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被判有罪: “他们没有退缩, 反倒借机上位”| 文化纵横_风闻

Robert Kagan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陈蕊(编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当地时间5月30日下午，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一家法院的陪审团裁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被控的34项罪名全部成立。特朗普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刑事案件中被裁定有罪的前总统。有评论指出，大选在即，此时间点推动的有罪判决暴露出美国政治生态的重重问题。在法律武器化、党争升级、社会撕裂的现实面前，美国政治体制正面临哪些挑战？2024年的大选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的政体走向？

本文作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忧心于特朗普对美国自由民主制的冲击。**作为曾为共和党效力的新保守主义旗手，党内分歧加剧、美式民主危机等状况使他的表态更加耐人寻味。**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选民由于意识不到特朗普对民主制的威胁，才会对他给予坚定支持。卡根指出，一系列破坏民主的警示信号已足够明显，选民并非无法理解，而是主动选择忽略。这背后反映了一个核心事实：有相当多的美国人，希望看到当前政体被推翻，“反自由主义传统”与美利坚的历史一样悠久。开国元勋们以普遍自由平等为核心设计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一套激进的政治主张，无论是历史上因奴隶制引爆的内战，还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信仰，“自由主义”政体在设计之初就在种族、宗教等问题上埋下了冲突的祸根。如今，特朗普的许多核心支持者坚称自己是爱国者，他们抱怨自由主义走得太远进而威胁到自身利益。在卡根看来，他们效忠的不是建国者们设计的美国，而是建国者们明确拒绝的，以种族、宗教定义的美国。

作者指出，不同于特朗普出于个人私利的投机之举，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公开宣称，仅靠选举和立法改革等小修小补的措施，无法实现根本改变；如果真想迎来一个“基督教美国”，只有推进“政体更迭”。**许多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已将特朗普视为受难的基督，卷入诉讼反倒“帮助”了他：他面临的逆境越多，他收获的忠诚便越多。**出于个人利益，美国大企业、共和党内部及选民也对特朗普的政治活动表示默许。作者指出，回溯历史，许多天主教徒及大多数白人移民正是受惠于建国者们才获得了平等权利，如今目的达成他们便打算抛弃自由主义。2024年大选尤为关键，美国政体的存续与否就掌握在选民的手中。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之十五，编译自华盛顿邮报，原题为《观点 |我们拥有的激进民主传统，会被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毁掉吗？》（Opinion | We have a radical democracy. Will Trump voters destroy it?）。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4年第18期  总第190期

观点 | 我们拥有的激进民主传统，

会被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毁掉吗？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少人相信，美国选民根本意识不到特朗普对美国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的威胁。如今距离选举日仅剩六个多月（依文章发表时计算），**许多选民仍坚持维护特朗普，但我们却很难再相信他们真的对特朗普的危害“茫然无觉”。特朗普几乎每天都释放出令人担忧的新兆头，我们认为，警示的信号已足够明显。**尽管很多选民选择忽略，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选民们能理解我们为何如此担忧。

（本文发表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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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些选民的行为呢？特朗普给美国政府系统带来了风险，但他们仍然选择支持他？**我不认为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失业潮、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收效甚微的外交政策、或是高校的动荡主导了选民的判断，还有更深层、更本质的原因。**事实上，**很久以前，美国国父们和林肯就曾警告：美国的“公共美德”正在衰落，民众日益丧失对《独立宣言》中自由主义原则的追随，对自由、平等的热爱和良知将逐渐让位于个人私利。**尽管国父们希望在肯定利己主义的前提上实现民治，但就连麦迪逊自己也承认，如果人民不能热情地投身于《独立宣言》中的自由主义理想，任何民治政府都不会长久。

如今美国人正自食苦果。**民众不再关心国父们创建的制度是否能够维持，而将底盘拱手让给了以特朗普为首的、积极推翻当前“政体”（regime）的人。在国父们的引领下，这一政体坚持普遍平等和自然权利原则。2024年的大选则关系到这一体制能否存续。**据说本杰明·富兰克林谈到1787年的制宪会议时曾表态，“如果这些原则能够在未来继续维持，那美国仍将是共和国”。而我认为，这一状态可能在今年被颠覆。

一个健康的共和国，不会对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的所作所为还有分歧。他煽动冲击国会大厦阻止权力和平移交、在关键州散布选民舞弊的信息、说服副总统迈克·彭斯破坏国会的认证投票，在目睹了这一切后，人们为什么还替他辩护？特朗普坚称赢得了大选，并将那些袭击警察的骚乱分子视为“爱国者”和英雄，这些危害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一切吗？正如2021年1月6日闯入国会大厦的一位56岁的密歇根州妇女所声称的：“我们不是来偷东西的，不是来搞破坏的，我们只是来推翻政府的。”

四年后，特朗普不仅对过去所做的一切“供认不讳”，还声称如果今年输了，他会再次这样做，成为“起义”“混乱”乃至“流血事件”等暴力的推动者。他不尊重宪法规定的民主程序，也从未承诺遵守；相反，他明确表示，自己会在必要时刻“违宪”。这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候选人，应该被取消资格。

我不认为特朗普给美国民主带来的挑战应当由法院来裁决，就像你不会向一个潜在的暴君发出传票，并让他找律师为自己辩护一样。一个煽动者可以赢得足够多民众的支持，并推翻选举制度，因此正常的民主选举程序已经难以解决特朗普所带来的混乱。早在美国建国之初，国父们就赋予国会、特别是参议院弹劾和罢免总统的权力，确保他们不受民众压力的影响。在2020年特朗普试图推翻政府之时，国会本有机会挺身而出，然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被野心和怯懦所左右，最终选择了沉默。时隔四年，国父们担心的噩梦即将成为现实：谁也不确定特朗普在此次大选中会做出什么。

特朗普的危险之处不在于他有深思熟虑的“夺权计划”，更不在于他想为夺权赋予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性。（而其他人并非如此，稍后我会详细说明）对于特朗普来说，一切行动主要关乎他自己和他眼前的需求，为了自己及家族的商业利益，不惜践踏法律和宪法。美国人知道，如果他当选，他会滥用司法系统追究他的政治对手，并利用总统的权力解决自身的财务困境。他就是一个暴君，美国人人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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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选民们仍投票给他？我认为我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核心：美国有相当多的人，希望看到政体被推翻。这一“反动势力”与共和国的历史一样古老。历史学家曾写过，美国存在“自由主义传统”和“反自由主义传统”。事实上，大量美国人决心维护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配的信仰，反对《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中的自由主义原则。而国父们突破重重阻力，将共和国建立在一套激进的政府原则和主张之上：人人生来平等，政府必须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并主张这些权利并不是由上帝、王权、乃至宪法赋予的，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没有一个政府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绝大多数人从未相信过这些自然权利。**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还是佛教，都不信奉自然权利。在神的眼中，人人平等，但没有一个政府或宗教机构宣称人人平等。事实上，英国的制度也并非基于自由主义原则，而是旨在维系君主制、统治贵族以及王室与平民之间的契约。这种契约关系在几个世纪中历经调整和修改，但并非建立在普遍的自然权利原则之上。

开国元勋们知道这些思想是激进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正在开创一种新的时代秩序，这需要呼唤一种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他们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实践以及18世纪美国的社会现实与他们倡导的新革命理论还存在距离。例如，尽管奴隶制违背了《独立宣言》，但依旧被允许继续存在，人们起初并不主动采取行动而是希望奴隶制会自然消亡。信教权利对维护自由至关重要，对宗教信仰的干预显然侵犯了思想自由。然而，许多州在18和19世纪仍保留了各种宗教测试来评判公职人员。简而言之，**国父们深知很多美国人实际上并不相信革命中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原则。**正如《独立宣言》的签署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所说：“我们已经改变了政府形式，但还需要对我们的原则、观点和行为方式进行革命，以使其与政体匹配。”公民并未被强迫要求相信这些原则，无论相信与否，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事实上，许多人表达了不认同。南方的蓄奴主称《独立宣言》是“最有害的谎言”。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译者注：第七任美国副总统，来自蓄奴州南卡罗来纳州，对推动美国内战的爆发至关重要。此外，作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宣扬任何一个州，都有权宣布国会的任一法案违宪的州权理念（State Sovereignty）的同时，主张要维护南方州既存的种族关系）称权利平等的理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教义”。这部分人相信民主，但前提是白人独享的民主。当民主理念在1860年对他们不利时，他们便发动起义并寻求摆脱这一制度。这场叛乱从未结束。它被削弱、镇压，并转入地下，但它从未消失。尽管南方在军事上被击败并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特权，但开国元勋们开创的自由主义仍旧不得人心。

正如南方作家（W.J. Cash）在1941年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便战争“摧毁了南方”，但“南方人的基本思想和意志……却完全没有动摇”，南方人决心“坚持自己的立场，保持分歧，维持现状”。在1956年，即南北战争结束近一个世纪后，五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几乎全部是民主党人）签署了《南方宣言》，呼吁各州拒绝遵守最高法院1954年关于中止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裁决。什么都没有改变。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看到这种“进一步，退两步”的历史状况，我们难道会感到惊讶吗？

反自由主义思潮也不仅仅只牵扯到种族。独立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许多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坚持认为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他们不认为天主教徒拥有平等的权利，也不应该受到平等对待。20世纪20年代颇有影响力的第二代“三K党”（Ku Klux Klan，译者注：19世纪美国南北内战时期诞生的白人至上极端主义组织）既反对天主教和犹太教，也反黑人，这就是为什么它与第一代的三K党不同，能在南方以外的地区蓬勃发展。许多人认为今天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边缘运动，但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它一直是一股强大且具有主导性的力量。

两个世纪以来，许多美国白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建国者确立的自由主义传统围攻。在战争中他们被击败，受到武力威胁的压制。更重要的是，他们深感不断受到建国者们制度设计的压迫。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院和政治系统越来越忠实地追求建国者们的自由主义目标，包括中止了种族隔离，将宗教从公立学校中驱逐出去，承认和捍卫因宗教、种族和民族歧视而被剥夺“自然权利”的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权利。正如林肯所希望的那样，自由主义已日益扩大，“不断传播和深化其影响力，并增强了世界各地所有有色人种的幸福和价值感。”反自由主义政治学家帕特里克·德尼恩（Patrick Deneen）将这一切称之为“自由主义极权主义”（liberal totalitarianism）。这种夸张揭示了一个事实，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传统在两党的领导下一直在稳步深化和扩展。

反自由主义的右翼群体并不惊讶于如今所谓的“觉醒”的愤怒。在美国社会中，无论是为了捍卫白人还是基督教的利益，或是把二者的利益绑定起来，以此为旗号的反自由主义运动，一直声称自己在自由主义不断扩张的霸权下苦苦挣扎。他们表示，自由主义政府和社会剥夺了他们按照基督教教义生活的“自由”，并以牺牲他们为代价偏袒各种少数群体，尤其是黑人。20世纪7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神学家R.J. Rushdoony抱怨说，美国的基督徒“没有权利保持自己的身份”，却被迫承认“所有其他人及其‘权利’”。如果基督徒的“权利”不仅包括自己过基督徒生活的权利，还希望将这种生活强加给整个社会；如果白人的“自由”意味着维护白人在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他的说法是对的。19世纪的奴隶主坚称他们被剥夺了将人作为财产占有的“自由”；后重建时期（post-Reconstruction，译者注：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开启了重新接纳、建设南方，并重建南方黑白关系的阶段。这一重建时期（1865-77年），具体可分为65-66年的总统重建时期和67-77年的国会重建时期。期间通过各方权衡、博弈，以及废奴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从而巩固了内战的成果，促成了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的通过，将黑人的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刻入合众国宪法）的南方人则坚称他们有压迫其州内黑人公民的“自由”。

如今，美国社会的反自由主义者确实被剥夺了将自己的宗教和种族观点强加于社会、公立学校、公共领域和国家法律的“自由”。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称这一发展趋势为“自由主义极权主义”，而建国者则称这一切是保障了“思想自由”。

前面提到的Rushdoony的表态是在回应1964年的《民权法案》（译者注：1964年的《民权法案》禁止了公民投票中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在学校，工作场所，公共空间中的种族隔离。该法案创设了独立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确保雇佣中不存在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家出生地的歧视），他当然无法预见今日的“觉醒”运动或“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今天，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抱怨学校课程对美国历史上种族主义的批评，但即使在五十年前，在“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流行之前，像Rushdoony这样的反自由主义白人也坚持认为“白人”被“系统地灌输了相信他犯有奴役和虐待黑人的罪行”。许多白人认为少数群体对权利和尊重的要求“走得太远”，而美国白人自身却遭受着最严重的歧视。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白人甚至在那时就认为民权运动“走得太远”，黑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一切”，政府正在对白人实行“反向歧视”。对许多美国人而言，自由主义总是走得太远，对反自由主义者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就像建国以来就存在的反自由主义者一样，如今反自由主义者们同样怨声载道。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建国者们留下的自由主义政府制度以及相应的平等主义精神。特朗普的许多核心支持者坚称自己是爱国者。即便他们意识不到，但一个事实是明确的：他们效忠的不是建国者们设计的美国，而是建国者们明确拒绝的，以种族、宗教定义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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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中最聪明、最诚实的人知道，如果真想迎来一个“基督教美国”，那么只有通过“政体更迭”（regime change）才能实现。这是在直指开国元勋们创建的“政体”。克莱蒙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格伦·埃尔默斯（Glenn Ellmers）写道，开国元勋们的遗产是一条“死胡同”。宪法是一个“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译者注：“波将金村”的概念源于18世纪的一则传说。1787年，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Aleksandrovich Potemkin）元帅为了迎接叶卡捷琳娜大帝出巡克里米亚，在巡视路线中精心设计了令人惊叹的大型形象工程。“波将金村”后被用来形容面子工程）。Deneen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魏安真（Adrian Vermeule，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保守派学者。长期以来，魏安真都以其极具挑衅性的评论在学术界著称）宣称，开国元勋们为保护个人权利而建立的制度需要被替代。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形态是一个基督教联邦国家：一种“维护既有秩序，鼓励文化的连续性，支持宗教信仰和宗教机构”，立法以“促进公共道德，禁止其堕落腐化”，“坦率地承认和更新文明延续中的基督教根源”，有“公开祈祷的机会”，以及“振兴公共空间，以反映一种更深层次的信念，即人们深受感召努力迈向另一个美国的王国”。

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派知道，建立这样一个联邦意味着抛弃建国者们对个人权利的坚守。“保守民族主义”（conservative nationalism）的有力倡导者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译者注：以色列知识分子，在其2018年出版的《民族主义的美德》（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一书中，呼唤所有“反对普世自由主义的抵抗者”团结起来）希望美国人放弃《独立宣言》，转而支持建立在新教和圣经基础上的国家。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Sen. Josh Hawley, R-MO）坚持认为，美国是一个“革命国家”，但这既不是因为遵循《独立宣言》的原则，甚至也不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本身，而是“承继自《圣经》中所记述的革命历史”，“以色列建国”拉开了革命的序幕。这些声明显然与美国建国者们倡导的自由主义、普世主义愿景背道而驰。

信仰上帝并不会对建国者们的制度设计构成威胁，但试图按照基督教教义重构社会则意味着推倒一切。不仅需要抛弃《独立宣言》，还需要抛弃旨在保护《独立宣言》原则的《宪法》。格伦·埃尔默斯（Glenn Ellmers）认为，“今天生活在美国的大多数人——肯定超过一半——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美国人”，他们像“僵尸”或“人形啮齿动物”一样，过着“胆怯顺从的生活”，只有“上次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的7500万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在他看来，与其试图在不能反映人民意愿的选举中与民主党斗争，“倒不如直接切入正题，跳过空洞、毫无意义的过程？”“唯一的出路”是“推翻现有的后美国秩序（post-American order）”。

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特朗普是一个不完美但无可替代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译者注：在面对革命威胁时意在维持和延长现存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精英反动员行为）工具。Deneen和格伦·埃尔默斯（Glenn Ellmers）认为：特朗普是一个“极端自恋者”，有“夸夸其谈的虚荣心”，“缺乏纪律性，无法有效约束自身的创造性或破坏性倾向”。但这些人格特质还有补救的空间。在Deneen看来，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未能实现预期中的转向，是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内阁团队”。倘若此次当选，他的下一任期将有所不同。他就此呼唤一个“有充分自觉的统治阶级”，一群“既能诊断国家社会所遭遇的病症，也能对症开出治愈良药”的思想家，以便将民粹主义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持久的政策议程”。作为新精英阶层的一员，Deneen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列宁类比，认为自己是民粹主义革命的先锋，“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旨在提高“蒙昧群体”的觉悟。魏安真提出了一个列宁主义的说法：即便可能违背个人意愿，也必须以公共集体利益为先。

“因此，摆脱宪法对自由和民主的约束条件，基督教国家需要一个强大行政机构。”魏安真曾在书中描述了一幅新国家的图景：强大的行政机构将扑灭自由主义信仰，遏制以城市贵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继续扩大社会权力和经济野心。这些言论中有意充斥着暴力和压迫气息，因为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明白，仅靠选举和一些立法改革措施，远远无法改变自由主义制度。

Deneen和魏安真这样的知识分子通常因被认为只是煽动者而遭到轻视。但**正因为他们敢于承认自己与建国者们追求的自由主义制度相异，他们的著作反而脱颖而出了。**虽然其他人会对自由主义原则表达虚假忠诚以掩饰自己，或者声称他们的追求符合建国者们的真实意图，但以Deneen和魏安真为代表的反自由主义者承认，如果不推翻建国者确立的自由主义和具有挑衅性的世俗主义制度，他们想要的那个服从基督教上帝、以圣经为基础的法律国家，就无法建立。就连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尼尔·哥萨奇（Neil M. Gorsuch，美国保守派大法官，由前总统特朗普提名）对“政教分离”也有微词，当然，日益保守的最高法院的反自由主义倾向也不是新鲜事了。

反自由主义者也知道，今年可能是他们实施反革命的最后机会。白人，尤其是白人新教徒，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日益下降。二战前，反自由主义保守派未及时关闭移民大门，来自南欧和东欧的人潮纷纷涌入。自1965年以来，以非白人为主的移民浪潮极大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因此，反自由主义者面临的现实是，在只有少数选民致力于“政体变迁”的情况下策划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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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接管共和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事实上，**特朗普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的特例。在每一代人中，反自由主义势力都转向了煽动家、规则蔑视者、粗暴践踏自由主义传统的政客。**威廉·巴克利曾指出，乔治·华莱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粗鲁”而赢得了普遍欢迎。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译者注：著名社会哲学家和记者，在其1941年出版的《管理革命》一书中，特别提出人类社会正处于从资本社会转向管理社会的转型时期，管理者将成为社会统治阶级，个体的权利也将随之发生改变。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他从美国著名左派反刃己身为右翼思想家，主张马基雅维利式精英统治）惊叹于约瑟夫·麦卡锡的“无能行为和无知言论”如何富有“魅力”，因为这一特质很好地传达了他的忠实追随者的恐惧和愤怒。

批评者们指责这些政客粗鲁无礼、心怀恶意，而追随者则认为这是反抗自由主义制度的象征。他们被奉为制度的“反叛者”“破坏者”，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毫不掩饰地反对自由主义，因而收获了大量美国白人的欢迎。对美国白人来说，眼看黑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非北欧移民的涌入，他们深感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地位正在下降。距离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种族主义移民限制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今天，特朗普再次呼吁，欢迎更多来自丹麦、瑞士和挪威等国的优质欧洲移民。

特朗普并非是偶然成为了美国白人的代言人。事实上，他主动发起了这场运动。在首次总统竞选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白人至上主义政纲，竭力支持“出生地阴谋论”，即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实际上不是美国人。2011年的民调显示，他借此一跃成为共和党阵营的领军人物。随后他退出政坛，继续经营他的热门节目《学徒》（The Apprentice）。他首次以白人至上主义者亮相到底是出于机会主义还是信念所在，这几乎不重要，尤其是对他的追随者来说。事实上，白人至上主义一直是他打出的名片，因此吸引到数百万人的跟随，以至于白人民族主义者已成为他的核心支持者。许多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已将他视为受难的基督，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他的处境，卷入诉讼反倒“帮助”了他：他面临的逆境越多，他必须参加的法庭辩论越多，对他的指控越多，他收获的忠诚反而越多。

再没有人能获得如此坚定的忠诚了。**当被问及，如果特朗普被判有罪，对他的支持是否动摇时，一些共和党人开始犹豫不决，但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无论如何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提供支持。**特朗普需要这种不可动摇的忠诚，因为他正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想到自己最终可能入狱，他便有充分的理由尽可能地与这些支持者坚定地站在一起。在竞选中，如果他输了，这些人将无条件地支持他挑战选举结果；如果他赢了，在与民主党和司法系统的艰苦斗争中，以及重构共和党权力格局的过程中，他将需要这些支持者。

上述现实能解释一个现象：到目前为止，为什么特朗普还没有任何意愿去接触他的支持者之外的人，包括妮基·黑利的选民、更温和的郊区共和党人，以及那些对他的言论和行动感到不适的人。在堕胎这一重要问题上，他可能会策略性地灵活行事以确保当选，但自从获得提名以来，他还是继续强化基督教民族主义观点。数百万其他共和党选民的感受并不被特朗普重视，针对他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支持者，特朗普兜售“特朗普牌”《圣经》，声称：“移民毒害了我们国家的血液”，如果重返白宫“只在第一天做独裁者”，上任后将成立“一个新的联邦工作组”来打击“由司法部领导的反基督教偏见”。他在兜售“特朗普牌”《圣经》时表示，基督徒“正遭受围攻”，“我们必须让美国再次祈祷”。

此外，他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并未让他在广大共和党选民中有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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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特朗普公开坚持基督教民族主义，并希望推翻建国者们的自由主义传统，却没有受到多少抵抗呢？

对于许多人来说，大概是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就美国企业而言，他们首先看中的是市场营销数据。企业希望通过拥抱社区来吸引最广泛的美国社会阶层，但他们已经认识到，特朗普对此并不认同。因此企业只好后退以保持沉默和中立。为了示好，企业尽可能明确地表明，无论如何也不会给特朗普制造麻烦。

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曾在瑞士达沃斯论坛释放了类似信号，他宣称特朗普“对北约和移民问题的立场都比较正确”，“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优异”。毫无疑问，他代表了许多美国富豪及企业领袖的心声，他们中没有人发出任何抗议。事实上，他们不会因为经济理由反对特朗普。他们知道，特朗普的追随者中大多数工薪阶层的白人主要关心文化战争，并不聚焦经济回报。因此，特朗普当选后仍然可以推进减税、减少联邦监管，扫除企业获利的障碍。富人和权贵总能从特朗普政府中获益。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作为来看，他需要且重视金钱，也希望为自己及其家族牟利。无论商界领袖对特朗普有何道德或政治疑虑，底线还是要保持和睦。这意味着对他的违宪行为视而不见，杰米·戴蒙对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正面评价明显忽视了他推翻政府的企图。

众所周知，共和党内部几乎没有特朗普的反对者，少数愿意站出来反对特朗普的官员要么被赶出党，要么难以寻求连任，甚至无法完成任期只好提前辞职。选择留下的人已经接受了特朗普的铁腕，并开始期待他开启第二任期。

但是那些曾经投票给小布什（George W. Bush）、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美国共和党重量级人物，2018年逝世）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共和党参议员）的共和党选民呢？他们难道看不出特朗普与这些共和党人的区别吗？还是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很可能觉得特朗普的胜利符合自身利益，尽管他们不一定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但作为美国白人群体，他们还是对反自由主义者的诉求表示同情。他们可能认为，在一个日益多元且走向“觉醒”的体制中，他们自己及其下一代将处于劣势。他们对“走得太远”的自由主义感到恼火，这使得他们容易被特朗普吸引，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关心特朗普构成的威胁。如果任由这一趋势发展，他们既不会推翻政权，也不会妨碍那些想要推翻政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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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选民和共和党高层人士是否和戴蒙一样确信，推翻了建国者们确立的自由主义体制会改善他们的处境？或许是的。他们不会是第一批因美国倒退到20世纪20年代而遭到冲击的人。在内战后的一个世纪里，美国默许了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他们放任南方的暴力行径、法庭不公，最高法院拒绝承认黑人、妇女和各种少数群体拥有平等权利。他们会奋起反抗特朗普再次当选吗？还是会默许过去八十年的自由主义成果逐渐瓦解？

遗憾的是，许多白人似乎已经忘记，他们以及他们的先辈所获得的平等对待，以及今日看起来理所当然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建国先驱们对自由主义的推动。

毕竟，大多数共和党白人并不拥有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译者注：美国著名保守派媒体人、前福克斯新闻主播）所赞扬的“欧洲血统”。他们的祖先并非是从“五月花号”上走下来的人，也没有参加过独立战争。如今，绝大多数美国“白人”的祖先在首次踏上美国国土时并不被视为“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可能已经忘记了，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译者注：美国宪法制定之初就明确规定了白人可以获得公民身份，但被划入白人群体的标准却在不断变化，最初抵达美国时，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都被视为非公民和非白人群体。被称为“美国漫画之父”的托马斯·纳斯特创作的一系列漫画颇具代表性。在漫画中，工人阶级爱尔兰人的形象是戴着褶皱大礼帽、穿着卷曲鞋子的黑猩猩）在19世纪末创作的漫画中将爱尔兰人描绘成黑猩猩。许多意大利裔美国人可能也忘记了，新奥尔良市民在以“新奥尔良最优秀者”（New Orleans’ finest）为名发起的暴乱中，以私刑处死了11名西西里移民，但并未受到指控（译者注：1890年，新奥尔良市警察局长被刺杀，移民被视为主要嫌疑人。新奥尔良市民愤怒于被逮捕的移民被判无罪。1891年，由新奥尔良市民组成的数千人暴动队伍冲进监狱对11人处以死刑，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私刑。私刑过后，另外几百名移民被围堵和逮捕）。

许多天主教徒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曾是美国最受轻视的群体，以至于开国元勋之一约翰·杰伊（John Jay）曾希望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大多数美国白人曾因移民身份被排挤，是反自由主义的受害者，而现在他们正在投票让反自由主义者重新掌权。他们以自由主义为梯攀登平等之路，而现在目的达到后，他们选择把梯子拉开，抛弃自由主义。在利用自由主义的法律和制度获得平等之后，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热情已经消退。

开国元勋们明白，也深感忧虑，因争取和信仰权利与自由主义而凝聚起来的革命大潮不会持续下去。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战争结束前夕的1781年曾预言：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将走下坡路”。人们将回归日常生活，忘记对权利的热情，一心只想着“赚钱”。人们可能再也不会团结起来“对所拥有的权利保有足够的尊重”，因此政府也将不再关切权利的状况。半个多世纪后，林肯在著名的Lyceum演讲（译者注：1838年1月27日，林肯利用对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发表演说的机会，谴责了美国北部出现的各种暴力和违法事件，包括针对黑人的私刑活动。彼时美国内部由于奴隶制问题矛盾日益激化。在演讲中，林肯将内部的暴力活动视为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最大威胁，强调公民应当尊重宪法）中哀叹，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民对革命的原始热情逐渐消散，留下来的只是寻常人类的自私之心，建国者们创建的崇尚“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大厦”已经“崩塌”。在演讲过去的二十多年后，美国陷入了内战。

如果美国政体在今年走向失败，那不应归咎为建国者们在制度设计上失败了，也不是因为新技术浪潮的冲击或宪法的缺陷。事实上，没有哪种政体能抵御铁腕暴君。只有人民才能做到。今年，我们就能知道一切将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