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讲：妙不可言的“56789”特色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在痛苦中艰难形成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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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上半年，我写了两篇批评报道发在《孝感报》头版头条，所反映的问题都得到了纠正，但是并没有达到批评效果，甚至效果适得其反，为此40多年来我一直耿耿于怀，难以忘记。

一篇题为《肖念为什么走了？》，写的是孝感县城关镇50多岁的肖念，带领街道和他年龄相仿的十几个无业者，办了一个商贸合作社。那时城市改革尚未起步，他们不敢以私营名义办商社，只能打着集体的旗号。既然打着集体旗号，那么他们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后，街道当然就有理由派会计来管账。这会计如果只是管账也就罢了，关键她是“官方”身份，自认为高人一等，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后来干脆想夺取肖念的领导权，说肖念和原会计——一个50多岁的女人有男女作风问题。那女人孙子都有了，把名声看得比金子还珍贵，所以赶紧离开了商贸合作社。肖念也愤而走了。

肖念的儿子心有不甘，来找到我，我经过详细调查后写了批评报道，但街道坚持认为派会计是对的，我只好写了批评报道的续篇，并直接找到区委书记反映了情况。后来在区里干涉下，街道撤回了会计，我以为问题解决了，但肖念再也没有回去，商贸合作社还是垮了。其原因，据说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商贸合作社由盈转亏，加之街道暗地里威胁不准商贸合作社再打集体旗号，大家担心以后会被街道刁难，人心散了，所以肖念再无意回去收拾烂摊子。

另一篇写的是，孝感县肖港镇镇政府一位普通年轻干部易哲，很有经济头脑，建议办了一个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镇政府自然派易哲当厂长。厂子开业后，效益越来越好，于是从镇委书记到镇长到副书记到副镇长到镇里大大小小的干部们，都不经过易哲，直接经过镇分管领导，把亲属安排进厂。厂里人浮于事倒在其次，关键是一些直接安排进来的人，自认为亲属的官都比易哲大，根本不把易哲放在眼里，都要坐办公室，没有办公室坐，就不上班只拿钱。肖港镇通讯干事自己不敢写批评报道，请我去写，之后发在《孝感报》头版头条，镇委书记和镇长都受到了处理。我以为问题解决得很圆满，但后来听说工厂还是垮了，易哲愤而辞职下海了。原因是易哲毕竟得罪了所有的镇干部，必然受到排挤，在肖港镇根本难以立足，纵然坚持留在肖港镇，也绝对没有提拔的希望，所以干脆辞职下海了。我得知后心里很难过，很愧疚，觉得好心反而帮了易哲的倒忙。直到几十年后，得知他在武汉办的私有钓鱼渔具工厂，产品畅销全国，每年单是为国家创造的税收就达3000多万元，才对他转愧为喜。

为了写此文，我进一步深思，进而发现不是我当年写的批评报道效果适得其反，而是肖念、易哲办企业的初衷违背了时代潮流，办不下去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少在新时代以前的改革开放，总趋势就是抓大放小，“小”几乎全部由公有制走向私有化。

农村，坚持生产队集体所有制，只有生产队长一人操心生产，碰上一个有私心并且能力差的生产队长，生产搞不好，全队社员跟着饿肚子。包田到户以后，各家操心自家的田，根本不用生产队长和上面的大小干部操心，生产就自然而然搞上去了。

城市改革其实也是一样。那些公有制的中小企业，矛盾千奇百怪，错综复杂，由公家经营很难经营好，一放开由私人经营就经营好了。

只不过，城市的情况比农村复杂得多。农村，只要中央允许包田到户，全国几乎一夜之间就可以都实行包田到户。城市则不然。大大小小的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毕竟是社会主义的基石，这一认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突破，国家因此不可能一下子推行所有的公有制中小企业私有化，能够允许私有制企业问世并与公有制企业竞争，就是很大的突破了。因此，中国的中小公有制企业走向私有化，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

既然城市改革的总方向，是中小公有制企业走向私有化，那么肖念和易哲却在城市改革之前，就抢了城市改革的先机，勇于办企业，但又不敢直接办私有制企业，只敢办公有制企业，办不下去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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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初，商业局所属八大公司，最先受到冲击的是食品公司。先是农民的肉案上了大小街镇，食品公司设在各街各镇的食品所被冲击垮了。后来农民的肉案又进了城进了市，县市食品公司的总店也被冲击垮了，食品公司自然在很多年里名存实亡。

接着垮掉的是蔬菜公司和饮服公司。当农民的蔬菜直接进了街镇和城市的自由蔬菜市场，以及私营餐饮业遍地开花以后，国营蔬菜公司和国营餐馆自然就竞争不过，一家一家先后垮掉是必然的。

再接着垮掉的是五金公司、副食品公司、纺织品公司，最后垮掉的是百货公司、医药公司。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口，百货公司所属的百货大楼还在，但是几年之后，民营和外资办的现代化商场，就彻底取代了百货大楼。百货大楼都不在了，百货公司自然也寿终正寝了。至于医药公司，后来设立了医药局以后，医药公司就划拨给了医药局，到了1998年，全国再无国营药店，医药公司退出了历史舞台，医药局也变成了药监局，只有对私营药店的监督功能。整个商业系统基本全军覆没，连商业局（包括物资局）的牌子也被摘掉了。

我在一部写完初稿但放弃了修改的长篇小说中，曾写了这样一段情节：一位退休的老将军，女儿是市五金公司经理。其他五金公司在与私营五金门店的竞争中纷纷垮掉了，父女俩为了守住最后的国营五金公司，一是女儿亲自当采购，几乎天天出差，为的就是堵死采购环节中的漏洞，把价格降到与私营五金门店相同的水平。二是也和私营五金门店一样，把营业时间延长到14-16小时，为此老将军夫妇天天晚上去当不拿工资奖金的义务营业员。但是，后来还是垮掉了，因为私营五金门店不养一个闲人，国营五金公司却要养那么多职工，成本明显太高了。过去，国营五金公司是独家垄断经营，成本高的问题被掩盖了，现在在与私营五金门店的激烈竞争中，成本高的问题就一下暴露无遗，垮掉是必然的。

我一个亲戚是孝感县五金公司的中层干部，县五金公司垮掉后，他借钱开了一家私营五金门店，但可惜没能摆脱国营公司的经营习气。一是他自己当采购，请了两个好哥们看守门店，成本明显高于其他私营五金门店。二是他大大咧咧赊欠销售，乃至出现大笔和国营企业一样难以收回的“三角债”。门店几年之后垮掉了，背下了四五万元债务。四五万元在上世纪90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这笔债压得他一辈子都没能翻过身来。

至于地方国营或集体所有制的中小工业企业，也几乎是全军覆没，都垮掉了。例如我的家乡湖北省应山县——后来的广水市，前文说过，最先垮掉的是我曾参入创建的县第二砖瓦厂，后来国营第一砖瓦厂也被私营砖瓦厂挤垮了，还有化肥厂、炸药厂、水泥厂、风机厂、建材厂、造纸厂、农机修配厂等等都垮掉了，只剩下一个卷烟厂没有垮，成了广水市税收的台柱子。卷烟厂没有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烟草属于专营，国家严控烟厂建设，因此竞争才没有那么激烈。因为国营企业几乎全军覆没了，所以广水市国资委、国资局之类的机构不能专设，只能把牌子挂在市财政局内，由财政局代行其功能。

我1988年到海口时，海口最有名的工厂有三家：一是生产椰子汁的罐头厂，二是生产鹿龟酒的酒厂，三是制药厂。后来这三家工厂都变成了公私联营的股份制企业，其中两家还上市了。至于海口的其他国营工厂，也几乎是全军覆没，不是垮掉了，就是变成了民营企业。

事实上，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一直在竭尽全力、绞尽脑汁保或救自己的公有制企业，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优化组合、租赁、拍卖、托管、股份制、资产重组等能用的法子都用尽了，仍然无济于事，最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才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抓大放小，放弃保不住救不了的所有中小公有制企业。

例如承包制，当时以为城市和农村一样，一包就灵。但事实上，将一家公有制工厂承包给个人，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都还很穷，谁也拿不出过多的承包押金，只能提高上缴的承包金。那些承包者，赚了自己发财，一看要赔，经营不下去了，早动用手段捞回了自己的那点承包押金，然后当只赚不赔的甩手掌柜，一走了之。

工商业完了，运输业等服务业也难以幸存。例如客运服务，国营客车根本干不过私营客车。每条线路上，私营客车都全天候在跑来跑去，谁还专程去客运站买票乘车？所以国营客车只能空车来空车去。国营客运公司被迫将每辆客车承包给了个人，也因承包金过高、客运市场恶性竞争等原因，承包不下去了，最终只能选择私有化、民营化。例如广水市包括公交、出租车在内的客运公司，都变成了民营的股份制企业。正是这种公私合营的股份制企业，才逐步把客运市场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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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达40多年的痛苦探索历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终于形成。

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阐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重要发展和深化。

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外商投资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国有成分和非集体成分。

在我国，之所以说公有制为主体，是因为我国土地100%公有，国企等公有制经济以及银行公有制金融，都占比高达70%。

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虽然为辅，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一种形象的说法，民营经济具有“56789”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我国“56789”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40多年的痛苦磨合中形成的，它在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其最大特点有二：

一是把公有制优越性和私有制优越性都发挥到了极致。

二是把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都发挥到了极致。即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而形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举国体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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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多年中差不多一半时间内，因为在公与私的激烈竞争中，各地地方政府本能地站在自己的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一边，所以造成了三方的痛苦：中小公有制企业先后破产倒闭，企业干部丢了官，职工丢了铁饭碗，大批人失业，难免痛苦万分；地方政府因为没保住自己的公有制企业，既失去了利润，又失去了政绩，脸上无光，也难免痛苦；私有制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因为在很长时间内受歧视，到部门办事受刁难，加之那时社会治安欠佳，法制不健全，还存在黑社会，难免会受到各种干扰和欺凌，很多人也很痛苦。

中央决定抓大放小以后，三方的痛苦渐渐都消除了。

首先，中小公有制企业经过凤凰涅槃，它们的干部职工或者在本地另谋到了收入更高的出路，或者去南方谋到了更大更好的发展。

其次，既然自己的中小公有制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地方的税收主要来源于民营企业，那么地方政府在一下轻松了的同时，也自然而然视民营企业为己出。政府一是善待民营企业，改善为民营企业的服务，使民营企业既得到了政府优质的服务，又因为政府高看而身份尊贵，不再受歧视。二是地方政府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下大力维护社会治安，打击黑社会，加强法制建设，使中国迅速变成了法治国家，使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太平、安定、公平。

第三，包括个体户在内的民营企业，确实获得了太多太多的实惠。

如果说民营企业与公有制企业数量之比，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了90%，那么在民营企业内部，个体工商户就高达4436.29万户，包括小微企业在内，占比高达94.15%。进一步细分，私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比重最高，占到80.72%。这意味着在民营经济体系中，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国家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是免征税的。国家宁愿丢失这么大一笔税收，也要扶植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大发展。要知道，从事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的人，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更多的是家里的老人在经营。他们节假日甚至过年也不休息，靠每年365天、每天14-16个小时甚至24小时的昼夜营业，既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为自己多创了收，又真正提供了便民服务。我在海口有一个亲戚，在报纸吃香的很多年里，就靠守一个报亭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就养活了全家祖孙三代6口人。

民营企业中的外资企业，最初很多年里享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后来虽然取消了优惠，也享受国民待遇，所以发展都很快。民营企业中的国内中小企业，因为越到后来越获得了与央企和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发展也很快。其中很多因为成了地方税收的台柱子，格外得到地方政府以及国家的垂青和扶植，发展成了大型和超大型民营企业，例如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等。

由上不难发现，国家和各地政府主要靠减免和优惠税收、提供优质服务、优化投资和商业竞争环境等手段，确实促进了民营经济大发展，把私有制的优越性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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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直说自己资本主义全盘私有化的制度最好，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最不好，社会主义因此竞争不过资本主义。既然如此，应该中国的国有企业越多，美国越高兴才对，但近些年美国却直接攻击起了中国的国有企业，要求中国减少甚至放弃国有企业。中国的公知群体也遥相呼应，说国有企业存在官员专权和严重贪腐等弊端，大谈“国有企业垄断化”，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

毋庸讳言，中国有九大命脉行业是不允许私企做大的，它们分别是军工国防科技、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金融和文化，这些行业基本是国企控制。但这九大行业的垄断利润，全部由国家所得，亦即由全民所得，而美国军工、能源、金融等所有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全部由极少数个人所得，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吗？

毋庸讳言，国企确实存在官员专权、腐败等严重问题，但国家通过不但建立和完善现代化企业制度、不断加强反腐，在不断解决上述问题。而一些民营企业则是公开专权，合法贪腐，实际上问题更严重。

例如，联想集团高管的天价年薪曝光后才发现，过去三个财年，联想集团的核心人员（37人）总薪酬分别为5.65亿元、9.1亿元、9.3亿元，高管年薪超过2200万元的共有12人。薪资最高的是杨元庆，他2020年从公司领走了1.7亿元。有网友说，杨元庆的工资比苹果CEO库克都高。没错，库克的年薪是1500万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不到1亿元。

例如，恒大暴雷后才发现，恒大不但存在花巨资养美女歌舞团、许氏父子玩私人飞机、豪华游艇和价值600万的豪华轿车等行为，疯狂挥霍实际上属于银行、股民和购房者的公司财富，不但大肆贿赂腐蚀干部队伍，而且通过分红等资本运作手段，通过夫妻假离婚，仅许家印夫妇就捞走了公司600亿元，其中至少向海外转移超过了500亿元。

例如，海航集团2019年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二名，但其打着向海外投资的旗号，高管们借机疯狂向海外转移资产。最终，因为过度向海内外扩张，终于导致这个跨国集团破产重组。

许多股份制民营企业，董事长有如皇上，大权独揽。因股份占比高而控股的董事长，不但是终身制，而且死了后由子女继承其职务，实际上是封建制。至于那些纯私有制企业，更是父死子继的封建制。五指山一个较大型的房地产公司，从东北来海南创业的能干父亲突然死了，只能由子女继承其职务，但其一儿一女都智力平平，完全不懂企业管理，不但公司业务停止发展，而且连守成都做不到。物业管理一团糟，不知那一天会出大问题。

所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各有利弊，关键是看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政府可以对国有企业加强监管，使之趋利避害，民营企业则只能靠自己纠正错误，趋利避害。一些人把国有企业说得一无是处，把民营企业吹得天花乱坠，显然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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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看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七大优越性：

其一，资本主义的资本控制政府与社会主义的政府控制资本。

资本主义的核心词是“资本”，为个人所有的资本强大了以后，必然千方百计控制政府。控制途径：一是通过花巨资操控选举控制，二是通过向政府推荐高官控制，三是通过隐蔽的利益交换控制。例如，西方的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官，卸任后大多去大私企当高管，拿天价年薪，这意味着这些高官和议员在任时，必然利用职权为资本谋过利。

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则不然。一是这些大型国企都实行了股份制，但由政府控股，政府才是真正的大老板，董事长只不过是代表政府行使权力。二是还设立了党委和纪委，在政治上也得接受政府的领导和监督。所以，中国绝对是政府控制资本，而绝不可能是资本控制政府。

其二，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主义的抑制贫富差距。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暴利都为垄断私企所得，这必然不断扩大贫富两极分化，国家要避免贫富尖锐对立矛盾，只能不断提高全民福利。全民福利越高，政府越不堪重负。但事实上，高福利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问题，随着经济的持续衰退，贫富差距矛盾终将爆发。

中国的垄断利润为国企所得，实际上为国家所得，国家可以利用这笔钱，通过第三次分配，例如通过扶贫等手段，抑制和缩小贫富差距。

其三，西方的高成本与中国的低成本。

西方工业企业普遍陷入高成本之困，产品因此没有竞争力。其原因，除了人工成本高之外，电力交通等价格高也是重要原因。因为西方的电力交通行业都是私企，一遇能源涨价，或遭遇自然灾害，必然涨价甚至大幅涨价，工业企业成本因此随之上升。

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电力、铁路、地铁等行业都是国企，碰上能源涨价或自然灾害，国企即使亏损也不轻易涨价。这不仅给工业企业长期保持低成本创造了条件，而且也让所有的中国人受惠。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这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西方难以形成举国之力与中国能够形成举国之力。

这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东方落后、西方发达的全盛时期，西方的高科技突飞猛进，但是现在面临中国的全速赶超，西方却束手无策。因为西方的工业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都是私有的，只可能各自为战，不可能形成举国之力。中国因为大型工业企业，以及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都是国有的，对重点科研项目完全可以形成举国之力进行攻关，因此赶超西方的速度越来越快。

其五。中国能够推行“一带一路”与西方不能够推行“一带一路”。

上世纪70、80、90年代全盛时期的日本，通过小援助开路，大举进军中国，在投资贸易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到了本世纪10年代，中国也需要对外大举投资，但开路之策用的是“一带一路”，比日本的小援助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10余年间中国就与140多个国家建立了“一带一路”关系。

美国急了，号召西方盟友和自己一道也搞“一带一路”，目的就是为了阻挠中国的“一带一路”。

但美国很快就发现自己和西方盟友根本推行不了“一带一路”。因为所谓“一带一路”，就是先投资当事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项目等，而这种投资是短期内没有回报的，而且存在风险。因为一旦发生政治风波等意外，前期投资说不定就打了水漂。只有中国的国有企业才敢于着眼于长远进行这种投资，追求短期见效又怕承担风险的西方私有资本，根本不敢进行这种投资。

其六，私有制国家存在土地兼并与中国杜绝了土地兼并。

凡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土地兼并再正常不过。当绝大多数人失去土地以后，城市经济必须长期繁荣稳定。一旦城市经济持续衰退甚至崩溃，大多数人在城里没了饭吃，又回不了农村，国家势必大难临头。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每隔一两百年就要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兼并。当土地集中到极少数官僚贵族和地主阶级手中以后，一旦遭遇大的天灾或人祸，失地农民没了饭吃，就必然造反，从而轻则导致国家动乱战乱，重则导致改朝换代。

中国现在的土地100%公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能买卖，所以完全避免了土地兼并。

其七，西方资本可以外逃与中国国有资本的中流砥柱特性。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都是私有资本，国家一旦出现大的经济风暴，或者国家要对富人多征税，很多私有资本必然纷纷外逃，从而加速国家经济崩溃和加剧国家动荡。

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占比70%的国有资本都不会外逃，因此国有资本是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有了这个中流砥柱，中国经济再艰困，也不会经济崩溃。

上述中国公有经济的七大优越性，或者已经或者正在或者将要被国家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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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比较一下东西方政府的角色，来看究竟谁的基本经济制度最好。

美国是全盘私有化的基本经济制度，奉行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完全放任资本那只看不见的手主导，政府少管经济甚至不管经济才是最好的政府。其结果，正是资本那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美国产业对外转移，把美国变成了产业空心化的金融帝国。如今面临的世界去美元化巨大难题，美国联邦政府束手无策，依然只能依赖私有化的美联储升息降息解决。升息降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整个世界都越来越能感受到美元长命不了，而与美元陪葬的必然是美国，甚至包括整个西方。因为西方大多数国家也是和美国一样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经济完全放任资本那只看不见的手主导，也是追随美元导致经济金融化，因此与美元陪葬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最初的社会主义中国，奉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农民如何种粮食，工人如何生产工业品，商人如何买卖商品，政府都要管。管得越多，越细，越管不好。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中国逐步形成了“56789 ”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政府对数量占90%以上的私营经济彻底放手了，对资本总量占比70%的公有经济，也放手让它们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去独立自主地经营，只管它们的人事任免、防贪反腐等大事。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集中力量，着眼于长远，40多年一以贯之地谋经济发展大事。

历届政府始终如一共谋的经济发展大事，就是坚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不断完善产业链；就是给工业企业创造低成本的发展条件；就是举全国之力发展高科技，使中国中低端的中国制造不断升华为高端创造。中国因此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最价廉物美，在世界具有立于不败之地的竞争力。

历届政府始终如一共谋经济发展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防范经济风险，化解经济危机，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保证经济平稳发展，使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以上，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不到3%的年均增速。

具体而言，邓小平时期，闯过了最难闯的价格改革关，战胜了1989政治风波后的三年经济疲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两度化解了经济过热，使经济得以软着陆；战胜了亚洲金融风暴；战胜了公有制企业破产倒闭潮带来的7000万人下岗失业潮；解决了农民负担过重问题；通过4万亿投资，战胜了世界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经济的巨大压力。习近平新时代，更是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例如习近平新时代成功预防了房地产风险，化解了房地产泡沫。

我们知道，日本因为没能预防房地产风险，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陷入了30多年的经济停滞期。美国因为没能化解2008年房地产次贷危机，导致诱发世界金融危机。美国虽然通过拼命“量化宽松”美元，将危机转移到了世界各国，但正是从那时起，美元信用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才招致今日的世界去美元化。

中国的房地产热时，地方政府因为有了第二财政——土地，日子过得爽歪歪，经济也好的不得了。房地产热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央政府也没有理由不满意。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增加，主要来源于房子涨价，老百姓自然是更加高兴。

但是，党中央仍然敏锐地意识到了，房地产和实体经济越来越失衡。不失衡，房地产无疑是实体经济；一旦失衡，房地产就变成泡泡经济了。道理再明显不过：中国的刚需导致澳大利亚等国的铁矿石价格涨了一倍又一倍，但中国花高价进口的铁矿石炼的钢材所建的楼房，却大量空置。这些空置的楼房虽然房价还在涨，但已属于泡泡了。

所以中央及时提出了房住不炒，同时减少进口铁矿石，从供给侧改革入手，降低钢材产能与供给。还要求地方政府减少土地供应，要求银行限贷——既对购房者限贷，又对建房者限贷。房地产公司不但被限贷，而且还不得卖期房，它们通过卖期房套资金的路也被堵死了。效果仍然不明显，后来干脆直接限购。

当然，在世界经济泡沫化的大背景下，一直坚持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中国，适当出现一点房地产泡泡也是应该的，合理的，必须的。如果完全消除了房地产泡泡，老百姓的财富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缩水，国家经济总量大滑坡，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为了防止炒房者恐慌性抛售房产，国家不但没有动用收房产税的手段限制房地产，而且本来已经准备收的房产税和不动产税也暂停收取。

正是因为预防及时，所以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得以基本化解。尽管后来中国房地产老大恒大，因负债2.4万亿元而暴雷，但一者因为早已限贷，贷款买恒大房产者都有还贷能力；二者因为早已不准卖期房，钱花了得不到恒大房产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恒大暴雷事件尽管十分恶劣，却不可能诱发中国房地产暴雷。

最后让我们比较一下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才最有生命力。

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要公有制，不要私有制，因此只要看得见的手，不要看不见的手，结果因为双手残缺不全，导致解体。

以资本主义美国为代表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要私有制，不要公有制，因此只要看不见的手，不要看得见的手，结果因为双手残缺不全，沦为依赖美元苟存的金融帝国。美元寿终之日，就是美国正寝之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既要公有制，又要私有制，因此既要看得见的手，又要看不见的手，结果因为双手健全，有为的政府把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优越性都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因此能经受住任何的大风大浪，能长盛不衰，能步入世界舞台的最中央。（未完待续）

（本讲主要信息来源：1、《中国共产党简史》，本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共中央宣传部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讲作者  张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