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路风：以过剩为借口砍掉基础工业产能，必然危害整个工业体系！（3）_风闻

三、 破除自我设限要靠伟大复兴的世界观

面对同样的历史关头，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做出与跟随范式不同的选择，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抱负。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它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为参照系，为中国的发展定义了一个以实现自我价值为抱负、只受制于自己能力但不受制于外人意愿的目标。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就“顺理成章”地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被定义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样的抱负没有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没有从已经融入的世界经济中退回来的打算，相反，改革开放被进一步强调和实践。但新的“世界观”并不承认现有的世界战略结构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也不相信它会固定不变——“这个星球上，不能富国永远是富国，穷国永远是穷国”。【29】

3.1 强国范式与跟随范式的根本区别：中国发展没有“天花板”

在经受住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的冲击后，这个新的“世界观”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的信念，并在2020年10月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一个更具体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至此，“伟大复兴的世界观”不仅已经清晰可见，而且定义了党的政治任务，证明中国政治领导层在这个历史关头选择了进取而不是退缩。但是，如果“伟大复兴的世界观”能够以逻辑一致的方式落实在理论探索和经济政策上，那么就需要在它的指引下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政策范式——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强国范式”。

为帮助理解这句话的涵义，我们从经济政策范式所必然包括的三个方面——经济发展任务和目标、发展途径以及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来说明伟大复兴世界观之下的强国范式应该具有什么特征。

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经济发展任务和目标方面，我们以回答一个关键问题来区别“强国范式”与“跟随范式”的根本不同：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应该有“天花板”?

从伟大复兴的世界观看，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存在“天花板”——不管是自己所设还是外人所设或“内外联手”所设，否则何谈“伟大复兴”?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入门级水平，就必须再增加一倍，而那就必然要求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仅仅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

按照同一个逻辑，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也没有“天花板”，因为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如果回想十几年来那些声称“经济增长不重要”、“应该永久性取消经济增长目标”以及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主要问题的言论，人们就很容易理解“强国范式”与自我设限的跟随范式之间的根本区别。

强国范式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目标，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政治要求，必然要求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定义为力争全面进入发达状态，也就要求把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作经济政策的中心任务。

在发展途径方面，如果中国的发展没有“天花板”，实现现代化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涵义。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落后状态时，出现跟随或模仿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中国不可能跟随任何其他国家而发达起来。中国有14亿人口，超过所有发达经济体(38个OECD成员国)的总和。【30】

一个如此人口规模的国家的工业化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非西方国家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事件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遭到霸权的压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事件。因此，中国只有走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无惧霸权的打压，才能继续发展，否则就会在压力下倒退。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强国范式”，而“科技自立自强”方针的一般意义就是它代表了强国范式的发展途径。

与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的关系。“强国范式”要求中国继续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但绝不被动服从，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这方面的内容很多，本文仅集中于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的战略意义。

3.2工业生产能力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性资产

在“强国范式”下，道路自信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不会也不可能再退回到出发之前的状态。但是，如果中国不愿意按照霸权的意志退回到国际经济体系的边缘位置，那什么是中国能够在世界经济中保持一席之地所依赖的战略性资产?很显然，如同美国有美元霸权、俄罗斯有石油和天然气那样，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是其最大的战略性资产。

“制造业”不是可以移动的物品(如厂房、设备和生产线)，而是有组织的“能力”，既包括单个企业和工业的能力，也包括“体系”的能力。与自然资源在不用时也不会“贬值”不同，工业生产能力只有在不断的生产经营中才能被保持和发展。

同时，由于各个工业的企业还存在以彼此之间的需求和供应关系为纽带的共生关系，所以一个工业的消失会导致其他工业的消失。能力的发展是累积性的——昨天的能力塑造了今天的能力，而今天的能力决定一个组织明天能干什么。

因此，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去工业化过程一旦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经济体就会失去对工业的社会“记忆”，其间发生的社会变化会成为“再工业化”的障碍。正是从能力视角可以看出“二分法”政策思维的破坏性。

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正确的战略就是要把现有的每一个工业都做到竞争力十足，同时依托整个工业体系的力量把暂时落后的工业发展起来。

欧美对中国的打压——从芯片到纺织(新疆棉)、起重机、新能源汽车等——都是从产业下手。有人担心欧美以各种壁垒阻止中国工业进入它们的市场会导致“脱钩”，但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违反经济规律。只要中国工业不断保持进步并进入一切可以进入的市场，欧美的保护主义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例如，它们只能保护出来高成本的钢铁工业或其他工业，使它们自己的产品无法进入世界市场，从而抬高它们自己所有其他工业的成本。

工业生产能力是中国最大的战略资产

就像口罩的例子那样，当中国工业能够以美国十分之一的成本无限制供应口罩时，什么关税和标准壁垒以及美国议员的政治喧嚣都归于无用。因此，中国工业体系虽大虽全，但没有一个工业是多余的——你要不想用稻草或芯片去接孩子的屙物，那纸尿布工业就是重要的。

今天的中国工业体系及其生产能力就是中国屹立于世界经济而不可能被排挤出去的最大保证。这项战略性资产越强大，世界经济就越不可能与中国“脱钩”。

3.3 二分法思维对新执政理念的误读

因此，对于伟大复兴“世界观”下的经济政策范式来说，经济增长目标本来就应该占据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本来就是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为帮助继续深入理解这个逻辑，我们在伟大复兴世界观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受到热议的几个有关发展的方针、原则和概念，以避免“二分法”思维对它们的误读或曲解。

关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确立的方针，但在“二分法”思维下也存在诸多误读甚至曲解。最大的曲解就是以“高质量”为名，把工业分成三六九等，然后要求以“高端”工业和服务业来代替传统工业。如此一来，“高质量”与“发展”就成为对立的关系，因为其中把对工业体系的限制发展或不发展变成了这个方针的主要内容。

这种对立关系的扩大还把高质量发展与增长速度对立起来，谎称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不利于结构调整。只要破除掉“二分法”的思想钢印，我们就可以明确，高质量发展与增长速度没有矛盾，反而要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例如，日本确实是一个发达国家，但谁会认为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状态是“高质量”的?为结构调整而必需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增长失速或衰退必定阻碍和压抑结构性变化，而创造性的结构重组在经济上升阶段发生得更多且更具革命性。正如两位长期研究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所说，“结构性变化在经济收缩时会下降而不是上升”。【31】因此，如果增长速度过低，其实就没有质量可言。

关于“先立后破”

“先立后破”的原则，是党中央针对2021年9月下旬波及全国的限电限产风波【32】提出的。那场风波的原因就是运动式“减碳”和强化煤炭“去产能”的后果。“先立后破”的原则一举扭转了供电危机，证明了党中央站在人民一边的鲜明立场。

实际上，这个原则还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它直指“二分法”思维违反客观规律的要害：世界上的任何新事物都是在现有事物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管是通过创造或灾变，而新旧事物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这个原则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中国需要保持经济增长，以解决任何“结构性”问题;中国需要保持传统工业的发展和升级，以支持高技术工业的突破。因此，如果“高质量发展”是目标，那么“先立后破”就是方法论。

关于“现代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

“现代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是中央提出的三个概念，互相联系。由于这三个概念比较新颖，所以引起热议。但只要撇开“二分法”思维的误读，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这三个概念在政策逻辑上，是与伟大复兴“世界观”和强国范式相一致的。

现代产业体系的标志不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替传统工业，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累积性发展起来的传统工业不可替代。

事实上，钢铁工业可以是现代化的，造船工业可以是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可以是现代化的，纺织、建材、粮食加工等等工业都可以是现代化的。判定它们是否“现代化”的标准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任何一个工业在技术水平、生产率、成本、环保水平和竞争力方面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就工业来说，现代产业体系的标志不可能是以某些工业代替另一些工业的问题，而应该是所有的工业——即工业体系——都成为现代化的。

现代产业体系指的是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划分的产业所组成的体系，其关键在于“体系”：它要求三次产业之间和每个产业的各个部门之间要协调发展，还要求产业的门类完整，而产业体系的整体现代化就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根本任务。

新型工业化是以新的或创新的方式完成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工业化。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任务。2022年，中国乡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4.8%，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24.1%，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非农产业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口超过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总和，而且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如此人口规模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共同富裕，不仅历史空前，而且必然遇到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如资源瓶颈)。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能不能以新的、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就成为一个时代的问题。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和共同富裕，就不能在劳动收入(亦即劳动成本)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失去工业，包括那些被称为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这就是中国遇到的挑战，如果中国传统工业能够通过融合新技术来提高自身的技术密集度，就完全可能以生产率的提高来抵消劳动成本的上升。

路风教授认为，今天提倡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国工业在任何领域做大做强。图为伊利乳业工厂的机器臂在工作

新型工业化的任务同时说明，如果不像“二分法”那样人为地干预经济规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在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趋近之前就增速放缓。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推进新型工业化要靠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表述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什么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标志?

最近一个带有流行性的解读是从构成生产力的四个要素看，即新质生产力表现为新型劳动力、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以及新型的基础设施。这又是一个类“二分法”式的解读。如果把新质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说成是新型劳动者，也就把今天所有在岗的劳动者(包括如此解读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家们)排除在新质生产力之外。那么，新型劳动者从何而来?其他的要素——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基础设施也都面临这个逻辑矛盾。

如果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改革开放后在发展方面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坚持自主创新，这是今天出现“短板”和“粗放”现象的主要原因。针对这样的问题，今天提倡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国工业在任何领域做大做强，包括通过自主创新进入任何高附加值领域，也包括敢于创造新的领域。这与把生产力的物质内容分为“新的”和“旧的”毫无关系。

动态地看，在“伟大复兴世界观”或跟随范式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下，某个时点上相同的物质生产力会产生出非常不同的结果，前一种能够超越而成为“高端”，后一种则甘于跟随而陷入“低端”。因此，生产力的“质变”恰恰发生在伟大复兴世界观和强国范式所倡导的行为准则上：当中国的产业发展彻底摆脱曾经的跟随模式，当大多数的企业都敢于以自立自强来创造前无古人的业绩时，中国的生产力就是新质的。

伟大复兴的“世界观”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天，重振经济增长需要以这个“世界观”重塑中国的经济政策范式。新的范式要求把经济增长目标重新拉回到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破除“二分法”思维对中国发展的自我设限。重振增长的途径是从中国现有的产业基础出发，推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因为脚踏实地才能实事求是。

中国的发展要靠党对发展方向的指引和人民的创造，让市场和企业发挥作用的实质就是让人民的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因此，应该改变过去由政府部门天天计算产能、天天管制市场的做法，使每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向与“伟大复兴”相一致。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毋庸置疑的，但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首先要改变“二分法”思维对中国经济的“自限”紧箍咒。

3.4 新型举国体制的意义是党领导人民创造新的奇迹

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重塑经济政策范式，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体制变化。新型举国体制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的。在本文最后一节，我们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科技自立自强的两个侧面，来讨论新型举国体制面临的任务。虽然这个体制的具体形态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但它的实质是以党领导人民的方式，破除任何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束缚”。

金融体制问题：党管金融一大障碍还是“二分法”思维

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出现脱节趋势。如果金融体系陷入自我循环，那么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政策当局将无法保证资金流入工业。我们需要简要理解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能够集聚和配置社会资金的“金融中介”只有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且有“大财政、小银行”之说。由于计划体制几乎取消了信用的作用，所以财政和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工业企业的利润上缴和居民的储蓄，资金的投资方向也比较单一(主要是工业建设)。

改革开放后，国家针对计划体制对金融活动统得过死的问题，逐步放开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市场活动的限制，但对金融机构的背景保持严格的审查(如主要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信托都是国家控股)。当时的金融改革方案与国有企业改革高度相关，主要目的是以资金的有偿使用代替无偿拨款。

围绕着改革国家资金管理体制的主线，央行从财政部中独立出来，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快速成长，信用的作用大大加强。但是，国家保持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控制，没有贸然让市场占主导地位。

相比之下，国家对于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则放松很多。从那时起，国家就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职能交给资本市场，资本市场逐渐成为连接企业和社会资金的通道。

直到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进入高增长后，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转都主要围绕着工业体系的发展。第一，国家保留了对工业直接投资的渠道，如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就是为了承接原来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成立国家开发银行是为了给国家重大项目提供长期贷款。此外，从“五五”期间就开始实施的设备更新改造贷款的政策也是由国家预算引导、银行信贷支持的工业投资。

第二，资本市场的发展其实是相对缓慢的，早期各种金融产品和市场上发行的股票不多，居民对于银行储蓄以外的金融投资也很陌生，这是金融资本主要流向工业体系的一个客观原因。尽管资本市场的闸门刚一打开，金融的投机性就随之显现，但金融机构的丰富和信用的恢复对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对市场主体贷款限制的放开使得计划外的经济主体可以参与到经济建设当中，而国有企业在拨款减少的情况下仍可以申请到贷款以求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体系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例如，当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金融体系的缺陷时，中国金融部门却认为自己开放程度还不够，需要继续往金融自由化的方向推进，央行独立、开放资本账户等呼声也越来越强大。

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二分法”思维的舆论通过把中国工业体系“污名化”，也把国家控制的投资“妖魔化”。既然“投资驱动”、“粗放发展”的工业体系已经“产能过剩”，于是被“二分法”思维俘获的政策思路就以“不刺激”为名，转向实施紧缩政策，以消化“四万亿”货币“大水漫灌”的影响。

同时，对于全社会融资和投资的需要，政策转向通过市场化改革(包括取消行政审批和国有企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改革)来盘活货币信贷存量，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流向效率最高的经济活动。

“二分法”思维影响了新一轮的金融改革。从2013年起，相关政策出台的节奏明显加快，其内容包括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丰富市场选择，放松监管力度、鼓励混业经营，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放开审批，发展互联网金融(包括后来变得臭名昭著的P2P平台)，以及金融国际化(陆续成立10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这些被民间称为“金融自由化”的措施改变了1997年以来国家定下的“分业经营”的金融政策基调，在最后一块让历任国家领导都犹疑是否放开的金融领域启动了改革。在金融机构方面国家退出的更多，并且逐步放开了外资持股的限制，能够在中国国内社会上融资的金融中介机构数量更多、背景更加复杂，甚至有建议向国外金融机构开放中国的居民储蓄。

社会投资方面，在政府监管放松和金融机构投机性的驱使下，金融产品的增长非常迅速，各类金融衍生品更是得到蓬勃发展，成为金融投资追逐的热点。这些变化终于使日益膨胀的中国金融体系不必再“被迫”向实体经济投资，只是依靠买卖自己的金融产品就可以完成商业闭环。于是，金融体系开始俘获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社会资金还是政府投资都越来越难以进入实体经济。

今天，中国重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重振工业，而重振工业需要保证资金能够流入工业。但是，国家对金融中介机构的控制和金融产品的衍生监管已经放松到可以讨论谁在掌握调配社会财富权力的程度，而受控于国家政策的工业投资渠道也已经逐渐消失。

这里需要指出，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运行逻辑之间是有矛盾的。金融资本永远要赚快钱、赚大钱并具有高流动性，而工业资本的增值则需要长期累积性的改进和研发，而且一旦以固定资本的形式投入就基本上变成“沉没”资本。因此，一旦金融彻底自由化，经济运行就会朝着不利于工业发展的方向演变。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与制造业的衰落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为什么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波音飞机公司也会在最近几年出现产品质量问题。

2023年3月，中央金融委员会的成立。如果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那就需要国家在金融体系和工业体系之上进行协调。守住金融风险的底线不仅在于被动的防御(加强监管)，更意味着国家需要主动出击，一是国家坚持主导调配社会财富和信用的权力，二是国家有意识和能力抵消金融资本市场的投机性，保证生产体系能够获得足够的投资。

在现实世界中，上文所指的“国家”是分层的，包括中央、部门和地方。在金融体系和工业体系之间的“顶端”协调，政府部门是无法做到的，因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一个跨部门、跨领域的任务。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党中央居于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层，于是产生了党管金融的必要性。

路风教授认为，党管金融仍需打破“二分法“思维，守住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基本原则

“党管金融”的最大障碍还是“二分法”思维。如果继续沿袭这个思维，那么占中国实体经济80%以上的工业领域就被排除在投资对象之外。如果排斥掉大部分投资对象，那么管住金融体系又有何用?

事实上，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原则比金融体系自身强不强更重要。因此，中央提出推动设备更新的政策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扩大需求，而更为关键的是在借鉴过去技改投资体制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的银行贷款和专项债，建立起向工业体系和实体经济提供产业投资的渠道。

一旦破除“二分法”，投资的对象就应该包括所有的工业企业，不分所有制，没有行业限制;只要产品有市场需求、可以提高生产率、可以降低污染和能耗等，就符合贷款条件;同时要强调自主创新，优先支持补上“短板”、突破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的项目。

总之，实施“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就可以打开投资需求的大门，而抓住创新和技术进步机会的工业体系将产生更大的经济盈余，推动经济的发展。创造这种循环应该是新型举国体制在金融问题上最大的任务。

科技体制问题：“成果转化”难在科技体制与工业发展割裂

科技体制也同样存在一个“脱节”的问题。举个例子。当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使中国遭到被“卡脖子”的威胁时，现行“科技体制”流行起一个主张，即解决“卡脖子”问题要靠加强基础研究。但是，这个主张不符合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

在问题的起点上，中国所有被“卡脖子”的地方都体现为可用的产品，如芯片、软件、设备等等;那么，解决问题的终点一定是中国能够自主供应这些产品。因此，无论基础研究多么重要，它都处于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中间环节，都不可能绕过工业去直接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个主张本身就说明科技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脱节”的问题。

中国的“科技体制”是在1950年代伴随着工业化和计划体制的建立而形成的，它包括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的主管机构及其所属的科研机构。从事后看，计划经济年代科技体制的最大缺陷是研发与生产的脱节，如研发机构与企业是分立的，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计划。但无论存在什么样的缺点，计划经济年代的“科技体制”却具有很强的任务导向特征。

例如，在科学院工作过的吴明瑜有一个总的评价：“当时科学院主要的力量跟军工紧密集合……其实中国科学院从来没有把理论研究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在‘文革’之前，有几次那么强调搞基础研究的时候，也没有把它放在最主要的位置，而是把军工放在前面嘛。”【33】

1956-1967年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张劲夫回忆说，“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科学研究人员占全院科研人员的2/3。”【34】如果连中国科学院都具有如此明显的任务导向型特征，那么工业部门的科研院所就更是如此。

从总体上说，虽然那时的科研任务完全由行政部门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形式下达，但任务导向却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计划体制的缺陷。不过，在后来对计划体制的否定中，任务导向型科研的积极作用既没有被从理论上识别和概括出来，也没有得到承认，而是被一并抛弃。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曾经大幅度削减国防经费并大量取消国防科研项目，同时中国工业走上主要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些变化使那些曾经主导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国家任务迅速消失，而任务的消失则使科研受到忽视。这种情况引起科学界的忧虑和呼吁。

198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89位院士的建议下，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86年3月，四位著名科学家的建议得到邓小平的重视和同意，促成中国政府推出了“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

“863”计划对中国的“科技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历史上第一次采取了“专家决策管理制”和不再按行政系统下达经费的拨款制，在计划的各个领域设立首席科学家职位和专家委员会;科研项目由专家评审决定，经费跟着项目走。后来这种“专家决策管理制”逐渐扩散，成为其他所有国家科技计划的基本模式。这些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对于保住科研而言)，但也留下科研系统可以转向“自我服务”的漏洞。

“863”计划四位倡议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在市场化改革中，绝大多数地方所属的科研院所都实行了转制。从1999年起，最后242家原来属于各工业主管部门的科研机构实行转制，或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或转为技术服务和中介机构等。至此，计划经济年代建立的工业科研院所基本被撤销。

这个变化使“科技体制”的组织管理范围大大缩减，而大学的地位则得到很大提高。不过，从21世纪初年开始，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企业内设研发机构的现象。那时，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生产人员就已经不到总员工的10%，而研发人员的比重数倍于此——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企业形态。当汽车工业出现自主开发企业后，它们中的每一家都必须建立起数千人的研发中心，否则无以自主开发车型。这种情况逐渐成为工业的主流。

“科技体制”的基本特征也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即从“任务导向型”转变为“成果转化型”。

随着经济情况越来越好，国家设立越来越多的科技计划，包括发改委和工信部等政府部门分管的专项计划。但是，所有这些计划都遵循“线性模式”的假设：技术进步的过程就是从先进研究产生“成果”，然后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于是，“成果转化”就成为中国政策语汇中的高频率关键词。为了促进“成果转化”，国家不仅于1996年专门立法，而且采取了多种政策手段促进“转化”，但“成果转化难”或“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效率低”成为一直绵延至今的现象。

“成果转化”的逻辑其实并不成立，即使基础研究是重要的。如果能够有一项细致的研究去分析国家科技计划的项目，那么它一定能够证明决定这些项目能否有用的条件：

(1)如果项目是由已经具有足够强大基础的工业或工业研发机构来执行，那么就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它们也就不属于“成果转化”模式了。

(2)如果项目是尚无工业基础的原理性突破，那么就需要等待工业去解决所有为产业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也不是“成果转化”模式，因为工业此时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使这些研究能够有用所不可或缺的创造者。

(3)如果国家科技计划的项目只是从科学家的想象或认知开始，但工业既没有基础也没有介入的意愿，那么这些项目就会成为无用的，而这样的项目恰恰是遵循了最纯粹的“成果转化”逻辑。

事实上，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突破主要是中国工业崛起的结果，而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结果。从早期突破的电信程控交换机到后来的智能手机、半导体显示器、互联网应用技术、消费级无人机、光伏、锂电池，和能够大规模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等等都与国家科技计划无关，亦即与“成果转化”无关。

今天，中国在集成电路上的顽强成长也是由工业所驱动，没有“成果转化”什么事。基础研究当然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但其最大也是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为工业培养了受过科学训练的大学毕业生。因此，理工科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为理解技术的科学原理并发现新原理的基础研究是重要的，但声称单方面加强基础研究就能够解决“卡脖子”问题显然是有误导性的。

到中国遇到“卡脖子”问题时，“科技体制”已经变成一种自我服务式的科研模式：

(1)跟随国外的研究议程选题，然后申报国家资助的项目，并由同样是跟随国外研究议程的专家评审项目申请。

(2)只要拿到钱，就总能做出“成果”，不管是以论文、样品还是专利的形式，因为课题形式的项目总可以通过专家评审而结题。

(3)由于这样的“成果”很难用成败来衡量，所以就形成了按“中间状态”而不是按结果的评价和奖励方式，特别典型地表现在“帽子”横飞的现象上。例如，在国家层次上，科技人员有“院士、千人、长江、杰青、青千、青江、优青、青尖”八大“铁帽子”，其他各类人才称号(省市级)堪称全世界最复杂和最丰富的。这种在中间过程就把科技人员分为三六九等的评价方式，反而证明“成果转化难”的实质问题是，国家科技计划在大量支持与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研究项目。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冲击了中国社会，也冲击了中国工业和科技界，而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则是政治领导层对这个冲击的回应。如果中国能够经受住这种冲击，就必须改变把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割裂为两个主题的政策思维和体制，从中国发展的全局来把握科技进步的问题。

从全局看，完成有关发展的重大任务是高于任何局部议程的，而完成这些任务的途径要靠工业和基础研究的紧密结合。因此，在科技方面实施新型举国体制的意义，也同样是在完成重大任务的导向下，把原来的“脱节”重新联系起来。这大概是中央科技委员会的最大任务。

新型举国体制的意义：将“二分法”割裂的各种“脱节”联系起来

我们以金融和科技两个领域的例子说明，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把被部门分割造成的各种“脱节”重新联系起来。这些“脱节”有其历史原因，但因“二分法”思维而加剧。工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但政府一些部门却离工业本身越来越远，反而借压制工业来扩张权力。

例如，对传统工业的抛弃与金融自我服务的取向具有一致性，解除金融对工业投资的责任更符合金融自由化的底层逻辑;“科技体制”要求把大部分资源拨给它并由专家们来决定用途，其理由是他们的高精尖研究项目决定经济发展，虽然这些项目的议题大多是跟随美国，而且大部分不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局部利益当然不只是金融和科技，如环保部门不断要求以牺牲工业发展来提高空气质量指标，哪怕是极端气候造成的指标下降也要以工业减排来“对冲”，原因很可能是，这些由它自己定的指标可以为其官员赢得升迁的“政绩”;而权势更大的部门则是在限制本国工业产能的同时，力促对外资的彻底开放，虽然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受到限制的传统工业一旦换成外资所有就变成“先进”的、就不过剩了，等等。

部门利益是老问题，但由于行政体制变化等客观原因，工业逐渐失去与政治领导层的直接联系，导致一些部门的权力扩张抑制了工业发展，但问题却难被重视。

虽然把各种“脱节”重新联系起来会触及到既有的利益结构，但这也恰恰说明，新型举国体制应当发挥的核心作用是重申经济发展的人民性，以党直接联系人民和工业，而非诉诸部门体制的方式去完成重大任务——重振增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意义是以党领导人民的方式“解除”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何“束缚”，放眼全球、放开市场、放开增长，使整个社会发展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抱负的能力。

结语

从支持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出发，本文兜了一个大圈子，目的是讲清楚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中国迫切需要实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因为就像余永定老师讲的那样，增长是最重要的。反对这个立场的人经常把讨论拉入在给定生产结构下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平衡的问题，拿纸上算出来的“潜在增长速度”来说事。

但是，重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完全不是在现有结构下的平衡，而是解放被“二分法”思维压制的生产体系，从而释放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就是这两个方面通过彼此互动而共同增长)。通过扩张性宏观政策来恢复和增加对于工业的投资，不仅可以扩大眼前的需求，而更重要的是促进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和持续的技术进步，使中国经济再上台阶。

因此，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打破自我设限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

注释：

【1】[ Simon Kuznets,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in Barry E. Supple, ed., The Experience of Economic Growth: Case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Book, 1963, p. 53.]

【2】 例如，从19世纪末汽车工业诞生以来，汽车的基本产品形式迄今没有出现过重大变化，但经历过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应用、内燃机的持续改进和电子元器件的普遍使用，直至今天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这些变化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扩大了生产规模，把汽车从最初的贵族奢侈品变成了今天的大众消费品。

【3】 Ralph Landau and Nathan Rosenberg, “Successful commercialization in the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y,” in Nathan Rosenberg, Ralph Landau and David Mowery, eds., Technolog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73.

【4】 官方自己也承认，“石化化工、钢铁、有色、建材、机械、汽车、轻工、纺织等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近80%，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基础”。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规〔2023〕258号，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2/content_6923270.htm。

【5】 数据来源：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

【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13%”，《人民日报》，2023年7月6日 第1 版，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0706/c1004-40028852.html。

【7】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

【8】晶体管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发明的，集成电路是德州仪器公司发明的;合成纤维是原来生产炸药的杜邦公司发明的;光纤是生产玻璃的康宁公司发明的;液晶显示器的样机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发明的，但产业化是日本消费电子企业所实现的。这些发明后来都发展成为独立的工业，即当时的“战略新兴产业”，但它们都出身于传统工业。

【9】 Constance E. Helfat and Marvin B. Lieberman, “The birth of capabilities: market entry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e-history, ”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11, no. 4 (2002), pp. 725-760.

【10】 【美】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詹姆斯·W·科塔达，编：《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万岩、邱艳娟，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

【11】W. Brian Arthur, “The Structure of Invention,” Research Policy, vol. 36 (2007), pp. 274-287.

【12】例如，光刻工艺最早来自于相机的聚焦和曝光工艺，最初的光刻镜头也是用相机镜头改装而来。时至今日，在光刻镜头领域领先全球的德国蔡司、日本佳能和尼康同样也是相机镜头领域的主导企业。

【13】 Cyrus C. M. Mody, “Spillovers from Oil Firms to U.S. Computing an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Smudging State–Industry Distinctions and Retelling Conventional Narratives.” Enterprise & Society, vol. 24, no. 3 (2023), pp. 676–701.

【14】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creative response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 no. 2 (Nov., 1947), pp. 149-159

【15】这段历史详见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第三章。

【16】 Thomas Haigh, “Inve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systems men and the computer, 1950-1968, ”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5, No. 1 (Spring, 2001), pp. 15-61

【17】Timothy F. Bresnaha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ICT in light of ideas first learned about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28, No. 2 (2019), pp. 331–349.

【18】 Nathan Ensmenger,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Computers in Society, ”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53, no. 4 (October 2012), pp. 753-776

【19】 James Manyika and Michael Spence, “The coming AI economic revolution: c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erse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 Foreign Affairs, vol. 10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23), pp. 70-86.]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2008年第3次印刷)，第439-441页。

【21】《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2013年10月18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3-10/18/content_4854.htm?ivk_sa=1023197a#。

【22】全文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工信部规〔2016〕358号，2016年10月28日，发改委网站(原文已从工信部网站删除)：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jzxgh/201706/t20170621_1196816.html。

【23】 陈雯：“订单饱满被列入产能过剩行业，造船企业贷款‘无门’”，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23年9月1日，https://mp.weixin.qq.com/s/MLOnKeLkFOeVC4GoKoAnsQ。

【2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促进炼油行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3〕1364号，2023年10月10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0/content_6911599.htm。

【25】 “美媒报道：中国或很快超美成最大炼油国”，《参考消息网》2020年11月24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201124/2425414.shtml。

【26】 王林：“全球炼化产能将持续增长，成品油或将‘不敌’石化产品”，《中国能源报》2023年12月25日，第11版。

【27】李晨阳：“为什么脱钩黄金的美元仍然是世界货币：企业组织能力与国家结构性权力”，待发表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23。

【28】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Energy Institute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9】 引号内的话见：“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就出访南太岛国接受中央媒体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6月5日，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206/t20220605_10698766.shtml。

【30】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OECD(经合组织)国家总人口为13.8亿人，而中国为14.1亿人。

【31】 Muriel Dal Pont Legrand and Harald Hagemann, “Do productive recessions show the recuperative powers of Capitalism? Schumpeter’s analysis of the cleansing effec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31, no. 1 (2017), p. 253.

【32】到2021年9月下旬，限电停产的情况已经席卷到十几个省;到9月26日，东北三省毫无预警地对居民拉闸限电，致使各地“限电停产”的消息迅速成为全国压倒性的舆论话题。

【33】吴明瑜口述、杨小林访问整理：《科技政策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第43页。

【34】张劲夫：“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人民日报》1999年5月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