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长江江防的绝密情报是如何被拿到的_风闻

中国新闻周刊

2024年05月04日 07:03:34 来自北京

在生死至交的影响下

吴石将军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每逢清明，原农业部部长何康都要率家人去位于北京香山南边的福田公墓扫墓。

在这里，三位老友之墓并肩而立。左边是何康的父亲何遂之墓，右边是何康的岳父缪秋杰之墓，中间则是1950年在台湾就义的吴石将军之墓。三人都曾在民国政府高层担任要职，也都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同行。

何遂是老同盟会会员，但其三子一女一媳皆为中共地下党党员。其中，何康和两位兄长1939年底组成的“特别党小组”先后受叶剑英和董必武单线领导，被视为“战略棋子”。

随着何康和弟弟何达2021年7月先后离世，何家第一二代多已集体谢幕。如今，接续修家族史、张罗聚会扫墓等重担就落在何康长子、第三代中的“领头羊”何迪肩上了。毕竟，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老何家”，其家族的历史也正是中国历史的一块重要拼图。

2021年4月，何迪与妻子王苗访问广西大学旧址，摄于桂林雁山园的大榕树下。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战时农都”

2021年4月初，春寒料峭。98岁的何康在北京医院住院已近两年，90岁的何达确诊淋巴癌晚期，即将入院化疗。何达多年来一直在为家人做口述史，搜集整理资料。入院前，他将这些资料全部托付给了何迪。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何迪家中看到，那是几个白色亚克力收纳箱，上面分别贴着“吴石”“何遂”“何康”的名签。吴石资料箱里，有他的狱中绝笔拓件。

那时何迪刚卸任瑞银证券董事长，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他决定趁着还来得及，踏上追寻父辈足迹的寻踪之旅。

他和妻子王苗首先访问了父亲1940年入读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农学院位于柳州沙塘，拥有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大教授，师资力量很强。除农学院外，沙塘还有农业科研和试验基地，三位一体，被称为“战时农都”。何康曾说，生我父母，育我沙塘。

那时何达在沙塘读小学，在他眼中，广西大学农学院是如此美好。马路笔直，路边高高的尤加利树可用作枕木，校园里还有篮球场、剧场，游泳池铺设着木地板，通往镇里的路上小桥流水，风景如画。

何迪见过父亲保存的大学笔记本，其中有一册用英文、拉丁文和中文列出植物学名，旁边画着对应的植物图。见到花草树木就说出其拉丁学名，成为何康终身的爱好。秋天院子里银杏树金黄，他会说“Ginkgo biloba”（银杏拉丁名），这成为何迪唯一知道的植物拉丁学名。解放后，农林业成为何康终生的职业，直至改革开放后担任了农业部部长。

抗战时，何家五个孩子都曾在广西工作或读书，这是因为，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桂林行营（后改为桂林办公厅）中将总顾问。

桂林行营下辖数个战区，其中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为张发奎，司令长官部驻柳州。1940年起吴石担任了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陈宝仓任该战区中将副参谋长。在12个战区中，第四战区是国共合作保持得较好的。

何遂与吴石是福建闽侯同乡，在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中相识，此时已成莫逆之交。何康在位于柳州的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常得吴石关照。

何康和两个哥哥都已入党，同属于一个“特别党小组”。大哥何世庸是三兄弟的领头羊，11岁就被送到加拿大留学，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沈阳读医学预科，“像换了一个人，发疯一般投身学生抗日活动”，两个弟弟也跟着他走上革命道路。这个特别党小组在叶剑英回延安后改由董必武单线领导。董必武指示他们，“勤学勤业勤交友”，长期埋伏，待机而动。

何遂的另一位至交缪秋杰时任国民政府盐务总局总办（局长），由于这层关系，何家老大和老二都进入了盐务系统工作，以此为合法身份。

缪家大小姐缪希霞也在广西大学读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清秀佳人，校花级人物。何家有四子一女，缪家有四女一子，两家都希望结成儿女亲家。有一天缪秋杰竟直截了当问女儿，“大”好还是“三”好（缪家姐妹对何家兄弟的称呼），并要她早点决定。缪希霞最终选择了比她小三岁半、性格阳光热情还爱批评她的何康为终身伴侣。

1944年湘桂大撤退时，吴石下令军列临时加挂车厢疏散难民，何康和农学院的同学们得以辗转撤回重庆。吴石还派副官将缪希霞、何达等一家老小送上撤往贵州的火车，这位副官，就是日后与吴石一同牺牲在台北马场町的聂曦。

俭德坊2号

2021年8月，处理完父亲和叔叔的后事后，何迪和妻子王苗、弟弟何巍再次踏上寻踪之旅，这一站是重庆。

他们下榻在北温泉柏联酒店，入口处就是父母举行婚礼的数帆楼。1945年双十节，何康和缪希霞在这里结婚。直到两个月前订婚时，何康才正式告知缪希霞自己是中共党员，组织已批准他们结婚。1946年 12月，长子何迪在南京出生。

抗战胜利后，何遂和吴石都回到了南京。何遂继续担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吴石则调任国防部史料局（后改为史政局）局长。这一时期，两人交往更加密切。

何遂和吴石同为新式职业军人，又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皆能成篇背诵《左传》《战国策》等古文。他们都酷爱古典诗词书画，尤其喜爱苏东坡书法。吴石曾刻了一枚闲章“戎马书生”。

诗画唱和是他们精神交流的一种方式。1943年中秋，吴石虚岁50，何遂为挚友写下《百字令·对酒当歌》：“收拾乾坤归腕底，吾辈固应如是。多少英雄，古今人物，去去长江水。”豪情溢于言表。

内战爆发后不久，何家三兄弟的关系转至中共中央上海局，由上海局主管统战工作的张执一单线联系。

1947年10月，上海局成立了瑞明公司，作为新的经济据点。公司名义上由何遂和缪秋杰出资，实际上资金来自上海局，主要为解放区筹办西药等急需物资。何康担任总经理，财会专业毕业的缪希霞担任公司会计。一年后，根据张执一的指示，缪希霞也正式入了党。

何达后来评价，大姐（指排行老大的缪希霞）是个典型的爱情至上主义者。何迪很同意这个看法，他深深感受到母亲对父亲那种无条件的爱和追随，他觉得，那是一种超越政治的纯粹的爱。

何家卖掉了南京老宅，举家迁往上海，住进了愚园路俭德坊2号。这是一栋独门独栋的三层西式小楼，十分幽静，实际上成了上海地下党一处秘密联络点。

2007年，何康带着一家人重访了俭德坊2号。门外，法国梧桐已干老枝粗。登上二楼，何康指着告诉何迪等人，这是爷爷奶奶的卧室，这是他和缪希霞的房间，通阳台的一间是何嘉的香闺。三楼除何达的卧室外，就是一间存放贵重药品的仓库。

何康还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是1948年8月，几个经济警察突然闯入，说是接到举报要搜查违禁物品。当时何遂和亲家缪秋杰都在客厅里，接待的贵客是监察委员张维翰。警察见这几位都来头不小，只草草查看了一下就离开了，要何康第二天去警局接受讯问。其实，当时他们床下就放着X光机，三楼库房里存着盘尼西林等进口药品。当晚缪希霞熬通宵做出了一套假账，又经过疏通，此事以“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那一阶段，吴石是何家常客。他和何遂总是用福建闽侯方言聊天，在何家子女听来“叽里咕噜的比外国话还难懂”。

何遂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政治上清醒而敏锐。他的家庭氛围很特殊，成年子女都加入了共产党，无一例外，他自己也很早就跟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内战爆发后，他越来越相信，救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吴石和何遂完全一样。吴石先后从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成绩都是第一名，有“吴状元”之称，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被视为日本通、军界才子，但他不是蒋介石嫡系。何康曾写到，吴石自视颇高，却一直无缘军队实权，这是他“难解的心结”。他对蒋介石重用嫡系的无能之将深感不平，对蒋介石大打内战痛心无比。

1947年，他在《国防新报》上发表文章：“吾国人心之诟病，频年如江河日下，令人不寒而栗⋯⋯举国滔滔莫不以竞逐私利为务，违法败纪，寡廉鲜耻，残忍刻薄，冷漠无情之事实，随处可见，随地可见。”

吴石在内战早期就预言国军必败，多次对友人喟叹：“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何遂对他说话极其透明，经常慷慨陈词，吴石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意与中共代表直接见面。也正因此，后来国民党方面痛批何遂是“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

1950年，何家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前留影。从左至右，前排为：何敏、何仲山、何迪；后排为：缪希霞、何康、陈坤立、何世庸、何遂、何达、何嘉。

“风萧萧兮易水寒”

1947年4月的一个中午，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在著名的锦江饭馆（也是地下党一个秘密据点）宴请吴石。沟通是闭门进行的，何遂和何康都避到门外等候。之后，何康接到指示，保持与吴石的单线联系。

此后，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何家寓所，张执一和吴石多次单独会面。吴石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大多是自己坐夜班火车来，有时也派副官聂曦送来。

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来，把包括《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国防部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在内的一组绝密核心情报交给了何康。让何康印象很深的是长江江防图，这是一张很大的图，图上标注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他知道这组情报的分量，迅即送交张执一。

情报很快送抵即将展开渡江作战的三野。解放后，三野参谋长张震曾两次向何康提及，这组情报对部队渡江作战帮助很大。

这样的重要战略性情报还有很多。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被有关部门列入隐蔽战线人物书系推荐的《冷月无声——吴石传》写道：“吴石将军本身就是军事战略专家，加上身居要职，因此，判断情报价值驾轻就熟，探取情报如鱼得水，相对容易。其提供情报的价值非常人可比，如同雪中送炭，其贡献难以用语言、数字表述。”

4月下旬，吴石即将南下，赴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临行前一晚，何康夫妇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卡弗卡斯咖啡馆为他践行。咖啡馆是一个白俄罗斯人开的，有个不大的舞池，留声机不停地放着《何日君再来》等舞曲。

当时解放军已首先从安徽胜利渡江，他们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何康已奉命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双方知道今后很难再直接联系，都不胜惜别之意。吴石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没想到，一语成谶。

福州解放前夕，吴石于8月16日飞赴台湾，就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何遂次子何世平已在台中、台南盐务机构潜伏三年多，母亲陈坤立与他同住，何遂和女儿何嘉也已于6月赴台。

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6月，香港报纸登出了上海军管会名单，何康作为农林处处长赫然在列。消息传到台湾，何世平的同事们私下议论纷纷，有人甚至散布“何家兄弟都是共产党”。

8月，吴石和何遂多次以携家人游山玩水的名义密商。吴石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在台湾这个海峡阻隔、交通不便的地方，就需要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这是一种甘冒斧钺的选择。

风声日紧，吴石催何遂一家赶快离台。何遂也担心吴石的安全，吴说自己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块牌子掩护。

何家人分两路撤离。9月1日，何遂夫人、何世平一家与何嘉由基隆乘船驶往广州（当时还未解放），再转往香港。吴石则替何遂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亲自开车送他去机场，目送他上了飞机。

九十月间，吴石亲赴香港，在何嘉的协助下与中共上海局驻港负责人接上了关系。12月，何遂夫妇和何嘉从香港返回了上海。

然而，仅仅隔了半年，就传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1950年6月10日，吴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年仅57岁。

闻此噩耗，何遂痛不欲生，致心脏病发作住院。

何家孙辈们曾回忆，吴石的遇害对爷爷打击极大，他认为挚友是替自己赴难的。何康后来在纪念吴石的文章中写道：“对这位生死知己的死，父亲怀着复杂难言的隐痛，这伴随了他整个晚年。”

“有事找何康”

吴石牺牲时，他的长子吴韶成正在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一天他在学校图书馆翻阅报纸时，从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看到一条豆腐块消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犹如五雷轰顶。

早在父亲刚赴台时，吴韶成有天突然在自己的信箱里发现一个小纸条，也不知道谁塞进去的，上面是父亲的笔迹，用铅笔写着一句话：“有事有困难你找何康。”因此他立即前往上海，找到了时任华东局农林部副部长的何康。

何康除证实吴石确已牺牲外，没有提供任何消息。他还嘱咐吴韶成，不要多说这些事，因为“牵涉的人太多”，万一遇到组织审查，就告诉对方找华东局。

从此，吴韶成和留在大陆的妹妹吴兰成一直守口如瓶，家庭出身一栏里填的是“国民党旧军官”。在台湾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此后也杳无音信。

吴韶成大学毕业后分到郑州的河南冶金局工作，吴兰成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大兴安岭的牙克石林场当了儿科医生，先后入了党。“文革”期间，兄妹俩都受到审查，党籍不予恢复。

1972年，吴韶成向中央写信申诉。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直接过问下，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操办，中央有关机关以密件形式向兄妹俩所在单位出具了公函。公函明确说明，当年为了保密起见未给吴石子女发烈士家属证明书，“今后对吴韶成（吴兰成）同志应作革命烈士子女看待”。

这份烈士证明迟到了23年。作为吴石的直接联系人，何康遵照组织指示让吴韶成兄妹保守秘密，但作为个人，他深感内疚，承受着心灵的重负。

五六十年代，何康奉命来到海南儋州，创建起“热作两院”（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致力于发展新中国橡胶事业。体弱多病的缪希霞也离开北京，随他来到海南。夫妇俩始终牵挂着吴石留在大陆的这双儿女，却爱莫能助。

1978年1月，何康调回北京，担任农林部副部长。他和缪希霞开始尽己所能地帮助吴家兄妹。

不久，吴兰成夫妇从工作了20多年的牙克石林区调入北京。

直到很多年后，吴兰成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促成的。她在发给何迪的微信中回忆，牙克石是一个当年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非常寒冷，冬季气温低达零下40℃。70年代末农林部从基层选调科技人员到部里，其中就包括她的丈夫陈进森，她也因照顾夫妻关系随同进京。初到北京人生地疏，找工作成了难题，是“希霞姐”主动帮她，她才得到去中医研究院信息所应聘的机会，被聘为副研究员。

实情是，1976年缪希霞从广州到北京探亲，途经郑州时专门去探望吴韶成夫妇，得知了吴兰成的情况。农林部从基层选调干部时，正是何康特别推荐了陈进森。

1980年5月，吴石夫人王碧奎移居美国洛杉矶，与幼子吴健成一起生活。为让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母，有关部门作出了特别安排。

这年10月，何康率科教代表团访美，专门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为吴家兄妹赴美打前站。行前，缪希霞细心地帮他把有关部门交代的六点注意事项列在记事本上，包括订票、签证、联络方式等，还有一条是：代表中国政府欢迎王碧奎和吴健成回国，或探访，或定居，领馆将给予签证、经费、机票、交通等协助。缪希霞还附加了自己的建议：了解王碧奎的居住条件和安全情况；吴兰成想参观美国医院、收集医学资料，也请领馆帮助安排。

次年，吴韶成、吴兰成随中国冶金代表团访美，小妹吴学成也从台北赶来。王碧奎当年受吴石案牵连入狱，在吴石被执行死刑后两个月才被释放，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大两个幼年子女。历经32年磨难，一家人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抱头痛哭，吴韶成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

90年代初，吴石骨灰安葬事宜提上了日程。缪希霞建议，在福田公墓购地，为吴石建造墓地。

福田公墓北依燕山山脉，西邻八大处，是北京市高等级公墓，许多社会名流葬于此。“文革”结束后，在缪希霞主持下，缪家从退赔和变卖缪秋杰生前所住四合院的款项中拿出两万，在福田公墓建了家族墓地。

经有关部门同意，就在缪家墓地旁为吴石造好了墓室，竖起了墓碑。墓碑高约1.6米，宽约1米，碑身为汉白玉，顶端刻着一对麒麟浮雕，庄重雅洁，等待着吴石将军的归来。

何康陪吴韶成、吴兰成验收了完工的墓地，又一起参加了罗青长等领导的会见。罗青长对兄妹俩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自己就是当事人之一，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还专门把他找去交代，不要忘了在台湾的朋友。

1993年，王碧奎在美国去世。1994年4月22日，何康代表有关部门主持了小范围的吴石夫妇骨灰安放仪式，吴家四位子女、何家第二代健在者悉数出席。

何康致悼词：“吴石将军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和祖国统一的大业，功垂千秋。吴石将军博学多才，廉洁奉公，忠厚待人，爱憎分明，一生两袖清风，在那个时代实属难能可贵，这是我们亲眼看到和亲自受到的教育。”其间，他哽咽不已，老泪纵横。

在2008年何遂诞辰120周年之际，何家决定建立家族墓。何遂1968年病逝后，骨灰存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家族墓造好后，何家开具证明，将他的骨灰迁出，葬于吴石墓地之畔。

由何达撰写的墓志铭写道：“先生性豪侠，广交游，平生知己莫过吴石与缪秋杰。今三人墓室相邻，岂天意乎？”

北京福田公墓，何遂、吴石和缪秋杰的家族墓相伴为邻。

为了父辈的嘱托

吴石的骨灰入土为安，子女也都得到了妥善照顾，但何康还有一桩心事未了。

直到那时，对吴石的纪念都是在保密情况下进行的。作为历史当事人，何康希望有生之年能将自己所知的吴石事迹书写出来，使他的英名得以在公众中传扬，不受误解，不被湮没。但当时条件还不具备。

时间又过了十多年，来到2006年。这一年，在何康和何达的协助下，民政部正式向吴石子女发放了烈士证书。当年的“特别党小组”，老二何世平已去世多年，何世庸92岁，何康自己83岁，可谓时不我待。

何康邀请大哥何世庸和妹妹何嘉一起回忆，由何达整理，写出了《从大陆战斗到台湾——缅怀吴石伯伯》。口述成文后，何达分别发给吴韶成和吴兰成，请他们过目提意见。

吴韶成建议，将父亲的绝笔诗纳入文中。1981年吴韶成兄妹赴美探亲时，母亲出示了父亲写于一本画册背面的狱中遗书，这首诗就写于遗书末尾。诗中写道：“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何康三兄妹的文章发表于《百年潮》2007年第一期，首次披露了吴石所提供情报的重大价值。第二年，何世庸就去世了。

2013年底，由总政联络部主持，位于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这是为纪念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而建的，在台北马场町一同遇难的四位烈士吴石、陈宝仓、聂曦和朱枫的塑像立于广场中央。

纪念广场落成后，何迪陪91岁的父亲何康、90岁的继母郁隽民（缪希霞1992年病逝）和83岁的叔叔何达去西山拜谒。车停在山脚下，三位老人走走歇歇，累得直喘气，但坚持要爬上去。在吴石塑像前，何康眼泛泪光，深深行了三鞠躬礼。

吴石狱中遗书还提到两个遗愿：一是希望“诸友好”为他编印其生平军事著作和诗词，二是希望子女将他所收藏的书整理保存，设立小规模图书馆，“俾我爱书与好读之美习，传诸后人”。但这两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吴石被捕后，他在台北的寓所被查抄，手稿《左传兵法》以及为写作《新国防论》《抗日回想录》等文稿所搜集的资料片纸未留，家中藏书也全部散失。

2021年，何康和何达去世。吴石的遗愿，也成了他们未竟的心愿。

这个遗憾终于得到了弥补。经过吴石传记作者郑立等人十年的努力，60多万字的《吴石遗墨》2022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何迪将父亲和叔叔留下的资料编撰成书，2023年出版了《何康的青少年时代》和《何康海南岁月家信文稿珍辑》。其中，《何康的青少年时代》完整记录了“老何家”的悲欣往事、与吴家的几世交往。

2023年6月10日是吴石殉难73周年纪念日。这天，何迪代表何家，吴韶成之女吴红代表吴家，一同将何遂和吴石的诗画合璧之作《长江万里图》无偿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实现了父辈最后的嘱托。

《长江万里图》武昌段，何遂作画，吴石题诗。

《长江万里图》何家珍藏了80年。这是一幅长达66.4米的长卷，完成于1941年，何遂作画，吴石在九江段、武昌段、三峡段和川江段上分别题诗四首。何达入院化疗前，将这幅画交给了何迪，要他将来与吴石后人一起捐赠给国家博物馆，以免这一珍贵文物流转之下进入拍卖市场。

何迪觉得，从这幅宏大作品中可以窥见何遂和吴石的精神世界一隅。他们骨子里都有中国传统的“侠”与“士”的精神，有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有诗词书画的逸趣横生，有苏东坡等先贤铁板铜弦的豪迈。这些先贤多曾怀才不遇，或有被误解被冤屈的经历，但从不会淡化对国家的忧思和内心的济世情怀。何遂、吴石就是在这样的传统文化滋养下，与自己所景仰的那些“武胆文心”的古代士人发生着精神共鸣，在历史关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就如同吴石在《长江万里图》武昌段题诗中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