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封神I》弑父情节被说是西化改编，中国历史上不是也有很多弑父弑兄的故事吗？_风闻

在“弑父”这个问题上，体现中西方差异的并不是弑父这个行为，而是对弑父行为的理解。举个更好理解的例子来说，在19世纪的大清，如果一个已婚女性与外人通奸，在当场捉奸的情况下，丈夫直接杀死妻子和通奸的对象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但在19世纪的英国、法国，已婚女性就算与他人通奸，丈夫可以离婚，也可以要求一定的补偿，但不能伤害妻子及通奸的对象。这个不同出现的原因，就是不同的社会对婚姻、个人权利等的理解差异。在“弑父”这个行为上，也是一样的。无论弑父还是通奸，行为本身并无差异，而差异就在于如何理解或者叙述这个行为。

对于《封神》来说，大家说的这个“是希腊式的悲剧设定”，就是因为这个的叙述方式是古希腊悲剧式的。具体来说，是延续自《俄狄浦斯王》的传统——在整个西方文学史中，这是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又被叫做“命运悲剧”，而“命运悲剧”的核心是人与命运的抗争。此后的《哈姆雷特》，中国的《雷雨》以及由此改编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底色也都是这样的命运悲剧。在这个角度上，《满城尽带黄金甲》虽然也是以古代为背景设定的电影，可他也同样是一部“西方式”的电影。

如果我们把《雷雨》、《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作品也放到一起看的话，那么“命运悲剧”的核心并不只有“弑父”。《雷雨》里，周萍的自杀源自于乱伦，而周朴园的忏悔与俄狄浦斯后面的赎罪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总之，无论是弑父、乱伦还是其他，都是可以归结到“命运”这个大概念之下的——因为这是被身份绑定而无法改变的。

在西方悲剧中，人伦关系是命运悲剧的重要基础之一，因为这种基于血缘而产生的关系，是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宿命。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伦关系这是整个社会组织关系的基础，中国文化更强调的是人伦关系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嵌合和同一，而不是人伦关系的宿命意味。

这个差异也就导致，对于“弑父”或者更广义的“乱伦”这个行为，中国文化与大多数文化的解释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中国古代的伦理体系中“长嫂如母”，如果哥哥死了，弟弟就要奉养嫂子和孩子，如果弟弟敢打嫂子的主意，就算不受到出发，至少也会被人说闲话。可在很多民族的收继婚制下，哥哥死了，弟弟娶嫂子不仅不是乱伦，甚至还带有某种强制性。此外，在两汉时期，当时的人攻击匈奴“无礼义”的一点，也是匈奴人的收继婚制——这种收继婚制还包括母子之间的收继婚，即父亲死了之后，继承家业或王位的儿子，可以娶非生母的其他“妾”、“妃”等。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原王朝，皇帝是要被骂“逆人伦”的。（李治与武则天之间的事情，也常被用来作为“李唐有胡人气”的证据，言下之意，也是这个事情在“正统”中原王朝的体系里很难出现）

既然中国的人伦关系与社会组织已经实现了如此深度的嵌合，那么对人伦关系的评价，也自然代表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评价。如很典型的“不孝”，在西方看来，这就是一个对待自己父母的态度问题，扯不到什么其他地方。但在中国，这足以宣判一个人在政治上的死亡，当然更足以宣判社会性死亡。中国古代有“十恶不赦”的说法。《唐律疏议》这里的“十恶”指的是以下几种情况：

1）谋反。指企图推翻朝政。这历来都被视为十恶之首。

2）谋大逆。指毁坏皇室的宗庙、陵墓和宫殿。

3）谋叛。指背叛朝廷。

4）恶逆。指殴打和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等尊长。

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3人及肢解人。

6）大不敬。指冒犯帝室尊严。通常为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伪造御用药品以及误犯食禁。

7）不孝。指不孝祖父母、父母，或在守孝期间结婚、作乐等。

8）不睦。即谋杀某些亲属，或女子殴打、控告丈夫等。

9）不义。指官吏之间互相杀害，士卒杀长官，学生杀老师，女子闻丈夫死而不举哀或立即改嫁等。

10）内乱。亲属之间通奸或强奸等。

可以看出来，在这十恶中，除了谋逆、大不敬相关和“不道”外，剩下的几乎全部是针对悖逆或者损害人伦关系的罪名。虽然今天中国已经没有了“十恶不赦”的说法，但是杀害父母这个行为本身，也依然是难以得到宽恕的。如此前的吴谢宇杀母案中，法院在判决书中就认为：

吴谢宇为实施故意杀人犯罪，经过长时间预谋、策划，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残忍。**吴谢宇杀害母亲的行为严重违背家庭人伦，践踏人类社会的正常情感，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到案后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这里依然把“违背家庭人伦”作为了不能从轻处罚的理由之一，这也能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所在。

而且这里面还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这“十恶”里面涉及人伦基本都是“下逆上”，几乎不涉及同辈之间。所以题主提到的问题里说“杨广杀父，李世民杀兄，武则天杀子…这方面我们是一点都不少啊！”这里面，杨广杀父大概率不是真的，而是其他人的污蔑。李世民杀兄这事，虽然也是悖逆人伦，但并不算是“下逆上”。而武则天杀子，那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了。毕竟在中国古代的伦理体系里，儿子犯罪，父亲杀了儿子那叫大义灭亲，但父亲犯罪，儿子要杀父亲，那就叫“大逆不道”了。

正是因为在古希腊的这一套观念中，杀害父母（无论是谋杀还是误杀）并不具有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即便杀害了父母，也是可以赎罪的。但在中国，尤其是古代社会，出现了杀害父母这种情况，哪还有你赎罪的机会？想赎罪的话，去地底下跟你爹妈自己说吧。

而《封神》里还另一句台词，也能说明创作者对西方悲剧的借鉴，即那句“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你是谁才重要”。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架空故事来看，这话并无问题。可说这句话的是周文王，那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作为礼乐文化的起源，周文化的核心就是把人放置于严格的人伦关系中，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历史上的周文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你是谁才重要”的话的，就如同你也无法想象孔子会说“不要去管你的父母，他们只会束缚你，去做你自己吧”。这种“你是谁才重要”的观念，也不是传统中国文化所推崇的。

以上说这些，也并不是说《封神》改编的不好。在文学史、艺术史上，不同时代的创作者用其所处时代的观念重写古代的神话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一个用当代视角观察和发现历史的过程。像是《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在过去一直被看作是淫妇、毒妇的代表，但今天的很多作品就会从潘金莲被压抑的欲望入手（当然这里面的人设与小说也有了区别）来重新塑造这个角色。而对于《封神》来说，尽管殷寿弑父、殷郊杀纣王这类故事都有历史原型，但这些故事最初被创做出来的时候，要表达的意思以及“解释”的重点与《封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像“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你是谁才重要”，就更表明了创作者其实还是在借商周时代的故事来表达自己，而这背后所渗透的悲剧美学观，也是很容易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