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人在宣扬人民公社好？_风闻

我是南方人，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我所见到的人民公社是这样的。所谓“人民公社”，其实就是由原来的乡改过来的，简称“公社”，一般所辖的地域范围不变，只是管理方式变了。既然原来的乡改成人民公社，那么原来的村就改成了大队。大队下又有小队。那时农民就不叫“农民”了，叫“社员”。

一、农村社员都是听从小队长的安排，早出工，晚收工，一年辛辛苦苦干下来，大部分社员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之一：粮食分配标准是70%按人口分，30%按工分分。

   也就是说只要家里人口多，分到的粮食就多。至于你干活多，工分多，没用，远不如人口多分到的粮食多。多劳并不能多得，多生才能多得。当时，分到粮食最多的人家是人口多，而且工分又多的人家。当然，同时具备这两个优势的家庭太少了。所以，当时有的家庭，竟然有十个孩子。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这样的家庭。

原因之二：“黑五类”和“红五类”。

“黑五类”和“红五类”这种称呼，在解放初期的十多年里很少使用，在文革中逐渐普遍使用。

因为当年讲究阶级斗争为纲，把农民按照在1949年刚解放时家庭土地的有无或多少，分成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

所谓“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后来也泛化到用来称呼他们的子女。

文革初期，在血统论观念的影响下，黑五类或黑七类子女在工分评定、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恋爱和婚姻等方面都受到歧视。

​比如我所在的小队，工分评定标准是这样的，一个身强力壮的正劳力，干同样的农活，出同样的效果，而贫农雇农这些一等农民，可以评9.7分上下，其中担任大队长，小队长，会计等队干部，都能评到10分；中农算二等农民，可以评9.5分上下；地主、富农及其子弟只能评9分上下。这样，一年下来，地主富农及其子弟分到的粮食，田地所有各种出产，如菜油，池塘里的鱼虾，都比同样的一等二等农民少许多。

“红五类”是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等五类人。后来也泛化到用来称呼他们的子女。“红”指这五类家庭成员，与执政党、现政权（“红色江山”）的性质是一致的，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因而在种种资源占有、利益分配（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等社会流动的机遇和福利）上，他们享有优先权；在政治参与（参军、提干、参选人民代表、从政为官）、接班人的培养（入队、入团、入党、选拔各种积极分子和入选干部后备队名单）上，享有优先权（因为“根正苗红”）。

红五类子女与其他阶层子女相比，处于更优胜的社会主流地位，不但在正式的公众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即使在非正式的人际交往里，也拥有更多话语权。

可见，当时的黑五类属于****人民公社里的下等人（或贱民），红五类属于人民公社里的上等人。

人民公社经常出现外行指导内行的荒唐事，也就是瞎指挥。当时有一个口号，“山要开到尖，水要开到边”。山坡上开满梯田，只为了有更多的田，希望打更多的稻谷，根本不讲环保，不讲经济效益。实际上也收获不了多少稻谷，有的因为灌溉的水源难以解决，只能种小麦，产量也不高，却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池塘要尽可能地填平，改造为农田。

现在仍然宣扬人民公社好的人，都是什么人呢？

我身边有个人，现在还大力鼓吹人民公社好，在他口中人民公社时期比现在好太多了。他为什么要这么睁眼说瞎话？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他当年属于红五类，父亲是公社干部，也就是所谓“革命干部”，在社员口中，他父亲是“公社同志”。能够称为“同志”的人，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就算是大队长，也没有人称其为“同志”。

当时，我们大部分人家，基本上连饭都吃不饱，能够吃番薯丝米饭都算是好的了，而他家不但天天顿顿能够吃到纯米饭，还能经常吃到肉。当然，他也不否认当时物质条件确实确实不如当下，但是看来人的幸福感主要来自于与身边人比较，当年他家因为是红五类而具有“先天优势”，生活比一般家庭好，他爸爸甚至有一辆自行车；就是小孩子，也比一般家庭的孩子说话更威风；而当今，他家的“先天优势”完全消失了，一切都得自己争取。

后来，人民公社一夜之间消失了，恢复为乡；大队恢复为村。分田单干一年下来，农村饿肚子的情况完全消失。什么原因？分田单干，农民对种地有了自主权，我一年到头在田里干几天活，何时出工，何时收工，种什么，何时种，何时收获，除了完成必要的卖粮任务之外，其他都由自己说了算。更关键的是，收入全部归自己，再也没有大小队长之类的干部管到自己。所以，农民的种地积极性高涨。

二、兴修水利。人民公社时期，全国大力兴修水利，这是有长期效益的投资，是人民公社时期留下的少数正面遗产之一。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当时，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把城里的知识青年安排到农村去，也就是所谓“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实话，农村社员，准确点说是贫下中农，有什么资格教育有知识的城里青年呢？可是，他们来到农村，是来种地的，只有上等人也就是贫下中农才有资格教育他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质是当年城里提供不了几千万人的就业岗位，而农村是人民公社，每个村子有几百亩田地，安排几十个知青，根本不在话下。这些知青就成为成为当时的新农民，与农民一样从泥土里刨食吃，不至于饿死。

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高度政治化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容忍制度（隐瞒亲人特别是父母的过错）被视作封建垃圾废除了。容忍制度，一直为我国历朝历代所沿用，即使一贯以严刑峻法治国著称的商鞅虽然鼓励告发，但也绝不鼓励告发父母。

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告密之风盛行，到“文革”，告密之风可谓登峰造极。当时，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告密现象层出不穷。人人自危，至亲之间也不可能吐露真心话。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不再觉得亲人之间的告密是可耻的，是应该禁止的，反而是应该提倡的。所以，当时发生**与所谓的“罪恶”父母****划清界限，与“罪恶”**亲人划清界限，与“剥削家庭”划清界限，而划清界限的主要行为就是告密，向上级揭发父母和亲人“罪行”，从而洗清自己的罪过。学生要斗老师，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连前一分钟还一起在泥地里玩土的小屁孩，听到对方说一句当时社会不好的话，都会后一分钟就说着“啊！啊！你反党！反党！”边说，边马上从泥地里起身，走了，这是要远离是非之地啊！

这就是人民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