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启示录：唐德宗的无奈与王安石变成鸡、猪_风闻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三卷，记载了一个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唐德宗李适外出打猎，遇见农民赵光奇的故事：

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是自兴元年间以来年景最丰熟的一年，米一斗值一百五十钱，粟一斗值八十钱，唐德宗颁诏命令在丰收的地区由官府和籴。十二月庚辰（初一），德宗在新店打猎，来到农民赵光奇的家中。德宗问：“老百姓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不高兴。”德宗说：“今年庄稼颇获丰收，为什么不高兴？”

赵光奇回答说：“诏令没有信用。以前说是两税以外全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属于两税的搜刮大约比两税还多。以后又说是和籴，但实际是强行夺取粮食，还不曾见过一个钱。开始时说官府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须在道旁交纳，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动不动就是几百里地，车坏马死，人破产，难以支撑下去了。百姓这般忧愁困苦，有什么可高兴的！每次颁发诏书都说优待并体恤百姓，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恐怕圣明的主上深居在九重皇宫里面，对这些是全然不曾知晓的吧！”德宗命令免除他家的赋税和徭役。

唐德宗在遇到千年少有的大胆农民赵光奇后，因恻隐之心免除了他家的赋税和徭役，但并没有停止搜刮民财的步伐，这种荒唐的行为背后，其实是因为中唐时期朝廷严重的财政困境。

唐德宗自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继位以来，鉴于唐初的“租庸调”制难以为继，朝廷财政面临着极大的危机，任用宰相杨炎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开始推行“两税法”。他还信用贤臣、疏斥宦官，着手削弱藩镇，当政初期颇有一番中兴气象。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后，李惟岳假托军中推举，上疏请求唐德宗允许其承袭父位，志在削藩的唐德宗不答应。李惟岳于是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叛，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在奉命击败梁崇义后，梁崇义自杀。公元782年，拥兵自重的李希烈也反了，并自号建兴王、天下都元帅。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本就国力空虚，唐德宗面对四起的节度使反叛，不得不求助于还没有反叛的节度使们。可是这位好大喜功、志大才疏的帝王，迎来的是再一次叛乱。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赶赴前线平叛的泾原军，因在浐水驻扎时遭遇了“粝食菜啖”，马上调转枪头浩浩荡荡杀向长安。

禁军逃散的唐德宗只好弃城西逃，然后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时被叛军围困，遭遇了历史上有名的“奉天之难”。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李适下罪己诏以安抚人心，并采纳宰相李泌的建议，任用大将李晟、浑瑊等人平乱，才终于在七月回到长安。

对于其后的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打猎事件，司马光评论“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并认为唐德宗应该“洗心易虑，一新其政”。而唐德宗考虑的一直是强军，鉴于唐肃宗、唐代宗时期，全国发生的农民起义中江淮地区占了约44%，唐德宗为了稳定“职税所办者，惟在江东”的江浙，在浙江西道建立了镇海军，同时他还要厚养长安的神策军以稳定朝堂，这个背景下就只能再苦一苦老百姓了，所以只能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役。

无独有偶，北宋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除了朝堂上一片反对之声以外，民间对其痛恨也可谓怨声载道。宋话本《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篇，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王安石微服赴江宁，遇一老妪喂鸡豕，唤“啰，啰，王安石来！”鸡豕俱来就食。问其故，老妪曰：“自王安石为相公，立新法扰民。妾孀居二十年，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而差役如故。妾本以桑麻为业……今桑麻失利，只得蓄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

老妪家本来从事桑麻种植就够苦了，只好辛辛苦苦豢养鸡猪来应付征役钱的吏胥里保，辛辛苦苦之中所有收成都因为变法被搜刮一空，老百姓焉得不对变法者恨入骨髓。如果这位老妪知道面前的问话者就是王安石，那就不是用“王安石”作为代号来唤鸡喂猪了，她应该把王安石抓挠成满脸血的猪头。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改革，大多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背景下的地方和朝廷利益调整，朝堂根据自己的愿望“许愿式”制定伟光正的政策，贵族豪强按照经济规律执行政策竭泽而渔让老百姓断子绝孙，这种改革的结果大多是引发各地的农民起义，从而导致朝代更迭和周期律换皮上演。

到底怎样的改革才会引领社会的发展？答案其实在马克思的演讲和著作中。

1856年4月14日，英国伦敦，由厄•琼斯创办的英国宪章派的周报——《人民报》举办创刊四周年宴会，邀请卡尔•马克思作为流亡外国的革命人士代表，参加这次集会并发表演说。马克思在演说中曾经说过几句特别有深意的话：

其一，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GM家。

其二，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

其三，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也就是说，科技的发展和推广推动生产力发展，但在畸形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体制下，科技GM却被异化为“贫困的源泉”，广大的底层人民需要从“愚钝的物质力量”地位中挣脱出来，具有前瞻性和民主意识的先驱们推动社会改革，以求解决物质生产相对过剩和人民相对贫困的问题，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分利式的改革，往往走得远、行得成功，甚至有可能造就文明的灯塔。

润之先生诗有言：“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马克思这次演说6个月后，英、法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0月)，当时清朝在位的是咸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