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大路通长安：因为交通而发达（上）_风闻

    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以及南非、澳洲的土著居民，他们的文明都不繁荣。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的自然资源贫乏，而在于他们远离世界的交通大道，被人类的进步所遗忘。人类的文明或者就具体而言文化，说到底是人类全体合作的产物。某个地方的发明，因为交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受到刺激的其他地方，往往又能做出更新的发明。

    文明与文化的发展，虽然时而出现波折，但总体上不停向前发展，只要看一下纸、火药、罗盘等发明的传播路线便可一目了然。然而，与世界交通疏远的地区，其居民无法均沾人类先进文明所带来的利益，反而因为文化差距的日益加大，他们在意识上更加抗拒外来事物，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自身社会的封闭性，与外界的交流变得越发困难。

    文化因为交通得以发达。交通所带来的利益，并不一定在交换知识以后才产生的。人们对外来的稀奇的东西所产生的惊异和热爱，便足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原动力。南海所产的香料，是如何刺激欧洲人的味蕾，从而激发起他们的勇气，毅然投身于海上冒险的？中国的茶叶，是如何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热爱，从而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发展成为“茶叶故乡”的心腹之患的？难道不正是中国古人对玉器的偏好，才激发了他们孜孜以求的精神，终于成功地烧造了质坚如玉的瓷器吗？

    说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与交通的流量成正比，这或许稍有些夸张。但是，不容置疑的，脱离了对外交通而自我封闭，文化发展必然出现停滞，难免成为世界的落伍者，也就难免要挨打。

    对交通便利的地区来说，要想取得文化的发展，单有物质的流通是不够的。自古以来，处于世界交通要冲的地区，文化不一定繁荣。原因就在于文化是从这儿通过了，但没有在这儿积累起来。草原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他们在文化传播和交通拓展上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曾经想象的重要得多，这一点在近年来的东西交通史的研究中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他们的文化至今仍不繁荣，究其原因，游牧的生活习性与物资的积累难以相容。文化的积累，只有依靠定居的农耕民族才能实现。

    文化的积累无法离开物质，只有在物质上有所积累，才能实现文化上的积累。由于分散的积累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为了发挥更大的威力，积累就有必要集中起来。从这一点上来讲，在分散的乡村，文化的积累并不充分，只有商业密集的都市，才能为文化的积累提供很好的土壤。归根到底，文化的母体是都市。

    物质也好，文化也好，其实都是很脆弱的，它们会趋利避害，选择最安全的地方生根发芽。政权所在的大都市是它们的首选。即使这些地方的自然地理原本对交通来说并不便利，但为了取得权力的庇护，物资逐渐向这里集中，交通路线也因此向这里延伸。条条大路通长安，这就是贯穿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一般现象。

    五代北宋时期，中国舍弃了交通不便的长安、洛阳，把都城移向了当时的交通枢纽和商业都会开封。这一举措正反映了那一时代的鲜明信息，同时也揭示了宋代社会的近世性质。

    从秦汉统一到唐代，中国的都城主要设在长安，间或设在洛阳。长安位于今陕西渭水盆地，即所谓的“关中”，其所凭借天然的山河之险。当时，有一条世界性的交通大干线，通过天山南路的孔道，贯穿亚洲东西，长安则是控扼从西方延伸而来的交通路线进入中国东部大平原的关口。也就是说，长安是对西方贸易的内陆中心港，中国的特色商品首先积聚在此，然后转卖到西方商人之手，同时，外国进来的商品也在这里卸货，然后转运至全国各地。

嘉峪关

    清楚了这条如今被称作陆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大干线的存在，也就能解开这样一个疑问：万里长城真的有必要一直延伸到那么遥远的西部吗？

    答案很简单。那并不是因为长城西部的南侧居住者数量不多的而需要特别保护的汉人，而是为了保护这条世界交通大干线的。因此，以今日的眼光来看，长城向西的延伸似乎还可以更为遥远。

    这条横断亚洲大陆的交通路线，从长安伸向更远的东方，经过洛阳，沿黄河出渤海湾，沿中国东北和朝鲜海岸，到达日本的九州北岸。日本民族一开始就充分利用这条交通路线，与大陆之间展开了贸易。

    连接东亚和西亚的交通路线，除上述陆上大干线外，还有南方的海上航路以及很少被今人提及的喜马拉雅山道丝路。中国沿海的航路，按理可以通往任何地方，但实际上由于长江以北沿海缺乏良港，海岸离陆地上的聚落相对较远，航海的风险较大，因此长期以来未见有所发展。长江以南的浙江、福建沿海，海岸线比较曲折，有不少天然的避风良港，并且自东汉以来时有运送大军的记载，可见从古代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了利用。而大规模的海上交通，则是以广东为起点的南海航路。从广东出发，趁着冬季贸易风的航船，途中在占婆补罗（简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沿岸停靠，取得燃料、饮水和粮食的补给，再一路南下，自然可以到达马来半岛的南端新加坡一带。

    从新加坡开始，航路一分为二，转往东南，则经爪哇（今印尼爪哇岛一带）可以到达香料诸岛。很多中国商船以爪哇为终点，满足于从爪哇人那儿购得所需商品。转而往西，则经马六甲海峡，出印度洋，横渡孟加拉湾，可以到达锡兰岛。中国商船大多在此与印度、波斯及阿拉伯商人交易大宗货物，然后折回，继续往前达到波斯湾口的商船非常罕见。流入波斯湾的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溯两河而上，就能与北方的陆路大干线交会。幼发拉底河的西岸就是叙利亚，这里东面地中海，从海岸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出航欧洲。

    这样，贯穿亚洲东西的南北海陆两大交通路线，其西端在西亚会合，但东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这是由中国的地形决定的。

    尽管中国拥有广阔的平原，但其主要的河流均为东西流向，这有利于东西之间的交通，但南北的交通却受到阻碍，由长安往广东，必须数次横渡宽广的江河，翻越横亘这些流域的崇山峻岭，既艰辛又危险。

    为了消除以上的不便，中国自古以来就尝试着在平原上开凿运河。大河从西往东，则在这些大河下游的平地上开凿南北向的运河，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古运河在中国各地早就存在，隋炀帝对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成为系统性的运河网。这个水路网络，北自白河，贯通了黄河、淮河、长江，直达南方的钱塘江口。

    史上罕见的暴君隋炀帝留下的遗产大运河对后世的恩惠，不应该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它，它在促进中国内部交通的同时，还将横断亚洲的南北海陆两大干线的东端贯通了起来，这是一项连“暴君”本人都没有预见到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伟大事业。

    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开通，从此，由长安出发沿黄河而下先达开封，在这里换乘进入运河，可直达钱塘江口杭州，再沿浙江、福建海岸南下，不必冒太大的危险就可以到达广东。中国自此不再是亚洲东西交通线终点的死胡同，而成为世界循环交通路网中的关键环节。

    在大运河时代的唐朝，西方的阿拉伯（大食）人、波斯人的目的地也不再是单纯的长安或广东，他们来到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在这里建立起来繁华的居住地，从事商业活动，其人数按十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马苏第留下的百科全书《黄金草原》记载，据称有数千人之多。

    唐朝正值西亚信奉拜火教、将中世纪的贵族文化推向顶峰的波斯王朝趋于灭亡，信奉伊斯兰新宗教的大食人兴起的时期。象征着阿拉伯势力大获全胜的阿巴斯王朝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建都，致力于吸收和翻译古老的希腊、波斯、印度等各种文化，社会很快呈现了令人目眩的文艺复兴现象。伊斯兰文化在本质上具有极其浓厚的近世色彩，而国土被阿拉伯人侵占的波斯贵族及其民众，不甘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他们通过海陆亡命中国。不久以后，作为征服者的阿拉伯人也接踵而来，进入中国。他们分别被称为波斯人和大食人，又合称为胡人（或色目人）。

    胡人善于经商，他们在中国的活跃令人惊讶。他们没有选择像中国近世贵族那样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而是作为商业资本家积累流动财产。唐人李义山（约813—858）在其《杂纂》的“不相称”篇中罗列了“穷波斯”，这恐怕是部分波斯贵族后裔沦落的真实写照，同时可见当时人在谈到波斯时联想到最多还是富人。中国近世兴盛的动产资本，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因为这种大资本商业的经营方法是流入的波斯人传授的，与此前中国人所普遍崇信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理财观截然不同。

    在大唐帝国的统治下，国内市场开发进入了快车道，但唐中期以后由于北方民族侵扰，中原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势头也因此受到了顿挫。五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不仅与北方分离，而且内部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南唐、吴越、荆南、蜀、楚等政权割据自立。这些国家或占据了海岸线，或占据了内陆交通路线的一部分，五代的分裂是交通路线的割裂，同时也意味着国内市场的分割，也造成了通货的阻隔，于是，各国内部的通货以及劣质的铅钱、铁钱等纷纷出现。

    这种情形阻碍了自由交换经济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对后世产生了某些有益的影响。五代分裂时期，各国都设定了国界线，过去的国内商业一下子变成了国际贸易，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各国竞相通商，努力振兴产业，开发国内闲置不用的资源，各地特有的产业因此取得了发展。其中，蜀地及江南地区制茶业的发展甚是令人瞩目。茶作为中国的特色商品，长期以来博得了良好的世界声誉，而它的生产及其在经济中的稳固地位，实际上是在五代分裂时期确定下来的。此外，造纸业、制瓷业、杂品杂货等轻工制造业生产出了优良的商品，也都充分呈现出不同地域的特色。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政治上的统一，同时也是经济上国内大市场的再度形成。分裂时期的国际贸易在此还原为国内商业。五代时期混乱的通货经宋朝政府的积极整治得到完善，除特定地域外，全国的法定货币统一为铜钱和习惯上通用的银子。各地的优良特产经由以运河为大动脉的水路网贩运到了全国各地。五代时期各国的都城虽然失去了政治意义，但作为商业积聚之城继续发展着，尤其是唐代以来运河沿岸的商业都市发展速度更是惊人，财富的不断积累促使了近世文化的发展。这种现象必然会导致宋代社会不得不倾向于一种资本主义式的集权统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