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民主启于中国也只会盛于中国_风闻

谁最渴望民主？孩子。去学校还是去游乐园，由他们投票决定。

何为民主？极简单、通俗、粗暴的说法就是：社会公权谁说了算。

探讨政治问题，民主是绝对绕不过去的，倒不是因为西方高举民主大旗，而是民主本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石，并且是汉文化演进的必然结果。

民主本来启于中国，传播到西方后却南橘北枳，因西方宗教文化的污染，而变异成为一个怪胎。因为，孟德斯鸠说得对，“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源于社会则对社会负责、源于个人（选民）则只对个人（选民）负责。

因此，中西方民主思想之争，其本质就是社会与个人之争、公权与私权之争。

在西方，民主思想就像石猴，突然降临传说中的古希腊，但古希腊仅只是西方的《桃花源记》。而在中国，却是脉络清晰地一路演变而来的。

因为，人类民主思想的进化，有三个关键节点，从民本到民权、从民权到民主，但民主异化为选举，西方人多跨了一步、变成了画蛇添足、变异成了怪胎。

特别说明，本文涉及许多较为、甚至极为敏感的问题，易引致不适，万望不喜勿拍。

▲哲学三问

要探讨民主问题，照例从“哲学三问”开始。

特别说明，本段纯属个人臆想，万望不喜者一笑了之。

**➤**民主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义，这大概是社会学的特点。

简单说就是：如何作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决定；直接说就是：社会公权谁说了算。

面对捕食者，动物往往须在两个选择中决策：逃离还是反杀。如何抉择，动物很简单，基因的决定和经验的总结。

但是，人就复杂多了。难以抉择时，古时靠占卜、现代则靠掷硬币，如果个人不能做决定，那就让神灵替我们做。

坚持认为“上帝无处不在”的西方人，坚决把“上帝决策论”发扬光大，认为掷硬币、民主选举之类无法提前预知结果的决策方式，可以排除人为干扰、消除个人意志，给上帝介入决策过程提供操控时机和空间。因此，西方民主的本质，就是不能让特定的人做主，站在宗教的角度看，如果谁都没做主，就是上帝在做主，根本不在意结果是否正确，因为上帝永远正确。

与西方宗教文化不同，跃升为社会文化的中国人，则是“英雄不问出处”，要的是结果、而非过程，也就有了“不懂就不要瞎掺和”的自知之明，即“贤能决策论”。因此，中国民主的本质，就是让专业的能人、以专业的方式做主，比如，谁拿奥运金牌由裁判组决定、谁获诺贝尔奖由专家组决定，专业耳，更何况政治这个最专业的专业。

**➤**民主的目的？

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是方法论、不是认识论，不能搞反了。

物种基因的进化水平，取决于其最强大者。在自然界，只有强大的基因载体，才有权繁衍后代，因为孱弱者的后代，对基因的生存和发展没有意义。

作为一个自然物种，人也同样如此、也必须如此。因此，民主作为政治决策的方法，其目的是、也只能是：使政治决策最科学、最现实、对全民最有利。

也就是说，决策要的是结果、是成效，而绝不是形式和程序。因此，衡量民主的标准是成效而非程序、是内容而非形式、是本质而非现象。

顺便一说，就某种意义而言，基督教禁止堕胎，是对人类基因繁衍负责、但不对个人命运负责，体现了对个人利益至上思想的警告。

**➤**民主的原则？

五四运动后，中国请来了两位先生，赛先生和德先生，也导致了许多中国人深陷困惑。问题不在两位先生，而是出自同时到来，如果有所先后，也许就风调雨顺。

因为，就本质而言，两位先生是矛盾冲突的。

赛先生（科学）的本质是质量决，“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列宁）

德先生（民主）的本质是数量决，“民主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

因此，无论是政治哲学、政治伦理等政治理论，还是政治实践，政治决策到底是靠质量、还是靠数量？

中国解决这一矛盾的法子很简单：质量决、数量认。简单说就是，贤能做出能够获得全民认可的决策。

因而，民主的三原则是：

其一，民主是公器。天下为公、国家和社会权力是公权，因而民主是公器，绝非个人意愿。

其二，质量决定论。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决策，应由智者决定。

其三，数量认可论。政治决策，要的不是多数同意、而是全民认可。

因此，简单地说，汉文化的民主，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顾及少数”。因为，“少数服从多数”体现的是人的动物属性、而“多数顾及少数”体现的是人的社会属性，也正是现在官方文件里提出的“协商式民主”。

▲从民本到民权☯民主思想的发展轨迹

中国早期也是宗教文化，人有两种，通神的、不通神的，通神的是高贵的神人（如祭司）、不通神的则是低贱的凡人。这就产生了一个小问题，君主是凡人，但并不、也不能低贱，从而产生了神权和凡权（君权）之争，颛顼的办法很简单、也很粗暴，即超乎神凡、凌驾于神凡权力之上，从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政权。

于是，在中国产生了人类最早的五级种姓制度，王室（超越神凡）一等、祭司（掌神权）二等、贵族（掌政权）三等、平民四等、奴隶等外。是否有点眼熟？想想延续至今三千年的、雅利安人所创的印度种姓制度，是不是与中国四千五百年前的（颛顼）制度有点像，只是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人（君王）权压倒神权，自始从未改变，这是中西方宗教文化的一个重大区别。

顺便一说，对西方世界而言，种姓制至今仍是臭豆腐能做不能说，纯白人一等、杂白人二等、走狗三等、工具四等、其他等外。

➤民本取代神本

周公驱神、制礼作乐，中国从此进入了无神的社会文化时期。但没有了神，人的等级仍在，只是没有了二等祭司，人仍分四等，王族、贵族、平民、奴隶，直到商鞅驱贵（族）。商鞅私人归公，将贵族对民众的管理权收归君主，并从制度上废除奴隶，于是，人的等级就只有君主与臣民两个了。

这里需要说明，臣民是同等级的，因为臣的权力和地位均来自君主、而非贵族世袭，从而臣与民并无本质区别，至少在君主眼里就如此。

顺便一说，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与民两等级制度的历史，使得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民无差别”的文化理念，因而难以理解现今美国的四等级隐性制度，即资本拥有者（神权的继承者）一等、资本的代理人（政客）二等、平民（消费者即资本的创造者）三等、无消费能力者（没有使用价值）等外。

在周公“民本德政”思想影响数百年之下，在无数犯上作乱教训之后，孟子似乎意识到，即便是人只有君民两种，也需明确君民平等，否则难以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于是，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章句下》），理由很简单，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哪里来的君主，现在的说法是，落毛凤凰不如鸡、光杆司令不如兵。

也许是觉得孟子的劝诫效果不佳，于是荀子发出警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

如果说，民贵君轻之说仍停留在学术层面，那么，历经秦汉晋隋诸朝的血雨腥风之后，唐初终于上升到政治层面，唐太宗明确了荀子的载覆之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尽管至此民贵思想已成铁律，后世无人胆敢质疑，但仍属经验总结，直到黄宗羲提出民权思想，终于上升为理论。

➤民本升级为民权

从民本到民权。“民本”和“民权”是人类民主思想的两个关键节点。

民主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思想之一，始于周公的“以民为本”思想，经孟子“民贵君轻”、荀子“载舟覆舟”的发展，到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升级为“民权”思想。

“民本”思想简单说就是，君权不是君主的私权，而是君主代天（民心）行使的公权，因为“天下为公”，而君主代天行权的前提和基础是“以民为本”。

“民权”思想简单说就是，明确了政权属于民权。

什么是“民权”？意思主要有两点：主权属人民、政权是公权。

黄宗羲认为“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即“民主君客论”，意思很明确：天下是人民的，君主是为人民服务的。

顾炎武认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意思也很明确：政权是人民公权、不是个人私权。

通常而言，民主思想认为，权力本身不受制约才是万恶之本，而不在于皇帝本人的道德修养如何，即民主思想强调的是限制君权和权力制衡。黄宗羲的思想恰恰就是限制君权和权力制衡，他认为，最高尚的人的权利也要受到制约，最平庸的人的权利也要得到保障。事实上，他的民权理论，就是其学生卢梭也未能领悟，因为，能够限制君权和权力制衡的前提是，政治权力是公权。

顺便一说，清末民初时，有的“大师”深受西方宗教文化和个人主义思想影响，化公为私，把民权（公权）偷换为人权（私权），这就给中国人的民主思想造成了百年混乱，至今仍未能拨乱反正，仍需努力以图正本清源。

▲从民权到民主☯理论变成制度

如何体现并保障民权？民主。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西方的Democracy原意是多数人统治，该词源于希腊文“demos”，意为：在统治集团内部，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至于统治集团从何而来，与“demos”无关。

将Democracy翻译为“民主”，不知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个人以为翻译为“人主”似更贴切，因为“民”属社会层面、而“人”属个人层面。

简单来说，**民主就是民做主、而非人做主。**但问题是，民如何作主，不可能人人皆主，家需家长、族需族长、国需国长。

因此，如何以个人为长来实现民主、保障民权，人类不断探索和实践，只是很遗憾，至今仍未能找到最佳方案，仍需不断探索。

➤民主协商还是人主对决

目前，人类探索出的民主方式主要有两类：民心决、人数决。

所谓“民心决”主要体现在“民”，即由人民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决定，人人都能基本接受，可称为“接受式民主”，比如中国的协商民主。

所谓“人数决”主要体现在“人”，即是将多数人意志强加给少数人，多数人能满意，可称为“满意式民主”，比如西方的选票民主。

就像厨师给100人烧菜，51人要咸、49人要淡。接受式民主，不是做咸、也不是做淡，而是咸淡中庸，口淡的人能接受、口咸的人也能接受，口重的人就自己加点盐。满意式民主则做咸，因为多数人（51人）满意。

中国的协商民主讲究协商、追求共识，比如人大议案反复协商、反复修改，直到基本达成共识再行投票，所以反对票不多；西方的投票民主则以对抗方式实现，即托克维尔说的“多数人暴政”。

其实，个人意愿有三种：满意、接受、反对。两种民主模式的区别在于，接受式协商民主除满意、反对选项外，还有可接受选项，因而通常以虽不满意、但皆可接受定案；而满意式投票民主则没有可接受选项，要么同意、要么反对。形象地说，协商属来者皆客式、投票属非君不嫁式。

其根源在于文化，社会文化能够凝聚超大规模的人群，凡事虽不满意但能接受、有抱怨但不矛盾、即便有矛盾也不致冲突，因此能聚而和之。但个人文化则不能，有人很满意、有人很不满，双方都不能容忍对方，冲突在所必然，不和即散。

党派的理性竞争是多党民主的基石，但也是孩童的“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因此，政党政治制度，总幻想着换个政党会更好，就像老百姓，换个老婆会更好。

➤质量决vs数量决☯民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最能反映数量决特征的案例，不是美国的全国票选总统，而是海洋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即对疑犯是否有罪的定罪，不是由专业的法官决定、而是由不懂法律的陪审员民主决定，即极其严肃的法律专业问题，由不专业的民主决定。简单说就是，民主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数量决面前没有专业、没有法律。同样，票选总统当然也是选票数量凌驾于一切之上，在选票面前，道德和社会利益只是个屁。

传说中，古希腊在公众法庭审理中，以281票对220票的多数，以“慢神”罪和“蛊惑青年”罪，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无知的多数暴政扼杀真理与秩序，使得从传说中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托克维尔，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政事的裁决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民众，“民众就成为一位具有专制倾向的集体的君主”，从而走向极端，比如高票当选的希特勒、美国民主制下的种族灭绝印第安人，不胜枚举。

托克维尔认为，过分的民主其实就是一种专制，即“多数人的暴政”。就哲学而言，就是物极必反。托克维尔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的权力、多数的统治，把美国的民主的最根本的特质归结为多数的统治。他认为：“一切权力的根源都存在于多数的意志之中。…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

民国时期，中国实验过西方“先进”的数量决民主，比如，当袁世凯谋划夺回被巴黎和会判给日本的山东，那群身为日本女婿的国会议员，强逼袁世凯公布秘密计划，以体现“公开透明”的民主，这当然不能公布，所以无法通过国会的民主决策，于是就成为袁世凯独裁统治的铁证。

      从新中国建国起，伟人就摒弃了反人类基因的数量决民主，其开创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反映了中国式民主的优越性，质量决并数量认。因为，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体现的是通过协商、协调，力争全民普遍认可；而“集中”则体现决策的质量，即获得全民认可、至少是基本认可的高质量决策。毕竟，质量决是人类基因的要求。

数量决民主最大的危险来自“多数暴政”，克服这种危险的唯一有效途径，是保护民主中少数群体的权利，而这正是中国协商民主的巨大优势。因为，社会利益至上的文化，必然使得全民都清晰意识、并自觉自愿地考虑所有人、尤其是少数人的利益，将为少数人的利益损失作出必要补偿，视为天经地义。因此，只有在社会文化中，才可能实现保护少数人利益的民主，这在个人利益至上的西方，是绝无可能的。

许多西方现代学者，也开始意识到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所在，即民主的完善程度，包括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少数人受到重视和保护的程度，其民主理论渐已开始从诉求“多数的统治”、转向关切“少数的保护”，即保护少数人权利既是民主的基本特征、亦是民主的必要条件。遗憾的是，在其宗教文化、个人利益至上的基础上，恐怕永远也无法实现。

➤政权不能私相授受

政权不是个人权利，个人不能私相授受，这一要点西方人至今也搞不明白。

西方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政权是个人私权，人人都有一份，可以自由地将这份权力转让他人，比如某个候选人。但天下为公，主权不是私权、政权就更不是了，因而公权不能拍卖，不是谁出价高（比如选票多）就能收入囊中。这就好比大家把公园里的花草树木私分了，然后谁要回的多、谁就当园长。但那些要不回的怎么办，因而汉文化是反对私分的，谁都不能动一草一木。

当年法兰克宫相（宫廷管家）矮子丕平图谋篡位，派人试探教皇：“由于国王不理政事，他这个宫相应该怎么办”。教皇深知凶险，于是巧妙回应：“谁为法兰克操劳，谁就是它的主人”。这个回答其实暗合中国的公权思想，国王是为国为民、而不是为部分个人服务的。只不过教皇恐怕是想象不到，一千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国王不再为法兰克操劳，而是改成为部分法兰克选民操劳了。

斯宾诺莎在其《神学政治论》中就明确指出：“若是每个人把他的权力全部交给国家，国家就有统御一切事物的天然之权。就是说，国家应有唯一绝对统治之权，每个人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受最严厉的处罚。这样的一个政体就是一个民主政体”。只不过，斯宾诺莎未能搞明白一点，个人权力本就是国家和社会赋予的，绝非什么“天（上帝）赋”，何来什么“交给国家”。

为什么西方民主思想传到中国，中国人普遍接受，因为这本来就是中国的思想；为什么西方选举制度传到中国，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人却普遍漠视，因为这种公权拍卖游戏如同儿戏，毕竟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有自知之明的。

➤权力如何制衡

权力的获取容易制衡，但权力的使用却难以制衡。

当权力是私权时，一旦授予就无法制衡，因为“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孟德斯鸠），比如美国总统，任职期间的权力是无法制衡的，因为他只对选票（权力来源）负责，选民能做的仅只是阻止他连任。至于国会监督云云，制度性的权力制衡，听听就好，两百多年来，从来没有那个总统被弹劾下台，是所有总统的所有决策都伟光正吗，好像不是。

因此，当权力是公权时，才可能在行使全过程中实时制衡。因为，公权的权源是社会、而非个人，因而代表社会利益的其它权力能够干预、制衡，比如古时三省两司的御前会议制度，在五权制衡的同时、也能五权协商协调，现今的常委会则是升级版的集体领导体制，就是权力制衡的制度性安排，绝非西方三权分立所能相比。

▲民主异化为选举☯西方民主选举制度

洋人与狗总说中国不民主，就是专制独裁、就是愚昧落后，那就说说西方民主选举的事。

民主和选举本来是两回事，怎么就混为一谈了呢，资本的力量。

民本、民权、民主，是人类民主的三级跳。但传到西方后，他们有点急，三步并作一步走，结果又多跨了一步，扯到了点什么，进退两难了，进是死路、退是绝路。

这多跨的一步，就是选举、就是票选制度、就是民主到选举的变异。

民主思想是普世的，但民主方式是探索中的，西方选举只是方式之一、并且是天生具有重大缺陷的方式。

我们大可静观西方探雷的结果，等等看、不着急。实际上，当前西方的票选政治开始暴雷了。

对于人民的参政议政，一方面是必要性，这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是可能性，西方人从中世纪时因原罪而自卑、因汉文化启蒙而自觉、到因首先实现工业化而自信、因上帝之子的神性而自傲，爆棚的自信心从群体扩散到个体，使得人人都认为自己就是伟大的政治家，有能力作出最伟大的判断。

中国五千年的辉煌，产生的是中国人的自知之明；西方两百年的辉煌，导致的是西方人的变态自傲，这就是文化差异的结果。

➤西方的政治叙事

洋人与狗坚持认为，中国的政治成就，是魔鬼撒旦对上帝的最大挑战。

实际上，整个西方文明的思想基础，都建立在“上帝创造世界”、以及“继续让上帝管理世界”的观点之上，如果上帝管控世界，必然万事顺遂，对此西方世界人民群众确信无疑。这完全决定了西方社会政治走向。

因此，但在我们看来，基于其政治叙事的所谓民主，归根结底是宗教思想。

☯西方没有政治哲学

关于政治，西方有两本重要的书，《圣经》教育群众、《君王论》教育领导。恕本人孤陋寡闻，西方似乎至今也没有一部基础性的政治哲学经典。对西方影响较大的有卢梭基于性善论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基于性恶论的“三权分立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圣经》、《君王论》的适当调整。

都是针对个人。

但是，构成西方政治理论体系的各种要素先天存在冲突，比如“三权分立论”和“社会契约论”的最显然且几乎无法弥合的冲突是主权问题。三权分立论基本含义就是主权可以、并且必须被分割为三份，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隋炀帝的五权独立是行政管理层面的制度安排，而不是政治原则、更不是政治思想，并且五权之上有一个皇帝主持的“御前会议”以保障协调统一，国家只有一个“法人”（皇帝）。

西方国家中，国家、政治和社会相对稳定的，是那些被斥为落后的君宪制国家，虽然国王只是名义，但至少有一个名义上的“法人”代表国家。一些走火入魔的国家取消了“法人”，导致没有谁能代表国家，比如美国，总统、议长、首席大法官三个平行线般国家机构的领导，谁能代表美国，谁都不能且又谁都能，有好处谁都能代表、遇麻烦谁都不代表（都是别人的错），这大概就是美国“自由民主”的本来面目，一个“三体世界”。

脑洞大开想象一下，企业没有法人会是何等混乱景象，如果想象不出，看看美国的现状就能一目了然了。议长、总统、首席大法官互不统属、各行其是，都能同时操控方向盘、油门、刹车，真不知那车会开到何处。

顺便一说，早在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思想家就提出一个问题，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同时成立，是否会导致西方政治崩溃？

嘿嘿，抬出小板凳、沏好一壶茶、端上香瓜子，咱们等着好戏连台。

余兴未了、多句调笑，西方有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套用这个调调，“西方一谈民主，中国年轻人就发笑。”

➤西方民主选举制度是怎么回事？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戳一下洋人与狗的肺管，西方民主选举制度是怎么回事？

西方狩猎文明有两个分支，上山为游牧、下海为商盗，而西方民选制度正是源于商盗文化，所以西方的政治制度可称为商盗制度。

这部分有些复杂、一言难尽，后文再展开探讨，这里先作概述。

西方的土地贵族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小农场是雇佣关系，大农场是以资本为核心的企业化管理，依附关系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西方政治就从土地贵族政治，演化成了资本贵族政治。

☯资本贵族政治需要代理人

作为西方资本贵族政治体制的重要标签，西方民选制度本质上是代理制度，一是掌握主权的资本贵族集团推选权力代理人代行管理权，二是操控选举代理人（选民）推选权力代理人以饰“民主”。因此，总统也罢、选民也罢，其实都是资本的代理人，

西方资本贵族的产生，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活动是以资本为基础的，不同于以土地为基础的土地贵族。

商盗文明早期贵族的基础不是土地而是资本，因此城邦时期的贵族不是土地贵族、而是资本贵族，他们没有土地和人口、只有资本。不同于一地一贵（族）的土地贵族，资本贵族涌聚于一城，如何管理城市就只能众议协商，他们都没有民众、更没有军队，谁更有资格做联盟首领就是个大问题，谁都不愿意有人挟权谋私，因此找一个全无根基、没有资本、操控简易的外人来代理他们行使权力，最能使他们具有安全感。西方政治体制第二个高峰出现在古罗马共和国，贵族们（元老院）推选代理人（执政官）代为管理国家，贵族们不满意可随时换人。第三个高峰就是法国大革命后直到今天，上至总统、下到村长，都是当地贵族推选的，因而美国、西方存在所谓“深层政府”（Deep state），其实就是幕后资本。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当资本贵族取代土地贵族控制政权后，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无责任政府，当然，西方自己称为“有限责任政府”，或是形象化的“小政府”。由于人身依附关系，土地贵族（君主）在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的同时，也相应地承担着近乎无限的责任，他们要对依附他们的民众负责，否则他们难以获得权力和利益，所以土地贵族组建的政府是为“无限责任政府”。但是，资本贵族与所统治的民众之间并无人身依附关系，因此资本贵族无需对民众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资本贵族只要近乎无限的权力和利益、而又拒绝承担相应责任。

如何推卸责任，无非两点，一方面是理论宣传，强化民主、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诱导民众也只要权利和利益、而拒绝承担相应责任，从而使得民众从意识深处就认为，资本贵族不承担责任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代表着先进文明；另一方面则是“巧妙”的制度设计，即“民主”的选举制度，由民众自己选出资本贵族的代理人，于是民众的怒火或倾泻于代理人、或自认倒霉，与资本贵族无关了。这就像拉个不明就里的人做公司法人，非法所得拿走，责任则由这个倒霉蛋法人全部承担。

因此，西方所谓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其实就是过去贵族封建制度的画皮版、无责任的升级版。

☯资本代理人需要画皮

这里就涉及到代理制的第二类代理人（选举人）。早期比较简单，资本贵族们直接选举，但后来拥有资产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想分享权力及其带来的利益。但问题是资本贵族没有军队，雇佣军是大家集资豢养的，不归个人所有。因此，贵族们让渡部分选举权就势所必然，好在资本贵族不同于土地贵族，资本贵族更看重的是利而非权，获得满意的利益即可。因而资本贵族逐渐让渡部分选举权，早期城市里按规定纳税的小资本家也可参与选举，到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能够按章纳税的拉丁人）都有选举权。西方工业革命后，经济基础由土地转移到资本，资本贵族彻底取代土地贵族，西方国家的选举人从能够纳税的白人男子，逐渐扩大到能够纳税的有色人种，到现在妇女也拥有了选举权。

这里有个问题，资本贵族喜欢大权旁落吗？显然不是。因为选民只是他们的第二类代理人。

资本是如何操控选民呢？无非两个办法，威逼和利诱。

舆论的道德绑架和诱导是威逼，利益承诺是利诱。为什么总统选举时所做的承诺，上任以后往往不予兑现，因为那只是诱惑、不可能兑现的。

那么选民为什么还愿意持续不断的上当受骗呢？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撞大运，他们心里很清楚，无论选谁都是不可能兑现的。

资本通过制度化设计，把整个选举行为关进一个制度鸟笼。

为什么西方人总是喜欢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说才能掩盖，实际上是把选民关进笼子。

想起西方关于民主选举的名言：“从烂苹果里选一个不算最烂的”。烂苹果们也罢、有兴趣在烂苹果堆里挑挑选选的选民也罢，其实都是资本的代理人。

➤政治代理制主要有两个问题

其一，资本贵族集团掌控选举的能力日趋降低。

“请神容易送神难”，放出去的权力要收回是很难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是西方选举模式的大变革时期，因为电视普及了，这是资本集团始料未及的。

过去西方选民的选举意愿被资本集团掌控的报纸操控，但有了电视，选举逐渐变成了选秀，选民的主动性大为提高，能够亲眼看到候选人真容，选民就不那么容易操控了。特别是当今自媒体时代，选民能够串联了，媒体操弄几近失控。为什么美国资本集团对中国的自媒体Tictok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Tictok不受他们完全掌控，那可是对他们政治权力的系统性的严重威胁，当然他们称之为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好在他们还有后手，操控选民不易，那就操控候选人，因而他们对候选人的参选资格认定可是严防死守的。

美国两党候选人是由资本选定的，选民只能在两个候选人之中挑选一个，这就是所说的两个烂苹果里边选一个不是最烂的，但对资本来说无所谓，因为两个候选人都是他们的代理人，谁胜选对他们没有多大影响，无非是资本内部分赃不均而已。

**其二，**没有人承担责任，只有人分享利益。

西方为什么没有渎职罪？因为西方行使权力的不是权力拥有者，而是代理人，就像企业，总经理是无法承担责任的。那么由董事长也就是权力的拥有者承担责任呢？因为西方权力的拥有者戴了一副白手套，那就是选民，因此渎职的责任只能由选民来承担，所以西方不可能有渎职罪。

➤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本质就是画皮

西方为何高举“民主”神牌，无非是要掩盖其资本贵族代理制政治的本质。

这就像秦朝末年的战乱，贵族们把农民推到前台，他们躲在后面制造一个农民不堪忍受暴政而起义的假象，实际上是贵族要独立、要复国，也就是说，贵族的分裂暴乱，带上了一个农民起义的假面具。这一招实际上是很灵的，因为从此以后中国历史记载都定性为农民起义，而绝口不提贵族暴乱。

在西方，这招更灵。现在有几个人还会提及资本贵族政治，高举的都是“民主”这张画皮。所谓民主历史悠久，指的是代理人历史悠久，只不过，代理人披了件黄宗羲的披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