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革命」客观上有利于澳门顺利回归_风闻

　　四月二十五日是葡国「四二五革命」五十周年。葡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当天在首都里斯本市中心塔霍河畔的一个大广场上举行的军事仪式，将几周内举行的数百项纪念活动推向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葡萄牙大使赵本堂，也应邀出席「四二五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这个纪念活动，有葡国总统德索萨、安哥拉总统洛索、佛得角总统内维斯、几内亚比绍总统恩巴洛、莫桑比克总统纽西、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诺瓦、东帝汶总统奥尔塔、葡国议长阿吉亚尔•布兰科、葡国总理蒙特内格罗以及各国驻葡使节、国际组织代表等共同出席。在澳门，也有若干葡裔居民出席了纪念活动。

　　本来，笔者是有意在四月二十五日当天，发文抒发自己对「四二五革命」的感想的，惟因当时一连几天澳门都有「新鲜热辣」的重大情事需要述评，因而搁置了下来。现在，就抓着四月的「尾巴」，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四二五革命」又称「康乃馨革命」或「鲜花革命」。其历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帝国英国及法国等纷纷自愿或被迫放弃其殖民地。葡国的萨拉查法西斯军政权却拒绝放弃其殖民地，并凭借加入美国领导的「北约」，尝试抵抗殖民地发起的具社会主义色彩的非殖民地化浪潮，幷因此爆发了长达十多年的殖民战争。长久的战争和庞大的军费，令萨拉查军政权失去了很多葡国人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的支持。这些中下级军官组成了「武装部队运动」，于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里斯本发起政变，期间幷有很多平民自发参与。在政变期间，民众将康乃馨插在了军人们的步枪上，「康乃馨革命」便由此而来。「四二五革命」推翻了二十世纪西欧为期最长的独裁政权（四十二年），新军人左派政府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放弃海外殖民地，导致葡国在世界各处的殖民地纷纷脱离葡国统治独立。但因撤离时未有善后，前殖民地莫三比克、安哥拉独立后随即爆发多年内战，葡国被迫收容多达一百万的葡裔难民。

　　基于葡国左派新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更是基于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接受中国政府的意见，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清单」中剔除出去，葡国新政府先是废除了澳门「海外省」亦即是将澳门视为「殖民地」的定位，并从澳门撤军，《葡萄牙共和国宪法》更是明确表明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正因为如此，以华年达为首的澳门左派葡人在佛笑楼餐厅集会，响应祖国的「非殖民化」政策，连署要求葡国政府将澳门交还给中国。但可能是当时「中苏大论战」的硝烟仍然尚未完全消散，而且葡国政府是由信仰社会主义的政党甚至是一度由葡国共产党执政，而葡共当时倾向于苏共，被澳门爱国爱澳团体甚至是北京视为「葡修」，认为这是「葡修」附和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公开信中攻击中国「没有收回香港、澳门」的观点，再加上中国当时处于「文革」后期的混乱状态，无暇顾及澳门的事情。另外，也是基于毛泽东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并担心将会影响香港，因而据说由柯正平委托何贤，出面劝说这些左派葡人朋友。

　　华年达等左派葡人的举动，吓坏了澳门的右派葡裔居民，成立了一个「维护澳门人权益委员会」，亦即「公民协会」，与华年达的「民主协会」相对抗。而在澳门的葡语语境中，「澳门人」只是专指在澳门的葡裔居民，并不包括占人口多数的华人。而在「四二五革命」之前，澳门长期实行殖民管治。从葡国派来的高级官员，只是掌握核心政权，基本管理是依靠土生葡人。而这些殖民主义情结浓厚的右派土生葡人，对华人居民的态度极为恶劣，因而才导致爆发了「一二三事件」。该事件的本质就是民族斗争，只是后来也被衍生一条「国共斗争」的支线。在葡方的「认罪书」中，增加了将所有蒋帮机构及人员驱赶出澳门，及禁止「挂伪旗，办伪庆」的条文内容。此后，澳门就成了「半个解放区」。

　　但在对澳门管治上，土生葡人的右倾恋殖情绪仍然浓重。甚至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建交，双方签署了「澳门是中国领土，暂时由葡国管理，未来由双方协商处理澳门问题」的秘密协议之后，一九八零年初，澳门的右派土生葡人议员，借着修订《澳门组织章程》之机，要塞进「澳督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条文内容。要知道，当时只有葡籍人士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依当时《葡国国籍法》「出生地主义」规定而获得葡国护照的华人，并不热衷选举此「玩意儿」。因而一方面，南光公司发动澳门各界别社团，以各种方式批评「变相澳独」的行为；另一方面，何贤、马万祺等华人议员，与澳督委任的葡人议员，以拒绝出席立法会全体会议作抵制，使会议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

　　但《立法会章程》规定，议员凡是无故缺席五次会议，即丧失议员资格。而华人议员和官委议员已连续缺席了四次会议。就在此危急时刻，澳门南光公司（即现澳门中联办的前身）与澳督伊芝迪将军邀请广东省长习仲勋正式访问澳门，使得华人议员都得以「参与接待习省长」为由，向立法会请假，具有了继续拒绝出席立法会会议的正当性，使立法会无法继续开会，更是无法赶在葡国国会届期结束之前完成审议「修章法案」，从而粉碎了「变相澳独」的阴谋。

　　一九八四年初，左派军人澳督高斯达将军针对当时澳门仍然实行「殖民地式」的公共行政管理，有意引进西方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就籍着某据位的土生葡人官员出售葡国护照，及公共行政机关中普遍的贪污行为，决定利用「双轨立法」，为设立行政暨公职司（即现行政暨公职局）立法。立法会中的右派葡人议员要「追认」，高斯达以此为由，向葡国总统建议解散立法会，从而引发一场政治风暴。高斯达为了稀释右派葡人的被选举权（当时三百多票就可当选直选议员），打破右派葡人对立法会直选议席的垄断，决定向全体华人居民开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不知为何，澳门的传统爱国社团，先是抵制选民登记，后是组织「联合提名委员会」，要将四年前被他们批评为「变相澳独」的恋殖右派葡人重新拱进立法会，并将左倾的华年达排除在外。但在四年后的一九八八年立法会选举，曾经对右派葡人的「殖民式」管理深恶痛绝，因而深度参与「一二三事件」的老工人，不再「一切行动听指挥」地投票，因而导致「联合提名委员会」选举失利，差点连第三席都不保。

　　应当说，高斯达摒除「殖民地」式管理，引进西方现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在客观上为后来的澳门回归，扫除了一个重大的障碍。而高斯达向华人居民开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是在客观上为「澳人治澳」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参与「四二五革命」的左派军人高斯达将军，其所作所为在客观上有利于后来澳门的顺利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