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氏父子面对“崇宁重宝”的飘零之叹（文/初国卿）_风闻

读了流寓台湾的辽海人齐邦媛写的记忆文学《巨流河》之后，我曾去新民探寻当年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参加郭松龄反奉的“巨流河大战”之地——巨流河古城。在去古城之前，我翻检清代流人方拱乾的《何陋居集》，想看一看他当年流放宁古塔途中过巨流河时是否留有诗作，不意却发现了他的《崇宁钱》一诗。这倒是让我很感兴趣，因为半年前好友丛军兄曾赠我数枚“崇宁重宝”，一枚枚包裹着苍翠的绿锈，绿锈里掩映着古朴方正的“崇宁重宝”四字钱文。我喜其土蚀后的苍润，更喜其八分书的法度严谨，尽管从未涉足古钱收藏，但还是擦拭一过，闲来把玩，亦几呈包浆。今得读方拱乾诗，自然多了几分亲切。

方氏鼎鼎大名，为明末清初桐城人。明崇祯年间进士，累官少詹，充东宫讲官。入清为顺治帝所赏识，为少詹事，尝扈从驻跸南苑。顺治十四年（1657），因其第五子方章钺考试作弊事牵连，被定罪，举家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三年后以修北京前门城楼自赎，赦归。这首五律《崇宁钱》正是写于宁古塔流放期间。

    古钱命如客，一样叹飘零。

    日月当年铸，山川何处经？

    苔痕争蠹蚀，夜气伴龙腥。

    金碗三朝变，犹存肉好青。

诗人将崇宁古钱同自己的流放身世结合起来，寄情于物，慨叹世事。他说古钱之命运也如飘零此地的流人一样，和自己一样，历经日月变幻，其上布满了苔痕与虫蠹，寒夜之中还散发着铁腥之味；虽然历经宋、元、明三个更替的朝代，但其圆形的钱边和方正的钱孔还是那样完整，颜色如故。诗中的“龙腥”原意为刀剑所带的铁腥味。“肉好”为古代圆形钱币的边和孔。

方拱乾在宁古塔为何能见到宋代的崇宁钱，他所见的崇宁钱又是哪一种。带着这个疑问，我又翻检同时流人作品，终于在其子方孝标的《钝斋诗选》中读到了也是写崇宁钱的七律《古钱》诗，并从中可见方氏父子所写的是同一种钱。

方孝标为方拱乾长子，顺治六年（1649）进士，授编修。后因牵涉其弟科场案，与其父及家人被流放宁古塔，三年后与其父一起遇赦放归。后游历江南云贵诸地，据所闻所见著成《滇游纪闻》。康熙五十年（1711），同邑戴名世因《南山集》多采《滇游纪闻》之言而罹祸，牵及方孝标。时方氏已死，于是开棺剉尸。其子方登峄、孙方式济等数十口一并流放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从而造成方家四代接连被流放东北的大悲剧。方孝标这首《古钱》诗前有小序：

        客有持古钱者，大径寸，轮廓坚致，土蚀苍润，字曰崇宁重宝，笔画如八分书。云此东北三十里有废城，每春雨流泉，耕者辄得古钱成贯，多此类也。按崇宁为宋徽宗年号，汴京相去六千里，钱何由至？或者‘靖康之变’，金人虏以东。而此地之属金何地，又无可考。或者即宋地耶？乃宋不能统瓦桥以西，声教岂能及此？稽之《宋史》，又无可据，则亦缺疑而已。为诗纪之。

方孝标在这里说所见古钱是“崇宁重宝”，这要比其父方拱乾所写的“崇宁钱”要明确许多。不仅如此，诗人在小序中还详细叙述了所见“崇宁重宝”古钱后的所思所考。

他首先说崇宁重宝为“八分书”。其次说“崇宁重宝”为宋徽宗所铸。其三疑虑“钱由何至”，地为何属？　　

方孝标说“崇宁重宝”为“八分书”。何谓“八分书”，按通常之说法，“八分书”为东汉王次仲所创造，是割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八分书”笔法整饬，方笔为多，体态丰满，雍容华美，但有时却略显板滞。这一点从“崇宁通宝”中也可见出，其字方正严谨、古朴庄重，虽然极具法度，但总感个性和灵动不足。

正如方孝标所说，“崇宁重宝”为宋徽宗所铸。公元1100年，宋哲宗病故，由其弟赵佶接替做了北宋第八任皇帝，是为徽宗。徽宗“性甚机巧，优于技艺”，终日沉迷于书法绘画之中，少理朝纲。他在位25年，改元六次，先后铸造了建国通宝、靖国元宝、建中靖国、圣宋元宝、圣宋通宝、崇宁通宝、崇宁重宝、崇宁元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政和重宝、政和元宝、重和通宝、宣和通宝、宣和元宝等15种钱币。其中他亲笔所书的瘦金体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钱文，铁划银钩，超妙绝伦，深具骨秀格清之气韵，堪称钱文书法之颠峰。世人评此为“宋代第一泉”，他也与新莽钱文并称中国钱文书法“二圣”。《古钱大辞典》曾引近代泉币鉴赏家张可中的话评价徽宗御书钱：“范各一体，体各一态，或如美女簪花，自然窈窕；或如天女织锦，色彩斑斓。若大观、崇宁……等，莫不骨秀格清，令人意远。吾人收罗此泉数百种，陈览于绿窗绮几之间，无异展开一部瘦金字帖也。”曾有人认为，“崇宁重宝”钱文也是徽宗所书，但史无定论。不仅如此，有人甚至认为徽宗朝的多种钱文都是赵佶所书，如清嘉道时人刘喜海《嘉荫簃论泉絶句》中曾这样说：“建中靖国字难刊，圣宋崇宁洎大观。宣政重和皆墨妙，空留楷法后人看。”并在诗注中说：“案建中、靖国铸圣宋元宝，崇宁、大观、宣和、重和、政和皆御书。”此说至到今天，仍无定论。宋钱样式繁多，据说光“崇宁重宝”钱版别就有几百种，面背记号也多，有花穿、决文、面星、背星月纹等，不难见到。

　　关于“重宁重宝”，还曾流传这样一个传说，谓其面文为蔡京所书，而蔡京书写时别有用心地将“崇”字的山和宗的竖笔上下贯通，连成一线；将“宁”字繁体之中的“心”省略，被人指责为“有意破宋，无心宁国”。但直到今天，属意宋钱的收藏家也未发现有如上所说的这种钱币，以至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至于方孝标在诗序中疑虑“钱由何至”，地为何属？实也不难解释。“崇宁重宝”肯定来源于北宋之地，当年宋与辽贸易往来频繁，宋钱在辽金之地出现实属平常，直到今天在原属辽金的东北之地还大量有宋钱出土，其中最多的就是“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另外，当年金人破汴京（今河南开封），掳徽钦二帝于五国城（今黑龙江宁安县）即方孝标诗序中的“废城”，与宁古塔相去不远，即序中所说的“此东北三十里”。皇帝被掳至此，随之掳来的钱币还能少吗？多少年后，这些宋代古钱都会经常出现，正像方孝标诗序中说的那样：“每春雨流泉，耕者辄得古钱成贯。”另外，方孝标所疑问的宁古塔或者“废城”之地当年不可能是“宋地耶”，这一点，方孝标也是清楚的，所以他会自言自语地说：宋朝连与金朝分界之地——河北雄县瓦桥关以西的地方都难以确保，其影响教化之事哪能到这里呢？

诗人在诗序中实际已将古钱的来历讲清楚，但结尾却要留一个“缺疑”，似乎难以相信“崇宁重宝”流落此地，就如同不相信他自己会为什么被流放此地一样。这种在客观叙述之中于序尾留下一丝疑问的写作方式，就为诗的抒情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伏笔。且看其诗：

古钱为解杖头青，云掘荒城野水汀。

宁铸八分如汉隶，年书一代自崇宁。

瓦桥关断此何地，民社台迁变几经。

尚想大梁怀宝客，当时应亦叹飘零。

解读了诗前之序，就不难理解诗人在诗中的情感抒发了。诗人说那原本挂于宋人杖头的青蚨古钱，却在这塞外荒城野汀中掘出。清晰的八分书体，崇宁之字，因为瓦桥关破，宋朝被金所灭，也不得不沦落此地，历经几代变迁。想来如果当年宋都大梁的收藏家知道此事，也会无限感叹这种苍凉飘零之变故的。诗人和他的父亲方拱乾在诗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一致的，借一枚“轮廓坚致，土蚀苍润”的“崇宁重宝”古钱，寄寓了自己被流放的身世之感，抒发了飘零于苦寒之地的苍凉之情。诗与序读来令人感慨万端，同时又深深感佩诗人借古钱而抒一腔情怀的诗思与诗艺。

古钱收藏家一向视存世量稀少者为珍品，存世量大的古钱，年代再久远也未必能入藏家法眼。有媒体报道，2010年12月20日，陕西华县咸林中学门口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工人曾挖出四吨“崇宁重宝”。“四吨”，无异于钱山一样，但它仍撩不起收藏家的兴趣。所以像“崇宁重宝”一类古钱，尽管其制作精美，但除了少数特别版次，大多仍属普品一档。丛军兄赠我的几枚当然也属普品，但读了方氏父子的两首诗，再次抚弄这“崇宁重宝”，感觉已与此前大不一样，它经过三百多年前方氏父子的历史审视和同地共咏，不仅使其有了塞外飘零的生命之态，更有着流人寄寓的悲剧之美。这在崇宁古钱来说，无疑获得了一种难得的殊荣。于是，我郑重地将其置于案上，视为“重宝”，于此怀想“崇宁”，也更怀想曾经两渡巨流河的方氏父子。

附记：

在方氏父子诗文集中，我没有找到当年他们渡巨流河的文字，但却在方孝标的《钝斋诗选》卷十三中读到了七律《宿白旗堡》，这说明方氏父子在流放途中曾在白旗堡住过一夜，时间应当是1659年的春天。当年新民西十里的白旗堡（今新民市大红旗镇）是盛京通往北京大御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往来大御道上的人既在在夜宿白旗堡，一般则不会再于巨流河城停留，因为白旗堡距巨流河城只有三十里左右。

在方氏父子住过白旗堡266年之后的1925年，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和郭松龄的反奉大事最终却兵败白旗堡。当年，白旗堡是郭军反奉的前线指挥部所在地，那里不仅有北宁线上的白旗堡火车站，还有郭军的弹药库。当大战在巨流河进行到胶着状态时，吴俊升率黑龙江骑兵杀到，炸毁了白旗堡弹药库，致使郭军全线溃败，不仅致使郭松龄夫妇被杀，齐世英逃到日本驻新民领事馆，还让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白旗堡车站一下火车即遭横祸，被乱枪打死。

又过了6年，“九一八”之后的1931年11月27日，东北军的铁路装甲车曾在白旗堡与日军发生激战，东北军“中山号”铁甲车曾以76毫米野炮击中日军铁甲列车，日军大尉指挥官板仓至被击毙。那是“九一八”之后东北军打的最漂亮的一场歼灭战。

世事沧桑，不管时光如何逝去，历史终无法忘记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尽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拔白旗”运动中“白旗堡”早已改成了今日的“大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