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输过血的人群中，有较大的概率可能被感染丙肝病毒？_风闻

【本文来自《冬晓| 英国血污染丑闻：一场跨越半个世纪、自上而下的主动隐瞒》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 卜而立
• 那次血液丑闻涉及多个国家，应该都介绍一下，让大家有个全面了解。

是的。

https://www.guancha.cn/indexnews/2012_12_24_116446.shtml

去年底过世的高耀洁医生，1991年作为河南省人大代表，从一位农村妇女代表处听说一些农村因为卖血导致肝炎等传染病流行。

血液制品是医疗必需品，当时，血液制品的进口受限制，出口被放开，而人口密集、收入水平低的河南农村，是发展新兴产业的绝佳地点。巅峰时期，河南境内省政府批准、卫生厅发照的采血站，达到230个。卖血一次，卖血者拿到45元，血站可拿到七十多元。

可是在九十年代的河南血站，为了使一个卖血者能卖出尽可能多的血，甚至采用了“单采回输法”。单采先从卖血者抽出800cc两大袋“全血”，经过离心机获得所需的血浆等，再将剩下的400cc红细胞输回患者体内。这样操作，即使抽掉大量血液，但因负责运输氧气的红细胞丧失很少，卖血者体感影响不大。这个血液离体又回输的特殊过程，加上糟糕的卫生操作环境，创造了多名献血者交叉感染的可能，其中就包括了艾滋病毒。

而地方医院没有能力诊治艾滋病，他们只能把发现感染者的情况上报，然而长久地没有回音。

1995年，发现异常的血站医生王淑平，自费成立血液检测中心，检测400多份血样，报给当地卫生局，但没有回音。她又自费将河南艾滋血样带到了北京，碰巧得到了曾毅院士注意，河南血祸首次向上曝光。2001年，王淑平医生出走美国，2019年在美去世。

1996年3月，全国开始取缔营利性血站。官办血站陆续被关闭，但卖血活动却转入了地下。同年，王淑平的工资被停发。她的血液检测站被当地关停。

也在那一年，退休的妇科肿瘤专家高耀洁去给一名河南农村妇女会诊后发现患者感染了艾滋病，她没有乱搞，也没有吸毒，只是在当地做手术时输过血。高耀洁震惊地意识到，医院血库被艾滋病毒污染了。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专家，用缠过足的脚自费下河南农村调查。

从这一年开始，她自费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高耀洁率先提出“艾滋孤儿”的概念。

2000年开始，她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艾滋孤儿的救助方面；同年，被九三学社河南省委评选为先进社员。2003年，获“感动中国”十大人物。2005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亚洲的诺贝尔奖”——亚洲拉蒙·麦格赛赛奖公共服务奖、“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 等。2009年，年过八旬的高耀洁以访问学者身份定居纽约，随身只带了一块硬盘。

除了高耀洁医生，其他揭露河南血祸的人物。

1999年，武汉大学混血医生桂希恩来到河南，给时任副总理写信。北京佑安医院张可医生来到河南进行自费调查。

2004年3月，卫生部责令河南省清查此事，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开始这个特殊课题的田野调查，写成《血殇》等书。

而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有没有意识到，无论正文还是回复中介绍的全球血浆污染问题的节点，为何都在1990年代初？

那是因为1989年美国首次从一名非甲，非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中首次分离出丙型肝炎病毒（HCV），并发现此病毒主要依靠人类体液（主要是血液）进行传播，输血则是最重要的传播途径（发现者获得了2020年诺贝尔医学界）。而从绝对数量来说，当时通过血液制品传播丙肝的病例远远高于艾滋病。

因此，1990年美国开始对供血进行丙型肝炎病毒的常规检测，试图从根本上消除输血相关丙型肝炎的传播。到1992年，更敏感的多抗原的检测被实施，从而进一步减少感染的风险。

该事件导致了美国CDC提出对1992年7月前接受全血和成分血或者器官移植的患者进行丙肝筛查的建议。

而国内这方面跟进相关措施则要晚了好几年。

这也是为何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输过血的人群中，有比较大的概率可能被感染丙肝病毒。而且，丙肝病毒非常隐蔽，如果不进行针对性检测或发病一般很难察觉。而且潜伏期最长可达数十年，但会慢性损害人体肝脏健康。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死和纤维化，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

到了2007年，美国丙型肝炎死亡数从1999年的3/100,000增加到几乎5/100,000。艾滋病死亡人数从1999年的超过6/100,000下降到2007年的4/100,000。值得注意的是，丙型肝炎病毒的传染性比艾滋病病毒高了10倍以上。

鉴于丙型肝炎的全球负担，影响全世界大约1.5-1.7亿人，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每年7月28日被正式确认为“世界肝炎日”。

然而不巧，个人家中一名长辈就不幸因在1990年代初的一次输血中被感染了。

长辈在1980年代曾得过一次甲肝，愈后对于肝脏健康就比较重视。虽然在之后历年的常规血检指标基本正常，但发现有个别指标一直略高于标准范围。多次转诊，但都没有明确结论。直到近十年前才在体检医生的建议下，去沪上排名第一的肝病医院做了详细检查，发现感染了丙肝。通过病历追溯，就是90年代初的那次输血。

当时主流的治疗方法是长效干扰素联合抗病毒药物方案。但无论是瑞士罗氏的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商品名“派罗欣”），还是美国先灵葆雅的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商品名“佩乐能”），都并不能杀灭人体中的全部丙肝病毒，只是将其控制在对人体无害的极低复制水平。此疗法对人体的副作用也较大，相当于一次小型化疗。

由于大部分需采用进口品牌药物，而且一个疗程耗时超过一年，费用则超过了10万元。

所幸，长辈检出丙肝的前一年，上海开始试点丙肝治疗进入医保。但这个政策并非所有医院都执行，具体医保医院要在上海卫生局官网才能查到。而正是在家族内相关业内人士的了解下，长辈转入了另一家全国肝病重点科室医院。但即使进入了医保，个人支出的部分也大约需要6~7万元。

不过，由于本世纪初上海有关单位为了应对本地针对政府在输血工作中失职行为的相关集体诉讼，多方筹集资金成立了一个血液安全基金。即如能证明是在上述时段在本市因输血感染的丙肝病人，可以申请最高6万元的补助。而且与国外类似，索赔人必须签署一份弃权书，声明永远不会就此事再次对政府发起诉讼。之后补助款项还需通过司法流程发放。而对于已染病死亡的患者，家属同样无法得到补偿。

这一政策和操作流程同样不对外宣传，只有通过部分病友群交流才知悉详情。并辗转多部门很长时间才拿到了这笔补贴款。

但这是建立在上海强健的本级财政之上。据悉当时全国好像也就独此一家。

所以，在每次陪长辈就医时看到来沪求医而囊中羞涩的外地病友低声下气询问是否可转让进口干扰素时，却因医院严格控制剂量而不得不当面拒绝时于心多有不忍。

另外，由于丙肝有多种基因型，光谱的干扰素联合治疗方案对各种基因型的效果并不一致，整体治愈率只有70%左右。针对顽固性丙肝的效果较差，而且成本高昂、副作用大，患者容易因病情出现反复而放弃治疗。

而当时，国际上出现了一种类似艾滋病的丙肝“鸡尾酒疗法”，其中的明星药物就是美国“Gilead”公司的全口服丙肝特效药Sovaldi，其对我国常见的1b型丙肝治愈率高达到98%以上。

但此款药物当时在国外才刚上市，也未引进国内。而且在美国本土一个疗程费用高达84000美元。当时还做过备选方案，如果干扰素联合治疗方案对长辈无效，就咬咬牙准备让亲戚帮忙赴美治疗。

不过，之后由于Gilead的分区销售策略，Sovaldi在印度一个疗程费用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900美元）。因此也曾打算过直接去印度就医（当时国内已出现相关一条龙赴印陪医服务，总价约8万元）或通过地下渠道获得印度版的Sovaldi。这或许成了后来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剧情的背景之一。

所幸长辈在经过痛苦的干扰素联合治疗后，体内病毒很快得到了压制，一直没有出现反弹。之后配合医院相关课题跟踪检查至今，肝功能所有指标都正常，应该已经痊愈了。

而在全国范围，类似的丙肝患者根据不同统计来源，总数达1000~4000万。

幸运的是，Gilead的第三代Epclusa（中文名丙通沙，俗称“吉三代”）等丙肝特效药也于2019年开始陆续正式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一个疗程（3盒）从70000元降到了20000元左右，但总体费用仍是印度仿制版“吉三代”的3~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