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亚历克斯·加兰执导的电影《美国内战》你有什么感受？_风闻

《内战》符合A24的一贯打法，是高度概念化的现实主义议题表现。而在一众同风格作品中，它的完成度应该是最高的一档。

视听是本片最重要的表意手段，它是人物对战争的直观感受和反应。音乐与环境音自然是首当其冲的重要手法。导演使用了极其精良的声音技术，将音乐与环境音交叠在一起，又细致地操纵着二者在强弱大小之上的变化起伏，以及环境音的方向来源。这与手持镜头、固定镜头的运镜切换相结合，让观众深度沉浸在了人物的状态之中，与画面相结合，构成了人物立场上对战争环境的不同感受。

影片中的流行音乐是和平假象的加持，它会随着影片的推进而逐渐变得诡异起来，意味着对假象的感受弱化，而环境音则是战争的真实，在相对于观众的远近飘忽中表现出人物对战争之社会真容的感受状态，逐渐变得靠近、清晰起来。这也与画面相结合，画面是声音层面“意识到社会真相”的推动力，让人物在亲眼见证真相后破除了虚幻，同时也是人物所处的生活状态本身，从战争氛围的“全无”到“遮掩”，逐步露出更多的部分，最终彻底化为全局环境。

影片开头带来了诡异的音乐，配合画面上“高楼大厦”的绝对和平，以及剧情上总统发言所维持的“日常性政治生态”，已经揭示了客观上的结果－－人物尚未彻底进入客观的破败真相，但内心中实际上从来就不相信所谓的非战状态，也不相信自己真能独立于两极化的美国现状，他们对中立与和平的心境不过是自我麻痹，就像此刻总统竭力维持的画面表象一样。

由此可见，女主角等记者对战争的态度是身处局外的麻木，让自己不感受其中的痛苦，而是当成一种客观存在的国家现状。这同样体现在了音乐与环境音之外的更多视听环节。在她们拍摄照片的时候，战场的环境音和快门的声音衔接起来，后者切断了前者，让相机里的照片画面绝对无声，而其人也以静默的状态呈现出战争受害者的形态。无声意味着痛苦表达的被消除，而相机视角则将之赋予了记者的主观意义，以及其与痛苦之绝对客观现实的隔离。记者们认为自己是独立于战争中各阵营的第三方存在，战争与自己无关，战争的苦难也与自己不切身相关，自己只负责拍摄战争的结果，作为对国家某种正常状况的忠实呈现。

照相无疑是合适的表意切入点，它对战争声音的屏蔽正代表了对声音中蕴含痛苦的隔绝，也延伸到了剧情层面。在第一天的加油站，女孩记者想要询问士兵他吊打曾经熟人现今敌人的理由，这代表着个体交情之于阵营关系的让位，但女主角则教育她‘不要多问，那会让他杀死你’，对战争参与者的个人内心进行询问与得到回答即是“对声音的输出与接收”，而其内容则是围绕战争苦难的，是个人情感在战争导致的阵营对立之前的被抹除。在第一天的年轻士兵身上，他被提问时也确实产生了一丝迷惑，随后才勉强继续笑出来，强撑着自己对“杀死曾经熟人”的冷漠。

因此，这种无情与“无声音”本身恰恰就是战争中受害的本质表现，就是最大的“声音”，所有人只是试图用“屏蔽战争声音”来让自己回避掉其痛苦与自己的受害，让自己勉强接受“被迫卷入阵营对立”的现实，将之当成生活的正常一部分。

从人物塑造的内心环节出发，记者自认“独立于战争”，由此构建起“屏蔽声音，自己只负责记录结果状况”的自有立场，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他们的自我安慰与回避战争影响而已。在开篇时，男记者就介绍了一行人前往目的地的“终点真相”---“会将你们枪决”的华盛顿。这里是“日常政治”之表象的集大成之地，却也是用“杀死自认中立记者”的彻底推翻表象之真相地。

女记者前往华盛顿的旅程构成了影片的主线，这也形成了她从自我安慰的“独立于战争，屏蔽声音”而愈发走向真相并最终“死亡”，成为无可辩驳的战争受害者的过程。在第一场戏中，总统以正常的姿态出现，对战争发表政治化的演说，女主角拍摄了他，这是她对战争的主观态度，“记录下作为政治延伸的淡化痛苦之战争，总统还是总统”，窗外的城市是正常的样貌，却将远处战斗的火焰掩盖住，随后变焦到了窗户上映着的“美国战局地图”，形成了主题表达。

窗户是女主角对房间这一自我世界的封闭，她屏蔽了战争的声音，将环境看作正常，掩盖其中的战争真相，并将之当作自己观看并拍摄的新闻画面，是与总统大选票数报道时一样的全美战况地图，是政治的延伸，却也由虚影形态而暗示了其不真实性。事实上，这一切不过是女主角等记者的自我麻痹，他们并不能真的屏蔽战争痛苦，只是努力让自己去那样做。

在开头的部分，作品展现了她的内心画面，将女主角的视听的效果拉大，用来强化她对战争的直观感知，目睹了战场中的一幕幕，并在无声中面色麻木，自行拍照。这是她想要让自己达到的状态，却在画面切到现实时以手掩面，只是在以此内心努力压抑痛苦而已，然而这种麻木事实上就是最大的痛苦，是彻底的“个体内心情感因战争的抹除”。

声音的操作是多阶段的，在第一阶段，装点和平日常甚至“歌舞升平”的流行音乐构成了表面的声音，掩盖住战争的环境音，构成了主观的掩盖表现，也是最完美的状态，配合着旅途中尚属日常的画面，行车中战争痕迹相对较弱的公路、野外、城市，以及各阵营与独立第三方公益组织搭建起来的营地。

而在参与战争的时候，战争环境音也是忽远忽近的状态，借由照相镜头而呈现出记者对其的主观性“隔绝声音”，由此也屏蔽了画面的痛苦，只是站在旁边进行无声化的记录和旁观。

第二天记录攻楼时，客观视角下的战场是无情的杀与被杀，而照相机视角下则是声音的消除与动作的固化，只是呈现沉默的静态“结果”，随后引出了记者身处环境中状态的全景镜头，“阶段性客观结果”－－他们站在战场里，女记者远观，男记者与士兵们言谈甚欢仿佛战争不存在，老记者看着尸体，先是勉强压抑情绪的中景，随后切到淡化情感的远景，女孩记者也只是坐看处刑，变得淡漠起来，伴随着掩盖环境音的音乐。

随着影片的发展，他们越来越走向真相的华盛顿之终点，音乐的掩盖也就愈发无效，环境音则愈发强烈，从远近疏忽逐渐更近、更大。而在他们的主观视角之中，主动的“静默”也变成了被动的“无声”，仿佛是战场爆炸之后造成的失聪，是痛苦的无声，而非有效的屏蔽。同时，画面中的战争痕迹也愈发明显，尸体、燃烧的火焰，逐渐增加。

显然，画面同样是视听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循序渐进的“战争化”之外，在第一阶段更有着出色的设计。第一夜的记者们坐看远处被城市建筑遮掩着的战场火光，自顾自地谈笑，但这种掩盖却在最后变成了女主角的升格镜头，她背后是虚化的光影，眼前则是掩盖不完全的战场光线，声音屏蔽了火炮的声音，却只是耳朵被震聋一样的嗡嗡声，这意味着她对眼前战争真相的“强行处理”，想让自己不看眼前真相而处在身后的虚幻光影世界中，其强行屏蔽“战场音”的背后却恰恰隐藏着战争的真实存在，否定了其行为的意义。

在这一段中，此前记者们的交谈就已经处在这种虚化光线里，将女记者的表意扩大到了记者群体。他们都以独立第三方为自我安慰的手段，最终却都卷进了战争，一个个死亡。这形成了影片的社会性表达内容，战争并非某几个－－种族，意识形态，价值观－－特定阵营的局部对立，而是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的全民性灾难，所有身处美国的人都难以幸免。

照相的英文SHOT得到了活用，它既是“第三方独立记者旁观并记录战争”的描述，同时也是“开枪”的单词。因此，每一次记者的照相，尤其是女记者要求女孩“shot”下直升机残骸等战争存在的时候，他们就在表面的“旁观中立”中已然成为了“参与者”，且是以加害者与被害者合一的复杂形态。照相是对个体参与者的痛苦之情的抹杀，等同于士兵开枪的杀戮，让如此看待战争的他们成为了加害者，而无法置身事外的真相又让他们必然地成为了受害者，生者以“强行屏蔽战争痛苦感知而麻木地抹除情感体验”的形式，死者则以付出生命的形式－－或是死尸，或是行尸走肉。

女孩的转变正是对此的过程式表现，她在旅途开始的第一天尚有“人味”，对战争有所悲伤，关心参与者，甚至无法对被害者举起相机“中立拍照”。到了第二天，她经过了前辈记者的教育，就变成了“对着处刑拍照”的“SHOT开枪者”。旅途走到最后，女孩则完成了对同伴记者之死的“shot”。

事实上，影片让记者群体形成了丰富的暗喻意义，他们的剥离战争痛苦体验实际上也是片中所有阵营之人的状态，从第一天的小哥到第二天的少数族裔们，所有参战者都在佯装着自己的“享受战争”，记者们与他们并无不同，因此命运真相也会一致。同时，记者的自认中立还对应了片中第三天遇到的公益组织，是自认非参战的群体象征，公益组织的环境对应着出发前记者们的酒店，都保持着日常化的运转形态，大家正常工作，战争影响只是“我没有wifi”和“会停电最好走楼梯”，竭尽全力地让战争仿佛不存在。但就像女主角对爬楼梯感到的错愕与不满一样，这终究是无法根除的真相，因此所有的日常化氛围都会被战争摧毁。

国家的战争是全民受害的灾难，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任何的伊甸园存在于这片土地，影片发挥公路片一样的模式，让镜头横扫美国全境，强调的正是开头“正常城市”的表面虚幻化，全国遍布而愈发显露的战争痕迹才是“全国燃烧于战火，没有安全地带”的真相。

在第一天，影片呈现了记者内部的人情交互，让她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与战争状态相反的“独立非战世界”，并用不断的车内外全景镜头来强调其“独立性”，最终车辆会损毁，车中人也会被卷入外部现实而死亡，生者则对此变得冷漠，就像他们拍摄的所有阵营参战者一样，并非没有内部的人情味，却在战争面前让自己淡漠了同伴的死亡。

这甚至作用到了总统的高度，影片开头的他努力将战争描述为政治延伸的形式，做出“希望独立各洲回归美国”的政治呼吁，实际上却在颤抖的手、摸鼻子的细节等特写之中流露了不自信的内心，而升格与虚化背景的镜头更对应了记者们身处环境（特别是第二天旁观行刑时）的呈现手法，让这一幕具备了更强的主观意味，与现实主义风格运镜截然不同，带有强烈的非客观真实感，是其中人物对自己所处生活的“主观改变”。

事实上，在旅途开始之前，影片已经给出了强烈的暗示，提前说明了记者们的结局。女孩记者在拍摄中差点被攻击，女记者将她救出，随即开始拍摄死者，这首先是女记者对战争的主观看待，却在镜头对准女孩、声音变为“被震聋的嗡嗡”，随后女孩起身而记者同时消失、女孩拍摄的连接之中，同样具有了女孩的主观性意义－－她可以让自己麻木地拍摄“无声的战场结果”，而其无声则是战争创伤的形式，女记者消失于她的身后，随即出现在她的镜头之中，让其成为了有别于她的“战争参与者”，是她要记录的对象，而非“独立于战争”的“同等存在”。

女孩照片之中的女记者正在淡漠地拍摄现场，而连她在内的战场是黑白色的，象征着她身处于战争影响之下的“心灵失去情感色彩”之悲惨真相。这即是战场照片记录的“结果”，包含着女记者“隔绝声音，屏蔽战争”的勉强之心，“对死亡痛苦能够如此淡漠拍照“的照片中姿态之无情感，以及让自己形成此等结果的别扭状态，正是女记者的受创本身，而能够记录下来的年轻女孩则也在客观层面上呈现了同样的受创。这是她身处战争环境之中被潜移默化后的本心，只是尚未被察觉，因此才有了第一天在相对不极端情况下的“良善未泯”，也会有随后几天的必然转变，本性显露。

同样地，女记者自身并未感知得当，而出现在外部视角之下的真实命运，也在这里已然开宗明义。女孩的主观认知中对真相的触摸，也由她对女主角名字的感受而揭示：最开始，这是一个与光荣战地记者一样的名字，而在她可触及的现实中承载它的，却是“冷漠于战争”的负面形象女记者，后者才是战争现实，而前者更多只是人为描绘与书写之后的不真实传奇。

由此一来，在开篇的旅途开始之前，作品已经强化了“明知旅途终点真相也要前往”的宿命感，甚至隐约之间一种“受害于战争”的“自毁”之心。随着影片推进到后半部，这一点也愈发明示地投射在了主角团的身上。作为转折的过渡，导演非常细致地搭建了一个“过程”，将记者们自我认知中的‘独立于战争之生活’进行了破除，让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的世界，再赋予其身入之世界以记者专属的存在感，强调其之于外部环境的属性区别，落回到了开篇与第一阶段中“独立自处世界”的认知中，强调其认知的错误，没有任何人能够确保自己不被卷入战争。

作为这一阶段表达的起始，他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独立的非战争世界。公益组织建立起来的环境是歌舞升平的，而他们也端坐在体育场上，仿佛进入了这个与政治阵营甚至“美国”都保持独立的和平环境之中。也正是在这里，女孩与女记者交心，形成了内部的人情姿态展现，并正视自己拍下的黑白士兵照片，被告知“这是一张完美的照片”。她们自己似乎与战争拉开了距离，且可以平常地接受自己用黑白淡化的战争苦难，因为自己只是旁观的结果记录者，而战争世界与自己并无关系。

但是，这显然只是自欺欺人，就像女记者对女孩表达的那样，“你从我的名字能查到的那些东西只是维基百科”，这已经否定了她自己对拍摄战争照片之积极意义的表层认可。而在视听层面上出发，本段也给予了声音与画面的结合表达，公益组织之人欢笑野炊的画面与诡异的音乐同时出现，这带来了第一个关键的变化。音乐从此前的正向流行乐转为了负面的诡异音效，这代表了其中人物的深层主观感受，也淡化了画面上的“表层景象”，独立于战争的歌舞升平不过是他们强行让自己相信的假象。

这也落到了主角团所在、似乎与公益组织在时有所隔断的“记者环境”中，此前的他们独自处在其间，却也笼罩在在身后光影的虚幻里，这正是此前公益组织欢庆时的背景。同时，他们自己的所处环境则成为了对此的现实化确凿：多个远景镜头里的体育场空无一人，与抵达段落中白天的熙熙攘攘对比明显，正是对光影虚幻的破除，是战争导致的“死亡般寂静”。

如此一来，公益组织与记者便都成为了“投身虚化和平”而又“处在破坏战争”之中的存在。这一点也迅速延伸到了他们对周围独立环境的更积极“参与”，以及其参与环境的"独立性破除”之上。他们在野外闭上眼睛，女孩伸出车外的手仿佛触摸到外面的自然风景，这强调了自然环境之于他们的主观性，而自然环境也意味着一种返璞归真的原始，是对当代美国之战争环境的“回滚”。

城市是当代美国文明，也由损毁的景象而反映战争的存在，而自然则是世界原始的起点形态，并不通过楼房损毁等要素去表现战争，对应着一种独立的非战争环境。这符合记者们的独立要求，同时在画面中显然也是他们的主观性世界，甚至是“梦境”之中的虚幻存在，而在现实里则只能用手触摸到浅焦镜头赋予的一片虚无，终究不可获取。这也作用在了女孩的拍摄部分，她给众人拍照，每个人却都处在黑白的照片之中，成为了同样黑白的战争照片中被抹除情感色彩的“参与者”。

这带来了虚化之外的现实：他们无法独立于战争，自身也会成为“旁观拍摄镜头”对准的局内人主角，并由其黑白而呈现以“行尸走肉”或“尸体”的受害。影片迅速将它反映到了更确切的段落之中。他们进入了一个没有战争痕迹的小镇，当地人试图让自己一切如常，相信战争只在外部，而这里则岁月静好。记者们在这里购买了衣服，从而变成了小镇的“参与者”。

但是，这一段的开头以喷头的特写开始，它来自于记者们的闭目，从而拥有了主观性。下一个镜头中的喷头出现在前景，而后景则在变焦中露出了和平小镇的样貌，让记者的主观性环境投入了现实，并延伸到当地居民的身上。前者与后者一样，将此地主观地认知成了非战争的状态，实际上却不是客观的真相。记者“想象”了这个小镇，也在这里购买了衣服，由此与居民形成了对等，而切身参与的环境也具有了记者环境的意味。女孩拍摄着试衣服的女记者，将她生活化地记录下来，暗示着女孩自己在此刻的态度，认为大家都在这里获得了和平。然而，二人在最后的身影却停在了“镜中人”的状态，意味着此间和平景象的非真实。

在随后的环境直接表现中，作品更是完成了对此前部分的对比与推翻－－记者们回到了车中，在野外开始再次“想象”，但野外的环境中却带有了损毁军车的战争痕迹，随后的小镇则更是死亡的士兵与对峙的枪手，远景之下的镇子似乎与此前的独立小镇相同，生活化的景物却被子弹不断击中、歪塌；这一次，记者们作为“参与者”而进入的环境本身发生了变化，野外打破了非当代的远处朴素状态，小镇也不再是和平的状态。他们想要身入“非战争环境”，自己进入的环境却依然是战争化的，就像他们会对每一个士兵展示记者证，试图强调自己从职业出发的“第三方独立性”，却不得不在车中面对枪击，在战场上躲入掩体。战争无处不在，区别只是他们在主观性上的“接受与否”，且最终结果会无视他们的主观选择。

女孩的行为也可以体现这一点，她一度为“在生”的记者同伴们拍照，画面的黑白却意味着阿们作为战争中人心剥夺之受害者的真实属性。而当女孩匍匐在战场小镇时，狙击手对远处的敌人开枪，女孩则同时拍下了照片，枪声与照片同时出现，隐去了围绕枪声的“发出与中弹者”理应发出的声音，按快门与开枪的声音完美重合，枪声的结果是照片形式，女孩与士兵的匍匐姿势都完全一致。显然，女孩在这里成为了“开枪的士兵”，已经深度地参与到了战争的环境之中，甚至是导致“情感抹杀”的直接凶手，拍摄静态照片本身即是与士兵开枪一样的抹杀行为，甚至比男记者更融于士兵：在变焦的切换之中，无法回答士兵的男记者被排除成了“异己”，反而是女孩作答并与士兵处在了同一个焦点之中。

记者参与的独立环境被破除了，“参与环境”随之升级到了“记者专属”的层面上。只有记者们存在的野外依然是“去阵营痕迹”的“最初”，是记者为自己打造的“去当代进程之结果的战争”而形成的独立王国，在后半部中却呈现出癫狂的走向：其他记者出现，与主角团飙车，生命危险程度极大，就像是在战争中无法独立而意识到自己“必然消亡”之下的悲观与自毁，或者是最后的疯狂，而女孩与男主角一起相互爬车窗，自身成为了这种最后疯狂者，主观性的“开心”之表与“悲观”之里得以表现。

在参与战场之后，她们依然沉浸在对草坪与森林的“闭目睡梦”之中，随后则回到现实里一路极尽癫狂欢庆地飙车，成为梦境的延续，却马上看不到载着女孩的前车，“身入战争”的危机出现，而“记者的自然环境”也不再是远离当代城市中战争痕迹的独立王国。

在这一连串的“急转直下”之中，记者不再独立于外部环境，且他们形成的“记者之内部环境”也同样无法摆脱战争痕迹，虽然被赋予了强烈的其身份专属性，却与“无法再独立而是融合进外部”的关系一样，在事实状态上与外部并无任何区别。生活环境高度融为一体，记者也与一切身份者等同地进入了受战争之难的生活，战争世界中无人可独善其身。

在影片的推进中，记者逐渐地不再是旁观一切、叶不沾身的第三方，那种环境与生活不过是他们闭目时的想象，他们与公益组织、平民百姓、政治总统一样，都是自以为与战争无关的错误认知者。它用记者对自然森林的融入象征了“原始环境”之于“当代人文社会”的绝对独立性，这正是记者们自认为的事外立场，而这也是急转直下的节点。正是在这片森林之中，女孩被叛乱军人抓住，女主角等人试图拯救她，所有人在前半部中的既有心态都被完全地破除了。

在女主角等人窥视现场的初期，导演用手持的摇晃镜头拍摄军人监督女孩倾倒被杀者尸体的画面，这正吻合了女主角此时的照相行为，是她作为独立外部立场而进行“战争结果记录”的既有立场，而又有着微妙的变化：镜头摇晃，打破了此前照片形式之下的绝对固定，更不是女孩作为“结果预言”之照相中的黑白颜色，这意味着它与照片同样的主观视角，却不再是仅仅作为结果而无感情投入的性质，反而带有彩色给予的“现实感”，以及女主角强烈的内心动摇与冲击－－她试图对女孩在内的“战争受害”依然保持冷静客观，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因为女孩是她的同伴，也是与她一样理应独立于战争的存在，女孩的卷入无疑意味着他们所有人的无法独善其身，团队内部的同伴无法在战争中保全自己，而与之的情感连接也会让女主角等其他人在心灵上被卷入战争的创伤和痛苦之中，从事中姿态遇到感情状态都无法保持冷静、理性、独立。

事实上，在每一次的拍照和涉足战争之时，女主角都对此有所感受，只是她强行无视了这一点，试图强行用独立立场的自我告知来封闭内心，回避卷入战争的痛苦，然而就像女孩的黑白镜头所暗示的那样，她们的“独立立场给予”实质上只是对记者自身与彼此的“情感剥夺”，抹除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个体心灵，无情感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他们将战争中人当作行尸走肉而拍摄，是与射击等同的战争加害方，而将自己抹除心灵而变成类似的存在，则又是战争的受害方，无论如何都绝非战争的独立存在。

在拯救女孩的段落中，这一点得到了确切无疑的展示。女记者等人最终被迫站了出去，无法再保持旁观与拍摄的一贯立场，这意味着关键性的内心转变。随后，男记者口中的“我们是记者”－－这也是他每次涉足战场时的惯用开场白－－与胸前特意挂出的记者证，在军人的反馈之中完全被推翻，对方只是在询问“你是美国哪个地方的人”，并杀死了两个香港记者。

对于主题表达系统而言，杀死香港记者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幕。首先，它明示了主角既有立场的不切实，对于内战中的美国人而言，社会性的身份其实已经不再重要，“记者”不过只是与其他职业一同被无意义化的普通存在而已，并不特殊，更无法支撑起所谓的“独立立场”，因为那不过是男记者口中的“国际通用准则”，是平常世界里的表面规矩，不作用于极端混乱的内战时局。在此时的国家中，地缘归属才是唯一有意义的属性，是对每个人的唯一定义，这对应着所有由地缘之外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性取向、民族、肤色等个人属性所归纳的阵营化。

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定义而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归纳到某一－－甚至多个－－阵营之中，并参与到阵营之间的对抗。这是无法扭转或独立于此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能抹除自己的各种属性，最根本的正是"出生地‘。它是最极端的无可改变之存在，也成为了本片主题表达中关于“根深蒂固的阵营化命运”最确切的象征物，代表了所有层面上的“属性”，让人从有独立身份与个人情感的个体归纳成了“某阵营中的集体之一”，随之参与到对抗之中，无法独立，也无法避免对抗产生的痛苦。

事实上，基于“出生地对抗”而设置的美国内战，正是表现“必然阵营化的对抗之痛苦”的契合设计，它由最不可消除的“属性”引发，也呈现以最简明外化的对立，更输出了最身心极致的痛苦。

而在另一方面，它也给表达的对象在“程度”和“范围”之上赋予了绝对的外扩、延伸空间－－美国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内战，是世界上最为内部安定的国家，甚至可能没有之一，而它也向来以大熔炉的兼容并包而著称，因此当它都陷入了内战的时候，比之更混乱的外部世界更是无需赘言的状态，而阵营化冲突的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

这其实构成了与现实世界的互文关系，因为现实里的美国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确实处在了极度动荡冲突的状态中，这也让本片的表达有了超出电影“虚构”范畴的当代现实指向性。

而在电影中，杀死香港记者一幕也正带来了主题表达的程度与范围之扩展。记者们被剥夺了“记者”这一社会性身份，失去了独立的立场，意识到了地缘作为唯一有意义属性而引出的“阵营冲突化”之不可逆，并随即亲身感受到了自己被迫卷入冲突战争的事实：香港记者被直接杀死，而自己则同样“卷入尸坑”－－－在双方交涉的时候，镜头反复切到全景镜头，让记者们与军人模糊了差异，共同变成了尸坑边缘的一个小点。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在战争受害而死亡的结局边缘摇摇欲坠，这一次是香港记者被杀而掉下去，女孩同样失足滚落其中，而下一次则会轮到军人在内的其他人。

记者与“军人”没有区别，也都是战争的杀人者与被杀者，这是所有卷入战争之人的共同且唯一状态。而军人与香港记者的交流，则在一种黑色幽默的语境之下表达了主题对象的“范畴外扩”。之于美国内部，军人需要区分“哪个地方”，由其结果判断是“自己人”还是“敌人”，后者则像对待坑中尸体一样地杀死，这是美国内部的极端对立。而之于美国外部，军人则无需分辨具体地区，反而将“香港”理解为“中国”，仅仅以国别程度的阵营差异就可以判断出对立与否，将对立国消灭。

即使是对内战中的美国来说，“中国”作为国别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依然是更高维度的存在，其敌对心理更强，表现为更不假思索地“国别化归类”与杀人。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阵营对立的极端化：香港其实是“最不中国”，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差异程度最小的中国地区，但即使如此也毫无意义，因为它是“中国”就已经足以让美国人敌对到杀人的地步，甚至都不考虑所谓的“可争取群体，分化敌人内部”云云，意识形态与国别对立已经到了如此极端的“全灭杀”程度。

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人对“美国内部”的敌对心理则相对较弱，因为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但其相对的“友好”其实也只是杯水车薪，是对“具体地区”的盘问，已经相对更好一些的耐心，其程度停留在了“杀人之前的稍作细查、多问几句”，是敌对之中的些许耐心，而非敌对的解除，其最终结果与杀死香港人并无不同，就像坑中那些美国人的尸体所展示的那样。

国别与意识形态是既有的阵营对立，此时更加极端，而本国内部则本是“自己人”，此时却产生了新的阵营对立，影片由此带来了两个层面上的“升级”，同时又将表意对象从美国内部外扩到了全世界，从“出生地”展开到了意识形态为代表的各性质阵营。在这样的情况下，记者们也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并亲身感受到了最确切而外露的“独立立场与生活之毁灭”。

导演再次借用了最直观手段的视听环节，从女孩滚入尸体堆开始，配乐就变成了直接表现痛苦的嗡嗡之声，是此前被炸弹震到的耳膜受创效果的延伸，也是对“无声寂静”（独立外部立场之下拍摄战争结果的照片）的本质面揭露，暗中对应着被爆炸冲击后的“失聪”，寂静本身就是卷入战争的痛苦，只是被其人理解为“外部的寂静”而呈现于表层。此前与“寂静”一样作为掩饰的流行音乐伴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彼此高喊却不可听闻的事实，是嗡嗡声带来的“战争失聪”之痛苦。

随后，音乐再次回归，他们却站在了军营之中，又一段的升格全景镜头，男记者已经不再是此前战场里与军人故作兄弟交谈的开心姿态，而是对着老记者尸体的受创哀嚎。而在“视”的层面上，森林也化为战争的地狱火海，出现在他们的眼中，曾经独立于当代社会的原始美好完全毁灭了。

值得注意的是，老记者是他们之中最先死亡的人物，同时也正是唯一一个最初决定不去救女孩的人。因此，老记者是团队中最坚定的“外部独立者”，却在最后也不得不驾车撞向军人，救出了其他人，这意味着“记者团队”作为某一“集体”的无法独立。这个集体自认为不属于战争中的各种对立“阵营”范畴，实际上却同样要被卷进战争冲突，因为参战者并不关心这种“独立集体”，而是会用阵营化的属性对其人定义，随之将其纳入战争，而从结果上讲也就意味着记者集体的被逐一“战争化再归类”。

而从情感上出发，老记者无法旁观同伴因战争化归类的受创，其人情牵绊让他必然出手，这也就形成了“独立集体被卷入战争”的又一层必然原因：哪怕有“漏网之鱼”的个体，也会因人际而入局，战争受创的全员性由此进一步升级，“所有团体的无法独立”“对所有人的阵营化归纳”，以及”人际与人情导致的个案抹除、无法逃脱”。它对记者集体进行了“集体本身的意义消除”与“阵营化的再归纳”，也强调了该集体中所有人的战争受创。

在电影里，记者集体的第三方独立定位实际上是对所有同类集体的象征和代表，红十字会、公益组织、国际救助组织、人道主义团体，都以“国际道义和基本准则”形成独立的自我定位，却同样会被卷入到战争之中，其认知乃至于集体本身的意义都会被战争所推翻。老记者作为“最坚定独立者”而最先死于战争的讽刺性设计，正是对此的强烈表达，同时作用于“集体中所有个体”与“全部集体”这两个层级的表意升级，对其他记者的动摇也必然是最大的。

记者主角们和所有第三方集体一样，自认为“独立立场”，实际上他们身处于极端的战争之中，而战争不会讲国际准则与基本道义，唯一重要的只是对立阵营的划分与冲突，而唯一掌握战争话语权与定性权的也只有参战者，而不是第三方集体自身。因此，第三方的“独立集体”在战争中没有意义。而作为美国人的他们实质上是以加害与被害之参与者的身份出现，早就已经被纳入了战争中受创，“记者集体”在这个表意层面上不过是他们给予自己生活的“无战争无受创”之自我安慰，最终会逐渐破除。

这一直延伸到了结尾的部分，导演展现了最直观的世界真相，用客观的画面将始终遮蔽的正面战场呈现出来，又用主观化的视听操作将记者们放入其中，强调了他们对此的独立失败。他们终于抵达了旅行的目的地华盛顿，总统和城市却已经不是他们出发时预想的常态政治与生活状态－－他们准备了问题，试图与总统进行正常的政治采访，然而总统已然想要逃亡，其身处的华盛顿和白宫也成为了前线的战火之地，其人与其环境都不复第一场戏时的端庄演讲与平和正常之相，因为那也不过是“嘴唇颤抖”与“镜头虚化”所暗示的强行掩饰而已，一切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了战争的一部分，迟早被枪炮的火焰所席卷。

总统试图让自己保持政治家的身份，独立于战争而得到豁免，在结尾也通过助理向军人提出了相关的请求，却被对方用开枪的方式无情拒绝，自己也终于狼狈地出现在镜头之前，直观地打破了开头的形象，并最终死于枪口，这正是战争对国际日常准则与规章的打破，任何人都不能依靠后者而置身事外。记者也成为了总统的同类存在，他们为自己构建起的隔绝战争之生活与独立报道之身份，都不过是自我安慰的手段而已，随着老记者的死亡与女孩的受威胁而彻底破灭，特别是最坚持独立与提出采访的老记者，他的身死否定了独立信念的有效性，而采访的不可实现则更是对他本次职业旅程初衷的推翻，“记者”的存在本身都失去了意义－－实质上，他们的本次行动在本质上并非作为记者而走向采访，反而是在作为参战者而走向战场，让正面战场逐渐地进入影片镜头的前台。

在最后的华盛顿段落中，记者们在导演的调度中彻底融入了战局，成为了士兵的同行者－－他们和士兵一起推车前进，前后脚地从一个掩体冲向另一个掩体，在移动和轮转中相互交流，甚至会与士兵互相提醒与掩护，所有的行动都仿佛是军人小队的普通一份子。而在升格镜头与全景镜头之中，他们也对身处的战场环境有了更多的情感反应，或是女主角难抑悲痛的哀愁表情，或是男记者与女孩在“年轻叛兵化”之下的相视而笑。

随着老记者的死亡，女主角与其他二人走上了不同的方向，她更多作为“受害者”而出现，曾经压抑情感与独立立场之下的客观战争拍摄不再可行，删除了相机里象征“客观场景”的彩色照片，其失败的压抑意味着对自身情感的强行抹除，正是战争中的受害形式。另一方面，男记者与女孩则呈现出“加害者”的状态，特别是后者更成为了与女主角的一体两面，共同组成了女主角真实的“完整形态”。女孩对女主角说，“我对老记者没有更多的情感”，这是她对自身情感的抹除，让她成为了女记者一样的“被害者”。

二人的交流对应着开头的交流段落，女孩在彼时向女主角表达崇敬，希望自己变成对方一样的名记者，而在此时她似乎终于以“抹除情感”的方式达到了对方的境界，实际上却不仅是“名记者”之表，而是如同对方在彼时否定过的那样，是其表与“被害者心境”之内在实质相结合的完整状态－－她感受到战争的生命威胁，因此才会让自己抹除情感，却已然身入战争，无法居于“名记者”的独立处境，反而是她曾经交流过的同龄男叛兵那样的存在：在相同的人生阶段之中，强行抑制住情感反应，让自己能够在战争之中“笑对参战”，男叛兵对伤害他人而发笑，女孩则为“卷入战场并拍摄死亡”而发笑，笑的情绪反应是“痛”的掩盖，本身也已然是非独立与非客观。

而在最后的华盛顿之战中，女孩与女主角的一体两面性得到了更多的延伸表现，并最终合而为一。战场的环境音与画面始终围绕着她们，与表情的特写相结合，构成了对人物的笼罩，战争的视听内容被极致放大，成为了人物的直观感受。这已然否定了她们试图做出的客观独立与无情感投入的状态，她们都已经身入战争，也对战争有所反应。

女主角试图找回曾经的客观状态，让自己能够自处于战场，与女孩一起不断地完成拍摄。于是，女孩就成为了女主角找回状态的失败象征，而她自身也对女主角的表面状态进行靠拢，在老记者死亡后依然最先决定坚持拍摄工作。然而，她的照片始终是黑白画面，其色彩似乎代表无情，实际上却反而是当代相机之中的不自然，拍摄黑白照片本身就带有拍摄者的主观表达意图，在“生命抹除”的结果中带有极度负面的绝望感，而女主角照片的彩色才是对其抹除之结果的客观呈现。前者的始终存在否定了后者的可持续性，也意味着女孩作为“女主角真实形态”，对试图维持表面的女主角的推翻。最具有表达效果的是，女孩的黑白镜头里直接出现了女主角，意味着女主角本人的“身入战争”，以及其受到的“生命抹除”。

由此一来，女孩就成为了女主角的“加害者”，而女主角与她的高度对等性让她加害的对象变成了自己，加害与被害的属性随之合一：她用黑白的照片试图压制自己对憧憬对象的感情，将对方的痛苦作为战争中的正常一部分进行客观呈现，实际上却带有极大的悲痛与绝望。这种表达在结尾处得到了最终的直观化表现，女孩黑白镜头之中的女记者中弹倒地，瞬间的无声已然不具有真正的“无情感反应”意味，只是女孩强行压抑自己极度震惊与悲痛之下的“黑白化”主观反应，而她用照相向对方的“射击”也象征着自己作为“加害者”而伤害了“被害者”对方，并由二者的对等性而形成了双属性的合一。

女主角想要恢复独立于战争的状态，最终却死于对女孩的情感反应，不能将她作为正常的牺牲者而旁观拍摄，自己的“无法独立之被害”上升到了拯救对方、中枪死亡的极致形式，而女孩也想要用黑白拍照的方式独立于战争，似乎也做到了女主角一样的“名记者”状态，最终却以“自己害女主角中枪”的方式成为了对方的最直观加害者，自己也无法再独立于战争之外，而是有了剧烈的情感反应。她成为了完整而真实的女主角，像对方在开头时一样地强行压抑痛苦表情，摆出麻木的样子，实际上却让战场成为了自己的主观化存在－－主观视角里的她最后看了一眼“无战争”的身后走廊，转身走进了前方的总统死亡房间，意味着其对战争的主观感受，以及对战争生活的别无他选。一个只带有“独立客观于战争”之表面的“女主角”死亡了，而一个表面动摇、内在真相暴露无遗的“女主角”则活了下来。

事实上，当二人不停拍照，“射击”着眼前的一切时，其对战争的参与已然表现无疑，也必然面对最后的结局：女孩用黑白照片拍摄了死去的总统，维持着漏洞摆出的“黑白之无感情”表面，但其客观独立的姿态已然在照片里的男记者身上被推翻－－记者进入了“射击与抹除”的照片之中，被害与加害并立的命运便已经确立，而他们也已经在“拍摄”的主观形式中接受了总统象征的“日常化政治、采访、生活”的崩塌，就像男记者最终见到了总统，问出曾经设计好的提问，却已经不再等待对方的作答，采访变成了单纯的形式，是他对于自己记者身份的走过场，实际上却是与士兵一起出现在照片里而被“定性”的战争参与者。

由此可见，影片围绕着“记者”元素，架构起了两个层次的主题表意途径，它既是在社会层面上对所有集体之阵营对立化的表现，并以其象征“国际组织”的意义而拓宽了表意范畴，又在人物层面上变成了个人心理反应与真实心境的表现形式，前者的“范围”强调了战争制造创伤的全员化，甚至上升到全世界，后者的“程度”则加深了所有人承受战争创伤的黑暗度，其自我安慰只是在真实情绪泄露中的强行压抑。

事实上，在很早期的阶段，电影早已做出了表意范畴升级外扩的信息。两个男记者有所讨论，“卡扎菲等人被抓住后，也期待与美国总统交谈而获得轻判，但他并不是一个有力的领袖”。这揭示了各阵营在世界中的存在与互相之间的隔阂摩擦，而掌握非战争政治力量的美国总统则同样会“战争式”地与他们对立并获胜，再杀死其他阵营领袖，其实质依然是战争参与者。独立于战争的错误认知是人物对战争痛苦的回避式受容，其回避行为也恰恰便是痛苦本身的另一种体现形式，是“行尸走肉”而非“肉体死亡”。

在电影中，导演以公路片的形式推动人物，他们一步步走向“被杀死”之必然终点的路上，遇到各种属性－－种族、国家、肤色、阶层、性别、组织定义（政治集团还是公益组织）、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配角，整理了现实世界中几乎所有可能的“阵营形式”。在成片中，配角的面目并不清晰，塑造相对单薄，更多是借助其人之口说出阵营存在形式的标志性台词，由此强调“全球多阵营立场化”现象的存在，而片中的“美国”正是这种世界的缩影，也符合现实中美国作为民族和文化大熔炉的客观属性。

必须承认的是，这导致了本片在社会性议题上的深挖不足，配角塑造的缺失必然意味着对其代表阵营的说明单薄。导演对很多配角的使用，包括现实角度出发的人事合理性，最终效果都有所欠缺，甚至会违反一些合理性，也似乎不完全对接该阵营在现实里的情况，在片中起到的主题象征性作用明显更大。

比起对当代社会与世界现状的戏剧呈现与深度思考，本片的重点放在了对现象本身的视听效果打造之上，调动观众的感性体验，并由其体验而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痛苦程度，由感性心灵而非理性思想来“体感”而非“思考”出“反对战争与阵营化对立”之现状的导演倾向。

这也是公路片的一贯特性，它的呈现世界是高度封闭的，因为不涉及“公路沿途”以外的更多区域，同时也是极为主观性的，镜头和场景都只跟随主人公的行动轨迹而移动，而配角则不过只是“沿途的偶遇风景”。因此，公路片在本质上就是主人公的心灵之旅，而所有“风景”都或是其心境的影像式外化，或是与其内心世界高度相关的人事现象的浓缩式出现，给予他影响，从而引发心境的变化－－从对自我的掩饰到逐渐爆发，被直视并接受，或毁灭于此，最终让我们抵达其心灵之旅的结局终点。

而对于具体的人事来说，以其“路边风景”的程度，显然很难给出足够的呈现完整度与逻辑说服力，本片中的每一段“风景人事”其实都是偏薄弱的存在，而强烈的则是他们呈现现象时形式与情绪的极端程度，以及主角们对此的内心反应程度，包括表现其极端度的视听镜头设计－－几乎全程维持覆盖与极致性的主观化视听。

并且，这样的设计同样符合A24的一贯打法。他们喜欢高度概念化的电影，用一个优秀而不常见的概念设计点去再解构某种现象，而现象往往高度对接于现实社会，从而将“奇观”与“现实”结合起来，既采取了最为“体现创作灵感之存在”的表达方式，又似乎提供了最为“反映创作者对现实思想与严肃态度”的内在主题，二者结合又带来了一种讽刺的语感，格外强调自己矛头锋锐的批判性态度。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打法，是最讨影迷与一般观众喜欢的方式，影迷热衷于灵感与“态度”，一般观众则享受于它提供的形式趣味，甚至思想性还会得到学院评委与影评人士的专家认可。A24能够在很多项目中实现叫好叫座，无疑是有其成功密码的。

当然，仅仅是一套成功密码，不足以支撑起A24的高完成度。为了实现这套密码，本作拿出了出色的技术手段。导演让观众的感官沉浸其中，再通过细化的收放去调整它，让观众和战争的心理距离在远近之间不停摇摆，对其苦难本质（哀嚎，呻吟，亦或是单纯的枪声突突突）的感受性也深浅切换。这就对上了两个女性角色对战争的感受性，一开始就给了她们去拍战争现场的镜头，指引观众注意“人物对战争的感受”。

女记者在开篇时与总统一样，将战争看作一种普通的社会现象，而参与者是其反映社会之中的“一个部分”，剥离其作为生命和相连接情感，不再重视它的珍贵，更不哀痛其消失，于是她本人作为记者可以冷静地拍摄和选择最完美的照片时机，取得事业成功，但作为人的情感心灵也冷漠了。配合她“从完美冷漠到掩盖失效，露出情感强行剥离之真相”的改变，战争环境的视听也远近浅深，微观“痛苦”的收放调整，在不断的平衡调整中逐渐倾斜向“强”的一端。

在画面上，这就是战争的“从暗到明”，一开始战斗只停留在远方，有几个火光和浓烟，随着人物接近战场一线开始拍摄工作，也愈发直接地出现在画面里，远中近景特写这样放大苦难。它玩的概念就是视听本身制造客观环境，再直接把客观环境用这种电影院才有的音响呈现程度作用给观众，从非戏剧、文本、甚至“暗喻符号象征”等电影逻辑的表意之外的形式去构建，很大程度上去除任何形式的“内容表意”本身，而是完全围绕“感受”，调动观众对战争的直接感受，而不是“思考”。

这契合普通人，是他们对世界缺乏理性的“认知”，接触更多的是上层统治者在“逻辑认知”导出判断与行动（第一个镜头的政治家演讲新闻）之后的“结果状态”（战争与否）的直观存在，即被动地身处其结果之中，再用肉体去感受它对生活的影响。

这就连接了经典戏剧母题和西方当代社会批判，于前者是人文角度出发的“心灵关怀”，于后者则是“无视个体苦难感受与情感受创的政治，以及将个体分成阵营强行裹挟而抹除其个体存在，甚至牺牲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争”，共同凝聚为一场内战。主角一行在一路上看到了“民族、肤色、阶级”等各种形式与角度上的阵营，以及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被双方阵营裹挟者，看到个体性的淡化与“为本阵营参战的工具化”，女主角的逐渐卷入战争与受害，实际上也从一个象征性的“对个体同样无情感的自认独立旁观者”，甚至是开篇中同样姿态的统治者的“代言人”，变成了“意识到战争创伤而批判，自身也感受到战争创伤的普通平民”。

影片最胆大的是，它甚至将表达范围向横竖两侧进行了最大化的扩展，横向扩大到了“中国、香港”为代表的“世界”，纵向则是“同样受害的总统”。于是，美国战争就成为了世界战争的缩影，全国家、全阵营、全人类，都会卷入这样的战争之中。

从“代表世界”的角度上看，《内战》虽然黑了美国，却依然是一部“鼓吹美国之伟大”的别样主旋律电影。甚至连它的毁灭，都被视为“具有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