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二）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性（4）_风闻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九 中国革命打造了一套独特的意识形态

这套意识形态我指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中国自主形成的，是将外来重大思想资源本土化的， 是与实践并行发展的成体系指导思想。

后发国家在救亡独立和转型的过程中需不需要成体系的意识形态？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何形成这样的意识形态？这些是革命者必须解决的重大基本问题。中国的解决之道有如下几个独特方面。

第一，新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深厚文明传统中落后部分的深刻批判和坚决扬弃之上的。从打倒传统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的统治地位到掀翻长期在民间中生命力非常顽强的各种迷信和宗族势力都是如此。这种力度的涅槃重生意味着新生的体系将是受古典时代思想拖累最轻的从而是最现代的。这一点在中共之前甚至中共之外可能没有一国能做到。比如各个先发国家都保留了大量宗教残余，后发国家保留的古典时代残余只怕更多。哪怕是苏联，从近几年我看到的解释看，与传统的决裂也不如中国深。

第二，新意识形态建立在对居于指导地位的外来思想进行坚决改造的基础上。中国革命的成功当然有赖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但无论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还是经过列宁改造后已经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列宁主义，都不能回答中国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要正确回答中国革命该如何进行，就必须要做出一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意识形态改造。

在本国的很多深厚传统已经被扬弃的情况下， 对于外来先进思想还敢于做如此深度的改造，这里需要的勇气是非常巨大的。而改造能够服众，归根到底也必须依赖于实践中的成功。这就指向了第三个特点。

第三，中国革命指导性意识形态是在压力极大的革命实践中依托稳定核心而逐步形成的。

历史上有很多重大社会转型非常漫长并因此没有很系统化的意识形态指导，比如西方进入近现代资本主义。有的重大转型则是事前有了很系统的意识形态从而速度很快，比如俄国革命之前就有列宁的重大理论突破。而中国的情况与上述都不同。毛泽东思想虽然在1927年之前有一些早期的部分，但其主体部分是1927年开始建立革命政权的实践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这种一边打仗一边搞根据地建设一边改造外来先进思想一边发展自己思想既用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再用新的实践来支持新的思想的模式，是很难操作的。因为这要求一个相当稳定的思想核心，而这个思想核心必须既有强大的学习能力，还要有强大的思想建构能力，与此同时还必须有重大的实操能力，如此才能做到学，思，改，行合一的境界。

第四，中国革命指导性意识形态形成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时间是很短的。从共产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到毛泽东思想进入党章不超过30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不仅完成思想体系的构建而且用思想体系武装了数以百万计乃至上千万的钢铁战士建立强大政权，效率实在是惊人。我觉得人类历史上可能只有伊斯兰文明崛起之效率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立改造外国先进思想基础上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之后，就拥有了惊人的政治思想底蕴。这个底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来摆脱外来意识形态源头（苏联）的束缚走向政治与外交的彻底独立有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为将来吸收和改造其他外国先进思想（改开以来学习西方）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至少使得后来人觉得这件事是做得通的。第三，这种发展和改造指导思想的传统也为后来人对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形成的传统做进一步改造提供了先例。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十 中国的革命者具有极强的分析外部形势和把握重大外部机遇的能力

其实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这种能力的。中国革命的两次重大挫折（1927大革命失败和苏维埃国反围剿失利）都和分析外部环境时有重大失误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在遵义会议以后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找到中央军和各路军阀之间博弈的缝隙，成功摆脱多次包围。其次是快速坚决地通过零星情报在陕北找到了合适长期立足之地。再往后虽然有西路军这样的失误，但那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与外界博弈时犯的最后一个重大错误。从西安事变开始，革命者领导集体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斗争的重大正确判断和决策。

这些重大正确判断和决策包括： 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在37-38年判断华北出现重大权力真空，全力往华北扩张并继续坚决走之前已经走失败过一次的农村路线， 正确分析日本力量的限度，提出持久战战略，在华北扩张时采取正确的统战政策，在国民党掀起以皖南事变为代表的反共高潮之后有力地以斗争求团结，正确判断卫国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形势，利用重庆和谈和马歇尔调停为自己争取战略时间，及时派大量精干力量进入之前力量较为薄弱的东北地区，在东北正确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敢于放弃延安与敌冒险周旋牵制敌人大量力量（可能也造成蒋的很大误判），刘邓大军挺进蒋介石统治腹地，及时发动辽沈淮海战役（不仅仅包括国内战局的把握也包括国际上抓住美苏陷入一年多柏林危机抽不出手的关键机遇），以打谈并举的手段解决平津问题，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不惜长时间停留莫斯科来获取一份对当时的中国较为有利的中苏友好条约，执行一边倒的对苏友好政策并利用此政策保障的战略时间快速解决西北青藏和南疆问题以及彻底没收帝国主义资产等，做出冒险性极高的参与朝鲜战争决定并取得重大胜利，既敢于对英帝国主义开炮又坚决保留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及时介入印度支那事务援越抗法，等等。

总之我认为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到1953年（即我划分的中国近代史的终点），中共在对外博弈方面没有犯过一次较大错误。这段时间正是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上列国博弈局面最为混沌和政治家决策压力最大之时。苏，德，日，美，英，法等世界主要玩家都犯过大错误。但中共却交出了可谓“零失误”的答卷。

尤其难得的是这里面的很多决策都是中央位于地理上极为闭塞的西北内陆或者华北小村之时做出的。他们如何在这样的闭塞条件下具备这样强的时局分析判断能力？

我想这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要点。两个要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第一个要点，就是有人具有很高的站位能够跳出一时一事的进退得失来看出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第二个要点就是中共始终具备非常强的情报能力。

第一个要点前面已经说过很多。关于第二个要点我再多说几句。

从打入国民党内部高层的各种特科特工人员，到潜伏在广大城市里的大量地下人员，到有可能在美国（甚至苏联？）也有相当情报收集能力的人员，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掌握着一张强大的情报网。没有这张网，纵有正确的宏观判断，在战术执行上也很可能陷入很多麻烦。

这种在混沌环境下在强者力量边缘进行激烈博弈的成功传统当然是首先从毛泽东指出为什么如星星之火的小型革命政权可以在军阀混战的中国存在开始，之后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这一传统被发扬光大。其实这一传统也被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成为中国革命者又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