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洋厂长”是如何引进的_风闻

中国新闻周刊

2024年04月23日 07:00:35 来自北京

“格里希效应”带动了引智工作

1954年4月9日，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前身“政务院专家工作局”正式设立。

70年来，从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援建，到改革开放后的“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再到现在的“绿卡直通车”，中国人才引进与交流的步伐始终没有停下。

援华十年

1949年，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时，200多位苏联专家随行来到北京。外国专家接待工作就此启动。

在周恩来提议下，1953年政务院下设专家工作组，由伍修权、齐燕铭、杨放之、钱俊瑞、马列、张行言、赖祖烈等九人组成。同时，设“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事务管理局”，作为工作组办事机构。

杨放之兼专家工作办公室主任，吴凡吾任副主任。办公地点就在中南海西花厅旁，周恩来早起到湖边散步，从办公室就能看到。

初期，一些专家没有受到足够重用，坐了“冷板凳”。1954年3月24日，周恩来专门召集部长会议，政务院所有部门参加了。他在会上点名批评了一些部门，要求以后每半年写一次报告，汇报工作情况。这次会上，他还提出成立专家工作局，把这项工作统一起来，由他和时任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负责领导。

1954年4月，政务院专家工作办公室与专家招待事务管理局合并，成立政务院专家工作局，后改称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由杨放之担任局长。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对苏联专家工作的重视被提到空前高度。

中苏达成了几条聘请原则: 每年一聘，只聘请急需的专家，可请可不请的不请，专业重复的不请，国内专家自己能解决的不请。先由外专局会同教育部等部门提出计划，送苏联总顾问办公室，总顾问办公室经过调研后再与外专局一起敲定名单。那一阶段，北航、哈工大等单位聘请尖端专业专家，苏方派出的专家基本上都是一流的或专业很强的。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部分在华外国专家，从左至右分别为：李敦白、爱泼斯坦、斯特朗、柯弗兰、艾德勒。图/《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阿尔希波夫1950年起担任苏联专家总顾问。他对中国非常友好，提出专家要少而精，一专多能。有一次要请妇产科专家，他马上说，中国的林巧稚是国际知名的妇产科专家，为什么还要请苏联专家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54年底以前要完成1200位专家的住房建设。财政部拨款1000万元，修建西郊招待所。1954年9月，主楼开始接待第一批专家。随后几年，宾馆其他大楼和配套设施相继建成。1956年，西郊招待所更名为“友谊宾馆”。

按中苏两国间合作协定，中方支付的费用分两部分：一部分为支付给专家的工资，每月折合人民币500~600元；另一部分则为支付给苏联政府的补偿，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

专家的工作和生活、夫人就业、孩子入托等细节问题，外专局都要过问。友谊宾馆里设立了外国专家门诊部，为专家子女设立了专门小学。在外地工作的专家得了急病，周恩来曾指示派专机将他们接到北京救治。外专局请中央领导给在北京的专家组组长以上干部作报告，陪同专家们到各地考察，组织他们观看梅兰芳的京剧等文化演出，给专家夫人提供条件学刺绣等。

1950年至1960年，苏联先后向中国派出经济和文教专家12215人。其中195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达3113人。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苏联来华专家大幅度减少。1960年7月，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外专局成立了工作组，由吴凡吾负责。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周到细致地做好苏联专家撤退的工作，对离华专家要热情送别。外专局据此通知各聘请单位，专家离开前要安排参观游览，举行告别宴会，颁发纪念章，赠送纪念品。

1960年8月16日，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为苏联专家举办告别宴会。前来赴宴的专家连同家属在内，不到400人。周恩来没有让外专局代拟祝酒词，而是即席讲话。他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彼此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相信以后还会见面的。很多来宾热泪盈眶，都表示还会回来的。

在京外国专家一度缩减到只有一百多人。中方通过中联部请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推荐专家，并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帮忙，同时从华侨和外国专家家属中选了一些人，报国务院外办批准享受专家待遇。

友谊宾馆里陆续住进了来自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来自拉美一些国家的专家，不过人数远远不能和当年相比。外专局的工作重心也转移了。

“文革”期间，大批外国专家被辞聘，最少时只留下59人。外专局也面临被撤销的困境。

1978年6月，外国专家局恢复了工作，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79年初，国务院调整外专局领导班子，杨放之重新担任局长兼党组书记。不久，他响应中央干部年轻化号召，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任外专局顾问，吴凡吾接任外专局局长。

一些外国专家迁入友谊宾馆居住，冷清多年的友谊宾馆重新热闹了起来。

“格里希效应”

1983年7月8日下午，邓小平邀请副总理万里、姚依林，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在家里谈话。他说：“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要利用国外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他还说：“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请姚依林等成立一个小组，赶快抓。”

外国专家工作就此按下加速键。

邓小平“七八谈话”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千方百计地把海外可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吸引到我国四化建设中来”。

9月7日，中央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改称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由姚依林、方毅、张劲夫、宋平组成，姚依林担任组长，张劲夫负责日常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即“中引办”。外专局负责管理外国文教专家、随同来华的外国专家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专家。

领导小组成立之初，每个礼拜都在中南海开一次办公会。要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改革开放初期，一百多位海外华人专家满腔热忱回到中国，但磨合不佳，大部分人很快又走了。

1984年10月，武汉与联邦德国杜伊斯堡市结成了友好城市，武汉希望通过该市邀请一批德国技术专家来担任国企技术顾问。受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派遣，63岁的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曾担任厂长的威尔纳·格里希来到了武汉柴油机厂。

初到中国，很多景象都让格里希感到费解。武汉柴油机厂每年都要遭一两次大水，机器泡在水里，生产停顿，损失难以估计，为什么年年如此却没人着急？工厂里废铁成堆，长满青草，为什么不收集起来炼钢，既节约资金又美化环境？

他写出了26万字的咨询意见，核心就是，要明确岗位责任。他还毛遂自荐，提出如果让他当厂长，可以在现有设备条件下改变工厂面貌。

聘请外国人当国企厂长没有先例，也不是没有政治风险的。武汉市委书记王群、市长吴官正等决定“摸着石头过河”，聘请格里希担任厂长，任期三个月。

11月1日，格里希走马上任。

不久，新华社两位记者来厂里采访这件改革新事，写了一篇题为《洋厂长的“三斧头”》的报道，刊登在新华社内刊上。

格里希（左）1984年11月应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任用工程师文远海（右）担任该厂总工程师。

图/资料图

文章写道，上任20天来，格里希按照厂长负责制的权限，对工厂积弊连砍了“三斧头”。全厂生产面貌开始改观，零部件一次合格率由85％提高到92％，装机由过去每小时30台增加到50台。

文章总结，洋厂长的第一斧头砍在了涣散的劳动纪律上。格里希规定，不论干部还是职工都不得迟到早退，厂长应该第一个到厂，车间主任应该第一个到车间，工人们上班时懒洋洋步入厂门的情景不见了。他的第二板斧砍在了混乱的管理上，要求厂领导改变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的工作作风，90％的时间要深入生产第一线。第三板斧则砍在了“关系网”上，鉴于厂里多次发生质量事故，他要求开除失职的副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后在厂党委建议下，改为将二人解除职务，调离该厂。另一方面，格里希很关心职工生活，对因公负伤的工人会登门慰问，还建议把女工调离重体力车间。民意测验显示，95％的干部职工都拥护他当厂长，很多人希望他的合同期延长到两年以上。

11月30日，胡耀邦看到这份内参后批示：“将此件印成政治局参阅文件，加发中央各部门领导同志……现在，又是改革的大好时机，我的意见，这一次，千万不能抓不住要领。”

格里希的聘期延长到两年。这期间，该厂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废品率由超过30％下降到10％以下，产品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8000小时，年出口量达5000台，创汇超百万美元。

那时全国皆知，武汉出了个洋厂长。

1986年5月，格里希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资格。11月，他任期结束，返回德国。为表彰他在中德交流中做出的贡献，联邦德国政府授予他联邦十字勋章。

此后，格里希多次访华。1987年5月，中引办联络组组长、后担任外专局联络司司长的宋多经陪同他去海南参观考察。

宋多经回忆，格里希知名度高，在各地都受到重视和热情欢迎。他一刻不闲，认真听别人介绍情况，很诚恳地提出咨询意见。一家咖啡厂希望聘请速溶咖啡生产工艺方面的专家，他热心答应回德国后协助寻找。一家大理石加工厂从意大利引进加工设备，投入使用不久即发现加工精度降低，却一直找不到原因。格里希当即换上工作服，拿上随身携带的手电筒和工具钻到各处去检查，最后找到了原因。

格里希也对很多现象直言不讳提出了批评。有个县的领导宴请他，席间上了很多名贵的海鲜，他很不高兴，说现在中国还比较穷，有些地方吃饱饭的问题尚未解决，为什么一次要吃这么多的菜？“看到这些我心里在流泪，我吃不下，看着你们吃。”此后再也没有宴会了。

在中国，格里希说话一直都很直接。他说，你们说钢材紧张，为什么工厂里堆着那么多钢材？中国的检查仪器很先进，放着不用。中国不是设备落后的问题，而是管理人员缺乏质量管理经验。在欧洲是厂长抓质量，中国是副厂长抓。

“格里希效应”带动了引智工作。各地陆续引进了“洋厂长”“洋顾问”，仅武汉市通过德国退休专家组织引入的德国专家就有100多位。

引智工作局面打开后，开始向多个领域推进，聘请专家和出国培训也从一些小项目逐渐转向与宝钢二期等重大工程相结合，专家的聘请方式更加多样化。

1985年11月，外专局印发了改进工作的意见，提出与外国专家的日常往来不必事事请示，本单位人员访问专家免予登记，对于同专家接触较多的人员每年可发给50元以下的交往补贴费。

1978年全国聘请专家计划名额为608人，实际只请到300多名。到1988年底，全国聘请专家计划名额达2328人，此外还有1400多名外教。

在1988年机构改革中，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撤销，成立了国务院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组长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中央引进办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合并，原中引办主任王迺出任局长。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外专局领导密集拜访了中央各部委，并分赴各地了解对引智工作的需求。仅上半年，外专局批准派出的培训人员就超过年计划的77％，其中大多为各级领导干部。

外专局还报请国务院同意，对一部分外国老专家和有真才实学的著名专家聘任实职，如陈省身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爱泼斯坦担任《中国建设》杂志社主编，阳早和寒春夫妇任农机部顾问兼农机所副所长，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顾问。还有一批专家受聘为大学系主任、杂志社编委等。

外专局和司法部合作，与美国、加拿大等著名法学院合作创办了三个中国国际高级法律人才培训中心。外专局还与国家体改委、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了“市场经济与中国”国际研讨会，邀请60多位中外著名经济学家参加，其中有两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江泽民总书记出席了研讨会。

1997年，来华的外国专家达15000多人，是1980年的25倍。

改革友谊使者

2001年，友谊宾馆拟对南工字楼（现怡宾楼）进行整体改造。楼里的外国专家门诊部将缩减用房，或停止部分医疗服务。

爱泼斯坦在友谊宾馆生活了18年，此时已搬离此处，住在不远的美林公寓。他患有腿疾，需要经常到外国专家门诊部做理疗和按摩。2002年1月，他给外国专家局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写信。信中说，住在友谊宾馆的150多名外国专家只是几万名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的一部分，对他们的良好服务只能增加不能削弱，这样才能让他们从始至终感受到关心和友谊。

当月，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主持会议，研究加强对外国专家的服务问题，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友谊宾馆从讲政治的高度做好服务工作。最后，友谊宾馆克服了经营上的困难，腾出一座公寓楼无偿给外国专家门诊部使用。

2004年，中国发布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大部分外国专家选择了搬出友谊宾馆，买房或租房居住。但考虑到友谊宾馆里还住着几户老专家，外国专家门诊部仍然继续保留着。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老专家伊莎白和丈夫柯鲁克及三个儿子住在友谊宾馆附近的北外家属楼，常常骑车来这里看病。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在宾馆居住过很长时间，戴乃迭晚年患病卧床，门诊部几乎每天都要去给她做医疗护理。美国专家陈必娣，奥地利专家魏璐诗，日本专家土肥种子、川越敏孝、河野八重子等人患病期间都曾在这里得到过特别照顾。

随着这些老专家的去世，友谊宾馆里外国专家的身影越来越少，外国专家门诊部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2003年，格里希去世，其遗愿是将一部分骨灰撒入长江。格里希视武汉为第二故乡，多次来武汉为企业出谋划策、牵线搭桥。国家外国专家局、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决定，为其塑造两尊半身铜像，一尊留在武汉，一尊送往格里希的故乡德国杜伊斯堡市。

2005年4月17日，湖北省省长罗清泉、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李兵、武汉市市委书记陈训秋、德国驻华使馆公使罗辅德、德国杜伊斯堡市市长邵澜德以及格里希夫人艾迪特·格里希和儿子儿媳等200多位中外来宾汇集在武汉市汉正街工业园，出席格里希铜像揭幕仪式。

生前，格里希30多次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姚依林称他为“来自西方的文明使者”，朱镕基称他为“质量先生”。中引办和国家经委在武汉大学举办了有全国56位厂长、经理参加的“格里希治厂经验研讨班”，并授予他“荣誉教授”称号。

2005年5月26日，爱泼斯坦在北京辞世，享年90岁。书页状的墓碑上刻着：“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进入新世纪后，境外来华专家规模不断扩大，顶尖外籍专家比例持续上升。

2012年起，外国专家局开始将外国专家对中国发展的建议整理汇总，上报国务院总理，并送国务院相关部委。

2014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外国专家座谈会。他指出，要让有志于来华发展的外国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

为推动国际型精英人才回流，2016年3月中关村率先尝试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的便利政策，有7人拿到了中国“绿卡”，成为搭上“绿卡直通车”的首批外籍人士。

作为中国政府主管国家智力引进的行政机构，外国专家局的职能也在变化中。1993年，外专局划归人事部管理，2018年整合到科技部，2023年回到人社部。

外专局参与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评审组织工作。改革开放40周年时，格里希与松下幸之助、大平正芳、李光耀、萨马兰奇、斯蒂芬·佩里等10人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格里希被称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

（本文参考了《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亲历者纪实》，李蔚峰《忆爱泼斯坦先生》和《历史演变中的外国专家门诊部》）

发于2024.4.22总第113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外国专家局70年：从“援华”到“引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