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想当然夸大普京, 却低估了他的真实用意”｜文化纵横_风闻

孟维瞻｜复旦大学

​丁宇航｜中国人民大学

【导读】自苏联解体前后以来，保守主义在俄罗斯成为一个流行语词，俄政府在国内秩序重建和参与世界治理方面提出了自己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系统论述和主张。**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俄罗斯保守主义企图在矫正自由主义的极端发展上拥有一席话语权力。**于此同时，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下层民众、民族保守主义者、宗教保守主义者希望引入和借鉴俄罗斯道德体系中的某些理念来解决本国的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例如法国极右翼政党前主席玛丽娜·勒庞声称，普京是“欧洲文明的价值观”和“基督教遗产”的捍卫者，是维护国家利益、拒绝超国家一体化的完美典范。

本文基于这一宏观背景，试图分析俄罗斯保守主义的“软权力”，不同于中文语境中的指代国家形象的“软实力”，本文分析的是“一个国家同化其他国家、左右和改变其他国家的愿望、吸引其他国家效仿和依赖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权力”。例如对于美国来说，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其获得软权力和领导力的关键来源。而俄罗斯软权力传播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替代性的思想、意识形态、制度和激励措施，以颠覆西方的影响。

**作者认为，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再到普京，俄罗斯领导人的思想并不是断裂的。冷战后俄罗斯认为美国和苏联都应该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在此前提下俄罗斯才能与西方和解、加入西方并成为新的西方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和西欧国家并没有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和解，而是更加激进地推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扩张，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俄罗斯保守主义不断演变成型。时至今日，当自由主义难以解决西方社会的问题之时，俄罗斯保守主义作为替代性思想“趁虚而入”，在世界范围内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本文原载《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6期，原题为《被低估的软权力——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世界影响及其检验》**，篇幅所限，文章分为上下两节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被低估的软权力

——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世界影响及其检验（上）

俄罗斯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逐渐回归理性保守主义，在国内秩序重建和参与世界治理方面提出了自己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系统论述和主张。这不仅为塑造稳定和有凝聚力的俄罗斯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国际秩序重建方面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政治力量的认同。同时，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下层民众、民族保守主义者、宗教保守主义者希望引入和借鉴俄罗斯道德体系中的某些理念来解决本国的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

通过分析俄乌冲突爆发前后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民众对俄罗斯的政治态度，我们可以检验今天俄罗斯的真实国际地位和保守主义道德体系的软权力。无论俄乌冲突的结局如何，未来俄罗斯很可能会更加积极地运用自己的道德软权力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战略环境，应对来自西方的安全挑战。我们应该全面和谨慎地看待这种趋势对未来国际政治的影响。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很多研究者从地缘政治和军事联盟的视角审视这场冲突爆发的原因。但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各自内部的社会政治因素的外溢效应其实是更为本质的原因。双方对抗趋势的上升最终导致乌克兰成为矛盾的爆发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欧美国家及其盟国一致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是俄罗斯在西方国家内部确实也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亚非拉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表态和行动更是相当谨慎。俄罗斯保守主义的软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深刻重塑欧美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获得积极回应。欧美国家内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力量的斗争，与世界范围内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道德体系的软权力的斗争，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

**▍**软权力的本意

在本文中，我们所讨论的软权力指的是约瑟夫·奈提出这个概念时的本意，而不是中文语境中的软实力，二者有明显差异。中文语境中的软实力经常被等同于国家形象、公共关系，而且主体可以是国家、企业、城市、个人等各个层面。奈将软权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基于其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吸引力。他认为这种吸引力取决于几个条件：首先，国家必须具有反映普世价值的政治价值观。其次，国家必须根据这些普世价值来实施外交政策，那些非普世性的价值观和狭隘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产生软权力。此外，软权力意味着某种独特的价值观被其他国家的政府或民众效仿。

奈说得很清楚，软权力指的是用文化和价值观来影响、同化和塑造其他国家的能力。具体来说，一个国家的软权力指的是同化其他国家、左右和改变其他国家的愿望、吸引其他国家效仿和依赖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权力。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制定国际机制和主导国际制度的能力，以及改变其他国家的选择使之服务于本国的目标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居民素质高、环境良好、社会治理水平高，但是它没有独特的价值观被其他国家效仿，这样的国家仍然谈不上拥有软权力。

奈的软权力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两个概念表达的是同一个逻辑，只不过二者分别是对这一现象的正面表述和批判式表述。“文化霸权”是一种隐形的力量，大多数人将其视为“常识”因而不会注意到它，更不会抵抗它。葛兰西的理论在西方历久弥新，不断新增活力，很多学者进行了新的发展，罗伯特·考克斯将其扩展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美国的文化霸权和其他国家的软权力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孔科夫·叶夫根尼耶维奇认为，俄罗斯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建立自己的软权力来抵消来自外部的软权力。在今天，一些国家试图强调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并且在世界范围对其进行推广，例如法国、土耳其、印度、韩国，以及本文要讨论的俄罗斯。

传统上，软权力的学术概念和实践意义，都带有深刻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偏见。简单地说，当这个概念被提到的时候，总是暗含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等同意义。奈没有告诉我们除自由民主之外还有哪些价值观是普世性的，暗示自由民主是软权力的唯一来源。对于美国来说，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其获得软权力和领导力的关键来源。很多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也倾向于认为，遵守和效仿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获得软权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们的逻辑可能是：自由民主的替代性价值观不可能获得软权力，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和行为体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实力和地位。

不过，上述逻辑成立的前提是基于两个条件：一是美国能长期保持强大的实力和霸权，二是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矛盾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如果这两个条件不能保证，那么自由民主价值观就可能会反噬其自身。这是因为，如果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那么替代性的价值观和政治力量就会获得迅速增长的机会。尤其是当某种替代性价值观在其他国家被充分论述并且得以成功实践，它的软权力就可以持续影响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秩序，导致政治和商业精英不安全感的上升并且使得他们通过制造外部冲突来转移内部矛盾。

**▍**俄罗斯有软权力吗？既有文献的局限性

本文并不是要论证俄罗斯拥有比西方国家更强大的软权力，而是要从多维度展示从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应用其软权力塑造其战略环境的相关事实，同时探讨这种做法对欧美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至于俄罗斯软权力战略的成功与否，我们还须长期观察。

欧美多数学者明确否认俄罗斯对外政策具有任何吸引力，这点无需赘述。除此之外，部分俄罗斯学者和在欧美国家工作的俄罗斯裔学者，也不看好俄罗斯的软权力的使用效果。亚历山大·塞尔古宁认为，虽然俄罗斯在2013年就已经正式将软权力理念引入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并且俄罗斯确实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拥有软权力资源，但是俄罗斯对软权力的使用依然是工具主义的和以利益为中心的，它无法以连贯的方式使用这些资源。瓦伦蒂娜·费克柳尼娜基于社会建构主义，提出了检验一个国家的软权力对另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影响的实证分析方法。她发现，虽然2014年前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的公共外交活动，但是并没有转化成为俄罗斯的软权力。亚历山大·费舍尔认为，俄罗斯的软权力仅限于影响欧洲的反建制政党中的精英群体，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很有限。

尽管如此，依然有相当多的学者承认俄罗斯具有软权力并且它促进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珍妮·威尔逊认为，俄罗斯使用软权力面临着严重的财政资金困难，但它一直试图将保守主义塑造为具有普遍吸引力的价值观，提供一种可以替代西方霸权规范的价值观，即使目前还不能够系统性地取代西方意识形态和结构霸权的主导地位。玛丽亚·恩斯特龙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受到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政治神学的影响。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政治转向已经成为俄罗斯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期间的军事行动的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今天的保守主义非常反西方，但并不否认俄罗斯的欧洲身份。尤利娅·基谢列娃则认为俄罗斯的软权力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处于和西方霸权话语不断交锋和斗争的过程中。俄罗斯也在很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公共外交。如果西方愿意修改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容纳和承认俄罗斯的利益，那么未来西方和俄罗斯的两种软权力可能会走向调和。不过，双方走向竞争的可能性更大，俄罗斯会从地缘政治角度构建自己的软权力，以反对西方霸权话语及其软权力标准。托米拉·兰基纳认为，俄罗斯的软权力战略是一种国家发起和资助的社会运动。俄罗斯软权力传播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替代性的思想、意识形态、制度和激励措施，以颠覆西方的影响。西方道德的日渐衰落为俄罗斯提供了机会。安德烈·马卡雷切夫认为，俄罗斯的权力资源不仅包括地缘政治，也包括软权力。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的作用正在减弱，已经不足以理解后苏联空间（post-Soviet space）的复杂政治格局，其作用不应该被高估。实际上，俄罗斯对外政策并非完全基于现实主义和领土决定论。俄罗斯的软权力表现为通过沟通和宣传，推动俄罗斯成为全球文明平台。

还有一部分学者承认“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мир）的概念体系具有强大软权力，其维系的基础包括俄语的凝聚作用、斯拉夫人的共同身份以及东正教的文化力量。**不过，将俄罗斯的软权力局限于语言、民族和宗教因素，其地理范围是非常狭窄的，而且仅仅体现为对西方的防御性。**它忽视了俄罗斯价值观中可能具有的更加普遍性的力量，以及对西方价值观的批判性和可替代性。正是这种力量使俄罗斯在全世界获得和保持更为广泛的影响力。

中国学者主要是从传播方式和国家形象的角度来研究俄罗斯的软实力，很少谈论到真正意义上的软权力。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软实力的主体，而非客体。但是，如果研究软权力问题，须同时关注主体和客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努力传播自己的正面形象，而只有关注主体对客体的影响程度才能知道软权力的效果。此外，一个国家的软权力是深层次的文化和精神力量，不是仅仅通过形象塑造工程或者宣传运动就可以真正获得提升的。

本文讨论的是俄罗斯道德体系软权力在西方社会内部的影响。西方社会内部存在的各种真实社会问题，使得一部分民众试图寻找主流价值观之外的替代性价值观来解决社会矛盾。俄罗斯获得软权力的路径，其实是和美国相似的，大体上分为四个步骤，且每个步骤都是必要的**：（1）从俄罗斯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和宗教中提取某种独特的价值观；（2）赋予其普遍性意义，并且进行理论化，使它的适用范围超过俄罗斯的地理范围；（****3）世界上其他地区原有的价值观导致了愈加严重的社会危机，当地民众期待新的解决方案；（4）**俄罗斯在物质力量的支持下，将新的思想传播到上述地区。最终，其他国家的那些被俄罗斯道德体系的软权力所吸引的人也会支持俄罗斯的对外政策。

俄罗斯主流政治力量并不认为自由主义会给它带来软权力，他们认为那样做只会是效仿西方倡导的普遍性价值观而充当西方的“第二小提琴”。历史上，俄罗斯人看待西欧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将自己与西方相隔离以避免自由主义的混乱和危机蔓延到俄罗斯；另一种是试图将欧洲从自己手中拯救出来，帮助西欧克服因过度的自由主义而导致的弱点。当然，俄罗斯的软权力战略并不意味着它倡导的价值观真的会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

接下来，本文按照上述几个步骤而进行论证：第三部分将介绍俄罗斯保守主义价值观相对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独特性；第四部分将详细论证保守主义价值观如何从独特性上升为普遍适用性；第五部分将讨论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如何认同俄罗斯的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支持其对外政策，包括俄乌冲突发生之前和冲突爆发之后。

**▍**俄罗斯道德体系软权力的历史基础

**俄罗斯人以东正教为基础创造了保守主义的道德体系。**但是，俄罗斯人并没有享受这种独特性，而是进行了普遍性的理论论述，使其适用范围超越东正教文明区域。

3.1 俄罗斯知识与政治精英的探索历程

历史上，俄罗斯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不时流露出普遍性的道德情结。例如，果戈理曾经预言，**西欧国家的那些对文明进化感到失望的知识精英将会借鉴俄国的智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时曾说，这是一部欧洲迫切需要倾听的作品。20世纪初，俄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保守主义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ердяев）辨析了“真正的”（истинного）和“虚假的”（ложного）保守主义，前者是“守卫着过去的外壳”，是一种“邪恶的”“消极的”保守主义，正是沙皇的专制的、虚假的保守主义导致了革命。后者则具有创造力和文化活力，“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阻止后退和下沉”，“用廉洁抵抗腐败”，“它有一种能量，不仅可以保存，而且可以转化”。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度放弃了追求独立自主的道德体系的努力，但它对后冷战秩序的理解与美国有很大不同。在俄罗斯看来，冷战的结束是双方的共同胜利，美国和苏联都应该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不仅俄罗斯应该改变，西方也应该改变，在此前提下俄罗斯才能与西方和解、加入西方并成为新的西方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和西欧国家并没有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和解，而是更加激进地推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扩张，继续压缩俄罗斯的影响力，使得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进行深刻反思。实际上，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再到普京，他们的思想并不是断裂的，而是在不断探索，从理想中寻找现实，从挫折中吸取教训。

叶利钦执政后期已经发觉道德体系空虚化带来的危险。普京刚上台后，暗示了叶利钦时代的自由主义的延续，并且继续追求融入西方和与之建立平等的关系。**普京刚刚上台时，他的政策具有某种实用主义特征，可以被概括为“自由的保守主义者”。**随着俄罗斯的稳定和复苏，普京逐渐认识到，应该通过某种力量确立共同的政治语言、统一的民族观念，这样做有助于动员公众。而缺乏政治道德和依靠纯粹的实用主义，将会削弱国家的软权力。普京的努力得到了东正教和一部分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认为今天的俄罗斯在普京的带领下，已经找到了通往民主的特殊道路，而不是模仿西方。

**2009年统一俄罗斯党将保守主义列入党纲，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开始着手全面重建俄罗斯的道德体系，即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保守主义。**不同于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三罗马”情结和救世主心态，**今天的保守主义主要是反对西方的一元化自由主义秩序的扩张。**普京希望实现与欧美国家的平等地位，维护现有的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3.2 西方精英对俄罗斯文化的借鉴

历史上，俄罗斯的文明曾经对很多西方思想家产生吸引力，他们从俄罗斯的土地上重新发现了他们在工业化和快速现代化道路上失去的东西。西方的一些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甚至认为俄罗斯肩负某种特殊使命，希望其成为欧洲的拯救者。法国哲学家、外交家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将法国革命的毁灭归咎于过度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衰落，而俄罗斯则是未受玷污的文化，可以让法国重新焕发活力。19世纪英国的很多思想家钦佩俄罗斯人对传统精神和社区的保持。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认为，俄国可以医治欧洲的精神创伤。德国哲学家瓦尔特·舒巴特（C.F.D.Schubart）曾经说，西方文明正在面临灾难，只有斯拉夫文明才可以拯救西方文明。德国经济学家、天主教徒哈克斯特豪森（Baron Von Haxthausen）认为，德国的现代化助长了虚无主义和文化衰败，俄罗斯的村社和东正教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的道路。

到了20世纪，西方精英依然在描绘对俄罗斯的美好理想。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正在堕落，他认为苏联之前的俄罗斯文化充满活力且年轻，与西方的老龄化和颓废形成鲜明对比。二战之后美国遏制苏联政策的设计师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被誉为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对苏联之前的俄国表示钦佩，认为它潜藏着某种神秘的巨大力量。冷战结束后，西方一些思想家仍然提醒，不应对自由主义的前途过于乐观。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警告，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达造成了物质上的富裕，但造成了人的退化。自由主义在冷战中的胜利，可能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失去了内在的动力。

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的强大精神基础，但是也不可避免导致各种社会对立和政治极化，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导致了西方社会的自我毁灭逻辑。在经济状况平稳的时期，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收买下层民众的方式缓解对立，但是一旦遭遇经济危机，这些潜在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实际上，西方自由主义在19世纪也曾经面临过危机。当时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殖民扩张来获取更多财富，以消弭西方国家内部的不满和反抗。

而今天，当自由主义再次面临危机时，以往的这种解决问题的路径已经无法重复。欧美民众对现状的不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对过度自由解放和道德败坏的担忧、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遭遇超国家一体化的严重侵蚀的抵制、对民主选举的游戏规则无力解决实际问题的痛恨，以及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导致的适得其反的不安全感。**这些问题不太可能通过自由主义自己的逻辑来获得解决，西方社会的某些环节出现了价值真空，这就为替代性的思想来填补真空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在思想价值层面针对西方国家的战略可以概括为：以多层次的形式和多元化的叙述来为欧美国家的民众提供道德支持，为各种被边缘化的政治力量提供普遍性的、有影响力的价值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