家，而苏州全市的外资企业则有9万多家。

2023年，江苏实际利用外资253.4亿元，是全国唯一超过250亿的省份。利用外资前10大城市中，江苏一省就占了3席，分别是苏州，69.05亿，全国第5；南京，49.4亿，全国第8；无锡，41.2亿，全国第10。

如果说，80年代的乡镇经济是苏南模式的1.0版，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以新加坡苏州工业园、“中国德企之乡”太仓为代表的外资经济，则是苏南模式的2.0版。它不仅助力苏南实现了经济腾飞，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整个中国得以快速崛起的秘诀之一。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中国要技术没技术，要资金没资金；当时的国营工厂，既不懂管理，也不懂市场，一切都得打开国门向外国学习。所谓改革开放，顾名思义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的重点则是对外资外企开放。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式也经历过一个转变。最开始，我国主要通过对外借款的形式来引进外资。1979至1991年，中国合计对外借款525.6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的65%，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仅有250.6亿美元，占比31%。

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大局基本确定，特别是各种鼓励性优惠政策以及相关立法的出台，比如1986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二十二条），外企开始大举进入中国。

尤其是1992年南方谈话，以及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外商直接投资一路攀升，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到1994年时，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一度达到了23.6%的高值。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这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不断扩大外资的准入领域，增加政策透明度。在此框架之下，国内投资环境持续改善，庞大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实际利用外资额也逐年攀升。

20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到2022年更是达到了1.2万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是1891亿美元）的巅峰。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14年，《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出台，外商投资项目管理开始由全面核准制转向普遍备案和有限核准。

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之后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对外资禁止和限制的产业种类进一步减少。

时至今日，外资外企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复苏的助推者，变成中国发展的共舞者和发展成果的分享者，内外资之间早就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紧密关系。

看不清这点，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的经济现状，进而还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蠢事和暴行。

如今有些人说起外资外企外国人，总觉得他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来占我们的便宜，赚我们的钱。把他们赶走，或者人家主动跑路，没什么大不了的，反倒可以把市场腾出来，留给民族企业。这种想法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资企业一直作为中国短缺资金和技术的供给者、更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者、更高水平的企业制度载体和市场体系参与者，以及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提供者而存在。

比如今天很多人自豪于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将其归功于改革开放前的勒紧裤腰带，或苏联援助。但且不说苏联援助主要集中在重化工领域，即便是当年“援助”的技术，到改革开放时，基本也都已经落伍了。

以苏联援建的长春一汽为例，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曾前往日产汽车公司参观，当得知该厂人均每年汽车生产量为94辆后，深有感触地说，比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人均年产量竟多出93辆。

同样是生产汽车，日本竟是中国的几十倍，面对巨大的差距，邓小平陷入沉思，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

所以后来，当中国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而美方提出希望搞合资经营时，邓小平当即作出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示。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所以能快速成长为继日本之后的新一代“世界工厂”，主要就是得益于外资大量进入汽车、机械以及电子电器、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工业领域，促进了产业效率的提升和产业分工的细化。难怪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建丽在《新中国利用外资70年》一文中直言，是外资外智助力中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还是以汽车领域为例，1984年，大众集团进入中国之初，为了实现零部件的本地化配套，先后动员了全球多家零部件企业来华投资，跟随大众而来的国际零部件企业与此后上海大众培养和带动起来的国内零部件企业一起，构成了中国汽车工业最初的供应链体系。

1985年，上海大众开始批量生产桑塔纳。在大众集团和上海市的共同努力下，该车的国产化率从1987年的2.7%迅速提升至1989年的60.09%。1996年，上海大众成为首个年产20万辆的轿车企业，普桑的国产化率也达到了90%。

又比如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贸大国的道路上，外资外企同样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在2001年入世之前，外资外企的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

一方面它们大大推动了中国出口的总量。2001年时，外企出口甚至一度达到全部出口额的50%；另一方面也有力提升了中国出口的质量。1995年，在外企出口的带动下，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上升到29.4%，首次超过纺织服装，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产品品类。

正因为外资外企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国政府特地向包括松下幸之助、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洋厂长”威尔纳格里希、美国国际集团（AIG）前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等外国人颁发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2023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11339.1亿元人民币，相比2022年巅峰期的12326.8亿下降了8%。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又下降了28%，而这已经是该项数据连续第十二个月出现下滑。

具体到各地，外资前五大省份中，有三地去年实际利用外资出现大幅下降，其中江苏下降了16.92%，广东下降了12.5%，而山东则下降了接近四分之一。

另两大省份上海与浙江，前者不增不减，接近于零，后者的增幅也在5%以内。

而在主要城市中，北京、深圳、苏州、广州、天津、青岛、成都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青岛降幅最大，达到31.89%；其次是北京和深圳，也都在20%以上。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是受当前国际地缘环境的影响，部分外资外企近年来开始向东南亚转移产业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民族产业已经发展起来，外资外企的作用也不像当年那么大了，中国自身过剩的产能和资本，甚至还需要通过“一带一路”等形式向外输出。

但我们不能忘记，外资外企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今天，面对AI、半导体等产业领域的激烈竞争，我们仍需要和外资外企进行合作，仍需要参与国际分工，仍需要牢记邓小平当年的话：“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外资入华的总量有下降趋势，但在某些高端领域，外资仍在加码中国。以外资第一大省江苏为例，空客、博世、SK海力士、通用电气、霍尼韦尔等一批高质量项目的落地，让江苏在装备制造、集成电路、电子产品等新兴产业领域不断积蓄增长动能。

除了向高端化延伸，能源类外资项目密集落户，也是这几年外资入华的一大显著特征。比较知名的有化工巨头巴斯夫在广东湛江的一体化项目，以及沙特阿美与荣盛石化、山东裕龙岛项目的合作等。

而这些领域或者关乎中国的经济底盘，或者是中国亟需闯关突围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外部环境日益严峻，但外资外企并非中国的敌人，恰恰相反，善待外资外企和在华外国人，有利于我们团结更多力量，突破技术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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