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发动金融战是不可能得逞的_风闻

首先要明确的是，在现代经济中，资本的实质，就是总产出的分配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的首要属性是带来剩余价值，西方经济学把资本和各种生产要素混同起来。这些解释都有很深刻的道理，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在这里用两三句话来说明资本这个大葫芦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无论任何时刻，地球上可供人们支配的总产出，都有一个确定的量。世界上所有的钱加在一起，必然要和这总产出对应起来。可以是100产出对应10000块钱，也可以是10000产出对应100块钱。

绝大多数时候，个体的产出、个体拥有的货币量，相对于全世界的总量，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关心的是，自己能多一点钱，还是少一点钱，是多消费一点，还是少消费一点。

但请想这么一个问题：假设有一个人，或者有一群人，他们手中掌握了全世界70%的货币，会发生什么？

显而易见，当一小部分人能够掌握大部分的产出，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了，而是个政治问题。对社会总产出的优势支配力，传统上只能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来行使；如果一小部分人可以这么做，那么他们就已经获得了与国家政权相似的能力。政权可以通过支配产出中较为重要的部分为自己加固；这些人也可以通过支配产出，来为自己的优势地位加固，从而获取更多的货币，然后支配更多的产出……如此循环往复，直至他们能够掌控全部的产出。

权力——资源的支配权——这才是资本的真正面貌，也是资本家的终极归宿。

资本家是不会停留在追逐利润的。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学习永远是为了考高分一样。在不断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资本家会积累大量的货币。不断积累货币，就是不断积累对产出的支配权，这个量变终将诱发质变，让一个或一群资本家意识到，自己手中的货币，不仅是一种经济权力、不仅是为产出增殖服务的——这种庞大的支配权还是一种（当量足够多的情况下）政治权力，可以用来构筑一个庞大的、以各式各样生产和服务为零件的（当然都是以明码标价的形式）大机器，来搜集情报、培养代理人、设计制度、巩固阶层利益。

当然，这种政治权力的后盾不是枪杆子，而是钱袋子。枪杆子往往在矛盾最激化时候使用，钱袋子则可化解问题于无形。枪杆子的权力使用起来困难，钱袋子的权力使用起来可以是零打碎敲、步步为营，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终构成一个完整的图景——这恰恰是资本家最擅长的市场渗透。为了打破枪杆子对钱袋子的控制，资产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开战了；为了让这个零打碎敲、操控人于无形中的体系维系，资产阶级必然要谋求消灭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不允许自己被当作工具操弄（地主阶级倒是乐于这么做，毋宁说他们从来就是以此为乐的）。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世界”，所谓的“自由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就是为了维系钱袋子逻辑——枪炮一响，生意还怎么做呢？可是，资产阶级毕竟逃不掉矛盾律，一旦没有钱赚，他们又要想办法推动战争了，也就是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只有混乱和波动，才能让钱袋子的运转、钱袋子包着的那一团阴暗运行的权力系统，能够继续叮叮当当地运转下去。

到这里，我们就和马克思主义对利润的定义重新挂上钩了：

利润，从货币来看，是收入减成本，即收到的货币量超过给出的货币量——但这没有说完，只说了货币的流动。

从产出支配权来看，卖东西获取收入的时候，买家给你货币，也就是同时让出给你你等值的、对社会总产出的一部分支配权；你在雇佣人力、购买货物、租用各种要素来生产商品服务的时候，你是货币支付方，于是你的成本，就是你让出的产出支配权。利润的实质，是资本家在各种辗转腾挪的过程中，产出支配权不断膨胀的结果。

从产出支配权来看这个问题，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迅速扩张一定是带血的、资本往往与尔虞我诈操弄人心联系在一起。很简单：正常情况下，你几乎不可能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因为资本的迅速积累的另一面一定意味着你产出支配权的迅速扩张，而个体的产出支配权和你的产出贡献应该是大体相等的，即便在一两笔交易中获得了一点点多余的部分，也很容易失去。所以，想要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必须通过非常规的方法，迅速获得远超个人产出能力的产出支配权。这要么是出于发明创造，比如原先大家都在吃面粉，你突然创造出面包；要么就要出于对别人的产出支配权的巧取豪夺，即让他人出于恐惧、期待、误解等等理由，自愿不自愿地放弃超过正常水准的产出支配权，从而让你来支配相应的部分——这两种方法往往是同时存在的，而这两种方法指向的所有这些产出的根本的面貌，便是人类的劳动了。

资本积累不仅通过商品服务的买卖——这已经是小儿科的东西。在现代社会，金融成了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手段，也成了资产阶级实施控制的核心工具。

一切金融，就是融资和投资、借钱和还钱。

从货币的角度来看，投融资就是一群人把钱交给另一群人，让另一群人去找让钱增殖的手段。比如储户把钱存在银行，银行用这个钱放贷，企业收到贷款。看起来，储户是钱真正的来源，是财神爷，按理来说地位最大；银行地位次之；贷款者最末。

从支配产出的角度，这个链条是反过来的：谁把钱交出去，谁就交出了一部分对市场上产出的支配权。谁得到了这个支配权、从而能够支配组合各种商品和服务呢？是被投资方。这个分配权不是直接交给了被投资方手中，金融体系会从中挑选，在诸多潜在的被投资方当中，选择那个看起来最能善用（与货币对应起来的）这部分产出支配权的某个企业。

所以，如果我们从资本的真正逻辑，也就是产出支配权的角度来看，银行等等金融机构，当然是权力最大的，因为当储户存钱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放弃了对市场上总产出的支配权了。那么这么多的东西谁有资格来支配呢？当然是银行，也就是金融资本。现代西方社会中，金融体系掌控了绝大部分的货币，也就掌握了绝大部分的产出支配权。在金融体系高度发达的地方，金融等同于政府——一切产出、一切产出的支配权，到头来都通过借贷关系、投融资关系，操控在金融机构手中，操控在金融机构的各种报表、银行家和投资家的酒局球场上面。这种打打高尔夫就决定百亿美元流动、产业兴衰的场景，与十九世纪之前贵族吃饭喝酒发动战争，从政治上看没有什么区别——仍然是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只不过决策者从贵族变成了垄断资本家，施行的工具从官僚机构换成了金融机构，谋求的东西从领土与国民变成了赛道和生产要素……

总之只要回到资本的本来面貌，回到商品和货币的真正运行机制，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归根到底一句话——货币在谁手里，谁就有产出支配权，谁就是实际上的权力者。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一些所谓的棘手问题。

一是美国的金融收割问题。

美国收割全世界的方法，就是通过美元霸权。美元霸权的实质，就在于我们说的，货币在谁手里，谁就有产出支配权。

如果是国内，我赚了100亿，这100亿理应变成我支配国内产出的权力。在国际上却不行，你通过外贸赚了100亿，这100亿却是美元的形式。你要么把它花在其他国家身上，去购买其它国家的货物，要么用美元去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

当你用美元购买美债，美国就通过卖给你一张债券，把美元收了回去。于是这100亿美元的全球产出支配权，就回到了美国人手里。以中日韩为例，东亚地区的外贸始终非常强劲，然而买美债也买得很多。对一部分决策者而言，买美债的理由是所谓维持汇率稳定、抄底收益率赚投资差异。真的是这样么？

这个循环的实质，在于东亚接受了美国援助之后，随着援助进来一波美式决策。汇率稳定、投资收益当然是真实存在的，但它是表。美国人逻辑的里子在于，美国先用美元投资东亚，也就是把美国占有的全球产出支配权分一部分给东亚，让东亚这些勤快聪明的人去形成超额的外贸收益，也就是赚取全球产出支配权的增殖。这个增殖东亚国家一分也别想留着——美国人会时时刻刻用金融制裁、金融危机敲打你，让你知道不去买美债、不把这个增殖的大头交还给美国，你就没有好果子吃。

与此同时，美国人拿这个增殖出来的支配权做什么呢？他会用这个支配权去发展自己的同时，反过来控制你。中国在全世界赚了外汇，对应的产出支配权，本来可以用作在全世界搜罗资源和人才，为中国所用。现在，因为这个外汇被拿来买美元，这些好处就要为美国人所用。于是，本应是中国占有美国的产出，反过来变成了美国占有中国的产出。你每年买100亿美元的美债，就相当于让美国人可以用100亿美元通过设立奖学金、设立投资基金、豢养水军的方式，来反过来吸纳、掌控、影响中国自己的人才。你好像赚了投资收益，但这个投资收益是哪里来的？恰恰是美国人吸纳你的人才、把你最顶尖的科学家和公司控制起来搞出来的。整个游戏，就是中国人苦哈哈赚钱，赚完了交给美国，美国说我来替你挣钱，结果挣钱的法子是把你最先进的人和企业搞走，而且在社会中培养代理人——等到后发的工业国搞明白这套游戏的时候，对不起，这套代理人体系、意识形态体系已经完成了，美国甚至可以不用大把撒钱，只靠嘴皮子，也能让你的顶尖人才永远往外流，真正的体系性压制就完成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美元资产余额上升最快的时期，恰恰也是人才向美流出最快、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最严重、西方代理人扩张最猖獗的时期。

现在，游戏已经停止了。这个游戏最大的漏洞在于美国人把中国人想得太简单了，也把这个游戏想得太理所当然了。

在这套收割战术面前，一系列中国特色的体制，让人才留在了国内，实现了差异化的发展。当中国国内的市场供需大到一定程度，中国的外贸比重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在国际上打压汇率就没有用了，因为总有人想要买中国的商品，总有人要兑换人民币——这就维系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当然，冲击还是有的，但绝不会发生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种程度的波动。失去汇率大棒，美国就失去了逼迫中国买美债的最大理由。就在当下，中国和许多国家，选择了减持美债而不是增持美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里外里两倍速地摧毁美国收割体系——本来是美国占有中国的产出支配权来压制中国；现在，不仅是中国可以去占有美国的产出支配权，而且不再受美国的操弄和破坏之后，中国的发展会变得更好、更快。

在这个格局下，美国人能做的事情很少。它们想要收割别的国家，结果发现，有中国这个榜样，谁也不让他来。只有已经完成体系性压制的欧洲和日韩，才能接受这种收割，但也收割不了几毛钱。为了不让中国反过来占有、支配美国的产出，它就搞各种排华法案。然而你美国能有几个产出？什么金融法律服务这些虚头巴脑的我们不稀罕，高科技的东西我们也有，一般制造业我们更多，或许只有大面积种植的农作物还有些价值。

简言之，美国的这套以金融为基础的全球帝国主义掠夺机制，已经无法通过外力改变中国了，所以它在过去几年迅速转向，试图通过内部来攻破中国。

这就要引出房贷和地方债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是债务问题、金融问题，实质是发展模式问题，根上是发展理念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问题。

从货币的角度看，在房产扩张的过程中，大量储蓄用来支付房屋首付和尾款。这些钱一部分流入金融系统，一部分流入地产商和相关企业，一部分流入地方财政。对购房者来说，储蓄用于房子的比例太高之后，用来消费和生活的钱不足了，于是出现了各种问题。如果房价下跌，那么他们支出的钱就要大过手中房子的价值，此时还会让许多人背上负债。

怎么办呢？一批所谓的经济学家说，要大放水，要救助房企。

先不要急，让我们从产出支配权的角度看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房地产经济有个前提，就是中国老百姓的高储蓄率。

储蓄就是放弃货币、进而放弃货币对应的产出支配权。所以，高储蓄率就是中国老百姓大量放弃对社会产出的支配权，让金融和其他系统来支配这部分产出。大量储蓄最终涌入地产，本质上就是银行让地产和基建部门来大量支配老百姓放弃的、让出来的这部分社会产出。

我们说中国老百姓习惯高储蓄率，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习惯大量放弃对社会产出的支配权呢？

从表面看，这是储蓄习惯、风险厌恶的影响。从根本看，这个问题有两面性：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处在城市化工业化阶段，各项基础建设有着很高的回报率。此时，地产和基建相关部门来支配这些产出，是有合理性的。另一方面，在大城市化、大基建过程中，老百姓产出的相当一部分商品和服务，诸如钢筋水泥、地铁轨道等等，老百姓当期是消费不了的，而是要过一段时间，等这些东西形成城市了，老百姓才能使用上。

即这里既有一个产出在空间上分配优化的问题（即资源集中到城市、小城市资源集中到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到核心都市带形成现代工业化生产场景），也有一个产出在时间上分配优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了居民部门长期放弃产出的支配权，通过金融部门交由建设部门来支配，既有合理性，也有必然性。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事情走向了它的反面。单一种分配产出的模式、一种利用产出的场景，不可能永远都是先进的——在我国城市化不充分的时候，这是先进的、能动的；在城市化已经很充分、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候，这种链条的扩张就是落后的、反动的。那么，随着这个事情先进性的消退，与之相关的人事物，从道理上，应当逐步地缩减其支配产出的范围。

但这是不可能的。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迅速积累起资本的一批人，发现了资本的权力本质，进而想要维系住这个权力。他们的做法，就是无限扩大这个通过城市化场景、通过基建城投等等资产债务链条驱动，想方设法来放大、捍卫自己业已得手的产出支配权。

这便是地产城投问题麻烦的核心：人们想从经济层面解决它的时候，发现它早已转化为一套政治层面的问题，早已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整套权力维系机制——一整套为了自身社会产出支配权而发展出来的盘根错节的体系。这里既有论述房地产还能继续发展几十年的写手，也有以“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相胁迫的地方官员，还有通过各种建模给出“此路不通”的金融家……所有这些人，披着一个名为城市化的大场景，开动着一个名为城市化的大机器。这个大机器一边消耗了中国的大部分产出，一边也给出了中国的大部分产出。这个城市化大机器不关心产出是不是先进，它只关心机器本身是不是能变得更大、拥有更多的产出支配权——只有机器变得更大，组成这个机器的每一个零件——里面的人，才能变得更大、才能拥有更多的产出支配权，才能比别人过得更好、地位更高。

我们面临最棘手的状况，也是这些人最喜欢拿来胁迫的论点，就是万一这个链条断掉，居民的财富会受到巨大影响。房价一跌，你还敢消费么？消费没了，谁敢投资呢？资金链断了、投资没了、消费没了，经济不就完蛋了么？

不妨看看这个问题的实质：所谓居民财富受到巨大影响，是因为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建立在投资泡沫之上。泡沫从货币的角度看，就是一堆人用巨大的财富买房。从产出支配权的角度看，则是人们甘愿不正常地超额放弃产出支配权，就是为了占有某些特定的产出（比如房子）。

这个过程是如何损害经济的？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极短时间内接受极大量货币流入的人，也就是产出支配权迅速膨胀的人，没有用好这些资源——无论是地产商本身，还是靠投资地产发家的人，他们拿到资源做了什么呢？做局！做一个维系这种单向财富流入的局。他们既没有把对产出的支配权转换到扩大再生产上面去，也没有转换到研发和生产力上面去。他们做的，就是拿下房地产这个局之后，利用手中的产出支配权，一个接一个地把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等其他领域，变成类似的局。他们披着企业家的行头，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说什么市场经济才能让企业家全力以赴，企业家才能为社会带来创新和价值。实际上，他们就是当代的地主阶级，地产也好、医疗教育也好，都不过是他们的田。

现在，人民群众醒过来了，无可收割了，不让他们收割了。在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要求下，这种存量争夺远大于增量产出的模式要被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抛弃了。他们就恐慌，因为在进步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他们这通过巧取豪夺、拉帮结派形成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和远超出他们实际贡献的、溢出的产出支配权，是完全不能保持的——一堆只知道玩弄资源、兼并土地、疏通关系的地主们，怎么可能扛起生产力进化的大旗呢？所以他们要跑掉，要“润”，要去能让他们继续这样做的地方。看看这些人的嘴脸：润到哪里，都是买地、买房子、办厂子、炒地产。他们的格局和眼界不过如此。

到这里就发现，中国有一批人，假扮企业家不说，还炮制了一套假企业家叙事。口口声声说创新、价值，实际上是兼并、掠夺。他们的全部本领，就在于搞灰色收入、搞团团伙伙、搞威逼利诱。他们的全部成果，就是把投机思维、面子思维灌输给善良淳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目的就是让中国人为了面子、为了短期收益，掏空六个钱包去买房，从而超额放弃自己产出支配权，乖乖交到这些新地主阶级手里。

不仅如此，落后的阶级一定是要结成联盟的。他们也知道自己这套玩不长久，于是他们必然寻找外部靠山，与西方垄断金融资本勾结在一起。为了交这个投名状，他们不仅要在西方置办资产，还要把孩子送到西方。他们乐呵呵地以为是去接受“文明”洗礼，殊不知豪宅就是抵押、孩子就是人质。他们为了讨好西方人，还要搞教育、搞文化产业，以为通过艺术、教育、医疗这些所谓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就能混入西方上流社会。然而，西方人真正关心的，既不是你，也不是发展，而是这些新地主阶级在花钱渗透上层建筑、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为了讨好西方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明程度”，会处处按西方的意思办、以“美式对标”、“美式体系”为荣。

最后他们发现，无论怎么样，在西方都只能是二等公民，永远要受白眼。受白眼就对了！西方人越鄙视这些人，这些人就越勤快地拿着自己的钱，去办西方人的事，去让社会的方方面面按西方人的部署转化——这个系统运行得这么良好，就是建立在你永远是二等公民、你永远追求成为别人的一等公民这个基础上。

事已至此怎么办呢？

国内的债务链条，本质上就是产出支配权的错配。这个错配被一些人说成是修复资产负债表，然后用日本的例子说这个必然要失败，这就是典型的没有脑子。

修复产出支配权的错配只有一个途径——把产出支配权交给正确的人、运用在正确的地方。中央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国内大市场+新质生产力。90年代的日本，既没有国内大市场，也没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外部环境（因为已经被美国系统性压制了），它必然失败。中国则不然，国内大市场的建设还有很大的空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就更大，而且我们有着极好的体制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在短时间把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打通，迅速完成这个转换。

中国的房价没有崩溃，中国的产业也没有衰落，反而更强劲了。对日韩这些被美国系统性压制的国家来说，房价崩溃和金融崩盘是必然的，是一鲸落而万物生——鲸就是日韩的本国地产经济，这个万物则是美国的市场、美国的新质生产力。对完成反压制的中国而言，这个万物生是长在中国自己身上的，地产经济交出的每一份产出支配权，都能在中央的调控、国内大市场的运作下，变成新产业、新气象的肥料。

至于垄断着大量的超额产出支配权的新地主阶级，按他们的习性，是永远不可能吐出来的。他们是最敌视中国的发展的一群人——这种深入骨髓的敌视，西方的洗脑和渗透只是外因，内因是他们心里清楚，自己有多反动、多落后的。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是能醒悟过来，而大部分，是要拼命地转移资产，宁愿这些产出支配权烂在国外、被西方没收，也不可能投回到中国国内。

那就让他们烂着吧！他们乖乖交给外国人的每一分产出支配权，最终都要通过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在全球的扩张、人民币的国际化、新时代全球公共服务的建设，从外国人那里绕个弯子收回来。只不过这一次，没有人能用那一套新地主阶级的手法把这个支配权骗到在自己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