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中国的科技贡献贯古通今_风闻

【接上篇】

中国的科学哲学，有两个核心贡献：规律是不断变化的、世界是无法确定的。

而中国的天文学和中医学，正是其产生的原因和应用的结果。

天文历法深刻而又具体地反映了世界是变化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断变化的。

中医学说深刻而又具体地反映了世界是不确定的，即世界可知、但不可确知，其方法论只能是概率论。

▲人类科学启始于****天文学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我们的先祖就已经能够利用星体的位置辨别方向、判断时间、识别季节，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天文知识。中国古代历法和天文紧密联系，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可谓源远流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产生并发展天文学，有两个缺一不可的条件，必要性和可能性。没有农耕、没有远洋航海的需求就没有必要性，中国农耕一万年、西方碍于气候基本没有成规模的农耕，中国宋朝远洋航海、西方晚至明朝中叶；中国广大地域才可能统一天文观测，散装的西方不可能。因而，洋人与狗将西方从中国学到的天文学理念和思想，包装误导为所谓纯理性思考，就像海南人学习研究冰雕技术，成功创建了“三亚冰雪节”。

➤古代天文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起步最早、早期发展最快的国家，拥有几千年大量的观测资料，但受西方天文学的冲击，至今仍未做深入研究，且遗憾的是，对于天体物理也未提出过西方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

☯太极八卦

人类的科学是从对太阳运行规律的观察和总结开始的。

《易经》中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本人合理推测，估计源自太阳的运行规律。

太极生两仪。阴阳即太阳的日状态，夜晚无太阳为阴、白天有太阳为阳，标定的是“时间”。

两仪生四象。四季即太阳的年状态，太阳运行轨道冬至极南、夏至极北、春秋两分则居中。标定的是自然环境的“变化”。

四象生八卦。四面八方，东西、南北为极，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居中，标定的是“空间”。

八卦生六十四卦。抽象总结出大自然变化发展的64种基本“规律”。

也就是说，我们先祖通过对太阳运行变化规律的观察和总结，认识并建立了人类文明的四个基本概念，时间、空间、变化、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人类文明。

**☯**天象观察

中国天象观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无论是对太阳、月亮、行星、彗星、新星、恒星，以及日食和月食、太阳黑子、日珥、流星雨等罕见天象，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记载，观察仔细、记录精确、描述详尽、总结系统，其水平之高，达到使今人惊讶的程度，这些记载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殷墟甲骨文中，已有丰富的天文象现的记载，表明远在公元前14世纪时，我们祖先的天文学已很发达了。因而举世公认，我国拥有世界上最早、最精确、最完整的天象记载。比如，公元前240年的彗星记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从那时起到1986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30次，我国都有记录；太阳黑子记录可以上溯到商朝，甲骨文字中有关太阳黑子的记载，已有3000多年，共有100多次日期确切、翔实可靠的太阳黑子记录；至于天琴座、英仙座、狮子座等流星雨，也各有十余次记录。

只不过，遗憾的是，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自卑，导致珍宝般的天文记录未得发扬光大，反被跪族们弃若敝履、甚至视为粪土。

**☯**天文仪器

中国古代创造性地设计和制造了许多种精巧的观察和测量仪器，如最古老、最简单的天文仪器圭表，用来度量日影长短，但它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西汉的浑仪是古代测量天体位置的主要仪器；东汉的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利作为动力的浑象；元代的郭守敬则先后创制和改进了10多种天文仪器，如简仪、高表、仰仪等。以开人类科学研究方法之先河。

公元16世纪前，天文学在西方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随着望远镜的发明，西方天文学突飞猛进、远超中国，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古代历法

历法是人类对规律认知的开始，当我们的先祖开始认识到世界是变化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断变化的，先祖就建立了人类的科学哲学。

现今中国的立法是三历合一，即日历上同时印有公历、阴历、阳历。

据史料记载，至少在春秋时期中国即颁布使用阴阳合历，汉武帝时议造《汉历》后称为汉历，除四旧后改称“农历”。

汉历通过设置闰月以与二十四节气对标的办法，使得历年的平均长度等于回归年，妥善协调了太阳、月亮的周期，实现了阴阳合一，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科学的天文立法。

辛亥革命后，官历改用西方阳历（称为公历），沿用至今。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需要严格了解太阳运行情况，农事完全根据太阳进行，所以在历法中以反映太阳运行周期的“二十四节气”为准，并用作确定阴历闰月的标准。

阴历始于何时不得而知，以月亮运行周期为单位，称为月；阳历以太阳运行周期为单位，称为年。但地球绕太阳一周约为365.24天，而十二个阴历月只有约354天，故古人以增置闰月来使阴历对齐阳历，即十九年置七闰。

阳历即二十四节气，最早现于4500年前陶寺遗址的古观象台，该人类最早的天文台，用于测定二十四节气，至今仍可准确观测。这里需要说明，“二十四节气”准确说是“十二组节气”，即十二“节”和十二“气”交替组成，每组一节一气。顺便一说，若阴历当月无“气”，则月后插入一个闰月。

2016年11月30日，中国“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毕竟是现今可确定的人类首个历法，确切说是人类历法之祖。

要知道，需要在相当广大的地域内，众多的天文台站，以统一的标准、用统一的天文仪器长期观测，才可能制定精准的历法，在古代，似乎只有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能做到。

顺便一说，公元元年，汉平帝刘衎登基次年，改年号为元始，即西历公元1年就出自西汉的元始元年。该年号是篡位的王莽所改，意思就是“一切开始”，传到西方之后，便被追认为耶稣圣诞，也就是基督世界的开始。

公历的标准名称为格里高利历，传说源自古罗马儒略历，是一种阳历，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为对标中国阳历而特意减去十天，即儒略历1582年10月4日的次日，是格里历的10月15日，以修正长时期与中国失联导致的误差。因为，从中国引入儒略历时，西方人不明白规律是不断变化的，以为历法可以一劳永逸，所以不清楚中国需不断地修正历法，直到一千多年后的格里高利时期，中国历法再次传入，才发现未能与中国同步。现在我们知道了，汉历一年是365.25天，但地球公转一圈是365.2422天，即一年的时间，两者之间相差了11分14秒，也就是约130年汉历就多出一天，所以需要修历。

西方引入的阳历是中国太阳历（二十四节气），由太阳的周年而定，与月相无关。这里就有个问题，中国阳历定为一年365天，每四年加一天，这个规律西方也能观测到，只是较晚一些。但是，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则是中国特色，即结合阴历以十二地支划分，西方为何也分为十二个月，至今仍未能说清。而且有意思的是，传说中的古罗马历法里，一年从March到February，前十一个月以拉丁文序数（第一到第十一）命名，最后一个月（February）是腊月，与中国阴历命名方式一致。后来改历，January成为第一个月，部分月名逐渐改用君主名或神名。

这就像西方考证古埃及历法，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但现实是，尼罗河流域气候特殊，一年只有雨旱两季，不知春夏秋冬（中国温湿同步的特有气候特征）的概念从何而来，更不知历法为何要硬塞不存在的季节。

▲中医学是医学之“道”

本节独立成章为拙文“07为什么中医是道西医是术？”，敬请有兴趣者参阅。这里只做概述。

洋人与狗贬低抹黑中医、视中医为巫术，不是他们坏，而是他们不熟悉医学也需以哲学为基础，否则只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任何科学都是以哲学为基础的，不了解科学哲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学，而西医没有哲学支撑，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中医。

中西医有何不同？中医的基础是哲学和统计学，西医的基础是解剖学和分子生物学，中医道强术弱、西医术强道无，中医治人、西医治病，中医让你活得糊里糊涂、西医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也就是说，中医是由上而下、由内而外逐步发展，而西医有下无上、有外无内。

➤****《素问》是医学哲学

《素问》重点论述的是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即什么是病、为何得病、如何治病这三个医学哲学问题。这也反映了中医的三个哲学观：分形观、整体观、辨证观。

**什么是病。**简单说就是：中医认为是天人失调的结果，西医认为是病菌感染、或基因缺陷。

**为何得病。**中医认为是天人失调，西医认识则简单得多：总有刁民想害朕。

**如何治病。**中医理论很简单，失调了就调回来。而西医的思路有些粗暴，一个字：杀。

**➤**中医的三个哲学观

中医有三个哲学观：分形观、整体观、辨证观。

西医至今尚无医学哲学，二战之后才有人开始研究，因而不具可比性。这源于西文化只有宗教哲学，因此在其他领域都因与宗教思想冲突，而难以发展出相应哲学作为学术基础，导致西方科学只有树木、没有森林。

中医学的方法论是整体观、辨证论治、调和平衡，是基于辩证逻辑的动态科学；西医学的方法论则是还原论和低层系统论，是基于形式逻辑的技术。

中医学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自身，以及身体与精神、生理与病理的协调统一的整体观念，是建立在对纷繁复杂的自然环境、对扑朔迷离的生命现象，几千年持续不断的长期观察，对照、归纳、总结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之术。

**分形观。**西方现代分形理论是指部分与整体以某种方式相似的形体称为分形，而汉文化称为“取象比类”。

汉文化的意象思维在古代得到特别的发展而早熟，“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系辞传》）

**整体观。**整体观始终贯穿到中医学生理、病理、诊法、辩证、治疗等各个方面。中医的统一整体观与自然环境的统一辩证观，是历代医家在实践中观察、探索、总结的深入认识，是现代系统论中“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动态性”的理论源泉。

辨证观。“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能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出疾病的发展过程和本质。

病、症是疾病的现象，证才是疾病的本质。问题是，西医只论病、症，中医才论证。

西医是辨“症”施治，即以症状（表象）作为治疗依据，如验血白细胞偏高，那就猛输抗生素。

中医是辨“证”施治，即以证候（本质）作为治疗依据，搞清缘由再对证下药。

**➤**中医的方法论是概率论

中医有两个问题：病症与证是何关系、证与药是何关系？

这是两个黑匣子，就像丢硬币前没法知道那面朝上，没有定律、没有公式，只能用概率统计，尝试得越多、对关联的概率就越熟悉，就越清楚什么病症大概率与什么证对应，也越清楚什么证用什么方（药物组合）更有效。这就是经验，是长期观察、总结的经验，是代代相传的经验，没有什么“科学”、有的是对概率统计的累积。

病症靠检测，但证靠判断，靠的是经验，依据是概率。因此，中医的方法论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

**➤**中西医结合应是医学发展之道

中医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特色，比单纯的西医先进，就像设计院与施工队一样，中医设计、西医施工。现在的中西医结合正好相反，施工指导设计，故很难有所发展，既不能发挥西医“术”强大的优势，又不能发挥中医“道”站的高、看得远、掌控全局的优势，如能处理好中西医结合，人类医学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西医的“术”发达，在于善于利用现代科技；中医的“术”落后，在于中医暂未能有效学习使用现代科技。

中医道有余而术不足，因而中医的道（思想理论）和西医的术（技术手段）相结合，才是医学发展的正道。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我国古代最发达的四门自然科学：天文学、农学、医学、数学。

**➤**四大发明

本人打小就听父母和老师讲述四大发明，一直很着迷。过年放鞭炮，那是火药带来的快乐；喜欢偷偷摆弄父亲的指南针，那不是玩具、是工程仪器，体会着什么是无形的力量；对造纸倒是无感，从上到下都要用，习以为常；但对印刷术很向往，特别是父亲逼着练毛笔字、老师要求抄生词的时候，幻想着文具盒是个印刷机就好了。

直到老来才开始理解一点什么是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这个概念是西方人提出的，只是一开始没有造纸。意大利数学家卡丹早在1550年就第一个指出，中国对世界具有影响的“三大发明”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和火药。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1621年，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到：“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1861年，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写道：“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活字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实际上，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它们改变的可不是什么欧洲的历史进程，而是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欧洲只是依葫芦画瓢，努力跟上中国的步伐而已。

在原子弹爆炸之前，火药所开启的化学能，是人类能够掌握和应用的最强大的能量，就能量使用而言，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自然能、化学能、核能。火药不仅能高效杀人，更能开山劈地、修桥铺路，如果愚公有炸药，移山可能就不需要祖祖辈辈了。

指南针使人类知道了什么是四面八方、牵星术使人类意识到什么是宇宙洪荒，而两者结合构建出人类的远洋航海技术，把地球变成了村。

造纸和印刷则实现了文化普及，轻薄的书本使得长篇巨著成为可能，从而使每个人都能走向文明。

顺便一说，有人说亚里士多德著作千部羊皮卷，问题是把全欧洲的羊都杀了，皮恐怕也不够他用，不知要建多少城堡，才能保存这些羊皮，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空气清新不到哪去。

当然，本人只是说明造纸之前无长篇、印刷之前难流传，不会质疑亚里士多德这个人是否存在，就像不会质疑上帝是否存在一样。毕竟，众所周知，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四经》、《黄帝内经》并非黄帝作品，但并不影响黄帝是华人共祖。

**➤**农业科技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在现代化肥、农药、机械化为代表的现代农业产生之前，一直代表着世界农业科技的最高水平。

以下各项都是人类最早。

农作物驯化。水稻、粟米、蚕桑、大豆、茶叶等植物驯化。饲养猪、狗、牛、羊、鹿、鸡等动物驯化。

**水利设施。**大禹治水，良渚水利系统，都江堰、郑国渠等灌溉工程，江海堤防等海塘工程。

**生产工具。**远古社会由“刀耕火种”发展到“石器锄耕”，商周造青铜农具，春秋时期开始铁犁牛耕，三国时期的灌溉工具翻车，魏晋时期的水力石碾，唐朝制造曲辕犁及新型灌溉工具筒车。

**耕作技术。**嫁接技术、育秧移植栽培、温室栽培等

**➤**其他科技

古代中国的其它科技发明，也许没有四大发明那么耀眼，可也不是能轻描淡写、一笔抹去的。

李约瑟的研究表明，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长达两千二百年间，世界上的发明90%以上是中国人完成的。

**➤**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近代科学

这个问题各方争论已久，可能需要长时间不断探讨，但肯定不是洋人与狗认定的文化落后。

个人猜测，可能与三个因素有关：

**其一，哲学因素。**既然世界是不确定的，当然就不会有确定的定理和公式（近代科学的形式），有的就是概率和统计（现代科学的形式）。因此，中国产生的只会是现代科学、而不会是近代科学。

**其二，政治因素。**中国实行人文政治、以民为本，因此不容许与人争利的物事，助人鼓励、抢人饭碗不行。因而，英国触发工业革命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机器取代人力的工业革命（生产与科技革命），在古代中国是不允许发生的，除非事先能够妥善处置、人皆有利。

**其三，文化因素。**中国人不好空想、讲求务实，嗜好无实用价值的奇技淫巧，会被视为不务正业、不干正事的败家子。

▲中国现代科学技术

本节独立成章为拙文“08为什么归入中国科学哲学正轨后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得以突飞猛进？”，敬请有兴趣者参阅，这里只做概述。

**量子计算机是太极图的意外之果。**中国之所以在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领域中领先世界，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从小就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虽然在学校接受的是西方静态科学思想的教育，但读书之外受到的却是中国动态科学思想的熏陶，因而天然就具备处理不确定性的素质，这是西方科学家所难以比拟的。

**量子计算处理的是不确定性。**什么是不确定性？远处看一个大美女，走近仔细看却搞不清是男是女。当今世界，高科技没有一样离得开量子力学，但作为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理论，其意义就一直在困扰我们，至今仍无法确定其真实意义。因为它否定了西方经典科学严格的因果律，而认为不确定性（随机性）是这个世界的基石。西方近代科学无法处理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总得有个法子处理，于是基于量子叠加态、量子纠缠现象，科学家提出了量子计算机的概念。

**量子计算机算的是概率。**电子计算机基于经典逻辑，采用布尔变换，反映的是运算的确定性，得到的是准数；量子计算机基于量子逻辑，采用幺正变换，反映的是运算的不确定性，得到的是概率。

**量子计算机的理论基础是哥本哈根诠释。**量子计算机和电子计算机的区别在哪儿？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原理”正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思想。哥本哈根诠释由互补原理（即波粒二象性）和不确定原理构成。哥本哈根诠释的本质是“随机（不确定）性”，用量子力学的概率统计取代了近代物理学中严格的因果关系，因而哥本哈根诠释颠覆了西方近代科学体系。

**基于概率论的人工智能，主要体现在从辅助计算到辅助智能，****从思维模拟到意识模拟。**如果说辅助智能是英国管家，能比你更懂你，那么人工智能就是绍兴师爷，能懂你所不懂的、能干你所干不了的。因而，智能机器就需要从模拟人思维的辅助智能，升级为模拟人意识的人工智能。西方科学哲学（如果有）是拒绝意识的，因为黑格尔认为意识属于上帝，不属于上帝创造的世界，包括人，当然机器更不会有、也不能有。因而顶多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层面，即意识的反应，不能再上升了。因此，后面的路，就得靠中国人去闯了，除非西方人接受中国的科学哲学。

**人工智能“智”在不确定性。**辅助智能的哲学基础是形式逻辑，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是辩证逻辑。过去，我们对计算机的应用是模拟人的思维，比如用公式帮我们算账、画图、逻辑分析。但是，当我们需要计算机模拟人的意识时，公式、定理这套形式逻辑的方法就不灵了。因为大自然是不确定的，作为大自然一部分的意识，更是不确定。比如说，我们对一般事情的反应通常是“不假思索”，下意识也罢、本能也罢，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我们做出决定，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机器如何得知。

**人工智能“能”在概率论。**概率论是用于表示不确定性陈述的数学框架，即它是对事物不确定性的度量。因而，只有概率论才能专治疑难杂症、处理普遍存在的不可思议。就像抛硬币问题，逻辑论是通过材料学、力学、空气动力学等计算而出，貌似非常科学，实则是百无一用的书呆子。概率论貌似不“科学”，因为说不清为什么，但实则是处理不确定性的最有效手段。

**人工智能的目的。**美国与中国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十分不同。美国大科技巨头那数万亿美元的市场估值主要来自消费娱乐。而中国，正如华为盘古大模型的主题词“不做诗、只做事”，“没有闲工夫吟诗作赋”，所创建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工智能的生态环境，并已开始专注于政务、金融、制造、气象、铁路、电力、医药、矿山等领域的智能应用，实现所有对象可连接、所有应用可模型、所有决策可计算，从而逐步构建出整个世界信息处理的底层生态。

▲中国的科技成就

尽管我们曾经落后过，但就人类的角度而言，我们还是有两项成就值得探讨。

其一，中国的科学哲学仍是唯一正确的。

其二，中国正逐步回归世界科技中心。

**➤**科学哲学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中国哲学博大精深，作为分支，科学哲学成为人类科学发展的基石。一方面，对世界不确定性的认识论，使得人类能够客观理性地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中医所开创的、以概率论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论，使得人类构建出科学技术这一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柱。

西方科技革命之前，中国一直引领着人类科技发展。但西方开启科技革命后，走上了一条宗教哲学引导科技之路，点错了科技树，以为找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设计图。从而使得西方近代科学成为西方宗教理念的幻化，尽管符合黑格尔关于“物质世界是绝对理念的幻化”的哲学思想，但也致使西方近代科学离上帝很近、离现实很远。

随着爱因斯坦、波尔等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世界不是一张设计图就能够解释的，以相对论和量子论推翻了虚幻的西方近代科学体系，人类科学发展才又回归中国科学哲学的正道，开创了现代科学的新阶段。

对人工智能认识的反反复复，反映了西方科学界对中国科学哲学认识的起起伏伏，正像元朝蒙古人内部对是否汉化的激烈博弈，汉化有辱祖先（神灵）、不汉化则路走不下去。

幸而总是有一些科学家拥有理智，坚持要重新认识什么是科学，经几代人的努力，现在终于使以不确定论和概率论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哲学，逐渐为科学界所广泛接受，并以此为指引，为各学科注入新的灵魂，开启了人类科学的新纪元。

只不过，洋人与狗不愿意承认。

**➤**世界科技中心正向中国转移

工业革命后，世界科技中心发生过两次转移，第一次是从英国转移到德国，第二次是从德国转移到美国。

第一次转移有些缓慢，但第二次则非常突然，因为战争。二战爆发后，战火迅速燃遍整个欧洲，使得欧洲顶级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被迫移居美国，于是美国迅速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战后美国表彰两百位作出重大贡献者，有些令美国人尴尬，因为80%的人说德语，如爱因斯坦就终身不会也不学英语，其余说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者也较多，少量说英语的人，大多也说英式英语。至今，美国顶级人才中，基本也是移民或移二代。

第三次转移即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何时开始的，有待将来研究。但十年来，世界顶级的实验室、关键的实验设备，都是中国造、中国用，于是顶级科学家纷纷来华研究，美国硅谷也因研发部门逐渐转移到中国，而成为高科技公司的总部聚集区，致使中国的绿卡申请难度成为世界之最。

顺便一说，近几年，表征科学的论文引用数、表征技术的专利申请数，中国一直冠居世界。

**➤**中国科技正迅速崛起

2023年8月29日，华为Mate 60 Pro智能手机打枪的没有、悄悄的上架了，旋即秒空，害得消息稍缓者欲购无门。

一百年后修史，也许此事将载入史册，因为此事很可能是中国复兴进程的一个里程碑。

☯民族间的竞争并不比物种间的竞争更温柔

自打有生命，就有种群间的竞争；自打有种群，就有族群间的竞争。因此，自打有人，就有民族间的竞争。

简单地说，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三个层次，竞争的手段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经济战、科技战、政治战、文化战，当然最极端的是军事战。无疑，最核心的还是科技竞争。

当今世界，中西方的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温情脉脉渐渐退去，尤其是中美之争，已显刺刀见红了。

☯中国已走在科技竞争的前列

在政治、经济、金融、科技、军事、文化、舆论等重要领域中，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正稳步推进、经济领域早已成为世界中心、金融领域已无人能挑战、军事领域足以自保且仍高速发展、文化领域本就领先，至于舆论领域则最终取决于综合实力。因此，中西之争尚存悬念的领域，唯剩科技。

美国作为西方几百年科技成果的会展中心，拥有雄厚的科技积累，但与中国相比，美国长于存量、中国长于增量，美国长于传统技术、中国长于新兴技术。因此，经几十年努力，中国逐渐获得了相当的优势。

2021年底，剑桥大学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名为《伟大的竞争：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的较量》。该报告对过去20年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竞争进行了分析与预测。

报告详细研究了人工智能、5G通信、量子技术、半导体、生物技术、绿色技术六大引领未来的技术，认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制造商（基地）”。

报告以中正平和的方式描述了研究结论：人工智能、5G通信、量子技术、绿色技术方面中国已经领先，生物技术方面则正在领先。唯有半导体方面，美国暂且保持领先，但来日无多。

另，2023年3月，“反华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一份报告，炒作渲染在全球44项最关键和最新兴技术中，中国有多达37项世界第一。9月ASPI又发布报告称，分析23项关键领域的先进技术后发现，中国在其中19项技术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涵盖了包括高超音速和水下无人艇等80%的关键领域。

☯高端手机芯片是中国科技的最后一片短板

近一时期，美国之所以狂砸数千亿美元补贴美国半导体产业，并对中国极尽围追堵截之能事，无非是想尽力保住、至少延寿半导体这棵科技独苗。

半导体技术竞争的关键，在于产业链（包括软件、设备、主辅料）能否自主。

芯片是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成果，而在主要的四类芯片中，航天级（典型制程130纳米）、军用级（典型制程65纳米）芯片，因过去的巴统会、现在的瓦森纳协议控制，中国就从来没有进口过，一直都是自产，而工业级（典型制程28纳米）芯片也于近年实现了自主。这里闲聊一句，总有洋人与狗聒噪锁死高制程芯片就能制约中国军工，其实非傻即坏，高制程芯片是林黛玉式的娇小姐，消费者自娱自乐、幸甚至哉，但军工品是让别人享受的，要的是皮糙肉厚的弯腰树，也就是所谓的淘汰制程芯片。

因此，芯片制造业中，只剩下用于高端手机的消费级（典型制程7纳米）芯片尚需依赖进口，成为中国科技的最后一片短板。

顺便一说，有人纠结于华为是7纳米、苹果是4纳米，其实这只是大龙虾与更大一点龙虾的区别，因为硅半导体的线路物理极限是10纳米，再细就难以保障可靠性了，就像要用一根晾衣绳吊起你的私家车，因而再细的就是等效尺寸了。

在“八国联军”合力绞杀之下，随着华为Mate 60 Pro智能手机芯片华为麒麟9000S实现自主生态下的自产，科技这条最后的战线中、芯片这个最后的战场中、高端手机芯片这座最后的堡垒被我们攻破，本阶段的中外科技大战也就告一段落了。下一阶段会如何不得而知，或许我们更多需要打扫战场、扩大战果、乘势而起，又或许美国会憋出什么大招。

突然想起当年汉匈之战，匈奴人一直认为汉人不会养马，只要对汉断供马匹，就能永远保持匈奴骑兵对汉军步兵的优势。直到卫青铁骑踏遍草原，匈奴人才意识到，原来汉人也会养马，只是几件铁器就能换到一匹马，养马不划算；也才明白为什么卫青铁骑战力远超匈奴，因为匈奴战马喂的是草，而汉军战马喂的是粟米和大豆，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