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雕都督之故纸堆：周人的票据_风闻

落雕都督之故纸堆：周人的票据

《管子·轻重丁》……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緺绶之于莱亦纯锱也。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闻纂茈空。周且敛马作见于莱人操之，莱有推马。是自莱失纂茈而反准于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谓国准。

【从前莱国擅长染色工艺，紫色的绢在莱国的价钱一纯只值一锱金子，紫青色的丝绦也是一纯值一锱金子。而在周地则价值十斤黄金。莱国商人知道后，很快把紫绢收购一空。周人却拿出票据作为抵押，从莱国商人手里把紫绢收购起来，莱国商人只握有等于货币的票据。这是莱国自己失掉了收集起来的紫绢，而只好用票据收回钱币了。因此，可以利用就要利用，可以掌握就要掌握，这就是周人利用外国来控制外国的情况。这也叫作国家的平准措施。】

周人却拿出票据作为抵押……周人凭啥用票据来代替黄金呢？莱人为啥要接受周人的票据呢？莱人为啥不要求周人用黄金来支付呢？莱人为啥不要求周人用“莱民币”支付呢？(⊙o⊙)…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欧洲贸易商与广东的行商做生意，采取的便是“预付制度”，即欧洲商人不是直接在中国销售商品，而是把商品交给清政府指定的行商，由后者代售，后者则为前者提供预付凭证，在销售完成、双方结账之前，这种预付凭证就体现为“汇票”。

欧洲商人是这种“预付制度”的拥护者，因为这种预付制度是由清政府做担保的，特别是在商品的行情不好时，欧洲商人格外希望把商品交由行商代售，隔年之后再凭借汇票兑现，以连本带利收回现金（当时，中英之间贸易的平均回款周期是三年）。

这样，欧洲商人就把商品销售的风险完全转嫁给了由清政府进行资产担保的广东行商，而一旦出现欧洲商品滞销或者赔本的情况，行商就会出现“商欠”，而这就体现为汇票的贬值，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理由实际上就是英国向清政府讨要行商的“商欠”，即要求连本带利地兑现汇票。（英国的鸦片期货市值是鸦片贸易本身的数百倍，积聚了巨量的金融泡沫。虎门销烟，客观上导致了英国鸦片期货金融泡沫的破灭。）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不是为了鸦片诉诸一战，而是为了维护英国汇票的本息、英国的金融霸权与清王朝诉诸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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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货币不是来自市场交换，而是战争债券。西方人口中的“竞争性”，其实就是“战争性”，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的战争。】

以下摘自韩毓海著作：《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西方之所以能够在16世纪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国，实现富强，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在于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从而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而货币由“交换的中介”转变为以国债为基础发行的银行券，则是这一革命性转变的突出标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互相预付”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货币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据的流通，这一切都是由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和指明了的。

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体制是以跨国金融体系为前提而建立的。跨国金融体系的形成则是16世纪以来欧洲战乱频仍的产物，它的实质就是私人银行家的联合。

国家出于战争的目的而发行国债，私人银行家为了经营国债方才建立起以国债为基础、以税收为抵押的银行制度和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财政税收制度，正是这二者根本性地促进了货币交换的发展、“互相预付”的信贷机制的发展、国家管理制度的理性化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而根据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我们一向接受并习以为常的那种（亚当·斯密式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那种观点认为：货币交换与市场经济都深深地植根于人们与生俱来的“交换的偏好”，基于人性的本能，因此，货币交换和市场早在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首先就在于：他对于货币经济、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极富独创性的解释。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至今还被我们视为“真理”的经济学，他认为：货币交换、市场经济，特别是信用制度，都是被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创造出来的，而绝不是由于人性的偏好而自然产生的，因而，它们是战争与资本联姻的产物，直接说来就是国家间武力与金融竞争的产物。

因此，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主题就是“战争与革命”，战争引发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引发革命。

当资本主义还戴着产业革命、市场经济和贸易自由的面纱时，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当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在资本和融资活动主导了一切经济活动的时代，在“金融业”取得了经济活动主体地位时，人们还固执地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作为分析资本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前提，这就是极为可悲的。马克思面对和讨论的“市场”是金融市场，而非此前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商品市场，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认识了前者，后者才能被真正理解。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18世纪的话题，是手工业行会时代的话题，是小私有者和小业主们的话题；而当西方经济的发展进入19世纪，这个问题就被金融和资本压倒一切的现象所代替了。从这个角度看，比斯密晚出生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阿克顿勋爵的观点倒是更接近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他说：当前的问题不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人民与银行的关系，英格兰银行已经由银行家的银行，变成了政府的政府，这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什么叫作“国民的永远债权人”？这就是说，只有在国家永远不还清国债的前提下，作为货币的银行券（即“国家借款的凭证”）才能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而一旦国债还清，货币的创造就将停止。

果然，直到今天，英国王室所欠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依旧没有还清。

而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也往往搞不清楚：为什么美联储是由12家私人银行构成的？为什么美元不是由美国国家，而是由私人银行发行的？为什么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能够成为美国掠夺全世界的法定货币和税收工具？

马克思讽刺说：“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构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债是‘国家的’。”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指出，私人所有的金融部门居然靠公共纳税收入做担保，这充分暴露了美国所标榜的意识形态与其实际制度之间的深刻矛盾。

美国为什么欠了一屁股债？因为它有两个烧钱机器：一个是战争机器，另一个是金融机器，即一根金箍棒外加一个紧箍咒。美国政府为什么不能为人民服务？因为它要为自己的金主、债主服务，美国政府如果不听债主的话，华尔街立马就念紧箍咒，华尔街一念咒，随时都可以让美国政府关门大吉。

市场不能制约政府、民主不能制约政府，但资本和银行家能够制约政府，相对于政府，银行家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才是绝对的权力。

而某些经济学院的教授们却告诉大家，不要问“市场”之外的傻问题，经济学是科学，不要问数学模型之外的问题。

什么是货币？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货币是指建立在国家债务基础上的、由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但是，经济学家却说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而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什么比经济学家的这种看法更荒唐的了。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货币化就是指法定货币的银行券化，这同样是战争国债制度的产物。

议会制度是从包税制度和王室借款制度发展而来的，议会的代表是由包税人和借款人的代表组成的，这些“土豪”起初被称为有城堡的人或“城里人”——bourgeois，后来，这个词才被我们翻译为“资产阶级”。但是，这也正是《大国崛起》、《货币》、《华尔街》这些电视专题片所不能告诉你的，因为那些专题片放言奢谈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它们的制作者却不知道资本家阶级是从哪里来的。可见，与西方当年的“土豪”不同，今天中国的“土豪”们根本没有任何革命的勇气和本事，结果他们既无视了西方的“金箍棒”，更看不懂人家的“紧箍咒”。

当年英国人漂洋过海来打中国，这打仗首先打的是后勤、是补给，英国人的后勤和补给是怎么来的？谁研究过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所以，我说是记吃不记打。

英国人漂洋过海来打中国，但他们的后勤补给不是靠装了一船干粮或者一船白银解决的，而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解决的。在整个19世纪，广东的行商都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与英国和英属印度做生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大资本家与小商小贩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信用而不是货币和现金做生意，这种信用的主要工具就是“贸易的凭证”——汇票。这就是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行商贸易就被组织进了以伦敦为核心的国际信用体系。所以，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英国人就可以在广东兑到白银，并用白银为军需补给来打中国。英国人通过掌握的国际信用体系，举全世界的钱（也包括中国的钱）打中国。结果就是：无论战争在哪里打，即使在中国打，英国人也是越打钱越多，而清王朝反而越打钱越少。清王朝打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欧洲贸易商与广东的行商做生意，采取的便是“预付制度”，即欧洲商人不是直接在中国销售商品，而是把商品交给清政府指定的行商，由后者代售，后者则为前者提供预付凭证，在销售完成、双方结账之前，这种预付凭证就体现为“汇票”。

欧洲商人是这种“预付制度”的拥护者，因为这种预付制度是由清政府做担保的，特别是在商品的行情不好时，欧洲商人格外希望把商品交由行商代售，隔年之后再凭借汇票兑现，以连本带利收回现金（当时，中英之间贸易的平均回款周期是三年）。

这样，欧洲商人就把商品销售的风险完全转嫁给了由清政府进行资产担保的广东行商，而一旦出现欧洲商品滞销或者赔本的情况，行商就会出现“商欠”，而这就体现为汇票的贬值，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理由实际上就是英国向清政府讨要行商的“商欠”，即要求连本带利地兑现汇票。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不是为了鸦片诉诸一战，而是为了维护英国汇票的本息、英国的金融霸权与清王朝诉诸一战。

（现在的）英国人为什么需要（控制）中国香港？因为人民币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但在香港，人民币与港币可以自由兑换，而港币是自由兑换的货币。它是要在那里开个口子，让中国的资金流进去，让国外的热钱流进去，它是要把香港搞成英国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它这么做不是为了将来再打中国的时候，随时可以在那里用港币兑出人民币用作军需——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就说，中国人非常奇怪，为什么他们竟然允许美国舰队在香港补给，难道他们不知道美国在香港补给是为了“保卫台湾”？这个道理的更深一层就是：既然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它的货币和金融政策还是独立的，甚至是与中国对立的？

（所以）中央政府只能把人民币离岸中心放在上海，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试水。

有人说建立上海自贸区是出卖国家金融主权，这是完全错误的，建立上海自贸区恰恰是为了维护乃至夺回中国的金融主权。正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手中的美元越多，美元贬值就越快，所以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然而，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要逐步开放外国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但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中国金融的发展与企业和贸易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而绝不是走金融资本脱离产业和贸易发展的道路，金融开放绝不仅仅是向美国开放，而是要积极与全世界加强金融合作，以对抗美国的金融霸权，而不是使中国的金融日益成为美国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