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系列（17）——父亲贺德全的抽烟史_风闻

    要说战争年代，当兵的最需要的物质是什么？父亲沉思了一会儿，告诉我：烟！几天不吃饭，可以忍。但是不能没有烟抽！

    父亲说他13岁参军，不久就学会了抽烟。那时没有条件抽香烟，就学老兵的样儿，抽旱烟。许多战士人手一杆烟杆，一个烟荷包。行军打仗，身上除了武器装备、几天的干粮外，就是烟袋锅子和烟荷包了。

    自从干上武工队，当上分队长后，有条件抽香烟了。香烟的来源有几个。一是游击区的保长、地主、乡绅……经常跑到部队进行慰问。香烟是必须有的。武工队会将大部分贡品上缴军分区。截留的主要物品就是香烟。再就是每次战斗，如果有机会打扫战场，一定首先收缴敌人身上的香烟。

    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好了些后，对营以上干部实行香烟供给制。山东军区在半岛那边有自己的香烟制造厂。生产“飞马”牌香烟。大家戏称“土烟”。洋烟自然是美国的“骆驼”牌香烟，以及“哈德门”等蒋管区产的烟。在山东根据地，营级干部，每月供应一条边区自己产的“土烟”；团级干部为两条。这个待遇持续到解放战争期间。

    父亲的烟瘾大，基本每天要抽掉一包（烟）。

    在部队，有个潜规则：相互之间不让烟，各抽各的。凑在一起时，有借火的，没有借烟的，更没有送烟的。就是当着领导的面，想抽烟了，摸出一根，点上，自顾自地抽就是了。根本不用考虑同样是老烟鬼的上级是什么感觉。不像现在，烟鬼们凑在一起，只要一个人拿出烟来，必须挨个送，然后大家一块喷云吐雾。

    记的文革刚刚开始时，闲着没有事儿，不用上学，也不去串联，就一天到晚在大院晃悠。父亲交给我一个任务——给他买“大前门”牌烟。每个月给我11块钱。3.5块钱一条.买3条烟。剩下的五毛钱，算跑腿费了。

    1966年四季度到1967年，全国大串联轰轰烈烈。闹得生产不正常，造成香烟供应紧张。空军大院里面的小卖部三毛五分钱一盒的“大前门”烟基本无货。2、3里地以外的公主坟商场，也不能保证“大前门”有货。所以，我拿着每月2块钱一张的学生乘车月票，可着满城区大大小小商店转就是了。真开了眼界了。敢情不光北京产“大前门”，沈阳、青岛、上海、天津、郑州……都有生产。同是“大前门”，父亲评价：嗯，上海的（大前门）好抽。

    有一个月，实在是买不到“大前门”了，跟父亲商量了一下，买了同一个价位、北京卷烟厂试生产“礼花”牌烟。“不好抽。实在不行，就买‘飞马’烟吧”，父亲交代。“飞马”牌烟好像是两毛五一盒吧？

    1968年2月份，姐姐当兵走了。父亲决定改抽好一点的烟。试过“红塔山”，“大重九”，“云烟”等，最后定下抽北京烟厂生产的五毛钱一盒的兰“牡丹”或者红“牡丹”。

    1969年2月份，我当兵走了。父亲改抽九毛钱一盒的“中华”牌烟。那时没有过滤嘴香烟。因为“中华”牌烟不在市场上公开供应，所以，位于东交民巷的空军第一招待所就把空军首长们的香烟供应工作承担起来。

    另外，自从1968年父亲主持情报部工作后，就不用我买烟了。管理局的二食堂（校官食堂）接管了首长烟的供应事情。

    9.13后一年多，父亲被移交给秦城监狱代管。在那里，父亲抽了34年的烟终于被强制性戒断了。

这是仅存的一张父亲抽烟照片。摄于1970年春夏之交，空军大院2号楼2门2层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