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讲：中国曲折的“共同富裕”之路及其前景分析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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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就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早日实现各取所需“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

所以可以理解，新中国建立之初，本来理性地确定了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15年左右的过渡期，但形势一好就难免急于求成，6年左右就提前走合作化道路，8年左右就成立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要“大跃进”式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虽然“共产风”灾难及时得到了纠正，但以当时的认知，不经过惨痛的教训，不可能真正纠正苏联“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路线。

这一路线当时在中国的表现主要有三：

一是希望通过简单地变更生产关系来实现共同致富。以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的大集体，虽然退回到了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的小集体，但依然急于过渡到大队核算，再过渡到公社核算，所以树立的先进典型全部是实现了大队核算的生产大队。

二是一边承认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各生产队是按“人头七、工分三”的比例分配的，这虽然保证了那些孩子多、劳力少的“家大口阔”家庭能多分粮食，不饿肚子，但无疑挫伤了劳动力多的家庭的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三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不允许社员通过自留地或养殖业发展私有经济致富，只允许社员通过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共同致富。

城里人呢？工资虽然分为八级，但差别并不大，享受共同的凭票供应以及分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实际上也是平均主义的共同致富。

这样的路线，当然带来的只是贫穷，永远也实现不了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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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前30年平均主义共同致富的惨痛教训，总算让执政党认识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首先消灭贫穷，即必须首先通过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把蛋糕做大。蛋糕大了人人才能分到更多的蛋糕，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

而要把经济搞上去，首先必须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这就必须放弃平均主义的共同富裕，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样才能刺激人人为了致富，或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者充分发挥自己强壮的体力，勤劳地多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多创造财富。

邓小平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他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又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再翻两番。

从1978年到新时代前，虽然中国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一直在尽量公平地分蛋糕，即1982年我国就开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行动，1986年确立开发式扶贫方针，1994年以来先后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两个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还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开展沿海省市对口帮扶，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力度等，但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做大了蛋糕，让大多数中国人因为多得到了蛋糕而摆脱了贫困，得以脱贫致富。

1978年，我国总人口才9.63亿人，但仅农村就有7.7亿贫困人口。可是到2012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9899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末的97.5%下降到2012年末的10.2%。

至于城镇人口，虽然1978年的城镇化率不足18%，2012年的城镇化率达到52.57%，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这“三转一响”，是城市家庭渴望拥有的“四大件”。改革开放后，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取代“三转一响”，成为新的“四大件”。进入新时代，新老“四大件”早已成为历史，“四十大件”也说不完中国人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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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小康的标准不断提升、内涵不断拓展、要求不断提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居于引领地位。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是全面小康的最大短板。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扶贫开发工作呈现新局面。2013年1月，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首次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标志着我国扶贫方式的重大转变。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围绕到2020年稳步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制定扶贫开发工作目标，坚持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对于“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实施“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工程等具体解决方案，吹响了脱贫攻坚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锋号。

截至2017年1月，东部有267个发达县市区与西部390个贫困县结成对子，促进了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到2017年底，累计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43.5万名，驻村干部278万人次。全国有4.62万家民营企业帮扶5.12万个村，投资527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捐资109亿元开展公益帮扶，带动和惠及62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9年共有70个国家和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包括中国14亿人口在内，总数约为28亿人。正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人口数量翻了近一番。

2020年11月23日，注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不平凡的日子，我国最后9个贫困县宣布摘帽。至此，经过8年的持续奋斗，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现行标准下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彻底解决。一步千年，梦圆今朝。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上首次整体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8亿多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超过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从减贫速度看，我国仅仅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继续走在全球减贫事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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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中央通过大力度扶贫相对缩小了贫富差距，并重提共同富裕，网上因此出现了各种声音。

很多人说，农村应该重走合作化道路，甚至应该重新成立人民公社。理由倒也充分：如果农村还是集体经济，就不会有这么多抛荒田了。

还有很多人别有用心地说，应该给农村老人和城里老人一样的退休金待遇。进而发展到：无论城里还是农村，所有的老人都应该拿相同的退休金。那些拿高额退休金的老人，他们的退休金必须降下来，否则就太不公平了。

有些富人因为害怕中国重走共同富裕之路，自己的财富被共产，悄悄向国外转移财富。他们把财富转移出去才发现，自己的财富在国内不被征税，转移出去后要被征不动产税、遗产税等这样那样的税。更令他们愤怒的是，他们必须如实申报在中国国内的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按中国的标准如果缴税少了，还得按移民国的标准补缴税。如有隐瞒，罚得他们倾家荡产！有移民加拿大的老板，被罚款几千万元！更令他们害怕的是，俄乌战争爆发后，不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3000多亿美元资产被西方国家或者冻结，或者没收，俄罗斯移民西方国家的富翁的资产，竟然也被没收！原来西方最核心的价值观：私人财富神圣不可侵犯，也是骗人的！一旦西方与中国发生冲突，那么尽管他们已移民国外，他们的财富是否也要被没收？他们能不日夜担忧、害怕至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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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过，丘陵地区农村出现大量抛荒田，主要与产能过剩有关，与集体化与否无关。

前文还说过，上世纪80年代初，很多地方打着“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旗号，通过行政力量大力发展专业户、重点户、联合体，实际上有“让少数专业户、重点户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通过发展联合体重走合作化道路”的意思。但是因为当时中国还很穷，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还很低，“两户一联”生产的农副产品供过于求，造成大面积亏损，最后大多数农民放弃做“两户一联”，去城里打工致富了。这应该是一些地方政府急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以后，通过先富带后富重走合作化道路，好心办了坏事。

现在中国虽然富了，中国的人口也增加了4亿多，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较之上世纪80年代翻了几番，但是由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提高，中国的农产品产量也翻了几番，中国农业因此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几年前海南要办自贸港，出现投资热。有朋友拉着我参入投资。最后商定投资农业最保险，我们便去屯昌县考察。

考察发现，只有粮食最好卖，有多少粮食国家收购多少。但是一者，种粮利润低，必须有千亩以上农田才能形成规模效益，但不可能成片租到千亩以上农田。二者，即使能租到千亩以上农田，也投资过大，投资风险较大。种蔬菜、玉米、水果等农副产品，倒是几百亩农田或山地就够了，而且利润高，见效快，但是已饱和了。因为农副产品必须成熟之后马上采摘，马上运走，马上卖掉，否则就烂掉了。那些种植农副产品的公司或大户或联合体，都已有了自己的固定销售渠道，他们的农副产品成熟后，总是一边采摘，一边有经销商的车开到田头及时运走了。这意味着要加入与他们的竞争中，首先必须找到经销商，而你还没有租田种植，经销商谈都不会与你谈。等你租田种植之后再谈，就意味着存在找不到经销商的风险。

事实上，我和朋友放弃农业投资之后，朋友的几位朋友没有放弃，但他们租地种植农副产品后，因为没有找到经销商，自己销售的路子又不畅，农副产品喜获丰收后却大多烂掉了，最后亏得血本无归。

这说明什么？说明正如我前文所说，土地集中种植形成规模效益虽然是必然趋势，但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所谓经济规律，就是在不违背产能过剩、避免生产过剩的前提下，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才能土地逐步有偿向农业公司、家庭农场或新型农业合作社集中转移。如果政府违背经济规律，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重走合作化道路，甚至重新成立人民公社，让大批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回乡集体从事农业，把所有的抛荒田都种上，其结果只能有三：一是粮食产量虽然大增，增产的粮食国家也都收购了，但粮价会更低，而谷贱必然伤农。二是农副产品虽然产量大增，但要么价格更低，要么大批烂掉，受损失的仍然是农民。三是农民失去了在城里打工的高收入，回乡集体务农换来的却是低收入，必然重新返贫。

还有更可怕的后果：如果农村重走合作化道路，那么城市走不走？如果走，怎么走？会有什么后果？

要知道，中国已然形成的“56789”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9”就是指民营经济数量。民营经济的总数中，个体工商户又“10”有其“9”。个体工商创造的GDP，国家统计与否我虽然不得而知，但他们普遍不交税我是知道的。因为挣多挣少全是自己的，所以他们普遍没有节假日，每天营业12-16个小时。

我每年在海南五指山市住半年，家的附近有两家“湘味煲仔饭”馆，一家是父母儿子三人在经营，一家是父子和一个已出嫁的姑姑三人在经营。由于味道好，价格低，还卫生，所以成了我的食堂，我几乎天天轮流去两家吃。他们从来不关门歇业，因此没有节假日。他们每天早上8点开门营业，晚上9点多才关门，中间不关门休息，无论是食客还是外卖小哥，随时来了随时可以吃饭或领走盒饭。我问他们：你们生意兴隆，也不交税吗？他们说不交。

于是我想，很多人在网上热炒农村应该重走集体化道路，如果农村重走集体化道路，那么城市也会走吗？如果城市也走，那么以这两家“湘味煲仔饭”馆为例，会是什么后果呢？

不说别的，单是他们没有节假日、每天包括营业前的准备和营业后的收拾，营业时间长达15个多小时，这个超长时间营业的难题就解决不了。因为新的集体所有制饭馆，工作时间只能是8小时，这就得增加近一倍的员工。而员工增了近一倍，成本也要增加近一倍，饭菜价格也要增加近一倍。价格倍增，食客必然倍减，而要养的员工却比原来多近一倍，两个“湘味煲仔饭”馆集体化以后，能经营下去吗？要不了多久不关门倒闭才怪！

再说，如果城市强走集体化道路，中国好不容易形成的“56789”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后果想想都太可怕了。

所以，中国政府绝对不会为了“共同富裕”而违背经济规律，在城乡通过行政手段重新强制推行集体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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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究竟会怎么走呢？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上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

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已经不符合实际。同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再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不能真实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看，我国各个领域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短板，有些方面还面临不少突出问题。从城乡区域发展来看，我国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从收入分配来看，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论断，特别是强调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求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没有变”，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从新中国成立才几年，就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是有了多大的教训之后，认识才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呀！

任何一个科学实验，都要经过多次失败的教训才会成功。社会主义事业这么伟大的科学实验，要经过失败的教训再正常不过。可是公知和恨国党们，至今反复拿前30年的教训说事，想通过前30年的教训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失败的，是没有出路的，真是其心可诛！

因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变成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再正常不过。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当然包括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而因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至少在上百年时间里，仍然首先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也就是先通过做大蛋糕、再分配蛋糕来解决，这无疑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之路的主要路径吧？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多重要，对比一下苏联的解体，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宣布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离共产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因此不断升华生产关系，例如把集体农庄升为国营农场；不断缩小分配差距，例如缩小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的工资差距。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因为根本不敢改变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理论，所以根本不敢打破平均主义的共同致富，经济改革必然失败，最后转而去搞“民主化”“公开化”的政治改革，才导致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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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谈谈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也就是“做大蛋糕、分配蛋糕”与中国式共同富裕的关系。

首先，由于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扶贫，绝大多数脱贫户也掌握了致富的本事，所以在整个国家做大蛋糕的过程中，脱贫户也能做大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蛋糕，在共同致富的道路上不会再掉队。

其次，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坚持好这一分配制度，能够有效实现各种分配方式各扬其长，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我的通俗理解，就是在不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在前两次分配中，尽量缩小收入差距，以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例如，国家已在适当下调公务员工资，让公务员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起表率带头作用。在第三次分配中，或者通过提高全民福利，或者通过精准扶贫等等，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中国的提高全民福利，与西方有两点原则性不同。一是中国是量力而行，绝不会像西方那样，为了讨好选民，大大超出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力，去一再提高全民福利。二是中国的全民福利不是平均主义的，存在地区和人群的差距。例如，中国发达地区的福利就高于落后地区。再例如，中国农民虽然都享受新农合医疗，但特困人群因为有国家的特殊补贴，报销的比例就高一些，很多项目甚至费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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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中国式共同富裕的关系。

虽然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道路，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不会违背经济规律，单纯通过行政手段变更生产关系，在城乡基层再次推行集体化或国有化公有制。

但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永远不会变。

关于这一点，有三个伪命题。

一是“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即使暂时“民进国退”，中国也绝不会放弃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前提。况且，现在已实现了“国”与“民”融合，许多国有企业中有民营资本股份，民营企业中有国有资本股份，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

二是很多人在网上嚷嚷国企不该垄断、应该放弃垄断产业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垄断产业利润全部落入极少数富人腰包，中国的垄断利润则全部为全民所得，中国绝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优越性，去追逐资本主义劣根性。

三是该不该探索新型公有制道路是一个伪命题。例如中国农村自发出现的新型农业合作社、城市自发出现的像华为那样的新型集体性质民营企业，中国虽然绝不会像社会主义时期那样，急于树为典型在全国推广，但不等于不密切观察并且允许它们在公有制道路上探索发展壮大。

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只持股1%，其余99%的股份为全员持股。而且任正非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表示过，不打算让子女接班。只不过因为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华为、孟晚舟在加拿大被囚禁3年的特殊经历，反而有可能让孟晚舟成为华为新掌门人。华为这种全员持股和不打算搞家天下的权力继承模式，是典型的新型集体所有制民营企业。全世界只有中国才可能自发出现这样的企业。

相反，联想最初本来是中科院投资办的公有制企业，经过柳传志、杨元庆等人这么多年精心操作，不但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甚至不一定是纯粹中国的民营企业，而有可能是有美国成分的民营企业，因为联想打着办世界企业的旗号，已将总部由中国北京迁去了美国纽约。

联想前10大股东，都是国内外私营公司及个人。例如，联想控股持股比例为23.60%，董事长杨元庆个人持股比例为6.05%，美国高盛集团持股比例为4.88%，柳传志个人虽然持股不多，但是拥有联想控股的话语权，加之他联合好友卢志强，实际上是联想控股的实控人。

联想37个核心人员也是有中国人、外国人，在过去三个财年里，他们的总薪酬分别为5.65亿、9.1亿、9.3亿，其中杨元庆年薪为1.7亿。柳传志虽然已于2020年退休，但每年实际拿到的退休金接近1亿。

如果说华为代表的是中国式新型集体所有制企业，联想代表的是美国式全盘私有化企业，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投资方面，两家企业有什么显著区别。

华为能着眼于企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长期花巨资聘请科研人员和搞研发，因此尽管遭到了美国举国之力的打压，但科研成果一再取得重大突破，成了中国和世界顶尖高科技公司。

联想则打着高科技企业的幌子，实际上能买则买，很少自己投资搞科研，乃至联想电脑的核心部件，至今都是外国货，尤其是美国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私人资本的投资，只追求暴利，追求短期见效快的利益，越来越害怕长远风险大的投资。而高科技越来越接近天花板，科研成功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不但投资极其巨大，见效极其慢，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科研投资都能成功。一旦不成功，前期所有的投资就都打了水漂。那种巨大的损失，名义上是企业的，实际上是大股东们私人的，大股东们怎么舍得拿自己的钱，去搞那么大的风险科研投资呢？

由联想案例不难发现，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联手推行全盘私有化以后，西方的科研和高端制造反而越来越弱了，从而给了中国迅速赶超的机会？

联想已由盈转亏，去年亏损30亿，而且前途会越来越黯淡。因为长期以来，联想电脑打着民族的品牌，中国各级政府都采购联想电脑。从今年开始，中央政府通知乡镇以上的各级政府，为了不泄密，必须采购核心部件是中国自产的电脑，这意味着联想电脑被中国政府淘汰了。

由华为和联想的命运及前途，不难发现，究竟是新型公有制企业更有生命力，还是全盘私有化的企业更有生命力，答案越来越明确。

华为员工实现了共同富裕，这种共同富裕也代表了中国共同富裕的未来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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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在党的全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按照这一目标，在实现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共同富裕问题。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按照这一目标，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2050年前后，我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总之一句话，我国将继续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共同富裕，也就是继续搞“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国强民富式的共同富裕，而不是退回去搞人民公社式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未完待续）

（本讲主要信息来源：1、《中国共产党简史》，本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讲作者  张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