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中的智慧_风闻

   上周五，思政专业有同学问：

  “老师你好，我看书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话，反复阅读还是感觉很绕，中间那段话也看不懂，我就想来请教一下您。”

   这位同学说看不懂的这段话，是冯友兰《中国哲学筒史》第一章里的一段：

   “当我们思知识或谈知识的时候，这个思、谈的本身就是知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它是"思想思想"；思想思想的思想是反思的思想。哲学家若要坚持在我们思想之前必须首先思想我们的思想，他就在这里陷入邪恶的循环；就好像我们竟有另一种能力可以用它来思想我们的思想！实际上，我们用来思想思想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用来思想的能力，都是同一种能力。如果我们怀疑我们思想人生、宇宙的能力，我们也有同样的理由怀疑我们思想思想的能力。”

   

我问她：“有什么不懂？”

    她说：“是这样的，里面提到“哲学家必须思想我们的思想”，其中“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啊，感觉跳得很快。意思是不能先有思想，而是得先有思想的能力吗？”

    我解释道：“意思就是“对思想的思想”与“思想”是同一种能力，而并不是两种能力，不能割裂，不能以为是先有前者再有后者。”

    想了想，我又打了一个比方：

  “如同我照镜子，是同时看见镜子和镜子里的我自己，而不是先看见我自己，再看见镜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思想时，就在思想我在思想，如同我在照镜子的同时，也就看见自己在照镜子。”

    这个比喻看来终于解了她的惑：“恍然大悟！谢谢老师！！打扰老师啦。”

    我们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回答问题，如果善用比喻，会很有帮助。

    我们常说哲学是抽象思维，但实际上哲学家

也最擅长使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问题。而且正如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的，比喻具有“多边”性（《周易正义•归妹》），因此，抓住喻体的什么性质来作文章，会成为不同学派的一个争论焦点；而以什么样的喻体才能更好地排除歧解，直指精义，也会成为同一学派谋求理论改进的重要支点。

    这方面最有名的例证之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形神关系的讨论。

    东汉的唯物主义者桓谭首先提出了以烛火喻形神的观点，认为形体如烛，精神如火，他说：“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更不能“后燃其他”。正如离开了烛就没有火，但火灭了还可以有烛，所以精神离不开物质形体，而物质形体却可以离开精神。

   可是这个“烛火之喻”（包括类似的“薪火之喻”）有其弱点：

   1.它难免让人们将形神关系设想为“烛”与“火”那样的外在空间关系：“火在烛之上；烛在火之下”；

   2.这样一来，也就容易将“神”移到别的“形”上去，就像把一支烛上的火点到别的烛上去一样；

   3.甲烛上的火点到了乙烛上，可以被理解为“火”没有变，还是原来的火，只是换了个位置，而“烛”却不是原来的“烛”了；

   4.这样一来，“火”反而成了比“烛”更能保持同一性，更稳定更长久的东西；

   5.于是“火”所喻指的“神”反而成了稳固不变的实体——这就与桓谭原来的论证意图背道而驰了。

    而这个弱点果然就被唯心主义者利用了。东晋的慧远和尚就借助“薪火之喻”宣扬精神是独立的实体，不仅可以暂时住在形体之中，而且可以由此一形体转到另一形体上去。他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沙门不敬王者论•形灭神不灭》）。

    南朝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提出了“形质神用”的观点，认为形是物质实体，神是形体的一种功能或作用。而且因为意识到了“烛火之喻”的这个弱点，他以“刃利之喻”代替“薪火之喻”来说明形神关系中神对形的依赖。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神灭论》）。

    不难看出，范缜以“刀刃”与“锋利”喻形神，克服了“烛火（或薪火）之喻”形神相互外在的弱点，将中国古代哲学对形神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能提出这样贴切而精妙的比喻，正是范缜卓越的哲学智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应该着重向他学习的地方。

    我讲西方哲学史时，也讲到过一些很重要的比喻，如柏拉图的“洞喻”和“线喻”。而“洞喻”“线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直接阐释了一些什么观点，更在于“洞喻”本身将人的感性描述为一个模糊黑暗的封闭空间，“线喻”则将人的认知内容作了机械的线段切割，将其中的某些部分固定在高位，另一些部分固定在低位——这些比喻中所内含的思维模式对西方哲学史的影响在我看来是极为深远的。

    智慧从本质上说，是把异质的东西打通。

    比喻，显然是一种用来打通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