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文学评论家洪治纲，不能说了等于没说_风闻

文学评论家，不能说了等于没说

金新

       杭州一个知名作家今天发来一篇《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看了题目“洪治纲：文学创作中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不禁吓了一跳——洪治纲的研究生说“洪治纲是一位在中国当代文坛搏击风浪和辛勤耕耘的优秀学者与批评家”，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重构中国当代文论的可能性及其路径”，这样一位执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牛耳的大师会说这种”说了等于没说“的话？

       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往下看去，那还真是洪教授说的：“我还始终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很多优秀的作家其实都是通过琐屑的日常生活书写，创作了诸多具有经典意味的作品，像汪曾祺、爱丽丝·门罗、雷蒙德·卡佛的一些短篇小说，张爱玲和川端康成的中篇小说，徐志摩的诗歌，林语堂的散文等等。”

      “文学创作中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换言之不就是“以小见大”么？

        抓住看似平凡细小却包含典型意义和生命哲理的小题材、小事件、小人物来揭示重大主题、反映深广内容的写作方法是包括小说在内的一切文学体裁创作的基本方法。

        岂止文学创作？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有语：“以小见大，以星辰见日月，以鳞爪见片羽”。通过观察微小的事物可以推知大的道理，通过观察星辰可以认识日月，通过观察鳞片和爪部可以推断整个羽毛。以微观见宏观，可谓透过大千世界现象看宇宙乾坤本质的常识。

       其实，“以小见大”是超越国界、超越学科、超越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

       因著名文学评论家洪先生的“说了等于没说”，不由想到了20年前与杭师大中文系教授盛海耕的一次谈话及其“衍生”出的两篇文章。

      记得当年老夫正在担任杭师大《语文新圃》杂志的执行主编，盛教授有感于授课时中文系学生提不出问题的课堂尴尬状况写了一篇《提不出问题是个大问题》的教学随笔，彼时作为晚辈的我见到来稿写了一篇《“提不出问题是个大问题”的问题》的杂文作为回复，此文后来刊登在《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杂文报》上，今天看来也许与《文学评论家，不能说了等于没说》一文“风马牛相及”，因为洪治纲毕竟还是个培养未来教师的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现兹录全文如下——

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看了盛教授的文章《提不出问题是个大问题》。所谓提出问题就是提出疑问。“有疑处方无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个没有疑问的人，事实上到处都是疑问，只是自己还不知道罢了。就此而言，“提不出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

问题是，“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片混沌，根本就‘没有问题”是“提不出问题”，而“问题笼而统之”，“问题既空泛又陈旧”，毕竟也是问题，似不能说提不出问题。其实，据盛先生所言：“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学员能提出一些具体的有新意的问题”，他想表达的完整意思是：“仅会提出一般性问题是个大问题！”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有比较方有鉴别。倘若将“提不出问题”与“仅会提出一般性问题”一比较就会发现：前者缺点呈显性，只是个常识性的小问题，没有必要大费口舌；后者缺陷呈隐性，才是个非常态的大问题，有必要议论一番。

“仅会提出—般性问题”之所以“是个大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与教师有关。不为人师，问题是个人的；一旦为人师，问题就变成社会的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的前提是“解惑”，不会提出问题的人是绝对无法解惑的；而“解惑”能力的大小，又直接关系到“传道授业”的如何。之于教师来说，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尤其显得重要，是一项基本功。不幸的是，“教师朋友们‘提问题’的现状，却大成问题”。惟其如此，不仅有必要议论而且有必要深入议论一番了！

“仅会提出一般性问题”的教师，最多只能帮助学生领会通常意义上的问题，充其量是位教书匠而已。曾听上海某名师上《愚公移山》，一堂课设计了八个所谓循循善诱的问题，启发学生领悟愚公不愚、智叟不智的真谛，不遗余力地高歌一种改造自然“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精神，惟独没有提出：愚公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来摆脱困境，比如搬家行不行？“人定胜天”是荀况提出的，那个充满“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后羿射日”之类神话故事氛围的朝代与眼下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背景上有何不同？逆天而行，比如鲧治水，与顺天而行，比如大禹治水，在本质上是否一样？人类由于破坏环境，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有没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可悲的是，在一片赞扬与讨教声中，该名师和高山仰止于名师者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一些，整节课在灌输着一种毫无思辨可言的盲目而愚昧的伟大精神。

教师提出问题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帮助学生从消极方面辨伪去妄入手，从积极方面建设新理念落笔。对课本里的话都全盘认可，那是思想上的怠惰；那样的思维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当前新课标正是这种“尽信书”意识的旗帜鲜明的反动。提出问题意在作相对来说前不见古人的探索与研究，如果我们讲授丁玲的《曼哈顿街头的夜景》，只是提出若干大而无当，一味廉价性歌颂的问题，缺乏辩证的批判性，学生能正确地认识中国与美国各自的优劣得失吗？据说，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在得知《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之后，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以目前教师自身提问的存疑水平，看来是很难培养出这样的国学大师了。

王安石《书洪范传后》有语：“古之学者，虽问以口，而传以心；虽听以耳，而受以意。故为师者不烦，而学者有得也。……以谓问之不切，则其听之不专；思之不深，则其取之不固。不专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将善其口耳也。”一切学科本质应该从启迪心智开始，而启迪心智的程度与提出问题的档次是密切相关的；否则，知识只停留在口耳上，成为一种无谓的“书橱”式的“装潢”。这种“书橱”每每是教书匠的“杰作”。

“仅会提出—般性问题是个大问题”，换言之即“教师提不出具有创造性意识，或曰批判性意识的问题是个大问题”。将学生的头脑当作他人的跑马场，是一种戕害学生的隐性过失。这只要看一看眼下实施新课标过程中热热闹闹走过场的形而上的问题意识所掩盖的新教材危机，就可预见一场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极有可能夭折，“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崇高目标，很有可能成为形式主义教改者—句遮人耳目而文过饰非的口头禅。

盛老师是笔者的前辈，接着前辈关于学员“提不出问题是个大问题”的话题浑说些许偏激之言，也许于语文教学并不是—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