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商品社会 经济与 金融的互济共生（续）_风闻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钞票有三条路：第一条是直接把钞票印好，放到财政部的户头上。这样容易出现的结果就是，政府如果入不敷出，就会开印钞机，直接加印钞票，然后再到需要的项目投资，花钱，钱就进流通环节了。中国1978——1984采取这种方式。1978年以前属于完全的计划经济“统收统支”。

       第二条路，就是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或者央行购买商业银行的资产、或者逆回购，银行取得钱后再对外贷款，钱进入流通环节。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以后，通过这一渠道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主渠道，中央银行贷款给专业银行，专业银行立即将资金存入中央银行，称为“上贷下存”。

       第三条路，就是通过换外汇，全国人民挣回来的美元，到商业银行可以换成人民币，商业银行再去央行那兑换人民币。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以后，随着贸易顺差和吸收外资的猛增，央行的强制结汇制度使外汇占款逐步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主渠道，央行再贷款的作用下降，2014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达到历史高点3。99万亿美元，通过外汇占款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也达到最大值，为对冲这一巨大流动性，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一再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007年上调10次，2008年上调7次，2010和2011分别上调6次，在2011年6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峰值，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21.5%，中小金融机构为18%。此后随外储规模逐步缩减，通过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的作用弱化，央行再贷款又上升恢复为注入流动性的主渠道，避免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被动增加而弱化国家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调控，牢牢掌握货币政策的主动权，确保金融安全有效。

       2014年以后央行不再强制结汇，中国外储从峰值逐步下降，降到3万亿出头即稳定下来，近些年一直保持这个数目。而从2014年以来我们的对外贸易一致是高额顺差，吸收外资一直多于对外投资（况且我们对外投资中人民币币占比一直提升）。2005——2011年，按国际收支口径，中国外汇储备年均上涨3900亿美元，对比2014年前增幅推算，再统计十年来（至2023年末）外贸顺差总数，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净差额，大体数据基本就有了，这些外汇资金储存于国内银行，分布于国际金融体系之中，是我们实实在在的金融力量，必要的时候也会变成强大的金融武器主动出击的手段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

       中国证券市场成立后有一段时间，资金是在证券公司自己的户头上。没有过三年，政府就把这一块收归到四大国有银行托管资金，证券公司不能托管了，也就是说沉淀的资金到了四大国有银行的账户上了。只有暴跌，才能让一部分资金割肉出局，其他的账面巨亏躺下装死苦熬，这割肉出局亏损的钱，都献给了国家，账户不动套住的钱国家可以无成本使用。小股民每一次都痛骂庄家不给政府脸面，殊不知，每次大跌急跌暴跌，才是给政府的四大国有银行贡献了天量的资金。

人民币汇率确定方式：

在上海有个中国人民外汇交易中心，这里每天开盘，能参与的都是这个地方的会员，会员资格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局批准。

如果有人来卖美元，那这里的会员都可以出价买美元，用人民币买。谁出价高，谁就能买到美元。这也是钱从央行进市场的途径之一。

央行也在这里买美元，他如果想，出的价格完全没有成本，谁能买得过他？自然大多数美元都让央行买走了，央行买走的美元用的人民币，属于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

        中国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是专门用于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业务的支付系统，该系统于2012年4月12日开始建设，2015年10月8日上午正式启动。  2018年3月26日，CIPS系统（二期）成功投产试运行。实现对全球各时区金融市场的全覆盖，支持全球的支付与金融市场业务，满足全球用户的人民币业务需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经覆盖全球，2023年12月21日跨境清算公司举办的“CIPS网络功能及产品体系”系列发布会（第二场）上透露，截至2023年11月末，CIPS系统共有1482家参与者，其中，直接参与者129家，包括121家银行、8家境内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间接参与者1353家。从实际业务发生情况看，CIPS系统业务实际可覆盖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的4400余家法人银行机构，可以使人民币国际化顺利推进。而截至2021年8月有1211家参与者，看出来（CIPS）全球覆盖增速很快。

       SWIFT并非不可替代，中国有AFCA。2017年7月，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在北京成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简称为亚金协，英文简称AFCA，截至目前，亚金协会员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五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资管、期货、国际金融中心、行业协会、金融科技及金融服务等领域，AFCA就是中国版的SWIFT。

       CNAPS是中国跨行支付系统的简称，全称为"中国银联跨行支付系统”，主要提供商业银行之间的支付清算，为商业银行之间和商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支付业务提供最终资金清算的系统，是各商业银行电子汇兑系统资金清算的枢纽系统，同时也是链接国内外银行的重要桥梁。

      目前CIPS（清算）、CNAPS（结算）、AFCA（功能与SWIFT相同，支付指令传输通讯），SWIFT（支付指令通讯）共同构成了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2009年7月，我国开始跨境贸易人民币试点结算。2023年02月04日，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通知：多举措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除对外贸易外，“一带一路”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分三个层面，第一层，认同一带一路宗旨，愿意加入共建的国家和地区首先在国家层面同我国签订“一带一路”共建协议；第二层，是政府层面进行落实，我们国家政府部门中的发改委牵头，联合科技部，交通部，工信部，自然资源部等等与对方国家政府相关部门统筹协商，根据对方国家的区域地理位置自身资源禀赋以及他们自己国家的发展规划和要求确定一批可行项目；成立促进项目落实的工作组，组建项目部。第三个层面，具体项目落地，项目部成立运作项目建设，首先为项目融资，此时我国的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其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等，还有亚投行也不能缺席。

     我们构建的“一路一带”，同加入一带一路的共建国家组成利益共同体，推行战略依赖自上而下的计划协调，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提升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的作用（国企更能贯彻政府意志），建立“一道一路”生产链，贸易网构成国内经济的外循环，进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到最终与中国大经济体的融合，其合作深度和广度是远远超越世贸组织的。世界贸易组织只是在关税和配额方面对成员国作出规定，而一带一路却是国与国之间的政府主导，通过政府部门之间深度广泛合作来延伸到具体实施项目，简单说就是，世贸组织只管到成员国的国境线，而一带一路是延伸到加入成员国内部经济结构的深度合作{要不怎么看着我们的一带一路进展如火如荼，眼红急火攻心的美西方大肆制造舆论，污蔑我们搞“新殖民主义）。

       10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贷款规模约12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合计7000余亿美元，其他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近5000亿美元。在这里美元不过是一个计价单位，实际投资使用的货币主要是人民币，并且其中大部分用来购买国内相关项目工程设备。区域分布非洲40%，亚洲30%，拉美25%，其他5%.“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融通不断扩大，也在客观上推动中国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落地和发展，有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这为中国金融机构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金融服务提供了空间。他们由于金融体系落后，不能将本国富余资金加以集中动员通过调配使用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因此这些国家的储蓄资源无法有效的传导到本国的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为西方跨国金融机构所利用作为全球投资的资源。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0--2017年，每年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最少2000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的年份更是高达9310亿美元流向西方，而通过西方跨国金融机构，再返流回这些急需发展资金国家的资金每年不过数百亿美元。这也是我们为“一带一路”推动项目资金融通，广受共建国家欢迎的原因，有力的推动了中国金融机构在这些国家的落地布局，这些机构参与所在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于当地经济，提供人民币融资，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熊彼特曾指出，信贷的功能就是创造出新增的购买力，从而赋予企业家重新整合生产要素（既创新）的能力。

      1978年后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加快增长，M2快速上升，反映出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深化（财富货币化）的进程，融资结构方式中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占比过少，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证券资产与GDP之比为135.5%，较十一年前的2007年末下降31.4个百分点，而在1991--2007年间，中国直接融资占比整体呈上升态势，这其中股市起了关键的带动作用，2018年末股市市值与GDP之比为44.6%，相较2007年末下降了75.5个百分点。间接融资（银行贷款）比重过高，银行发放贷款是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同时创造货币和债务，通过债务快速扩张推动经济增长，2018年末贷款余额比2007年末年均增长17.7%；贷款余额与GDP之比为176.7%，较2007年末上升了76.2个百分点，，而在1991年至2007年间，贷款与GDP之比则下降了0.3个百分点。金融债务和金融资产集中于银行的现象突出，M2的高歌猛进成为必然。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均掌握在国家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使中国极易形成各级政府均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格局。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参与下，中国成为世界上（PPP）项目最多，形式最广泛，运用最娴熟应手的国家。以土地作为融资中介安排，迅速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并使城市首先表现为“地的城市化“，城市土地因之资本化。中国的”土地财政“机制是地方政府掌握土地使用权，在土地开发使用过程中，形成类似新加坡，香港等东亚经济体常见的土地批租制度，专业开发商通过将生地变成熟地，使土地增值进而变现筹措现金，再用于购买土地及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以地养地滚动发展。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开发区，不仅自己充当开发商，进行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发展了一整套基于土地批租制度的融资安排，既表现为地方融资平台的成长与壮大，也体现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生成与发展。

       1998年，国家开发银行与芜湖市政府开创了城市基础设施贷款领域的”芜湖模式“，即把若干个城建项目集中打包由政府指定的融资平台作为统筹统还借款法人，而政府建立"偿债准备金”作为还款保证。2000年，国家开发银行与苏州工业园合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模式，形成一种新的融资安排，既政府设立（出资）商业性法人机构作为基础设施的借款机构，使借款方获得土地出让项目的收益权，培养借款人的”内部现金流“，同时通过财政的补偿机制，将土地出让收入等财政型基金转化为借款人的外部现金流，两者协力共同发挥作用，使政府信用有效地转化为还款现金流，形成推行全国的”地方融资平台“模式，中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机制由此系统完备。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代表的的政府主导基建投资，无疑是立足中国土地公有制这一现实的制度创新，有效改善了资源配置能力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地方政府通过创办开发区，将土地进行资本运作筹措资金，主动为产业集群建设基础设施，这一具有前瞻性的融资行为，有效地减少了在基建领域极易发生的基础滞后等投资时间错配短缺。凭借超前建设且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外加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政策，是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的竞争中胜出进而成就中国制造的主导因素。地方政府以土地为中介的融资活动，极大的加速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土地融资的边际引领作用既促进了不发达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在整体上提升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属于通过债务高速扩张推动经济迅猛增长，所以不能只看到以土地为中介的地方融资平台产生的地方债，更要看到这些地方债为社会创造的以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安全稳定的固定资产，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财富积累。

      货币供应规模和货币周转速度的变化，体现出的是一国经济从农业农村经济向全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的转化规模，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向市场配置资源的市场化转型，从一般性商品内容扩增到资产设施，一些商品具有了金融资本属性，国家发展表现为拥有的财富剧增（俗话说的“国家富了”），这一切现象都是经济活动货币化的不断深化过程，我国M2快速攀升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也合理解释了过多的货币投放不仅未引起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恶性通货膨胀，反而CPI和PPI双双走低的中国经济运行的费雪悖论，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是无法解释中国经济运行的。

      费雷德里克-米什金曾说：“金融体系是经济的神经------它在资金分配方面充当协调机制，是经济活动的命脉，其最大的用途在于企业和家庭，如果资金使用不当或者根本不流通，那么经济运行将会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率最终会很低。”房地产的预售制提升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加快了滚动开发进程，对推进房地产开发和城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按揭贷款为经济注入了充分的流动性，住房开支是人类生活中最大最主要的开支，。14亿人口大国的住房需求何其大，高额贷款形成源源的巨大流动性为实体经济持续激发活力。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条件得到快速改善提高，带动了整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惠济无数产业，为中国经济发展进步贡献了巨大力量，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使国家日新月异的快速变化，十四亿人的国家实现了充分就业。如今我们的基础设施，城市面貌完胜欧美发达国家，人均住房面积从2010年的31.06平米上升到2020年的41.76平米，增幅高达34.45%。中国城镇居民住宅的自有率在2019年就达到96%，户均1.5套住房。再好的政策都有其时空有效性，随着时间推移政策会逐渐用老，时移世易需要与时俱进，改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在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占比接近七层，改善全国人民的家庭资产结构，提升生活品质实现消费升级与国家的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归根结底发展生产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