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讲：中国经济改革 引领全局的巨大牵引作用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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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出了一个点子，得到了报社领导和行署分管工业副专员的支持：由孝感报发起，在孝感地区开展企业明星评选活动。活动很成功，最终全孝感地区评选出了80个企业明星，报社也获得了7万多元收入，而那时报社全年的广告收入才二十多万元。

唯一稍感遗憾的是，积极参评的多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国有大企业则不热衷于参评。我当时以为是这些国有大企业怕掉身价，不屑于与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共同参评，或者它们认为由孝感报发起的评选活动档次不高，才不乐意参评，因此对它们难免心生恨意：你们就自高自大吧，有一天孝感报评出的企业明星会打败你们！

没想到后来这些国有大企业真的被民营中小企业打败了，一个一个不是破产倒闭就是破产重组。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当时国有企业还是按计划生产，按计划销售，企业实际上是一个个生产车间，完成生产任务就行了，也确实没有多少先进事迹在报上宣传的。它们的先进事迹与民营企业的先进事迹发在同一张报纸上，读者看后一比较，它们反而会被比下去。因为民营企业列入不了国家计划生产销售体系，只能自己找市场需求大的产品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自寻销路，多的是艰苦创业的精彩故事。有精彩故事，加上如果能成为明星企业，产品成了地区名牌，有利于促销，所以民营企业都热衷于参评明星企业。

在很长很长时间里，民营企业当然不可能直接打败国有工业企业，但是正如我前文所述，它们先打败了国有商业企业，导致连商业局、物资局、计划委员会等等政府计划销售部门都不存在了。这样一来，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品就只能被逼上市场，不得不与民营企业平等竞争了。它们的设备老旧、管理体制僵化、因养的闲人太多而成本太高等等弱点，便一一暴露，竞争不过民营企业而破产倒闭是必然的。

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不是苏联的“500天休克疗法”，因此国有企业倒闭即意味着新生，而且新生数量远远多于倒闭数量。虽然新生的不再是原来的国有企业，但是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有活力。

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经济大发展的过程。1979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9%，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7.0个百分点。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只有印度的4/5，而现在是印度的5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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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首要一条就是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上来，因此经济改革一直排在首位。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改革引领全局的巨大牵引作用越来越显现。

改革开放前14年，中国经济仍然主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才提出，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17年党的十九大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中国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推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中国，“看得见的手”是如何为“看不见的手”服务的，是如何为“看不见的手”排危解难的，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断既深化又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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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此后，党中央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形成定期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重大经济问题等制度，加强对发展大局大势的分析和把握，及时制定重大方针、重大战略，做出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作，确保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为推动各方面共同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保证。

首先是把政府服务落到了实处。各地政府都创办了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审批企业申办事项，不仅大大方便了企业，解决了企业办事“门难进、脸难看”等问题，关键是大大缩短了办事时间。

例如，95：1！这是2019年7月上海浦东新区启动“一业一证”改革带来的最直观对比。过去开一家便利店，要填9张表、办5个证，办理时限达95个工作日，而今只需1张表、1个证，5个工作日就能搞定。“一业一证”改革，推动审批管理服务从“以政府部门供给为中心”向“以市场主体需求为中心”转变，大幅降低行业准入成本，有效激发市场活力。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自觉管好“看得见的手”、处理好与“看不见的手”关系的生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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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党中央作出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2014年，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更明确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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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居民每年境外旅行、留学或就医期间购买的非居民货物和服务高达上万亿元人民币。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党中央作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

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到实践作了全面阐述，强调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明确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和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

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党中央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加大去产能力度，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予以支持，用于分流职工安置；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分类指导，三四线城市商品住宅去库存取得明显成效，热点城市房价涨势得到控制；积极稳妥去杠杆，控制债务规模，增加股权融资，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连续下降，宏观杠杆率涨幅明显收窄、总体趋于稳定；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多措并举降成本，压缩政府性基金项目30%，削减中央政府层面设立的涉企收费项目60%以上，阶段性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推动降低用能、物流、电信成本；突出重点加大补短板力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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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世界少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产力布局经历过几次重大调整。“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有70%以上布局在北方，其中东北占了54项。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一系列重大举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在继续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同时，相继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随着这些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各区域经济总量不断攀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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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说，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2020年上半年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深度参入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党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求关系，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我国对外贸易依从度从2006年峰值的64.2%下降到2019年的31.8%。

近几年，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美国等国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从需求看，我国拥有14亿人口，其中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商品零售额即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从供给看，我国基于国内大市场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能够促进全球要素资源整合创新，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最大化发挥。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不是被迫之举和权宜之计。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客观上早有调整的要求。这是我们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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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要以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实践？人民期待我们党作出与时俱进的回答，世界关注中国交出怎样的发展答卷。习近平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回答了关于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期快速发展的同时，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比如，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支撑能力不足；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等发展不协调；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对外开放总体水平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够强；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等等。

新发展理念是针对上述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具体的实践要求。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养发展新动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协调性。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开放发展，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发展理念五大方面既有各自内涵，更是一个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内在联系的整体，要一体坚持、一体贯穿，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

新发展理念更加鲜明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成发展的强大动力。

科技创新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在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领域，正努力实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经济结构更加优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一系列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稳步推进。

“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发展全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绘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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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是划时代的。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向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也是划时代的。

在改革开放新的重要关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部署、总动员，改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全会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且围绕这个总目标，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

截至2020年底，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40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和17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500多个重要改革文件，推出2000多项改革方案。全面深化改革大刀阔斧、攻坚克难，呈现出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全面发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监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例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坚持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其中，我国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为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为消费和投资一起拉动，从出口大国转为出口和进口并重的大国，实现了我国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经济实力、经济结构、经济活力和韧性、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最后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我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形成，以及双手日益协调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计划经济，只有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没有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而且政治挂帅，最重要的经济并没有排在首要位置。

改革开放的前35年，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改革排在了首要位置，并且以经济改革为牵引力，进行全面改革。总趋势是：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不断放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逐渐形成，并日益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后，一边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边是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更加有为，即更好地为“看不见的手”服务、排难、助力、保驾护航，两只手的协调越来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所形成的合力越来越大得惊人，大得越来越让世界震惊和刮目相看。

是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正在通过创造世界奇迹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未完待续）

（本讲主要信息来源：1、《中国共产党简史》，本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讲作者 张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