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丨美国非自由主义的深厚源头_风闻

图源：Sammy Hark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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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非自由主义的深厚源头

史蒂文·哈恩（Steven Hahn）

近日，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唐纳德·特朗普承诺了一个这样的第二任期：以威权主义方式夺权，行政上任人唯亲，大规模驱逐未登记移民，在堕胎方面侵扰女性，开打贸易战，对包括拜登总统在内的竞争对手和敌人进行报复。特朗普先生告诉《时代》：“假如他们说总统没有豁免权，那么我确信，拜登将因他的所有罪行而遭起诉。”

似乎有进一步的证据显示，特朗普先生正设法打造一个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世界。但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前所未有呢？特朗普先生继续在民意调查中领先，这理当清楚表明，他和他的“重振美国”（MAGA）运动不只是其他形式自由民主土地上的毒草。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一位记者就2021年1月6日国会山暴力事件惊呼：“这不是我们这个国家应有的样子，我们一定不能让自己或他人相信不是这样。”人们通常的回应就是这样。拜登先生也说过几乎同样的话。

特朗普先生是第一位在选举中失利并试图继续掌权的总统，这固然是事实，但观察人士已开始认识到，有必要以更长时段的观点看待特朗普主义。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就在不久前，政治“常态”还占据主流。他们未能掌握的是，美国的非自由主义（illiberalism）深刻植根于我们的过去，且受到那些接近表面的做法、关系和情感的滋养，哪怕它们还没有爆发出来。

一般认为，非自由主义是对现代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理念和政策（尤其是那些旨在保护权利和增进早就被被推到美国政治生活边缘的群体的愿望的理念和政策）的强烈抵制。但在美国，将非自由主义理解为条理分明的一系列主张是更妥当的，这些主张相互关联，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这个非自由主义颂扬：性别、种族和国籍的等级制度; 文化同质性; 基督信仰; 为内部和外部敌人贴上标签; 家长制的家庭; 异性恋; 共同体意志凌驾于法治之上;用政治暴力实现或维持权力。这个非自由主义扎根于欧洲殖民时期，从村镇蔓延至政府的最高层。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塑造了我们的相当多历史。若非在赢家的圈子里，非自由主义往往被用来掩人耳目。它几乎从未被彻底击败过。

一些例子或许有些启示意义。尽管人们头脑中想象的欧洲对北美的殖民与母国的做法截然不同，但新的封建之梦仍激励着从南北卡罗来纳到哈德逊河谷的欧美社会的形成，这些社会像从前那样，以地产庄园和强迫劳动为基础，与此同时，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城镇有自己的等级制度，要求服从信仰，并对其成员和潜在的入侵者一并实施严格的治安管理。偏远地区开始充斥着渴望土地的定居者，他们通常形成基于族群的飞地，用狐疑的眼光看待外来者，除了极少数例外，还希望在他们的领地上清除土著人口。自十七世纪早期到美国独立革命期间，绝大多数到达北美的人，要么成了奴隶，要么处在被奴役状态。奴隶制废除后，主仆法学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劳资关系，这种现象被称为“迟来的封建主义”。

伴随美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不只有对原住民的战争和对奴隶的奖掖，还有根深蒂固的反天主教，而且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很久，对天主教徒的敌意仍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美国宪法起草和美利坚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里，君主制方案是得到广泛散布的: 约翰·亚当斯认为，这个国家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包括华盛顿、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内，当时的其他领导人私下里考虑的是，一旦“共和制的补救措施”失败了，国王是否必不可少。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通常被视为杰克逊民主的巅峰时期，但摧残这一时期的是，天主教徒、摩门教徒和两个种族的废奴主义者遭到了暴力驱逐，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原住民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被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印第安人领地”。

那个时代的新民主政治，往往以选举日暴力为标志，先前的竞选活动则充斥着军事节奏，另一方面，民选官员通常离不开精英资助人的支持，以保障他们必须交付的保释金。甚至在州议会和国会中，人们可以挥舞武器，安排决斗; “恶霸”执行他们的盟友的意志。  

当南方各州的奴隶主诉诸脱离联邦，而非在林肯政府治下令他们的奴隶制承受风险时，他们明确表示，他们的联邦建立在奴隶制和白人至尊地位的基石之上。尽管他们的惨败带来了奴隶制的废除、出生公民权的确立（除了土著人民) 、邦联被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黑人选举权扩大（世界上最伟大革命之一的结果），但没过多久，这场废奴革命就被逆转了。

联邦政府很快就允许前邦联成员及其白人支持者重新掌权，摧毁黑人政治激进主义，并且，伴随着私刑（表达白人社区的“意愿”） ，建起种族隔离的大厦:隔离黑人与白人、政治上的公民权剥夺和严厉的劳工制度。已在内战前的北方预演过的种族隔离制度得到了最高法院和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认可。

二十世纪初，少有进步主义者认为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妥。种族隔离似乎成了一种编排“种族关系”的现代方式，而不论是由南方的黑人选民还是北方的欧洲移民鼓动，剥夺公民权都与他们对大众政治的失望形成了共鸣。许多进步人士热衷于优生学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工程学，而且他们通常青睐海外帝国主义; 一些人开始构想如何搭设一个企业化国家的框架：他们都预见到了未来几十年后欧洲的黑暗转折。

事实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见证了法西斯主义的冲动从美国的许多方向涌现，且如同在欧洲那样，矛头指向了政治激进人士。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美国很多地方都赢得了褒奖。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工作的实验室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白人新教原旨主义统治着城镇和乡村。1924年的《移民法》限制了新移民尤其是那些来自南欧和东欧移民的数量，他们被认为在政治和文化上是不可同化的。（约瑟夫·门格勒，生于1911年，卒于1979年，纳粹德国军官，曾于奥斯威辛集中营负责处死囚犯和开展实验。——译注）

最令人担忧的是，受到反天主教和反犹主义以及反黑人种族主义的鼓动，三K党的游行遍布大小城市，肆无忌惮。三K党成为一个群众运动，并掌握了重要的政治权力; 譬如，它对禁酒令的实施就至关重要。该组织在二十年代末解散后，许多三K党徒和女性加入了新的法西斯团体，和更一般意义上的激进右翼队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被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边缘化了的非自由主义右翼重获声势，五十年代，他们通过激烈的反共言行和反对民权运动收获了草根阶层的支持。早在1964年，还在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中，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就开始打磨一套有关白人冤屈和种族对垒的措辞，在中西部和中大西洋地区斩获了民心。那一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竞选固然以失败收场，但仍助力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和自由美国青年组织（Young American for Freedom）发展壮大。

四年后，华莱士以第三党候选人身份动员了足够多的支持，赢得了五个州的选举。1972年，华莱士再次以民主党人身份拿下北方和南方的初选，之后的一次刺杀企图迫使他退出了竞选。对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和女权主义的强烈反对进一步助长了右翼的气焰，为保守派在八十年代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到九十年代初，新纳粹分子和三 K 党徒大卫· 杜克（David Duke）在路易斯安那州议会中赢得了一个席位，在州长和参议员竞选中拿下近五分之三的白人选票。1992年试图拿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呼吁“美国优先”，在边境地区设防 （一道“布坎南栅栏”），为找到美国的“灵魂”打一场文化战争。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则成为右翼和共和党内的一股强大力量。

本世纪，当特朗普先生质疑巴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的合法性（这一项目很快就以“出生地阴谋论”变得众所周知）时，他利用了一个重建时期的种族主义比喻拒绝承认黑人的政治权利和权力的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先生开始巩固一个受委屈白人选民的联盟。他们准备反击美国愈发增进的文化多样性（这在奥巴马先生那里体现出来），以及他们所见证的对传统的家庭、性别和种族等级制度的挑战。他们可以凭借的东西有很多。

回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已然窥见早就令这个国家的政治陷入混乱的非自由主义思潮。他固然惊叹于“身份平等”、社会生活的流动性和共和制度的力量，但也担心“多数的无限权威”。

托克维尔写道: “我最担心于美国的，并不在于它推行极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他提到一些社区“司法权几乎全都掌握在公民自己手里”，并警告说“普通的公民联合起来，也可能建立非常富裕、非常有影响、非常强大的社团，简而言之，即建立贵族性质的法人。”托克维尔哀叹它们在思想上的一致性，他认为，假如美国人放弃共和政府，“他们将迅速转向专制”，限制“政治权利的范围，没收其中一些权利，以让某一个人独享。” （本段引文取自《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本，结合原文引用而有细微调整。——译注）

不论今年总统选举结果如何，托克维尔所忧心的专制主义滑坡，大可能已在展开。哪怕他们试图欺骗自己相信，特朗普先生不会坚持到底，数百万选民似乎仍已摩拳擦掌，要将自己的权利托付给“一个人”，而这个人已经宣布，他打算运用独裁的权力，支持实施报复、镇压、驱逐，并支持厌女症。

只有意识到我们遭遇到了什么，我们才能组织起来捍卫我们的民主的有效运动，依托重要的政治斗争，即废奴主义、反垄断、社会民主、人权、公民权利、女权主义：它们在过往挑战了非自由主义，并提供了在未来指引我们的愿景和政治进路。

我们最大的错误将是，认为我们正在见证这个国家历史上一次非同寻常的背离。因为从一开始，特朗普先生就利用了美国根深蒂固且不断壮大的非自由主义源头。非自由主义的历史就是美国的历史。

（作者生于1951年，纽约大学教授，近著为*Illiberal America: a History*。本文原题“The Deep, Tangled Roots of American Illiberalism”，见于《纽约时报》，2024年5月5日出版。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