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记：蒋介石为什么执意要表彰方先觉_风闻

1944年4月至12月，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此即一号作战（又称豫湘桂会战）。在豫湘桂会战全部过程中，日军所遇到的最为顽强的抵抗是在衡阳。时任第十军军长的方先觉固守该城47天，曾重创日军。然而，在援军已逼近衡阳、日军最后突入衡阳的生死关头，方先觉又率部投敌，创造了国民党中央军抗战单次战役中最大集体投降；方先觉也集英雄与降将于一身，一直饱受争议。

然而，争议的焦点并不是方先觉等人（指参谋长孙鸣玉，第3师长周庆祥，预十师长葛先才，190师长容有略，暂54师长饶少伟，下同）的功过，实际史学界均认可其抗战功绩及投降，**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真变节投敌。**对此，中国台湾及日本的史学界及相关著作基本承认；而大陆方面则否认，国内影视剧，网络及媒体常常将方先觉等人投降，归结于吸取了常德保卫战教训，为保数千伤兵不被屠杀；而“光荣”投降。

方先觉等人投降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蒋介石当年的裁定所造成；而造成其裁定结果，**与当时中美矛盾及国共谈判有很大关系。**为此，本文将另从政治层面进行考证。由于政治左右了军事，所以先从政治层面谈起。

方先觉

被中美矛盾，国共谈判左右的衡阳保卫战

豫湘桂会战的战略意图是打通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线。经过河南战役大胜平汉路基本打通，接下来日军迅即发起湖南战役，以期打通粤汉路。由于与蒋介石矛盾，薛岳为保存实力，消极抗战（与余汉谋，陈济棠等人联手，并得到史迪威支持倒蒋，但失败）；仅留第4军守长沙，作像征性抵抗，导致1944年6月18日长沙速陷。战局的下一个焦点转向湘南衡阳。衡阳为粤汉与湘桂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能否阻止日军打通粤汉路并阻止其进犯广西，取决于能否固守衡阳。至此，衡阳保卫战成为整个湖南战役的中心。

方先觉部早于1944年6月初进驻衡阳，所辖虽有四个师的番号，但因严重缺员，总兵力仅约1.7万人。衡阳保卫战于6月22日展开，鉴于长沙之败，最初，重庆统帅部对于守军并无信心。6月23日，军法总监何成浚就记载：午后出席各部会报，“军令部报告战争情况，衡阳业已在倭寇严重威胁下，守军力量甚低劣，敌人不攻则已，否则与长沙必无二致”。事后看，军令部的评估不免过低，方先觉顶住了日军的猛攻，将战局支撑下来。

蒋介石与史迪威

由于国军一再溃败，美国对蒋失去信心；1944年7月7日罗斯福提出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对此，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来决心以缓和处之。”次日，蒋复电罗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同日，蒋又致电华莱士副总统，称中国战局“并未有如阁下在各地所得报告之危险与绝望之程度，此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把两电联系起来，此可见蒋先采取缓和之计。

史迪威掌指挥权既然因战局危机而提出，蒋当然明白，此事能否缓和并不取决于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取决于能否缓和战局。所谓缓和就是拖延，力求在战场上取得成果（无扭转可能），待战局稳定之后；才有资本就史迪威问题与罗斯福进行具体磋商，从而求得一个有利的结果。为此，蒋明确向美方开出支票：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这个“证明”就只有当时中国战场的作战中心衡阳，因此史迪威问题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衡阳保卫战的胜负。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不断加强对衡阳的作战指导；从各地调兵，解衡阳之围，并力图击破日军。1944年7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援军“进取得手，则衡阳当可转败为胜。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在这里，蒋明确地把衡阳保卫战与对美外交联系起来，可见完全被政治左右。

衡阳保卫战与中国政治的另一牵扯，就是刚刚重启的国共谈判的进程与走向。**豫湘桂会战于1944年4月发动，而国共谈判则于5月举行，基本是同步展开。**因此，国军在各个作战环节的胜负，事实上直接影响国共谈判的进程。

抗战开始以来，国共谈判向以双边关系为基本内容。5月底，随着汤恩伯集团在河南战场的溃败，中共就首次向国民党提出全国性政治要求：“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6月5日，两党代表在重庆互换谈判提案，双方均未就对方提案做出答复。很快衡阳保卫战开打，双方都在等待战役的结果。

显然，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衡阳保卫战成为了整个豫湘桂会战关键。7月25日，**蒋介石祈祷立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许下如此大愿，可见此战对蒋介石的重要性。故方先觉等人回到重庆后的结局，被政治完全捆绑。

日军突破衡阳城防

衡阳沦陷，罗斯福及中共齐发难

8月2日，美方晋升史迪威上将军衔，此举显然是向国民政府施压；为其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撑腰。当日，蒋一面致电史迪威表示祝贺，一面则致电方先觉，强调：**“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为了进一步激励方先觉等人信心，严正军威（要么战死，要么死于军法），7月24日与8月4日，蒋又先后向葛先才、周庆祥两位师长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尽管蒋在战局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调集大量部队解围；但衡阳仍于8月8日陷落。衡阳刚失守，美国，中共就迅速做出反应。

衡阳的沦陷，使得蒋介石的缓和之策落空；为此，史迪威问题已不可能缓和。8月10日，罗斯福再度致电蒋：“中国战场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之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太迟。”所谓立即行动，就是美不再给蒋缓和的余地，要其交出中国战场军事指挥权。9月16日史迪威致函宋子文，称“湖南的失败，导致有组织的抵抗瓦解”；并分析说，蒋介石“必须任命一全面性之统帅，自然最好以华人充任。他是否有此一人？无！故必须找一外国人。”自此，美蒋关系日趋紧张。

此前，走向并不明朗的国共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前互换谈判提案之后均未做答的国共两党，战役刚结束双方就互换答复。1944年8月10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致函中共代表林伯渠，称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内容抽象，予以拒绝。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标题为毛泽东拟定。其中，毛还亲笔加写一句话：“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显然，毛的着眼点是将衡阳失守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

社论发表当日**毛泽东指示林伯渠：“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敌后抗战地位指中共地位，中共地位因衡阳失守而大大提升。**也就是说，衡阳保卫战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国共地位互为消长；这是美国推动的结果。**五军十六师是中共原提条件之一，既然中共地位已经改变，条件自然要加码。**8月17日，也就是衡阳失守第十天，毛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构想，尔后由林伯渠在重庆公开提出。自此，国共谈判的性质发生根本转变。

可见衡阳失守，对蒋介石及国民党造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最大的问题在于，战败之后其主将还降敌，而且是集体投降；这肯定成为重大的政治丑闻。一旦被美国及中共利用，将会对蒋构成双重的政治冲击。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失去对美方及中共的交涉谈判地位，陷入内外交困的危局。

为了政治，蒋介石明挺方先觉到底

关于方先觉的归来，据称是1944年11月18日夜，戴笠派其军统湖南站特工将方由衡阳救出，先到芷江，再至昆明，12月11日飞抵重庆。**史料来源于《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第80页，但军统及戴笠已解密文件，没有相关记载。**方先觉归来，使得衡阳保卫战再度成为社会舆论和高层人士热议的话题。对蒋介石而言，也到了该画上句话的时候。

从蒋和徐永昌日记看，二人均于12月12日第一时间分别召见了归来的方先觉。蒋氏日记当天关于与方的见面仅两句话：“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而徐永昌与方似乎未做深谈，故日记未有记载。

蒋第一时间的召见方，表明了其态度。所以从12月13日起，重庆舆论掀起新的一轮对方先觉的宣传浪潮。如13日《大公报》发表社论，题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内称：“方军长打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硬仗，他最后也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所以我们特别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社论最后写有这样几句话：“语云‘知耻近乎勇’，军人最应知耻。顶天立地汉子一定要脸，方军长及第十军的将士们就是知耻有勇的标准军人。”同日，《大公报》还发表了对方的长篇采访。记者说：“关心方先生的千万同胞，都为方先生的脱险归来而喜跃！”方答：“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就方先觉对记者采访的答复看，他很清楚，也很低调；不排除是事前统一口径。

与此同时，官方也举办了隆重欢迎活动，戏做的很足。12月15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宴请方先觉、孙鸣玉等，餐后并举办了一个晚会。数日后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当方归之二、三日会报时，贺国光虽提议本会开会欢迎，颂云目视余，余无语，蔚文即谓见面慰问慰问。”贺国光字元靖，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程潜字颂云，时任代参谋总长，林蔚此时已调任军政部次长。这个记载表明，贺国光虽提议欢迎，但程潜和徐永昌均不表态。最后，林蔚的意见被勉强接受。

侍从室的唐纵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唐记载：“张部长于政治部欢迎方先觉，餐后余兴。先觉虽被欢迎，但似若不胜其哀戚！”唐纵准确地记载了方之神态与心态。方毕竟是降将，底气不足，愈被欢迎愈是心虚。

如同宣传方之最后一电一样，所谓欢迎同样是基于政治的需要。12月20日，《救国日报》还发表题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的社论。不仅将方与张巡类比，且称：“夫张巡睢阳之守，不能救唐代之久乱……而方先觉军长衡阳之守，则功在民族，较之睢阳之守，其功尤大”。社论还说：“方军长功勋高于张巡，但张巡为贼所杀，而方军长则脱险归来，或者有人以为不如张巡。其实，在唐时被俘，不降即死。现代战争，国际法规定不许杀敌俘虏。日本虽不守国际法规，但崇拜硬汉，故方军长得以不死。此则时代不同，不足有玷方氏。”

12月30日，重庆各界二百余人再次为方召开了一个大规模欢迎会；为了反击美国，应付中共；还是出了不少血啊！如慰劳总会副会长马超俊致词称：方等“不仅为全国同胞热爱感佩，全世界的人士至我们的敌人也表示无限的钦敬”。谀词愈多，愈是廉价。方先觉致答词称：“苦守衡阳的结果，仍然是将先人千辛万苦开拓的土地一寸一寸的被敌人占去，我们实在是民族不孝的子孙”。一位被全世界钦敬的人，说出来的话仍然是不胜哀戚。至此，持续大半月的欢迎活动基本结束。

宣传的热闹，却没有堵住人们的私下非议。据徐永昌日记记载，有一位官员当面对徐永昌说：河南战事不及20日，“失城数十，而汤恩伯现仍作总司令。”“方先觉降敌后逃归，而蒋先生慰问备至，各方开会欢迎。皆属军人无耻，政府社会俱以无耻教人。”可见，谎言终究骗不了所有人；特别是人心。史料来源《徐永昌日记》，时间注1945年1月7日。

在举办各类欢迎活动的同时，方先觉等人复任军职也被提上议程。12月20日，《扫荡报》就曾发表社论称：“方将军等此次脱险，是其余生，是其再生。以此忠贞英勇余生再生之躯，他日重绾军服，再赴沙场，必更能发扬守衡阳的精神。”很明显，这是在为方等人造舆论。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该社会报发表的同一日；重庆统帅部几位高层人士就方是否再任军职开会磋商。徐永昌日记记载：“午后会报，辞修（指陈诚）对方先觉拟再使任军长。程颂云（指程潜）不可，谓被俘而回在日本仍须处死，欧美诸邦亦决不再起用带兵。是时郑厅长（指郑介民，时任军令部主管情报的第二厅厅长）即言，数日前于魏特迈耶（指魏德迈，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处会议，一美武官以方先觉与敌军长官合照之像交之，默无一语。”从上述记载看，陈诚主张再任方为军长，程潜则强烈反对。魏德迈则明确无误地提出了，方先觉与日军高级将领合影照，令美军反感与抵触。而郑介民此时将美军的这一态度抖出，实际上就是表示反对。方复职被搁置。

不过这一决定，遭到蒋介石的反对。据**12月24日徐永昌记载：“蒋先生已任方先觉为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显然，蒋介石是越过主管部门及负责人。直接下达方先觉复职命令，而且没有与相关人员磋商。这等于是明正言顺的洗白了方先觉等人。这也给衡阳保卫战一个所谓“圆满”的了结。但是不久，中共的介入此事。

中共抓住不放，蒋介石两手处理方先觉

起初中共不侧重于追究方先觉个人的投敌问题。但是方却于1944年12月11日返渝，此时正值国共谈判陷入僵局；由于蒋介石拒绝毛与美国特使赫尔利在延安签署的关于联合政府的协议，周恩来遂中断谈判于12月7日返回延安。方先觉的归来，给国共谈判提供了一个话题。

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方先觉投敌问题的长篇专题报道，引证日军发表的方先觉多篇降敌谈话，将方投敌问题坐实之后，文章调转笔锋指出：“此等叛国逆贼，居然在重庆大受欢迎，被誉为‘中国军人之模范’，蒋介石对他们则‘慰勉有嘉’”。这等于将方与蒋联系起来，明着批方，实则批蒋。史料来源《方先觉投敌经过》，《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5日，第1、2版。

中共批方而攻蒋，结果将蒋与方进一步捆在一起，蒋已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必须为方辩护到底。他先以退为进，1945年初，将方改任青年军第207师长；这等于在将方等人打入冷宫。

然后1945年2月，蒋下令授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这些都是蒋故意做给中共，美国人及其他持异议者看的；然而国军最高荣誉勋章仍不能平息争议。当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全大会，5月10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王昆仑在大会发言，就方先觉问题发难。唐纵记载：“上午大会，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休息后，总裁训话……对王昆仑质问方先觉事，甚不以为然，此系共产党造作谣言，何以代共产党发言。王起而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 

唐纵

唐纵日记的记载。在徐永昌日记里也有记述，大会就军事问题质询时，有人（指王昆仑）提出：“方先觉先有殉国之电，继由俘虏而逃归，政府用之……俄顷，蒋先生出而训话，谓质询者颇如代中共宣传，直如反对党代表……更罪责王昆仑，盖指询方者即王也。”蒋介石在六全大会替方出头，大骂王昆仑，力挺方先觉到底。而作为报复，原任候补中执委员的王昆仑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落选。史料来源唐纵日记，时间注1945年5月10日，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08页。《徐永昌日记》，时间注1945年5月10日

1945年10月10日，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为表彰抗战有功人员，国民政府特于是日颁布授勋令。蒋介石、毛泽东等等被授于胜利勋章，而在同一日的授勋令中，方先觉等衡阳保卫战将领则被授于忠勤勋章。

蒋再度为方戴上勋章，可谓是彻底与方先觉捆绑在一起；也是将方先觉押上了这场政治赌博。关于方投敌案，蒋的着眼点始终不在投敌本身，一直被美国，中共左右。致使方先觉投敌事件被彻底异化了，以至今天两岸出现完全相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