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怀国士：袁隆平先生逝世三周年祭_风闻

图源：微博@乌合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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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的先祖本是普通农家。到曾祖那辈，因太平天国战乱，无意中发了一笔横财，由此开始经商，逐渐发展成江西省九江府德安县望族。其家中老宅是当时德安县城第一大宅，名曰“颐园”，袁隆平小时候还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现旧址犹存，已被辟为“江西袁家山科普教育基地”。

一个人和一个家族的命运，有时候往往和一个偶然机会有关。袁家就是如此。

由于有了钱，袁家子弟终于有机会弃农读书，第二代就有人中了举，那就是袁隆平的爷爷袁盛鉴。在辛亥革命后，袁盛鉴曾当过江西省议会议员和海南文昌县县长，在德安这个小地方，也可以算是一方大人物了。

袁盛鉴的儿子袁兴烈也非常争气，考取了南京的东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乡当了县里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后来在平汉铁路局任职。

抗战开始后，袁兴烈积极支援抗日，倾其家财，与开钢铁厂的朋友陈子善一起筹措了500把大刀，送给西北军将领孙连仲的大刀队。孙连仲既念其情，复怜其才，便聘其为自己的秘书，授上校级别。

袁隆平的母亲名叫华静，出身于镇江富户，曾就读于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会讲流利英文，喜欢看英文版的哲学书，尤其喜欢尼采。她在安徽芜湖当老师期间，与小三岁的东南大学中文系学生袁兴烈认识，不久后结婚，先后生下五子。袁隆平为第二子。

由于时局不宁，袁兴烈与华静被迫东奔西走。他们的奔波，从五个孩子的名字都能看出来：在天津生下大儿袁隆津，北平生下二儿袁隆平，江西生下三儿袁隆赣，德安生下四儿袁隆德，湖南生下五儿袁隆湘。

甚至由于长期的混乱，袁隆平的出生年份都被家人以及他自己记错，一直都写成是1930年。今天的各种官方与民间资料，都是记录的这个年份，直到袁隆平的出生证明被翻出来，袁老和家人才发现弄错了。但是那时袁老已经八十多岁，也就将错就错，不再改了。

妈妈华静与袁隆津、袁隆平（怀抱者）/图源：袁隆平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注意左上角写着“1930”字样，这时袁隆平1岁。

由于父亲非常忙，所以袁隆平小时候主要跟在母亲身边，母亲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她常常会带着孩子们学英语，给他们讲故事。她对袁隆平的敦敦教导是：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要博爱，要诚实。

这句话，袁隆平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

1936年，袁隆平7岁，袁兴烈在汉口工作，华静带着孩子们到汉口和他团聚。袁隆平上了平汉铁路局子弟学校扶轮小学。

当时的武汉尚未沦陷，而铁路局又是高薪部门，所以袁家在这里过了一小段时间的太平日子。有时候他们会全家一起去看电影。卓别林的《摩登时代》给小小的袁隆平以深深的震撼。电影里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推开窗子，外面就是果树，伸手就能摘到香甜的水果。

扶轮小学也组织学生们去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那里花果满园，宛如天堂。这幅田园景象，一直到袁隆平七八十岁时，还清晰地记得。

到汉口不久的一个周末，华静带着孩子们去周边出游，专门领他们拜诣了一个叫“神农洞”的地方。当时正值秋收刚结束，远近农人纷纷来酬谢神农。这幅场景，也给袁隆平以心灵的震撼。

也许正是这种种经历，埋下了一颗小小种子，让袁隆平在13年以后报考大学专业时，不顾父母反对，坚持选择了农学。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日后，中国人民会把他称为“当代神农”，他的去世会被人形容为“农神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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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的太平日子没过多久，日寇的铁蹄从华北不断往南，渐渐逼近了武汉。从1938年1月起，日机开始对武汉三镇轮番轰炸。到夏秋之际，武汉已经是战场最前沿，一座繁华大城，几成地狱。

袁家被迫逃难，前往重庆。一家人雇了一条船，由四个船夫划着，由武汉走长江、穿洞庭、溯沅江，拟从湘西入重庆。

此时，华静肚里怀着五弟，已到孕期第8个月。如此情况下携儿带女，坐着小木船，经历着“惊涛拍岸”的长江大浪和“樯倾楫摧”的洞庭波涛，一路艰辛，可想而知。

好不容易经过二十多天的水路，到达了湖南桃源县，即将登岸之时，袁隆平不幸落水，差点淹死，还好被船夫救起来。这一次大难不死，也让袁隆平下定决心要好好学游泳，后来练成游泳高手。

袁隆平游泳/图源：央视网

桃源，是陶渊明笔下的胜境，千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美好的寄托。但是对袁隆平一家来说，这里又是另一段磨难的开始。鬼子的飞机从武汉一路追过来，在桃源县扔下无数炸弹。袁隆平一家躲在一座拱桥下，逃过一劫，但是也目睹了无数人间惨状。

那火光冲天、尸横遍野、满地哭嚎的景象，让9岁的袁隆平深深铭记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负，我们中国人必须强大起来！”

到桃源后，由于华静即将临盆，一家人暂时居住下来，等待华静生产之后，再做打算。袁隆平在湖南澧县的弘毅小学上学。

几个月一耽搁，就到了冬季的枯水期，船已无法通行，而走陆路又听说湘西土匪凶悍，只好又另雇船折回长江，由宜昌坐轮船去重庆。

洞庭湖和长江的风波，又重新经历一遍，加之小船要沿长江而上，何其之难。整整一个多月，一家人才抵达宜昌，这年的除夕夜都是在小木船上度过的。

千辛万苦到重庆后，还没安定下来，日寇对重庆的大轰炸又开始了。“五三”“五四”大轰炸，袁家都经历了，万幸家人都没有出事。

此时，袁兴烈在第二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袁隆平进入龙门浩中心小学读书。这里离长江很近，他很快在江里学会了游泳。

刚学会游泳的人，瘾头都是非常大的，袁隆平恨不得每天都泡在水里。当时敌机时不时过来轰炸，学生们必须进入防空洞躲避，而袁隆平则偷偷溜出去游泳，有时还拉上弟弟一起。

敌机呼啸着从他头上经过，离得近时，都能看清飞行员的样子。每当这时，袁隆平就会深吸一口气，潜到江底躲避。

可想而知，这种行为有多么危险。袁兴烈听说后，就拿着望远镜往学校这边看，刚好看到袁隆平带着弟弟去游泳，气得他冒着满天的炸弹追出来，把两兄弟拽回去，狠狠地揍了袁隆平一顿。

在重庆待了4年后，人们早已经习惯了躲警报，日子还得照常过下去。

袁隆平读完了小学，先是在重庆复兴中学和赣江中学各读了一段时间，后来转学到博学中学（原为武汉名校，因战事而迁到重庆）。

他在博学中学待了4年半，是整个求学生涯中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其中初中阶段在重庆，高中时由于抗战已经胜利，随学校搬回了武汉。

由于偏科厉害，他的成绩一般，尤其是数学比较差。最好的是英语，这是妈妈在他小时候打下的底子，不用学都能考高分。另外，有一项成绩他一定是全校第一，那就是游泳。他曾经得过武汉市游泳比赛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

高二下半年，由于袁兴烈到南京工作，袁隆平转学到中央大学附属中学（现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一直待到南京解放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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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随着“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袁兴烈作为国民政府雇员，举家撤到重庆，正值高三的袁隆平也提前毕业，回到重庆。

当时，共产党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国民政府治下的大学已经没有几所。袁隆平就近选了在重庆的相辉学院，就读农艺系。

入校没多久，重庆就解放了。后来该校经院系调整，合并组成了西南农学院。于是袁隆平入学时是国民党治下的相辉学院农艺系新生，毕业时却是新中国治下的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生。

袁隆平的大学成绩也一般，根据西南大学校史馆陈列的他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国文64分，植物学65分，普通化学60分，农场实习67分；稍好一点的是地质学88分、农业概论88分、气象学84分；最好的是英文93分。

但是袁隆平的特长不是考试，而是有自己的思考。当时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偏向苏联，大学教科书也采用了大量苏联教材。在遗传育种学上教的是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那一套，而把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定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袁隆平认为孟德尔和摩尔根的更符合科学，便在农学老师管相桓的指导下，自学了孟德尔和摩尔根的理论。正是这样，才有了日后的杂交水稻。

在学业之外，他每天和同学一起学小提琴，有空就去游泳。学校旁边的嘉陵江成了他的游泳池。有一回，他听说一个同学在江里失踪了，便沿江游了几十公里寻找，后来才听说这位同学被江底石头卡住了脚，不幸去世。袁隆平为这事痛惜很久。

1952年，袁隆平凭借游泳实力，参加了西南地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拿下了川东区（当时四川划分为东南西北四大区）的游泳冠军。

如果决赛拿下前三，他将被录取成为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不过在成都参加决赛时，他犯下了所有去成都的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贪恋成都美食。

与我们每个去成都的外地人一样，袁隆平也吃得拉了肚子。最后比赛只得了第四名，无缘专业运动员之路。

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一声：感谢成都小吃！虽然你们毁了一个游泳健将的运动生涯，但是却留下了一代农学大师的未来。

除了游泳以外，还有一件事也差点让袁隆平的命运发生分叉。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国家急需飞行员。袁隆平经过重重选拔，成为最终的入选者，进入了空军预备役。

在出发的前一天，袁隆平戴着大红花参加了欢送晚会。结果，欢送会刚开完，学校就接到通知，说他们不用去了。

原来，朝鲜战场战况已经缓和，国家决定，不用把当时还非常宝贵的大学生送上战场了。

有时候，个人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被偶然事件所决定。如果袁隆平成了空军飞行员，也许我们会多一位战斗英雄，但是会少一位“杂交水稻之父”。

1953年7月，袁隆平大学毕业，面临分配。

当时，大学生都是由国家安排工作，但是个人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袁隆平在志愿表上填写的是：“愿在长江流域工作”。

此前，他年轻的生命中大部分的时光，都在长江流域度过，从九江到武汉，到重庆，再到南京，最后回到重庆……

但没想到，最后他被分配去的，不是上面所有这些城市，而是一个名叫“安江”的小地方。

华静陪着袁隆平，用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群山之中的那个小点。

华静叹了口气，对袁隆平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

红色标记处为“安江农校”位置/图源：百度地图

袁隆平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见袁隆平《妈妈，稻子熟了》）

1953年秋，袁隆平一肩背着行李，一肩背着小提琴，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安江农校。

一代传奇，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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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袁隆平待习惯了的武汉、南京、重庆等大城市而言，安江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好在袁隆平有小提琴，还有一条沅江相伴。到学校报到那天，袁隆平把行李往宿舍一扔，一个猛子就扎到沅江，痛快地游了一回。

在安江农校，袁隆平没有一开始就搞遗传育种，而是先当外语老师，教的还不是他擅长的英语，而是俄语。当时中国和苏联交好，学校开设的外语主要是俄语，而安江农校缺少俄语老师，所以把在大学曾学过俄语的袁隆平派过去。半年后，他才回到遗传教研室，一边搞教学和当班主任，一边带着学生做一些遗传育种方面的科研。

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最开始袁隆平还是沿着米丘林和李森科的理论去研究的，例如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把南瓜嫁接到西瓜上，搞了一两年，种出来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除了博得学生们哄堂大笑外，没能产生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大概从1958年开始，袁隆平觉得还是要走孟德尔和摩尔根的路子，便常常偷偷摸摸地看这方面的书。为了怕被别人发现，还用人民日报包起来，有人进来就假装在看报，没人了就赶紧看书。

不久，给新中国留下深深伤痕的三年灾害时期猝然来临。袁隆平所在的安江，也是受灾区之一。他亲眼见到有饿死者倒毙于路旁，心里受到巨大的震撼和深深的刺激。他自己作为吃国家粮的教师，境况略好一点，但是也吃不饱饭，每天被饥饿折磨，就连他最爱的游泳，都因为饿得没了力气，很久都没有去游了。

平心而论，作为灾难的目击者和亲历者，袁隆平有理由、也有资格去抱怨和指责。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之天赋权利。

但袁隆平选择了用另一种方式：反躬自问，责无旁贷，躬身入局。

他说：

我们是学农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建国之后，受到国家培养，是想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面对全国粮食大规模减产，几乎人人吃不饱的局面，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非常自责。（见《袁隆平口述自传》，袁隆平口述，辛业芸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

他立下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平凡与伟大，从此有了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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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袁隆平研究的是小麦。但后来发现湖南的气候条件不适合种麦子，又开始研究红薯。但是在村里开会以及和农民交谈时，他发现农民最关心的，还是大米。

于是他决定，就搞农民最需要的水稻。

从此，袁隆平开始了对水稻的研究。当时的他31岁，人生刚过了三分之一。他或许没想到，又或许想到了，后面的整个一生，他将全部献给水稻。

刚开始研究水稻时，他主要是做直播（即直接播撒种子，不需要插秧移栽）和密度实验（即研究每一单位面积种植多少株水稻最合适）。虽然有一些增产，但是效果不大。

后来，他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种子”上。

通过培育更优良的种子，来获得更高产量或者更好味道，是农业生产和研究上早就有的做法。20世纪，国外通过培育玉米和高粱的良种，都带来了两种作物的大幅增产。

但水稻有其特殊的地方，与玉米和高粱的异花授粉或常异花授粉不同，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也就是说，一株水稻上既有雄花也有雌花，自己就可以给自己授粉。

稻花/摄图网

这一差别，就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水稻能不能利用“杂交优势”？

大家都知道，人类的近亲如果结婚的话，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身体缺陷，而混血儿中却常常出现一些相对于普通水平而言更突出的特质（如更漂亮或更聪明）。这是因为基因相距较远的个体相结合，有可能可以保留双方基因中优势的一面。

在作物栽培中，如果可以人为地去创造杂交的条件，把其中最优的品种保留下来，就可以把优良的性状一代一代遗传下去。玉米和高粱就是这样实现增产的。

但问题是，水稻自己给自己授粉，还会有这种杂交优势吗？

当时最权威的遗传学著作，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邓恩和杜布赞斯基合著的《遗传学原理》明确指出：自花授粉植物不具备杂交优势。

这等于宣判了水稻杂交这一条路的死刑。

但袁隆平性格里就有一股偏不信邪的执拗，也许是在湖南待久了，也有一种湖南人“霸蛮”的习气吧。

他认为作物有无杂交优势，关键要看杂交双亲的遗传性状有没有差异，只要有遗传性状有差异，就会有杂交优势，和繁殖方式是自花授粉还是异花授粉无关。

但这个推断是否正确，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于是，袁隆平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寻找具有杂交优势的水稻上。

1961年的7月的一天，安江的早稻将熟未熟，夏日的夕阳把稻子染得金黄。

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在农校的试验田里查看。突然，他发现一株明显有异于其他普通稻的稻子，就像一只鹤站在鸡窝里一样显眼。

袁隆平激动地附身察看这株稻，发现其稻粒数量之多，几乎是其他稻株的两倍，而且颗颗饱满。如果田里长的全是这种稻的话，水稻的产量就能接近翻倍。

他用布条给这株稻子做了记号，给它起了一个名字：鹤立鸡群。

在接下来的时间，他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这株宝贵的稻子，收获了一千多颗种子。第二年春天，这一千多颗种子种下，变成了一千多株新的稻苗。

袁隆平满心期待这些稻苗创造一个奇迹。

但现实让他失望了——这些稻苗长得参差不齐，完全不像“鹤立鸡群”那样高大威猛。

备受打击的袁隆平每天坐在田埂上，呆呆地望着高高低低的稻苗，思考着问题的症结。

突然有一天，如同闪电劈开混沌中的一条裂缝一样，袁隆平猛然醒悟：既然高大威猛的“鹤立鸡群”生下来的“孩子们”长得参差不齐，那就说明它们发生了性状分离。而自花授粉的稻子一般不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性状分离，唯一的结论是：“鹤立鸡群”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他立马计算了矮株和高株各自的株数，发现比例基本上是3:1。

如果大家还记得初中生物课上学的孟德尔豌豆实验，就会马上发现，这不就是豌豆实验的翻版吗？

我们能想到，袁隆平自然更是能想到。他兴奋异常地得出结论：水稻同样具有杂交优势。

接下来的关键，就是如何把具有杂交优势的水稻制成可以稳定产出的种子，使其可以大规模应用。

由于水稻本身是自花授粉，其花朵非常小，我们很难把这朵花的雄粉分离出来，把它授到另一朵花的雌蕊上去做杂交。但是既然出现了天然杂交的水稻，那就说明有一种特殊的稻子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凭借过往的积累和敏锐的科学意识，袁隆平推断，之所以出现天然杂交的稻子，是因为存在“雄性不育株”。也就是说有些水稻因为某些原因而发生了变异，其开的花只有雌花而没有雄花，或者雄花没有花粉或退化了，它就没法自己给自己授粉，而只能接受风中飘来的其他花的花粉。

如果能找到这样的“雄性不育株”，就可以进行人工杂交实验；如果通过实验培育出了具有杂交优势的水稻，并能够大量制作稻种的话，就可以大规模种植，从而实现增产。

于是，在稻花飘香的时节，袁隆平每天拿着15倍放大镜，在稻田里弯着腰，一株一株地翻看稻花，试图寻找出一些雄性不育株。

这里需要岔开说一下，不从事农业种植的人，往往会给农业赋予一种浪漫的色彩。就连袁隆平小时候，都觉得农业非常美好。因为他虽说在成长过程经历过一些磨难和动荡，但是其家庭环境保证了他不用真正下田去干农活。

一直到上大学时被分派到土改工作队，在农民家里住过一段时间，他才知道真正的农村生活有多苦，干农活有多累。

所以，我们可以撇开那一抹玫瑰色彩，近距离看一看寻找稻花这个工作有多么辛苦：稻子开花一般都到了夏季最热的时候；湖南的夏天是非常热的，田里一站，不用动就是一身汗；稻叶的边缘是细细的锯齿，稍有不慎就会把你的腿和手臂割出一道道血痕；稻田里满是各种蚊虫，脚下的泥里是蚂蟥，还时不时有蛇出没；你需要把腰完成90度以上，耐心地一朵一朵查看，一查就是好几个小时；如果能找到还好，关键是雄性不育株的出现几率是如此之低，有可能你找了好多天，依然一无所获……

1964年的夏至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光，安江的早稻也开始开花。

袁隆平带着一个学生，开始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里一株一株地翻看稻穗。由于舍不得浪费中午的时间，他都不回家吃饭，每天只是带两个馒头和一壶水。三年时期留下的胃病还在时刻折磨着他，他就胳膊肘顶着胃部，忍着痛，一步一捱地挪动着寻找。中暑晕倒了，学生把他扶到树荫下，醒过来又马上去找。

但是稻田回馈给他的，每天都是失望。

一直过了两个星期，到1964年7月5日下午2点25分，在翻看了14万个稻穗之后，袁隆平终于找到第一株雄性不育株，将其命名为“C系统”。

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发现。如果说“鹤立鸡群”的发现让袁隆平确信了水稻具有杂交优势，那么“C系统”的发现，让袁隆平确认了通过人工杂交培育优势水稻的可行性。

找到第一株之后，袁隆平并没有停止。在实验室验证过确实是雄性不育株之后，他平复了一下心情，又去到田里寻找第二株。

1965年夏天，他的妻子也加入了寻找的行列。在翻看了几十万株稻穗，仔细检查了其中的1.4万余穗之后，他们总共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株。

有了这6株雄性不育株做实验，袁隆平写出了一篇名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文章，发表在1966年2月的《科学通报》杂志上。

论文全长只有三页半，主要描述了发现不育株的过程以及培育情况，在结尾部分，他提出了利用“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的人工杂交方法，也就是著名的“三系法”。

袁隆平发表的论文原文（部分页）

这是中国科研史上第一篇关于水稻的雄性不育株的论文，开创了这个领域系统研究的先河。同时，虽然学术界与农业界关于玉米杂交的三系法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关于水稻的三系育种，却在全世界都没有成功的先例。所以袁隆平在文末提出的水稻“三系育种法”，也成为杂交水稻三系法的开山之作。

后来中国的杂交水稻之路，基本上就是按照袁隆平指出的路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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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雄性不育株的发现以及水稻三系杂交法的提出，袁隆平已经解决了杂交水稻研究的关键两步。但是从科研到应用，至少还需要三步：

1.天然雄性不育株虽然有发现，但是太稀缺，还必须人工大量繁殖，让这些天然雄性不育株不仅能延续后代，并且其后代也保持雄性不育的特性，才能用于大规模育种，即培养“保持系”。

2.找到具有明显杂交优势的“父株”，培育出可以遗传下去的优良性状（例如产量高、抗倒伏等），即培养“恢复系”。

3.在上面两步的基础上，大量制造能增产的优良种子。

袁隆平进入一种废寝忘食的状态。我们所见过的描写科学家想问题想得入了迷的各种笑话，在袁隆平这里也全都有出现。

但是很快，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袁隆平也没能躲过这一劫难。

在几年前，当一位伟大领袖提出农业“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时，袁隆平偶尔听到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是谁提出的，就插了一句嘴，说这里面还少了一个字：“时”。

在太平无事的时候，这件事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1966年夏季之后，这就是莫大的罪状了——难道你还敢质疑伟大领袖？莫非你比伟大领袖更高明？

除此外，他的家庭出身，他对孟德尔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的坚持，都成了被批斗的理由。他带领学生们做实验，也是另一条很大的罪状，叫做“引诱贫下中农的子女走白专道路”。

一时之间，声讨袁隆平的大字报贴满了学校。他所到之处，人们对他高呼“打倒”、“砸烂”的口号。每当此时，他只能低下头，默默地走过。

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一句与此前有所不同的口号：“彻底砸烂袁隆平的坛坛罐罐！”然后一群人蜂拥跑去他做水稻实验的地方。

“坏了！”

袁隆平心想。

他赶紧跟着跑过去。眼前的一幕几乎让他昏厥。

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好不容易才培育出来的60多坛雄性不育株水稻，全都被躁动的人们一扫而光，只留下满地泥土和砸烂的坛子碎片。

袁隆平的心在滴血。几年的功夫，都白费了，又要全部重新开始。那一天，袁隆平都不知道怎么回家的。

好在妻子鼓励他说：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找，重新培育，我们还是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的。

半夜里，袁隆平的两个学生偷偷摸摸地找过来，告诉袁隆平说：老师，不用担心，我们偷偷藏起来了3坛，每个品类各有一坛。

袁隆平惊喜交加，连鞋都等不及穿，叫学生赶紧带他去看。当他跌跌撞撞地跟着学生走到一个人迹罕至的臭水沟时，发现3坛宝贵的稻株完好无损地放在那里。

袁隆平低头轻抚着这劫后余生的稻株，颤抖着声音说：“有救了，有救了啊！”

在这里，我们必须给这两位学生记上一笔。他们保留了珍贵的稻种，为中国的杂交水稻事业立了大功。但他们的功劳并不止于此，后来，他们也都成长为杂交水稻研究领域世界级的专家。他们两人的名字也将一起被世人传颂：

李必湖，尹华奇。

袁隆平与李必湖（左）和尹华奇（右）/图源：袁隆平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

稻种保留下来了，但灾难还没过去。

随着运动的推进，躁动的群众已经不满足于喊口号，而是要动真格的了。袁隆平作为农校内定的8个“右派”之一，已经接到了通知，要他准备好铺盖，马上就要开批斗大会，然后关进牛棚。

为了把批斗工作做得更扎实，工作组专门去翻阅袁隆平的档案，希望多挖出一些可供批斗的真材实料来。

查完档案后，工作组的人把袁隆平叫去办公室。

袁隆平心想，该来的总要来的。就步履沉重地走过去。

结果，工作组的组长不仅丝毫没有提他的“罪状”，反而鼓励他要搞好生产，当好技术参谋。

袁隆平莫名其妙地逃过了批斗，又重新获得了下田做实验的机会。

后来他才知道，是那篇开天辟地的论文，以及一批有良知的干部保护了他。

当初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后，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把文章拿给九局局长赵石英看，赵石英知道其重要性，就向上级部门写了一份请示，提出要加强对水稻不育系的研究。请示的文件和论文一级一级呈到了聂荣臻元帅手里。

聂帅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科委主任，当即批示同意。于是国家科委下文给湖南省科委及安江农校，要求支持袁隆平的水稻研究。

工作组本来是为了批斗而去翻阅档案，却找到了科委要求支持的来函，一时进退两难，不知道是该继续批斗还是该支持。最后向上级请示。时任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说：当然应该保护。

于是，袁隆平就这样躲过了一场大劫。中国的杂交水稻事业也赢得了宝贵的研究时间。

不过，当时的整个国家都风雨飘摇，袁隆平后来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有一次，试验田的秧苗被别有用心的人偷偷拔光，后来在一口水井里找到还存活的几株，才把之前的成果保留下来。从那以后，他们的研究只能转入保密状态，以防止别人搞破坏。

他们在云南做试验时还遭遇了7.2级的滇南大地震，袁隆平不顾房子摇摇欲坠的险状，和助手冲进房子抢救种子，幸好房子没有垮塌，但是也震成了危房，其后的三个多月，他和助理都搭帐篷睡在水田旁边的篮球场上。

但总体而言，比起当时大多数科研人员而言，袁隆平的条件已经算是好的了。他得到了国家、省、地和学校的支持。尤其是后来得到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的全力支持，从经费和研究条件上都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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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动荡和科研条件方面的困难，咬咬牙还可以克服。但是科学的前进，本身就是障碍重重。横亘在袁隆平面前的，是一座科学的大山。

他做了多年实验，还是没能找到符合他所期待的能够持续保持可稳定遗传的雄性不育性状的理想不育系，从而也无法形成可用的保持系。各种风言风语也都传来，说“杂交水稻根本就没有前途”、“袁隆平是地地道道的科技骗子”、“骗国家的科研经费”等（见《袁隆平口述自传》）。

袁隆平一方面不为所动，在失败几千次之后，继续做几千零一次、几千零二次的实验。另一方面，也不断思索，原因究竟出在哪里？

经过长久的思考和实验，袁隆平得出结论：以前做实验的稻子，亲缘关系还是太近，杂交优势不明显。要找到理想的不育系，就需要找亲缘关系较远的野生稻，而且要离开湖南，到云南，广东，海南等地寻找。

于是，每年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带着学生们在各地寻找野生稻。其中一个重点区域，就是野生稻资源非常丰富的海南。他们长期驻扎在海南崖县（现三亚）的南繁基地，孜孜不倦地在周边寻找野生稻，不断做实验。

1970年11月，袁隆平遇到一个难解的问题，到北京去查找资料以及请教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他的学生李必湖以及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如同往常一样，在附近以“海底捞针”的精神寻找野生稻。

由于在袁隆平身边长期的浸染，也听袁隆平多次讲课，所以冯克珊和李必湖都知道他们要找的稻种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

冯克珊是当地人，他曾听当地老乡说在某地有一种“假禾”，听起来就像是他们要找的东西，于是就每天和李必湖到可能有“假禾”的地方去看。

看了一个多月，崖县、乐东两个县几乎都跑遍了。冯克珊都快着魔了，每天想的都是野生稻。有一天凌晨，天还没亮，他突然想起好像还有一片地没看，当即打着手电筒就出去了。

在一个铁路涵洞旁不起眼的沼泽里，冯克珊看到了之前漏过的一片200多平米的野生稻。他打着电筒一株一株查看，终于找到一株似乎是袁隆平讲过的稻子。他一路狂奔回基地，拉上李必湖，俩人套了一辆牛车，赶紧往沼泽而来。

李必湖到了沼泽边，一秒钟都没有停留，就照着冯克珊指引的方向扑通一声跳下去，几步赶到一片杂草之中。他拨开丛生的杂草和其他正常的野生稻，赫然发现，在初生朝阳的照耀下，一颗非常明显的野生雄性不育株正在摇曳生姿，熠熠生辉。

李必湖压抑住激动的心情，半跪在淤泥里，近乎虔诚地把这株稻子连泥挖起来，捧在怀里带上岸，小心翼翼地装在大铁桶里。然后冯克珊赶着牛车把他和稻子带回基地，俩人一起把它栽进试验田。

到清洗浑身淤泥的时候才发现，李必湖的腿上吸着三条大蚂蟥，蚂蟥的头部已经深深地扎进他的肉里，都喝得饱饱的。

袁隆平接到李必湖拍来的电报后，连夜挤上火车，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回到三亚，来不及放下行李，就直奔试验田。

经过仔细查看，袁隆平确认，这是一株非常典型的“花粉败育型野生稻”，正是他们久久寻找的稻子。他连连赞叹：“高级，高级啊！”

然后，给这株日后改变世界的稻子起了一个被载入史册的名字：野败。

“野败”发现处/图源：袁隆平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

但袁隆平和两位年轻的助理当时还不知道野败的重大意义。毕竟，这只是他们发现的若干株珍贵的试验品中的一株而已，能不能繁殖出理想的保持系，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

经过细心的培育，第二年，野败培育出46蔸新的不育株。与此前实验的品种在第二代、第三代又会出现“可育”和“不育”的性状分离不同，野败培育出来的这46蔸，全部都是雄性不育的——也就是说，袁隆平苦苦追求多年的理想保持系，终于培育出来了。

他这才发出感叹：“哗，这家伙真是个好东西！”

日后回忆，袁隆平说：“这个时候，我如释重负，感觉终于看到曙光了！”

最关键的一步解决了，接下来就是用各种稻子和野败杂交，找出其中最优良的后代，然后大规模育种推广。虽然其中仍然有很多技术难度，但已经没有不可突破的壁垒。

此时，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独家拥有“野败”的袁隆平团队，具备了研究杂交水稻的最宝贵资源。如果是一个追求名利的人，袁隆平完全可以独自使用野败，独家培育良种，独享未来的全部名誉。

但袁隆平并没有任何藏私。当确定了野败是培育理想保持系的关键后，他立马把研究进展向全国同行公开，并且把珍贵的野败种子无偿分送给其他省的科研人员。

于是，从此以后，全国的杂交水稻研究突飞猛进，整体上进入全世界最前沿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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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在时任副总理华国锋的指示下，杂交水稻研究成为全国性的协作行动。袁隆平也被从安江农校调出，进入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工作。这是他大学毕业后17年多来，第一次换工作，也将是他整个人生最后一次换工作。

当然，他换的只是工作单位，工作内容本身则一直没有变化。他的主要工作阵地，还是在海南的南繁基地。

而南繁基地现在成为一个热闹非凡的地方。全国十八个省的几十家科研机构的一百多名科研人员纷纷前来，一方面来获取野败种子，另一方面也参与科研协作跟着袁隆平学习。例如广西协作组的张先程、福建协作组的谢安华、江西协作组的颜龙安，都是在这前后到南繁基地育种和学习的。

后来，张先程率先选育出“野败”的恢复系，成为很多后续进步的一个里程碑成果，他后来是国家特等发明奖获得者和海南大学副校长；

而谢安华和颜龙安，都是沿着袁隆平开创的“水稻三系杂交法”道路，在野败的基础上，分别培育出“汕优63”和“珍汕97A”两种增产明显、应用广泛、为中国粮食增产做出了直接巨大贡献的稻种的。后来谢安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颜龙安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除了张先程、谢安华、颜龙安等之外，其他当时跟着袁隆平在海南育种或者利用袁隆平赠送的野败种子育种成功，后来成为杂交水稻领域著名专家甚至院士的还有不少。可以说，袁隆平为中国杂交水稻人才的培养，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然，袁隆平和团队本身的研究也是成果丰硕。除了“南优2号”等广泛应用的里程碑式的成果之外，由袁隆平领衔解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大规模育种问题。

当杂交水稻实验成功后，试种的地区都实现了粮食大面积增收，消息传开，各省的农业部门蜂拥而至，大家都想赶紧在自己所在省推广。一时之间，一“种”难求。

初期的制种都是靠人工一株一株地割叶、剥包、授粉，完全是一个苦力活。而且产量还低，一亩田只能制出几斤种子，技术最好的袁隆平，也只能制出17斤。按照这个产量，是没办法大规模推广的。

袁隆平不断调整试验思路，多次推翻原来的设计，换一种方式重新搞，终于研究出一套完备的制种技术体系。

当时袁隆平领了政治任务，一定要把制种亩产提高到25斤以上。但袁隆平实际交出的答案，是亩产60斤，后来又提高到79斤。

1977年，袁隆平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了《杂交水稻制种和高产的关键技术》论文。其中很多方法，成为全世界通用的制种方法。

在袁隆平的研究基础上，随着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全国各个单位不断加入进来，后来的制种亩产达到370多斤，制种田的面积达到150多万亩，完全满足了生产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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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5年起，随着各个关键难题的攻破，杂交水稻进入了大面积推广的新时期。在全国一盘棋的推动下，以及尝鲜者大幅增产的示范下，杂交水稻迅速在全国水稻种植区域普及开来。平均而言，每亩田由普通水稻改种杂交水稻后，增产普遍达到20%~30%。

1976年，全国杂交稻种植面积从上年的5550亩激增到208万亩；1977年又扩大了十多倍，达到了3150万亩。按照平均亩产增加85公斤的保守估计计算，1977年一年，仅仅因为杂交水稻的扩种，全国水稻增产量就达到53亿多斤。

我们今天处于富足的时代，也许难以理解水稻增产究竟有多重要的意义。但是每一个经历过吃不饱饭年代的人都清楚：如果粮食短缺20%，造成的后果不是粮价上升20%，而是社会动荡，路有饿殍，国家危难。

所以，袁隆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在于我们今天是否以他发明出来的某一种稻米为食，而是以他为代表的这一代农业工作者，让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从整体上摆脱了饥饿的死亡威胁。

除此以外，杂交水稻是完全由我国科研人员独立研究出来的一项世界领先、且对于人类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成果，令国人无比自豪和振奋。

大家如果想象一下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在面对先进的发达国家时的各种复杂心理，就会知道，这个如此“拿得出手”的伟大成果，对于维护中国人的自信心和民族尊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1981年，由于 “籼型杂交水稻”这项发明的学术价值、技术难度、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以袁隆平为主要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被国务院授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特等发明奖”。

袁隆平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在领奖台上，他就说道：杂交水稻还有很多缺点，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研究。

其中一个主要的研究，就是从“三系法”往“两系法”的转变。

所谓两系法，是指水稻杂交不需要再弄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个系列，只需要不育系和恢复系两个系列就可以了。

之所以可以有这个转变，是因为当时湖北的研究院石明松发现了一种新的雄性不育株，其特别之处在于，在不同的光照时间之下，它可以在“不育”和“可育”之间转化。这样就使得不需要花费那么大力气去培养不育系和保持系，只要改变光照条件，就可以一系两用。

对这一新发现，袁隆平也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并很快走在了研究前沿。

1987年，袁隆平发表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设想》论文，提出杂交水稻发展的方向为：第一步，以三系法为主的品种间杂交优势利用；第二步，两系法为主的亚种间杂交优势利用；第三步，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交优势利用。这篇论文成为后来杂交水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也始终走在全球研究的最前列。

除了在国内受到的广泛赞誉之外，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名声，从70年代末开始，就传遍了全球。杂交水稻成为我国对外交往中的一张王牌，不仅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向美国这样的技术领先国家输出技术，是当时中国极少数能从美国赚取技术转让费的重大科研成果之一。袁隆平也成为国际水稻研究所、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很多国际机构和农业技术公司的坐上宾。

1982年，袁隆平在菲律宾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水稻学术报告会，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在介绍袁隆平时，幻灯片上打出了一行字：

Yuan Longping，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

这是世人第一次如此称呼袁隆平。随着第二天报纸的传播，这个名字开始响彻全世界。从此以后，“杂交水稻之父”成为人们形容袁隆平的专有名词。

袁老后来还有很多研究成果，也获得了更多的荣誉。我们的文章虽然很长，但是依然短得不足以记述他的全部功绩的百分之一。所以我就在此简略了。“杂交水稻之父”这个名词，以及国家对他的表彰，世人对他的认可，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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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9日，北京。

按照出生证上的年龄，袁隆平已经满了90岁。但是按照一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的说法，他这个月刚满89岁。

这一天，他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共和国勋章，用于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迄今为止，只颁发了9枚，获奖者分别是：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钟南山。

袁隆平说，勋章很重很重，是我得过的最重的奖。

又说，“这是一个鞭策，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应该继续努力，继续攀高峰。”

向袁隆平颁发“共和国勋章”/图源：央视新闻

2021年3月10，三亚。

袁隆平已经91岁，身体还很健朗。他在践行自己的诺言，在继续努力。

如同过往的60多年一样，他依然在稻田里忙碌着。

突然，他摔倒在地上。

在过去的60多年里，他无数在稻田里、田埂上摔倒，但是无数次爬起来。

但是这一次，他没能再起来。

由于摔倒引起的后遗症，虽然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的身体情况还是恶化了。

5月22日，袁隆平在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溘然长逝。

消息传出后，无数长沙市民冒雨赶来湘雅医院相送，灵车开出医院后，沿途民众向袁老挥手道别，有的在悄悄呜咽，有的在默默流泪，更多的人哽咽地喊着：“袁爷爷，一路走好。”

灵车经过每一个路口，所有车都停下等待，鸣笛致意。这是长沙市从未有过的景象。

医院的门口，人们放了三蔸还带着泥水的新鲜稻株。

这一天，中国的互联网只属于他一个人。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在传颂他的名字和他的功绩。尽管也有些宵小之辈发出一些苍蝇般的杂音，但很快被群众的怒吼声淹没。

在网上流传的一幅图里，一捧送别袁老的花束里面，有这样一个留言：

这世上没有神仙，也无需立庙。

因为每一缕升起的炊烟，都是飘自人间的怀念。

          ——共产主义接班人

此情此景，让每个人都回忆起，很多很多年前，曾经在另一条长街，人们送别另一位深受爱戴的老人的情景。

在怀念那一位老人时，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这盛世，如你所愿”。

对这一位老人，我们用了另一句：“国士无双”。

我们曾经听过“国士”这个词，但我们也许不知道“国士”是什么样的人。

袁隆平的一生，告诉我们：

这，就是国士。

主要参考资料：

【1】袁隆平口述自传（第二版），袁隆平口述，辛业芸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

【2】袁隆平的世界，陈启文，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