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华 | 数字全球化与全球化的韧性重塑_风闻

刘兴华 |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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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华

在各种全球性危机的冲击下，全球化的发展前景饱受质疑，全球化韧性问题备受关注。全球化既未进入“枯竭期”，也未进入“停滞期”。数字全球化使全球化进入快速演进的轨道，拥有更广阔的拓展空间，并拥有韧性重塑的契机。数字全球化时代的韧性重塑攸关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全球化走向终结了吗？

全球化终结论主要源于两种观念。**一种观念是以偏狭的局部观审视全球事务，将全球化“原罪化”。**有学者在批判特朗普时期的政策时指出，全球化浪潮改变了原本分立割据的世界格局，国家在无法实现自给自足的情况下，通过全球合作催生一体化意识，全球化为追求现代化发展的国家带来益处。特朗普政府将全球化视为威胁，事实上就是无视美国从全球化获益的事实，未能从整体性视野看待全球化。**另一种观念则悲观地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国家间的对立和国际社会的分裂，认为全球化是“穷途末路”。**有学者提出，全球化并不是各国的福音，反而造成了国家之间的纠缠，全球化网络变成了彼此设陷和博弈的竞技场，全球化带来的是脆弱、竞争和控制，诱发风险和挑战。查尔斯·库普乾认为，基于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导致西方世界的治理危机，包括去工业化、贸易失衡、信贷泡沫等，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和焦虑。

全球化对助力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成长至关重要，全球化并非民族国家的对立面。美国不仅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相反，美国恰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依靠全球化实现了权力和地位的跃升。全球化在数百年的演化进程中，已经塑造了民族国家的全球化习惯、行为和认识，形成了“全球化基因”，并将持续影响全球互动关系。除非人类倒退至相互隔离孤立的蛮荒部落时代，否则全球性联系就会持续存在，全球化无法被人为斩断。

全球化并未终结，但的确正面临挑战而变得更加“漂浮不定”。乌尔里希·贝克的全球风险社会概念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全球风险社会是指与决策相关的全球性后果触发的一系列风险，这些风险与权威机构对全球灾难的叙事和承诺形成强烈反差，代表性风险包括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具有全球化特征的威胁是政治意义上风险社会的表现形式。各种挑战和风险导致全球化进程出现波折，考验着全球化的韧性。在物理学的概念中，韧性与破坏、弯折和断裂相关。全球化韧性可以理解为全球化形成的体系在全球性危机和风险爆发前的消解力、爆发中的抗压力和爆发后的恢复力。

数字全球化场域与全球化韧性的

延展空间

全球化韧性塑造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全球要素仍有流动和聚合的新空间，而不是已经穷尽所有互联互通和碰撞融合的可能性。数字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次跃进。理查德·鲍德温提出，信息通信技术驱动的全球知识和观念流动是新型全球化与旧式全球化的根本区别。数字全球化触发了多维场域生成情景，使全球化韧性拥有更加广阔纵深的延展空间。当然，这种延展空间只是表明全球化没有走入“死局”和“僵局”，拥有“继续全球化”的可能性，并不代表全球化一定会带来和平、善治的结果，也可能会导致冲突和竞争。

社会学中的“场域”概念是指各种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力量状况决定场域结构。场域是争夺的空间，位置占据者以场域为活动空间和制定策略的基础，这些策略用来改善其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策略还取决于行动者基于位置产生的对场域的认知。数字全球化催生了新的权力场域、技术场域、资源场域、市场场域和道德场域。

**第一，权力场域。**全球权力结构因数字全球化而发生变革，世界政治中的权力经历从物质权力、制度权力、观念权力到数字权力的演变，全球权威性、声望和地位的内涵发生改变。数字世界的权力关系尚处于发展初期，全球数字社会的地位分配远未完成，全球化进程因数字权力关系的建构进入与传统全球化不同的时期。数字全球化诱发权力本身的重组和变迁，比如数字传播力和数字产业竞争力成为重要的权力要素，也导致权力主体的急剧增加，数字平台及附着于其上的各种倡议团体和网络用户都借助流量引导和舆论传播而拥有一定权力。 

**第二，技术场域。**人工智能、元宇宙、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演进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全球化，建构了全球数字社会的新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数字技术场域的生成突破了全球化发展的“天花板”。人工智能尚处于开发利用的初期，远未达到真正类人智能的阶段，其应用场景仍有广阔的想象空间。数字全球化使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受益，这些国家大力发展通信产业、芯片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获得了投资和增长的新动力，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转型，利用数字化能力开拓全球市场。

**第三，资源场域。**资源的竞争和合作呈现出与数字化发展日益关联的局面，数字科技发展所需的关键矿产和原材料成为国家技术角逐的新焦点，全球数字社会的资源基底被重新发现。数字霸权与反霸权、数字等级制与反等级制触发新的全球社会互动，对资源的角逐和围绕资源的社会圈层既激发了“数字联盟”和“数字堡垒”的产生，也促成了局部世界在新合作领域的全球化。围绕资源的纷争尽管会侵蚀合作关系，加剧风险和脆弱性，但并未切断全球数字互联关系。

**第四，市场场域。**在传统全球化中，发达国家希望巩固其在资本—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利用初级产品和轻工业获得比较优势，由此形成了全球化的局部僵局。全球数字市场的整合以及发展中国家广阔的数字化发展潜力拓展了全球经济活动的运作空间，数字化的市场场域已经生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坚实力量。跨国数字公司所创造的数字平台和数字产品正在快速全球化，成为构建全球数字社会的基础单元。当然，数字互动和博弈的新议程也在不断涌现并引发争议，比如数字税和数据市场秩序等。

**第五，道德场域。**全球道义和全球舆论体系被数字全球化改写，战争、冲突和纷争成为在数字空间中被同步观察和讨论的公开事件，道义和舆论力量影响冲突的限度、烈度及其解决方式。数字全球化的社会属性日益突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联动性和一体性愈发明显。全球数字社会的浮现意味着全球公众对公共议程的全面介入。

国家、公司和个人在数字全球化新场域中的互动，超越了传统全球化范畴，开辟了全球化的新轨道和新通路，使全球化在更多维度上继续演进，全球化韧性有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全球化才不至于在有限的传统互动空间中被突发风险所压垮和摧毁。 

数字全球化与全球化韧性的重塑契机

全球化终结的论调过度夸大了全球经济联系的局部裂痕，低估了全球化的持久生命力，全球化在全球互联密度有增无减的背景下拥有强劲的发展动力。数字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缔造了全球互联的数字社会，使失速的全球化进程再度加速，成为全球化韧性重塑的新契机。

**首先，数字全球化以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为主要特征，数字经济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柱，是确保全球化韧性的基础性力量。**与实体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具有天然的全球性，交易快捷便利，受运输通道和运输环境的影响较小。在世界局部地区发生冲突和部分经济活动停滞的情况下，数字经济依然可以保持发展势头。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下，数字经济的勃兴使各国能够较快地走出经济低迷局面。

**其次，以数据流动为核心的数字全球化正在以数据而非传统货物和服务为新的资源基底。**全球数据流动正在呈指数级增长，数据流动加速并重新定义着全球化。数据是新型资源，在海量的全球数字活动中，数据不断产生并被利用，成为大型数据平台维系竞争力的基石。数据流动和数据开发虽然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冲击现有经济秩序和经济体系，而是促进了数据的生成和积累。数据供应的充足性和稳定性增强了全球化韧性。

再次，企业活动的全球化被充分激发，全球各种类型的企业通过数字化革新拥有抗击危机和风险的韧性，全球化正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向前拓展。传统全球化中，大型跨国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在数字全球化驱动下，中小型企业可以借助既有的大型数字平台进入数字化的用户群、信息流和贸易网络。借助数字全球化，中小企业可以快速成长为全球型企业，极大地扩大了经济活动领域和多元化市场，使其面对突发危机和风险时拥有更多替代选项。

**最后，数字技术的全球普及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拉动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全球经济新增量，强化了国家发展韧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进步可能会产生失业问题，但也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激发新的市场需求并改善就业状况。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可能实现智能驱动的跨越式发展。区块链技术能够加快交易速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包容性，正在不断扩大用途，被应用于数据存储、金融交易、供应链管理和环境治理等领域。以数据和信息流动为标志的数字全球化获得动能，政府、大型跨国公司、中小型企业和个人均广泛参与其中，全球数字平台确保了多元主体的全球性参与并赋予其全球影响力。数字技术开辟了全球化的新型快车道，提高了全球化参与者应对各种突发危机和政策性动荡的韧性。 

数字全球化时代新的脆弱性和韧性

数字全球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新脆弱性。脆弱性是指面对危机和风险的压力，全球体系的承受力不足，有导致体系崩塌、损毁和衰退的可能性。全球化的脆弱性牵涉的是具有系统性效应和全局影响力的风险。脆弱性与韧性是全球化的一体两面，韧性无疑是减少脆弱性的重要禀赋和资本。

数字全球化时代的脆弱性日益引发关注和忧虑。数字霸权使“数字连接关系”受到等级压力的破坏，围绕数字科技的脱钩和遏制，以及基于意识形态的阵营对抗，威胁着全球数字发展和合作进程。数字分配结构的失衡是数字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风险，突出表现为数字鸿沟的存在，包括全球性鸿沟、地区内鸿沟和国家内部的鸿沟。数字鸿沟可能导致全球数字发展的断裂和停滞。由于人类对科技的深度依赖，数字技术的偏差可能加剧全球化的脆弱性。此外，数字全球化还催生了某些相互依存的脆弱性。数字全球化几乎无孔不入地将各个领域的参与主体连接起来，形成高密度的相互依存网络。国家对相互依存网络的强大影响力越来越警惕，与产业数字化相关的资源成为争夺的新焦点，原本实体经济中的资源因数字全球化而变得高度稀缺和重要，这将增强全局的高敏感性和脆弱性。尽管这些脆弱性具有全局影响，但不能过度夸大其负面效应，尤其不能以一些脆弱性来抹杀全球化的所有正面效应。

韧性重塑对维系全球化在正常轨道上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追求韧性重塑这一目标本身就说明各国已经开始意识到不仅要关注全球性危机，也要正视全球化本身潜藏的危机。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在看到全球化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也要看到其缺陷，全球化的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是我们管理全球化的方式。数字全球化时代，全球化韧性重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韧性。**国家依然是全球化的首要主体，全球化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国家韧性，即国家有能力维系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在全球经济波动时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和政策弹性，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抵御危机和风险的能力。

**第二，战略韧性。**主要大国应妥善处理双边关系，避免将数字争议演变为大范围的数字冲突，提高战略沟通频率，增进战略互信，有吸收处理小争议、避免矛盾扩大、留有修复余地的战略宽松度，尤其应避免以意识形态划界，挑起全球数字对抗和冲突。

**第三，规制韧性。**面对全球标准，国家往往选择快速遵守，而不是开发国内新标准，尤其是对后发国家来说，无法独自在数字世界中开展行动。规制韧性需要特别关注那些没有能力进行制度规范开发的后发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针对人工智能风险等新的数字挑战制定制度规范，然而全球步调并不一致，各国应当提高规制的包容性和互通性，避免出现“数字孤岛”和“数字堡垒”，更应避免规制冲突带来国家间冲突。

**第四，关系韧性。**数字全球化浪潮使供应链等关系网络更受瞩目，关系韧性建设意味着数字发展要关照各个节点上的国家，避免数字治理“美国化”、数字革新“美国化”和数字福祉“美国化”，即美国不是数字治理事务的唯一主导者，也不是数字革新的唯一推动者，更不应独享数字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全球数字关系应当具有覆盖度、透明性和交互性，小范围的数字关系不能变为“小院高墙”，而是应与其他关系相互融合，兼容并蓄。

**第五，市场韧性。**数字全球化需要稳定且具有弹性的市场。市场中的全球化关键参与者是数字公司，应维系全球数字产业关系的稳定性。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诸多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行动和政策，但美国数字公司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大有不同，它们总体上欢迎数字全球化，期待数字全球化的前景和机遇，它们是数字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市场韧性建设应避免将数字公司拉入国家间对抗的漩涡，对抗使之要么成为被打击的对象，要么成为经济胁迫的工具。同时，要维护好公司间跨国合作网络关系的可持续性，避免合作关系断裂导致的市场波动。

数字全球化时代，韧性重塑的目标不仅仅是维系全球化运转的稳定性，更是为全球数字社会的建构奠定基础。全球数字社会应当是一个包容东西方文化、拥有健全协同的全球性制度规范、具备抵御危机和风险能力的社会。韧性重塑需要各国意识到共同应对危机和风险的必要性，并切实采取行动破除阻碍全球化的“围栏”和“高墙”，在改进国内治理的同时提升全球治理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