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下中俄之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_风闻

题记：

本文是因有中国专家在《经济学人》受邀发文阐述了其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必然失败”的论述，以此为契机正好谈谈个人理解下的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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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早就有想法论述下个人理解里的中俄关系本身，但是一直懒于动笔。近期有中国专家在《经济学人》受邀发文阐述了其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必然失败”的论述，随后布林肯访问中国也严厉的警告北京“要求中国减少对俄罗斯国防的支持”，随后美国对乌新的600亿美元的援助得以通过，乌克兰危机进入新阶段。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下“中国需要怎么样的一个中俄关系”会比较有意思，这算是写作本文的一个契机。

一、中俄之间是否存在不能克服的安全焦虑

所有关于“中俄反目”或者“联俄制华”的战略的底层逻辑的核心均是认为中俄间存在地缘政治上不可遏制的互相猜疑与安全焦虑，只有基于这个逻辑成立才能构成结构性的所谓“以俄制华”（反过来“以华制俄”也是一样的）。

以上安全焦虑类似于乌克兰加入北约对莫斯科，美军驻军朝鲜对北京，古巴部署苏联核武器对华盛顿一样，如果有重大的事变在上述区域发生将很大程度构成对主体安全上全局性，根本性的影响，不得不迫使主体对此做出命令式的强烈反应。关于这个部分的描述在关于《由乌克兰危机出发的一些阶段性思考》文章里，借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做过展现。

我们在考虑中俄关系的问题上必须先回答这个问题，  在可预计的情况下，中俄之间是否存在不可克服的对彼此的安全焦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评估地缘结构——两国发生风险是否会直接冲击到彼此核心地域和精华腹地的安全，如果彼此存在这样的地缘困境，那么互相之间的安全猜疑链是结构性的，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除非一方毁灭）。如果彼此的边界距离对方的腹心存在明确的地理隔离或者战略缓冲带，那么互相之间的安全猜疑链是政治性的，可以被有效的制度安排或者集体安全机制合理管控。

我们考察中俄彼此的核心腹地和民族的主要精华区域，双方实际上相隔遥远。我们从直观的地理区间去观察，俄国莫斯科为界限，可以分西北与西南区域，以乌拉尔山为界限，可以有东北与东南区域，俄国的核心区域是涵盖乌克兰东部（以第聂伯河为界，该水域是天然的地理屏障和地缘分割线）在内的整个欧洲部分，也就是以基辅到莫斯科为两端的地区，这里分布着俄罗斯主要的人口及主要的农业、工业和矿产资源，且具备可以维持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良好气候。

而中国的核心区域广域上可以以“胡焕庸线”为界限，“胡焕庸线”以东分布着我国96%的人口区域是中国的核心腹地，狭义上可以以河洛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以长江三峡以东的中下游沿岸带状平原为核心的内河连海系统构成中国的精华地域。

我们不难发现，中俄之间彼此的核心区域直线距离相隔4000-5800多公里，并且其中存在多道地理屏障的隔离。我们从俄国的视角出发看向中国的膏腴核心之地，如果俄国要进兵实现对中国的灭国之战，从西北到东北的数个进军路线上俄国要不必须从中亚方向穿越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对中国西部、西南部以及西北部严密的天然封锁线进入广袤的高原或者沙漠地貌，要不从蒙古方向突击穿越祁连山脉、贺兰山脉、阴山山脉体系构建的河西走廊的狭隘地理通道，要不再由远东基于自身西伯利亚脆弱的铁路系统支撑其仰攻由大兴安岭山脉、燕山和太行山脉构建的屏障。最为重要的是，即使俄国能够竭尽全力的突破上述地理对其的阻碍，俄军也将一头撞上横绝东西，高峰峻岭的秦岭山脉对其的最终封闭。

广义的秦岭山脉是西起昆仑、东至大别山，途径陇南和陕西，横贯我国东部的中部地区，按照东西走向绵延1600余公里的狭长山脉，并形成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分水岭。

中国北方与南方由秦岭山脉相隔，也是我国南北天然屏障和重要的自然分界线。秦岭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可以被视为中国对北地缘隔绝和军事防御的底部，也是任意北方敌人不可逾越的“叹息之墙”。

中国人在对北防御上逐次抵抗和消耗敌方后退到秦岭，考虑到北方敌人延展下来深入中国漫长的补给线，北京依托于秦岭天然的地理隔断是必然可以站稳脚根从而保卫住中国精华的黄河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基本安全以图将来。

所以四川及其周边省份可以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堡垒区域应对任意战略方向上的强大敌人做民族抗争的长期抵抗，确保中华民族元气不灭。

俄国即使在中亚方向对新疆，在中部对内蒙，在远东对东北形成了优势或者军事占领均不能形成对中国核心区域的威胁，也不能解决俄国核心工业基地和人口距离中国遥远且运输线路脆弱的后勤致命问题。

而在中国的视角眺望俄国，如果中国打算将俄国灭国，能够出兵北上的攻击路线选择余地也非常狭窄。由于俄国主要的精华区域集中在其东欧平原及西西伯利亚平原的一部分，北京在远东及中部的军力突击并不能威胁俄国的根本，也不消解俄国的战争潜力或者压缩其战略纵深，上述中西伯利亚高原及东西伯利亚山地均为苦寒广袤无垠的土地，大军在其中不但面临非常困难的长距离后勤补给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当地气候、资源禀赋、农耕条件、城市化率和交通体系均不能支撑占领者形成在地自持力从而加大自身战争资源的耗散，得不偿失。

即使北京突破俄国在远东和中部高原的逐步抵抗，包括从中亚向东欧平原发动侧击，依然会被南北横切整个俄罗斯欧洲平原的乌拉尔山脉所隔断。而乌拉尔山脉与里海之间的低地缺口、进而衍生到帕米尔高原、哈萨克丘陵地带之间的地理联系，俄罗斯均有足够的资源和便利的后勤体系支撑莫斯科将这个缺口和联系斩断。总体来说俄国有能力依托乌拉尔山脉的地理屏障和两国间的缓冲区封闭通向欧洲的地域，阻绝北京试图进入东欧平原的任何可能。

中亚、蒙古及远东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交通体系是不可能支撑北京向北发动战争的军事野心的，北京将被漫长且需要跨越无穷地理障碍的后勤压力所压垮。

乌拉尔山脉是莫斯科对东方防御的“天赐之墙”，这将使得俄国对于北京的安全担忧得到很大的解决。

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很多人印象里中俄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线，彼此是对方连绵不绝相连的邻居，其实这是一个基于苏联历史记忆中的误会。中国的北方边界线的总长度是2.28万公里，其中中俄边界线长度大约只有4000公里，并且两国的主要边界交接在远东围绕东北。其余的漫长国界中俄两国实际上是被蒙古和哈萨克斯坦所隔离，两国完全是属于中俄之间的战略缓冲带。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要攻击对方都将先期对这两个国家发起攻击，这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也会天然给予对方足够的军事、外交、经济和政治动员的准备时间使得这样的战争没有任何前景和体面的结束方法。

可能有人会认为政治因素会超越地理带来两国间的冲突（比如西方试图通过重复他们在乌克兰成功引发地缘危机的经验），但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即使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紧张最极端的时候，中苏对抗双边在北部陈兵百万，最终没有能够真的将这种紧张关系发展成热战（尤其考虑到当时苏联综合军事能力和资产远远高于北京且苏联在蒙古存在直接驻军可以威胁到北京方向），核武器与国际形势的牵制只是问题较小的一方面（我们不要高估核武器在大国对抗中的威慑作用和实际对遏制战争的作用，在必要时候核武器会被必然使用，且使用的结果有相当概率可能不能带来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也不能高估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和欧洲的列强会真实的给予俄国牵制，他们会支持我们抵抗，但是他们也愿意莫斯科踏入东方的战场），更核心的原因恰恰就是苏联统帅部评估了地缘结构对苏联军事选择的限制后，莫斯科最终屈服于“地理的暴政”——只要中国还有一个中央政府具备最低限度的政治权威可以调动国家机器进行组织抵抗——苏联就不可能基于地理的限制赢得政治上莫斯科需要的结果——即使“钢铁洪流加原子弹”也不行。

北京只需要证明自身有这样抵抗的坚定政治意志，莫斯科就会明白与中国的战争没有获得预期政治目的的希望（我们通过三线建设证明了国家意志，进而实际遏制了对我们的战争）。

如果这样的“庙算”是两国间最为勇敢的人们无数次推演的结果，那么两国的政治精英们在政策选择上是不可能因为国内或者国际政治议程的干涉去寻求颠覆中俄两国的安全默契和平衡边界的——“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去思考，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为何俄国与欧洲之间的融合始终不能真正达成，这个对应可以用来观照中俄之间地缘关系的稳固性。除了各种文化、体量、民族和经济因素外，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与俄国之间缺乏真正有意义的地理隔离和战略缓冲来消除双边对于对方的安全焦虑和猜疑链是俄欧关系更为底层的逻辑。双边的核心区域和人口始终处于对方重兵集群的直接威胁之下，大家“平原对平原”，“天灵盖对天灵盖”——基于这样的地缘结构性困境，双边都有将安全边界尽量推向远方而隔离彼此的需要——进而我们看到了“北约东扩”的发生与“乌克兰危机”的发生。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去说，乌克兰危机的发生本身恰恰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在欧洲大陆的地缘板块中，对峙的双方产生了“平衡的失衡”，从而导致原本“基于力量制衡的稳态”形成的地缘结构发生了断裂——双边都需要基于新的力量对比重新调整双边地缘政治的权力边界，俄欧都需要对这个“新的现实”进行“再确认”——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战争只是这个地缘政治板块在断裂所必然带来的“地震”中，重新形成它“新的地貌”的“自然之事”。

唯一值得意外的，不是这场战争最终爆发，而是爆发的如此之晚。

如果这个“地震的力量”经过充分的释放，双方达成新的平衡，那么双边建立起来的新的地缘边界将形成一个双方明确的共同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不能期望马上发生）这个“新的现实”会带来双边关系的再谈判和再建立（构建）——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会在“新的自然（边界）”上蓬勃生长，使得人们忘记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消失在这个“自然的进程”里。

所以我们说由于地理的原因，俄国与欧洲之间基于可预计的时间和历史经验，要建立永恒的政治性的、制度性的集体安全机制解决双边的安全焦虑是不可能的，任何这样的愿景都是“缘木求鱼”——这也不是单纯的经济联系和良好愿望可以平衡的——逻辑上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能是“一方彻底的失败”（毫无疑问欧洲与美国在乌克兰似乎曾经有这样的想法，拜登公开说普京是战犯；而欧洲人显然没有抵抗住将俄国更为决定性的进一步削弱从而达成消除这个几百年来双边安全焦虑的诱惑，进而可能被华盛顿所欺骗，欧洲和美国一起推动了北约东扩进而推动了乌克兰危机向战争的发展，他们在期待俄国被挤压而再分崩离析），这显然不能套用到中俄之间。

为了进一步阐述上面的分析（基于欧美对乌克兰的战略逻辑的历史理性观照中俄地缘结构的特点），我们可以从法德和解的案例里得到一个完整的例子对上述“地理是两国关系的底层”的论述形成一个“比喻”。法德之间是存在典型的地缘困境和安全焦虑的，因此历史上两边战争和制衡不断（在《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对欧洲之谜的一点理解（二）》里有集中的描述），法德真正得以和解并不是因为双边“想明白了”而“大彻大悟”，或者是任何经济、文化和政治安排的人为结果，而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德国作为一个欧洲传统的陆权中心国家被彻底的肢解和打败，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主体被割裂，中央政府投降，让渡出了政治权威给予了盟军放任其对德国的改造。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相对德国保存完好的另一个欧洲陆权中心国家法国（但法国又不那么强，不能单独的应对英美）联合其他欧洲盟友基于对失去了国家能力的德国统摄性的实力对比和体制性的压制，同时考虑对英美和苏联的制衡，基于上述一揽子的因素从而消除了法德间的安全焦虑，同时存在基于欧洲人立场强烈的共同需要，历史性的摆脱了法德的地缘困境（以一方投降为代价，这个案例里是德国），进而形成了煤铁联合体逐步发展成了欧盟。

即使是这样，我相信时至今日随着德国的再次统一和复苏，法德之间虽然不能想象再发生战争（欧盟是超国家性质的政治体，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下的国家已经不同），但是彼此梦境最深处的魔鬼一定还是说着法语和德语。

通过上述多角度的论述我们终于可以回归本节提出的问题并作出回答——中俄之间的主要地缘威胁不是来自彼此，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北亚，俄国的威胁主要来自欧洲方向。中俄之间的核心区域彼此相距遥远且互相被自然的地理保护和封闭的很好，同时两国间存在稳固且不容易被轻易跨越的战略缓冲地带将双边隔离，中俄间在地缘政治上不存在结构性的安全困境会带来不休止的猜疑和焦虑，这与法德（或者俄欧）是迥然不同的。

同时在维护这个中俄安全关系的双边政治意愿上，就算不考虑目前的乌克兰危机这个所谓的“短期事件”对俄国的压力，仅仅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我相信由于中国对俄国更为有安全感的地理结构和当前的实力对比，莫斯科在对中国具备稳定的心理安定感的情况下更有政治动力在双边安全机制上进行呵护来稳固俄国远东的脆弱性，毕竟莫斯科也没有能力基于新疆的脆弱性来进行平衡了。所以在安全问题上“所有动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比如现在的北京对比莫斯科。

处于实力相对优势的北京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展现了政治智慧解决了与俄国的边界问题后，所谓“联俄制华”最后可以具备“杠杆性”的议题也已经消失在中俄两国的长期关系里，且莫斯科更具有愿望遵守这样的条约。

因此在中俄之间建立某种政治性的安排或者形成一种更广泛的政治联系、不需要宣布的安全联盟或者经济融合的地缘基础的坚固程度是非常高的，双边关系的政治想象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向上可以想象到法德联合体模式在中俄间更具有平等和创新性的前景（比如俄国将远东开发向北京做出重大开放形成中俄特区，或双边在重要能源关系上进一步深入绑定，或俄国在重要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和军事体系领域向中国开放准入，或在重要工业领域采用中国底层技术标准等等方面形成合作，或其他的我们还未能想象的一揽子安排），向下可以确保互相不打扰彼此的核心利益（维持目前对对方核心政治利益的尊重和协调机制）。

关于中俄关系的地缘政治的坚固性，现实世界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脚。我们知道美国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尽管约翰·米尔斯海默在美国竭力兜售其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说，主张美国要“联俄制华”，但他在华盛顿“斯人独憔悴”的只能“走穴江湖”完全是正常的，因为任意理性的美国政治家都会知道这个路径不过是美国冷战对“联中抗苏”的一个“刻舟求剑”，只要北京和莫斯科没有发疯（苏联的外交政策才是冷战中华盛顿能与北京形成联盟的最大推动力），在现实的政治逻辑、地缘结构和美国所能给予的赎买资源角度都不足以实现上述战略空想。

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个人政治命运尽管有相当部分可以归罪于白左在西方的强势，但是最少有一部分原因可能不是因为别的什么，是因为“愚蠢”。

二、中俄之间存在哪些长期主义的共同利益

中俄作为全球大国又作为彼此最大的陆上邻国，在两国关系中有着非常多维度的利益，族繁不及备载。我们在本文中只考虑中俄关系中最具有结构性的长期利益进行盘点。

1. 基于元基础的安全利益

在当前及未来中俄间存在明确的、长期性的共同安全利益。这个安全利益不但是双边的，也是多边的。中俄双边均需要保障彼此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领土安全、信息安全及其他安全维度的利益，并建立协调机制。

彼此同意对于对方安全利益的尊重并建立起机制本身就是中俄间最为核心且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一个重要的共同政治资产，值得代代相传。

中俄两国在国家战略的方向上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双方都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基于集体安全的规则，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体制对于当前世界治理的基础性意义。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

这样的确定性不但是保障彼此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政治条件之一，在外部性上将对于国际关系和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释放强烈的信号并有利于构建宏观的确定性。

考虑到中俄彼此不构成结构性的安全困境，而主要地缘安全威胁，无论是在欧洲方向还是在东北亚方向，两国共同面对是以美国为轴心的西方阵营的挤压——而这种挤压并不会是一个短期事件——双边对于外交政策的任意战略调整和政策偏好次序的调整均不能以颠覆双边的长期安全利益和协调机制为代价。

中俄基于安全利益所建立的战略互信和战略协调是中俄间发展和构建其他两国一切关系和利益的“元基础”。正如普京说的，两国是千年以来的邻居，知道彼此如何打交道。北京复如是。

由此我们可以说中俄双边在战略上的“背靠背”不但是当前国际格局意义上策略性的必须，也反应了中俄两个千年民族历史性的长期理性。

2. 互补而不构成直接竞争的经贸关系和供应链关系

我们评估中俄间基于自然禀赋、工业能力、政策偏好、文化偏好和地缘限制等等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中俄间的经济分工和供应链关系是双边的互补利益，是基于文化禀赋和自然禀赋而衍生，会长期维持,互相支持且深化发展，彼此基本不构成宏观上的经济和产业竞争关系。

在全球范围里我们知道俄国在石油、天然气、粮食、化肥和矿产这类大宗商品上处于一个主要地位，俄国自然也是中国经济和供应链上的重要的大宗商品的战略来源，是中国重要的利益。这关系到中国制造的边际成本、经济稳定和生产循环。同样，在全球类似中国这样的能够消化如此大规模大宗商品的长期单一市场非常少（尤其在西方对俄国的长期制裁的背景下），这更是俄国的战略需要。

同时，随着中国制造全局性的均衡增长及技术力的提升，随着西方撤出俄国市场，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和技术面临一个历史性机遇对西方在俄国建立的市场壁垒和技术壁垒进行替代，从而形成“资源”交易“物品（技术）”的中俄贸易循环和供应链关系，并且可以逐步实现两国间交易的“去美元化”。

而在面临国际制裁下的俄罗斯，其工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因为可以得到来自中国的产能和技术的支持，不但可以有效维持俄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运转，同时可以有效的帮助俄国控制通胀水平而稳定俄国的金融与财政，这将综合形成一个体系支持俄罗斯在其主要战略威胁方向上投放力量。

综上，中俄贸易的高度互补性和供应链关系是彼此重要且均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期利益。

但是本节还需要衍生讨论的是上述关系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还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分工。换言之，这需要我们评估长期背景下俄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否会迈向更具有竞争性和冲突性，从而导致北京对莫斯科产生类似“美国制造”对“中国制造”的忧虑。对此我们必须更深入的分析俄国的民族性和经济地缘关系，来对这种前景进行一个判断。

从文化上来说，俄罗斯民族心理是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经验、多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共同塑造的。这种心理特征使得俄罗斯成为一个兼具东西方特色的国家，但漫长冬季严寒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所晕染的底色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在核心与本能性格。

传统上的俄国人注重精神需求，轻视物质享受、崇尚集体主义，追求平均分配、有尚武精神而排外，整个民族整体上充满了不安全感，俄国人厌恶资本而重视土地，俄罗斯传统上就缺乏经商传统和文化，相反是有着草原军事文化传统的一个民族。只有基于以上精神世界的偏好才能在严酷的西伯利亚环境下维持族群的团结和存续（漫长的冬季缺乏阳光也缺乏进行生产活动、商业贸易和大型社交的条件），物质世界决定了意识世界要如何适应环境，建立宗教和构建观念（认知）——民族性本身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总体而言，俄国人勤劳又懒惰，激进又保守，智慧（理性）又愚昧（迷信），这样的“矛盾性”与“不可琢磨”就是俄罗斯的“文化之谜”。

这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首先是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造就的，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历史发展构建的，不会发生轻易的改变（即使有也是非常缓慢且反复的）。俄国人在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和商业文化上相比传统上崇尚勤劳质朴，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的中华民族有着天然困难——中华民族实际上存在悠久的经商传统，并且很早就进行了海外贸易——毕竟一个生产型的国家天然会自带贸易天赋。

换言之，在轻视享受而追求精神，崇拜苦难而以圣愚自诩的俄国人在文化心理的意义上不会“嫉妒”中国人取得的商业成功，也不会有强烈动机去“追求”取得这样的成功，漫长冬日下的孤独而封闭的村社文化是俄国人习惯且可以接受的，正如目前的俄国对于切割了与西方主流经济圈的联系并没有如西方以为的会引发俄国社会普遍的政治动荡和恐惧——俄国人对于被孤立有很高的心理阀值。而“物质与世俗”的中国人也无需“担忧”俄国人会变得在商业上“长袖善舞”，俄国与中国对于彼此角色的分工其实在各自“精神世界的潜意识里”均自得其所（所以挥舞钞票在俄国人面前炫耀并不能赢得他们认真的尊重，很多时候中国人对此不能理解而感觉俄国人“没钱但傲慢”）。

从地缘角度来说，俄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本身就处于世界经济地理版图的边缘（俄国处于欧洲文明的边缘，也处于东亚文明的边缘，也与美洲地缘隔绝），而缺乏足够大的经济腹地和交通条件来支撑俄国向工商社会的高级阶段发展。

从十七世纪的荷兰算起，一直到中国大陆能发展起制造业来进入国际贸易大环流，这些国家和地区均处于温带或都拥有暖流流经的沿海港口。俄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几乎都是冰封海岸，著名的摩尔曼斯克港年吞吐量还不到1000万吨。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有着漫长海岸线的俄国本质上是个“内陆国家”，根本不具备大规模开展海上贸易的条件（俄国长期以来的对外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寻求一个“不冻港”）。

俄罗斯港口条件不行而内陆运输条件更差。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俄罗斯170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通行条件达到中国省道标准的高速道路只有2719公里，符合中国高铁标准的铁路为0。

导致俄罗斯道路运输条件如此之差的原因并不是俄国人没有财政投资能力或者对此没有认识，单纯就是因为俄国广袤的土地自然条件过于恶劣，冻土层的融化和再冻结会导致路基显著的沉降和路面裂解，加上气候导致的施工周期每年只有几个月，导致公共交通的养护难度巨大，施工成本极高。

整个国家的道路运输效率差到不能支持俄国向乌拉尔山脉以东进行大规模移民和推动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俄国百年来非常痛苦（甚至致命）且一直不能解决的问题。

因此，俄国在发展经济和规模制造业的问题上存在人口规模小、国内市场小、地理和自然环境限制大，远离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和市场，缺乏优良的内陆交通体系和对外贸易航路，无法融入世界主流贸易环流。也就是俄罗斯整体如果想向中国看齐在经济地缘上是缺乏足够的经济腹地、地缘条件和自然禀赋。俄国经济对于资源型的大宗商品的贸易依赖是基于比较优势的锁定和不得以，这个“资源陷阱”是俄国自身无法摆脱的。

基于上述更底层的理解，中俄在经济发展、商业贸易和供应链分工上存在文化和自然禀赋上双重对于彼此角色的锚定，也就是这种经济角色分工的稳固性并不会因为两国政府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而产生重大扰动。

中俄在经济关系和供应链上是天作之合。

3. 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与区域合作

中俄两国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两国的高层的频繁交往，个人友谊深厚，双边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与区域合作不仅有利于双方自身的发展，也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合作是是两国重要的外交政治资产。

这些政治资产中核心的是两国军队保持着定期的军事演习、定期联合巡航和彼此作战指挥机关的战略协调和联合指挥能力的持续构建。此外，中俄两国还共同组织或参与了许多区域协调机制和国际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这些机制和组织为两国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促进了双方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高层的互动和共同推动区域合作进程，中俄两国不仅加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为构建世界多极化和协调重大国际问题提供了外交杠杆和抓手。

4、哲学传统和意识形态上存在互相理解的基础

    中国和俄罗斯的哲学传统在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上有一定的共同点，尤其在集体主义、自然观念以及对家庭伦理上。同时双方共同经历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带来的情感和组织文化的互相理解能够很好的避免双边在意识形态上的深度隔阂。

中国哲学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天下大同的“平均性”和家国情怀与俄罗斯文化中对社群和国家重视的“东方性”有趋同的精神共鸣与审美偏好。此外中俄两国在哲学传统上均强调社会伦理和有较强的集体主义色彩，提倡个人自由是建立在不对群体造成冲突的基础上实现，两国传统上对于社会的公平性有着永恒的追求。在自然观念上两国传统均保持着对自然的共同敬畏和顺应，在精神追求上双方均有深刻的追求个人精神上超脱的传统。两国在哲学和历史经验上存在共同语言，这使得中俄间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可以避免极端的观念冲突而有互相理解的基础和价值判断上趋近的偏好。

这也是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能够长期且容易在中国产生吸引和引发共鸣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在文艺的底层中俄两国共享了一些趋同的价值偏好和意识观念，这是双边重要且有历史性的共同长期利益。

5、技术、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共同合作

中俄在科技创新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加强，非常有利于俄国的工业体系的维持与升级，双边采用共同的底层技术和工业标准，同时共同实现科技应用的转化会带来长期的利益和互相锚定的效果，比如在原油的勘探、开采与炼化上采用中国技术替代西方供应商是有战略价值的。同时俄国的智力资源对中国基础科学、军事工业和工业技术发展长期以来提供了有益的补充，这依然是我们重要的利益。

三、中俄之间存在哪些矛盾点

中俄彼此之间除了广泛的共同利益，也必然存在矛盾和争议。了解这些矛盾和争议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俄关系本身，本文主要谈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俄罗斯整体上对于苏联传统势力范围和远东地区保持着高度的“领地意识”或者“分离焦虑”，对于中国基于经济、安全、文化和政治等维度加强和上述地位国家或者区域开展更高水平的合作始终保持着怀疑和某种限制。

我们重点用东北的情况举例说明。我们在远东地区的服务于东北复兴的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就必须考虑俄国的因素的限制和干扰。实际上，东北地区的经济地位和工业能力的消涨底层上是被东北地区的经济地缘和政治地缘的起伏涨落所决定的。东北的兴起本身因为“苏联体系”的存在和“历史的际会”所建立起来的存量优势综合形成的先发优势所铸就，同时因为政治地缘上东北的地位，长期以来东北的经济处于整个中国经济版图的上端。

经济发展作为地缘政治经济的子系统，必然受制于地缘空间秩序的变化。东北经济在苏联解体和改革开放后，东北地缘上偏居一隅，距离中国内部核心人口和市场较远，同时关键的是离可以直接进入全球国际贸易大循环的生产基地和南方港口更为遥远，东北经济的内生迭代能力受到抑制。同时东北由于地缘的相对封闭而不能形成支持大工业循环的庞大经济腹地——内循环潜力太小，人口规模不够；外循环受限于地缘和自然禀赋，没有条件（俄国远东本身也不构成市场）——我们可以把东北视为一个“具体而微”的俄国东欧平原看待——东北几乎是一个独立且封闭的“单一市场”。

我们需要解决东北的复兴问题显然并不是去讨论所谓“东北的文化落后或者国民性”问题，而是着力打破东北在经济地缘上的封闭性，使得东北能够更为深入的嵌入中国经济内外两大循环体系中去。

因此我们需要的东北复兴方案的核心其实是两点：1、建立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核心是整合俄国、朝鲜、韩国与日本形成一个区域开放的经济循环和市场，扩大“东北制造”能直接进行“内循环”的辐射的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并为东北获得良好的进入国际贸易外循环的地缘空间和港口条件；2、次要的一点是强化与俄国远东的经济联系，为东北的复兴获取廉价且优良的大宗商品来源建立稳定的渠道。

但是很明显的，我们的上述战略在莫斯科都未能得到良好的响应，莫斯科非常惧怕东北亚一体化后的东北对远东产生的虹吸效应和地缘政治后果会导致远东对于莫斯科的离心倾向得以强化，也担心中国人大量定居和“占据远东”。我们的东北亚一体化战略除了美国在影响韩国和日本外，朝鲜在该战略中的国家政策深度受到莫斯科的影响。

实际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开发对于东北复兴的意义并不大，俄国的远东只能作为一个资源的上游来源而不构成一个大循环的经济腹地。假定东北与朝鲜半岛的经济融合可以深度的进行，东北直接辐射的市场人口规模将直接增加7900万人，区域市场人口规模将上升到1.77亿。如果日本可以整合进来，区域市场人口规模将直逼3亿以上，且中产阶级占比很大，东北经济的禀赋基本面将焕然一新。

基于经济循环的基本逻辑和东北自身的禀赋，东北复兴有没有俄国远东并不重要，就算不考虑日本的加入，只要朝鲜半岛的地缘环境得以改善（东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地缘问题其实是朝鲜本身，以及更进一步的朝鲜半岛问题），俄国的远东即使莫斯科反对也将自然被“融入”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单纯朝鲜的基础设施的更新建设就可以对东北经济产生很大的拉动——这是经济规律和人性所决定的。但莫斯科在朝鲜施加的作用对于我们的东北复兴战略是影响极大的——朝鲜与韩国的地缘关系以及朝鲜本身对融入中国经济大循环的犹移和抗拒——我们没有观察到俄国人在其中就东北亚经济整合进行积极的推动（其实也可以理解，远东的发展不会导向与莫斯科的融合，相反会向“外国”倾斜，莫斯科发展远东的政治意愿其实是存疑的。这个部分在《由乌克兰危机出发的一些阶段性思考》有描述）。

考虑到诸多地缘政治的因素，北京长期以来对于朝鲜及莫斯科在朝鲜的政治影响保持了克制，也对于推动俄国远东的开发本身保持了忍耐，这毫无疑问影响了东北本身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并导致了东北的衰落趋势始终未能得到良好管理。

我们在新疆和中亚区域的“一带一路”的很多战略同样有类似东北的这种情况，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中俄间的矛盾点且应该要被逐步寻求解决，并且乌克兰危机对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构成了可能的政治条件。

其次，俄罗斯在外交战略上始终有压迫或者引诱北京采取激进方式陷入与西方进行直接冲突的意图（无论是金融的、政治的、外交的、最好是军事的），这对我们构成了战略风险和外交压力。

早在2008年俄国就建议过联合抛售美债，而俄国总体上也不断的基于自身的国家战略的对西方的应激反应所形成的“外部性”，有意无意的对于北京自身的国际关系博弈空间施加了干涉和牵引，对于北京按照自身节奏去推动多极化或者稳定全球金融与贸易环流的诉求构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推高了北京的参与国际治理的成本，其中尤其以最近的乌克兰战争为顶峰。

我们非常清楚的发现大国思维的深度与复杂度都是很多面向的，而俄国非常善于利用中国的存在作为对西方的地缘政治杠杆（间接策略）来谋求自身的战略利益，北京在很多时候不得不适应这种“利用”来应对这种“新现实”对于我们国家利益的损害或者机会。

我们依然可以用乌克兰问题作为例子描述中俄间这种策略博弈的基本面貌。我在以前回应一位尊重的朋友时说过，在俄国与西方全面脱钩且进入严重地缘政治冲突的当下，莫斯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北京的南边有事情发生（南边主要是台湾问题，还有印度问题），俄国不希望北京的注意力可以轻松关注北面或者中亚，这与友好不友好无关，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要寻求北京对俄国的支持也无关。

当前，普京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是俄乌问题，所以这也是俄国弱点被暴露充分的时候，普京也担心北京会过度利用俄国的虚弱（这是帝国的生存本能）。如果北京在南边有事，北京等于也暴露了重要的需要或者不得不分配主要的精力在这个重要政治议程上。

在莫斯科的视线里，无论这个“南边有事”——无论是朝鲜半岛的动荡、台湾独立、印度边境危机或者其他——会如何制造亚太的动荡，这都比北京在安全问题上对莫斯科无所求要好很多，尤其是这种南边的事情可能导致北京与美国产生直接冲突，那就是太妙了——莫斯科是非常希望北京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俄国做更加清楚和明确的“一边倒”的——莫斯科也正在做这样的工作。

因为莫斯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北京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地缘危机或冲突是高度有利俄国的事情。这会使得我们不能集中注意力运作于俄国目前暴露的弱点上，而使得俄国不需要释放更多其传统势力范围的资源给予北京（比如我们对中亚或者远东的进取心会因为这个原因被削弱），并且我们会更加容易被绑定支持俄国，强化莫斯科与北京的议价能力（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北京对俄国的支持不但不会被削弱，相反会加强），这是结构转换的自然逻辑。

大家都清楚任何落水的人都希望有人拉自己一把，但是也不希望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或者叫尽量减少代价），那么最好的情况就是那个会游泳的人也在水里——我想在佩洛西去台湾的那个晚上莫斯科已经开了一房子伏特加，只是因为我们忍耐而使得普京没有喝醉。

以台湾问题来说，对莫斯科来说“希望台独激进”和“支持大陆统一”这两点并不矛盾——既然乌克兰危机发生了，普京天然希望美国与北京之间存在更强的冲突，那么在俄国的“鼓励或者示范”使得北京和美国在冲突路径上“迈出勇敢一步”，这是策略博弈上的自然期望，这无所谓信任和道德——最新对于这个议题的激励是普京明确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世界主要大国里这是唯一进行如此明确表达的，甚至这个表达也比俄国过去一两年来的表达更积极且明确）。

我毫不怀疑莫斯科期待北京面临这样的地缘战略形势——也就是中美在冲突路径上被固化下来，并相持于日韩形成“新前线”——这将为俄国创造北京对莫斯科“更为深刻”的长期安全需求。

总结起来我们就知道，北京的外交生态和地缘形势都被俄国拉扯和强加了很大的外部性的负担，我们受限于此，也必将利用于此，就像我们受限于“乌克兰危机”，也利用了“乌克兰危机”一样。

其三，俄国长期以来在工业技术标准的采用、经济融入方向和文化心理建设上对于西方倾斜，并且对于东方存在某种心理上的歧视。这个历史现象也构成了中俄间合作水平长期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并长期导致了双边经济和文化合作的水平较低，双边都未能在彼此的社会培育出强大的利益阶层和文化影响服务于中俄关系的潜力发挥、社会心理的接近与合作水平的提高。

这不但导致俄国社会对于中国人在俄国经商的营商环境的主动培育和心理接纳长期未能令人满意，同时在中国社会俄国角色的长期空缺也使得俄国没有能力影响中国社会各阶层并汲取资源服务于双边的经济和政治需要，这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俄民间积累了大量的偏见和冲突，也长期使得中俄经济联系非常浅碟，这种低水平的循环已经是双边关系中一个非常不适应需要的存在，有待解决。

实际上这个问题宏观上看依然还是中国对俄国的相对优势还不够高，优势建立和形成外部性的时间不够长，双边经济的底层合作（贸易合作不够底层，这是个非常浅碟的经济关系，价值外溢性不强）不够深入，双边共同受益于两国关系发展红利的社会阶层不够多且强大。

中国人比俄国人强大且有文化优势的时间太短了，历史记忆上俄国人还未实现观念的更新（俄国无论是对华战争的历史记忆还是苏联老大哥的意识残留），这些还在支撑俄国社会对华的观念偏见。

中国的GDP稳定保持在对俄罗斯十倍以上的优势的情况下，已经构成了对俄罗斯社会文化心理施加影响的基本条件，如果中国能够在技术标准、工业制成品与品牌实现对俄国的优势输出，占领俄国相对比例的市场空间并且站稳脚步，十几年后中国就将能在俄国社会培育出基于中国技术、文化、品牌、商品和生活方式的广泛且强大的利益阶层，从而实现对于俄国心理上对中国的平等接纳和俄国社会对于中国人营商和旅居环境的适应性改善。

而要彻底的让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在文化意识上与中国更为平等，我们不但需要时间来强化优势差，更需要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来在国际关系角度进行强有力的权力宣示。

这个标志性事件必须也只能是北京漂亮的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将以这个重大地缘政治事件重构整个世界的对华观念与历史记忆，“台湾回归对亚太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塑，进而对全球权力格局的影响”就是新中国迈入“新时代”后的“新宣言”。

俄罗斯民族是会非常明确且看得懂这样的宣示，因为这是基于暴力和政治的宣示——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中俄关系

行文至此，我们分析了中俄的地缘结构的稳固性，我们分析了中俄利益关系的长期性，我们也分析了中俄间矛盾的一些特点，我们可以对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子的中俄关系开始建立一个认知框架，在这些基础上我们可以开始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中国作为世界主要供应链中心国家，天然对于维护世界贸易体系的开放性、流动性和包容度存在特殊的政治需要，我们并不拥抱封闭和孤独。

同时由于中国巨大的规模和均衡增长所形成的国家能力，中国可以独立维护自身合理边界内的国家安全。所以中国不必针对第三方与俄国形成一个军事联盟或者安全联盟，并以中俄关系为基石构建一个类似北约或者华约的体系，这会对我们的战略自主形成严重的抑制，并且我们无法基于自身的能力对俄国的行为形成管控。

相反我们如果试图去建立这样的条约体系，我们本身将被其绑架，在其中得到最大战略利益的可能会是莫斯科。

当然，北京也清楚目前及可见未来最为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和主要威胁对象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轴心体系，该体系同时也对俄罗斯进行了极为接近歇斯底里的挤压，同时这个体系也在汲取全球南方国家的血汗来维持其霸权。在这个全球国际关系角度来说，北京知道维持一个“统一战线”和构建一个“给全世界的第二选择”是对中国应对这样的竞争和维护自身和平发展权益非常重要且关键的哲学思考（这里多解释一句，肯定有人会误会，但既然是“第二选择”就意味着北京并不是以颠覆者和“彼可取而代之”思考去搞“争霸”，我们只能以一个建设者的身份主张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并形成制衡或自卫）。

中俄关系是整个“统一战线”和“第二选择”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基石之一，对此我们必须有着生存本能般的认知和坚定投入的意愿。

于是我们可以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将中俄关系的一切进行归纳，我们可以清楚的将其定义为一句话：中国将竭力避免“北京认知”里的俄罗斯的战略失败，但中国不会去支持“莫斯科认知”里的俄罗斯的战略成功。

在“避免俄国战略失败”与“不支持俄国战略成功”两个圆所形成的交集部分，以及莫斯科为此支付的“价格”（这里不考虑两国关系的外部性对于世界的影响所带来的超额收益），就是北京对于莫斯科双边外交关系的全部投入和边界所在。

我们可以借目前正在进行的乌克兰危机对这个归纳进行简单的诠释。

(1) 世界已经看到中俄关系上北京并非“一面倒”

北京距离所谓支持俄罗斯寻求其战略成功保持了很大的差距，北京对于俄国迄今为止的全部外交和政治支持以及双边经济联系都符合联合国框架下的相关规定。

从公开途径可以轻易看到如下情况：

1) 北京从来没有支持或者赞许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2) 北京也从来没有承认俄罗斯主导的乌东的全民公投；

3) 北京也从来没有承认克里米亚是属于俄罗斯的领土；

4) 北京也从来没有对俄罗斯目前进行的军事行动提供直接的武器、情报和其他技术支持，如美西方对乌克兰那样做。

北京公开且明确的政治立场是“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北京对于俄罗斯的行为表达了一些理解和尊重，但这不等于北京同意并且会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形成的地缘后果进行政治承认，或者在上述行动中为俄罗斯提供直接甚至下场的支持。

换言之，北京绝对不会先于乌克兰政府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创造的现实”进行明确的承认，即使美国先于基辅对此表示“同意”，北京也会不置可否。

在上述逻辑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诧异，实际上如果乌克兰能够以自身的能力和军队——即使是得到了美国主导的很大程度的军事援助但不直接下场的情况下（尽管北京这美国这种支持扩大战争的行为表示反对）——击败俄罗斯的军队收复乌东甚至是克里米亚（所谓乌克兰的宪法边界）——北京对此同样“不会反对”，或者北京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对俄罗斯进行类似美国对乌克兰这样的军事援助，试图让俄国避免类似的军事失败。

假定如此，北京也绝对不会先于莫斯科对于乌克兰实现了“收复全部宪法边界”的“现实”进行直接表态，即使美国来北京挥舞俄国损失了一个集团军的战报，北京也会不置可否。

可以明确的说，北京不会介入阻止乌克兰发动反攻，也不会介入俄罗斯发起的攻势，战场上的一切都要靠俄罗斯自己去承担。北京在乌克兰危机中是遵循军事中立的原则，且北京同时保持了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双边正常的贸易、外交、政治、人道主义、科技和文化交流关系。

北京目前对乌克兰持有的立场和行动具备高度的道德理性和政治理性——北京明确反对了所有刺激战争爆发的行为，也明确反对了所有维持和扩大战争的行为。这个立场同时得到了战争直接当事双方——莫斯科与基辅的赞许——这显示了北京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高度的艺术性，使得各方都可以“各取所需”，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北京用实际行动表明尽管北京重视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但是莫斯科并没有在北京这边拿到一张“空白支票”，使得俄罗斯可以去“填空付账”——北京对于满足莫斯科认知里“俄罗斯的伟大复兴”并不会给予“授信支持”。

(2) 北京还将向世界证明中俄关系的另一面

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政治安全的稳定性存在特殊的国家利益，俄国如果发生了重大的组织坍塌，将对中国北方的地缘安全和全局的政治安全与发展利益构成严重挑战。

当战争的政治目标不是以结束当前乌克兰危机本身而是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事态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俄国的中央政权发生重大风险，也就是当前的乌克兰战争的边界突破了“基辅VS莫斯科”的基本结构，北京都会视为这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威胁，北京对此不会坐视不理。

我们假定北京发现了下列一些迹象（包括但不限于）：

1) 当西方系统性给给予乌克兰相当数量的长距离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提供给基辅俄国境内目标的标定支持，并允许乌克兰向俄罗斯本土进行这样的攻击（所谓美国瞄准，基辅开枪）；

2) 当美西方突破现在协助指挥、提供武器援助、财政援助、提供情报和电子战支持的政治边界，以自身的强势空军直接系统性的进入乌克兰试图设立“禁飞区”或者参与进行“战场掩护”；

3) 当美国与欧洲成建制的直接以重兵集团进入乌克兰战场参战，哪怕是以所谓“自愿军”方式；

4) 当美西方向乌克兰移交核武器或者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5) 当美西方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有向俄罗斯发起直接军事行动的迹象；

6) 当美西方有开启战时体制的迹象向总动员方向发展的情况下；

如果发生了上述危机的重大外溢和升级并明确可能导致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可能将视不同的情况升级对俄罗斯的不同程度的支持，提供包括财政、情报、电子战能力、野战防空、要地防空、军事装备的转移支付等一切必要援助，极端情况下不排除中国也将进入总动员，以确保局势得以平衡。

任意情况下北京都不会直接进入乌克兰战场作战，也没有这个必要，俄罗斯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工业能力和核武器在家门口进行抵抗和坚持，但是西方应该清楚只要中国在目前的立场上稍微向俄罗斯方向进行一点倾斜，就足以在乌克兰平原的战场上引发一个强烈的地震，改变一切预期。

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虽然现在不能完全实现，但陆权已经开始且终有一天可以实现对海权具备全球观测，超远程打击的能力）、同时随着贸易中心、大宗商品中心、增量市场规模、去美元化的支付体系的逐步探索和供应链中心的脱西向亚，全球在地缘竞争上已经不是基于海权对陆权的制衡为基本逻辑了，人类文明将日益转型为“以陆制海”。

这是一个关键且有历史意义的大转换，很多时候并不为人所注意，但这是中国思考中俄关系长期前景并进行战略设计时必须要有的哲学能力。

因此在中国需要上，我们与俄国的关系宏观上来说应该说是尽量确保俄国与中国间的基于地缘安全的协作关系不断深化和加强，确保在整个亚洲的东部形成一个稳定且和平的超级陆权中心。

这个超级陆权中心将以其内部紧密、和平和蓬勃发展的政治经济安排、绵密的供应链关系、高度协调又独立灵活的安全合作机制、庞大的地理空间，工业能力和人口规模、全面且深厚的自然资源禀赋、活跃而多元的文化创新、强大的军事能力与战争潜力共同构建一个巨大的权力中心。

这个中心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稳定产生一个战略基石的作用，从而为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提供和平、安全、供应链可预期和其他的公共产品和政治保障，并以此对西方霸权体系构成强大的制衡，使得全球南方国家被单极霸权所剥削时具备博弈和谈判的能力（给予世界“第二选择”，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在不得以时相比过去发现自己可以得到从支付体系、基础设施、供应链支撑、金融授信到安全保障等等其他“非西方”的选择）。

这将决定性的将美西方维持过去霸权的统治方式的成本推高到其不可承受的程度，进而使得这个耗散系统难以维持，世界将进入明确的、更民主和更具有建设性的多极化时代。

中俄背靠背关系存在的本身就像星座一样闪耀在人类地缘博弈的天空中，其巨大的重力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必将受益于此（比如“一带一路”战略就受益于中俄关系的进展）。

我们相信上述紧密但又互相独立的中俄双边关系和这个关系在全球地缘竞争上对于双边的意义也是莫斯科的战略资产，中俄两国在这个边界范围内完全可以相向而行，没有特别重大的内部结构性矛盾形成断裂点。

正是因为中国所需要的中俄关系的基本架构是莫斯科也可以接受的（包括我们也不指望莫斯科会为北京的战略胜利付出过多，但是我们可以信任莫斯科会支持北京的政治安全），那么这个关系本身才能是北京所能去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是北京可以实现的政治目标。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和历史理性的哲学思考的结果，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具有普世性的，是可以服务于两国人民，也可以服务于全人类的。

我们应当祝愿新时代的中俄友谊万古长新！

五、结束语

作为一个临时起意又边写边想的文章，这个文章也该结束了。并且这个文章的长度超过了我自己的预计，以至于在公众号这个小店上菜时标题编号起得毫无章法，只能请客官见谅。  

在本文的最后，我突然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精辟而完成的可以回答中国人需要什么样子的中俄关系，比小店整个文章更为精辟。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中国需要的中俄关系恰恰就是一个让美国人“要讲一点理”的关系。

这真算得上是“如是我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