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罗振宇_风闻

罗振宇/图源：百度百科

本文表面上是在写罗振宇，实际上是在写这个时代，以及在时代冲击下，内心深处灵魂交战的你我。

我希望以罗振宇为一个标本，来探讨一下，人，至少是某一类特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着怎样的纠结？

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生存，才能获得内心的自洽？

在“谋食”与“谋道”之间，能不能有一种平衡？

以及最后，一个人活在世俗之中，能不能真正获得自由，如果能，又该怎样做？

1

先讲两个故事。

故事一：晋朝有个人，名叫王徽之，他有个朋友叫戴逵，两家相聚几十里远。

有天晚上，天降大雪，王徽之喝酒吟诗，突然很想念戴逵，于是就命令仆人备船，连夜去看朋友。

冒着大雪行了一晚上船，好不容易到戴逵家门口，天都已经亮了，王徽之说：回家吧。

于是连门都没敲，就又坐着船回去了。

有人问，为啥不进去？

王徽之说：我本乘兴而来，现在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故事二：晋朝有另一个人，名叫张翰，他本是苏州人，在洛阳做官。

有一天，秋风微起，黄叶飘落，张翰不禁怀念起家乡的美食：莼菜羹，鲈鱼脍。

他叹道：人活着，重要的是顺应自己的心意，怎么能跑到几千里外追求名声与爵禄，被官职所羁绊呢？

于是当即辞官，回老家去了。

这两个故事，一个叫“雪夜访戴”，一个叫“莼鲈之思”，它们发生的年代，大约距今一千七百年；记录这两个故事的书，名叫《世说新语》，大约成书于一千六百年前。

除了专业人士或者特别感兴趣的人士，我们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王徽之和张翰是谁，他们一生中有什么事迹，创下过什么丰功伟业。

但历史流传下了他俩的这两则小故事，不仅在中国古代被无数文人传颂，而且在今天，我们读到，依然会感受到心灵的触动。我相信你刚才读到的时候，心里一定也有某个柔软的地方，似乎被轻轻碰触了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被这样的故事感动呢？为什么它们能够千古流传呢？

或许，是因为这样的故事，代表着人类久远以来的梦想，那就是拥有心灵的自由与行动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一生。

也因此，这两个故事就具有了穿透时间的美感。我相信，即便是再过一千年，它们依然会在人类世界中流传，依然会打动那些苦恼于“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青年与中年。

故事讲完了，现在我们回到现实。我想问一个问题：现代社会，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古人之风？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有“雪夜访戴”“莼鲈之思”这样的行为，你会对他产生一种怎样的感觉？

我喜欢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挺有意思的，他们所做的，其实是我所向往的事。

现在讲回罗振宇。

罗振宇小时候成长在安徽芜湖，十六岁上大学才离开，后来在北京工作。

有一次，他突然非常想念家乡的小笼汤包，这种思念是如此不可遏止。于是，他从北京开车，一脚油门，跨越一千一百公里，回到镜湖边，找了一家小笼汤包店，吃完后一抹嘴，又一脚油门干回北京。

坦白讲，我对罗振宇的印象，深受这件事的影响，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这就是“魏晋之风”。

此后我还知道，罗振宇大学时暑假不回家，而是每天在宿舍抄《史记》。后来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时，有时困了，他就会大声朗读《古文观止》来提神。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情趣。或许有很多，但是我没有缘分见到。而在罗振宇身上，我见到了。

这件事影响了我对罗振宇的整个判断。因为喜欢这样的行为，我自动给罗振宇蒙上了一层光环。可能很不客观，但却真实。

今天的整篇文章，其实都和这种影响有关。

2

罗振宇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也是一个曾经无比纠结的人。

他的全部争议和他内心曾经的全部挣扎，最终其实归结到一个问题：我究竟是一个读书人，还是一个商人？

这个问题更深的含义其实在于：我对社会的价值，以及我自己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不仅是罗振宇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因此，了解罗振宇的纠结及其结果，或许会对我们有些启发。

对古代人来说，这个问题很少成其为问题，因为古代社会，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是由上帝、天理、天命等超自然力量赋予的。

但是，自从在西方“上帝死了”，在东方“打倒孔家店”之后，寻找个体价值与意义的责任，就落到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肩上。

而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因此，我们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似乎人生就是一场无奈的旅行，人们为几两碎银而忙忙碌碌。好不容易闲下来时，感受到的，却不是放松、幸福，而是焦虑、无聊、空虚、痛苦。

另外少部分人，试图给自己所做的事情赋予价值，让自己感受到人生的意义。但内心深处，他们又不敢肯定这事是不是真的那么有价值，从而处在极度的拧巴之中。

当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认同还没有获得内心的自洽之前，这些人会比没找到价值的人更痛苦。

罗振宇有好几年的时间，就处于这种痛苦之中。

此前他以为自己是一位读书人，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知识，传播知识。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别人认为他有知识，有智慧。

直到有一天，他开始创业。

从此，他就开始面临读书人与商人之间的自我认同问题。

当商人本来没什么，商人只不过是与读书人创造价值的方式和评价的标准不一样而已。但在中国长久以来的传统中，读书人却不这么看。

读书人认为读书比经商更高贵。说一个读书人是商人，对读书人来说是一种侮辱。你可以认为这不对，但每一个读书人，骨子里都是这么认为的。

这种传统能追溯到孔孟的时代。孔孟儒学的关键议题之一就是“义利之辨”。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读书人追求的是成为君子，而君子追求的义而不是利。如果去逐利，那就是自居于“小人”之列了。古代四民“士农工商”的社会层级，士在最高一层，而商在最低一层，士是看不起商的。

即便我们已经生活在新时代，搞市场经济已经三十多年，很多商人如宗庆后、任正非等也在中国社会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当一个读书人要成为商人时，他依然会感觉很别扭，并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

因为这意味着他追求的东西将不再是知识与智慧，而是金钱；他产生价值的方式也不再是传播知识与启迪智慧，而是做生意赚钱；社会对他的评价标准也不再是他有没有知识，够不够智慧，而是他有多少钱。

当一个读书人成为商人，他要去适应新的评价体系，而在这个新的评价体系里，他所看重的知识与智慧似乎一文不值时，他就会感到痛苦不堪。

为了适应新的评价体系，原来的这位读书人，就要放低身段，从高高在上的“老师”，变成把顾客当上帝的商家，变成卑躬屈膝的乙方，甚至要采取很多原来瞧不起的、不那么体面的方式去赚钱。

罗振宇做了罗辑思维后，尤其是成立“思维造物”公司，开始自己当老板后，就面临着这样的心理困境。

为了摆脱这种心理困境，罗振宇不断地寻找理论依据，并强行去说服自己是个商人。同时他还在对外表达的场合中，一再强调自己的商人身份。

他的创业搭档脱不花的一句话，给了他很大的心理支撑。脱不花说：挣钱光荣。

这对罗振宇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从他自己的心里是绝对长不出来的。这是罗振宇人生中一个代表性的时刻，帮助他完成了从读书人到商人的蜕变。

后来，他一直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

在“挣钱光荣”旗帜下，罗振宇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原来，把脸面放下，就能赚那么多钱。罗振宇沿着“挣钱光荣”的口号，发展了一套新理论：

做生意挣钱，不管他人，是最有尊严的生活；自己养活自己，对身边人负责，是最高的荣誉。我们中国的生意人其实是缺乏这种道德自信的，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罗振宇对这个社会最大的价值，不是挣多少钱，而是帮一代生意人确立道德自信。

今天来看罗振宇曾经的这些话，会觉得很可笑。毫无疑问，罗振宇太看重这个事，也太高估自己了。

商人的道德自信，从来都不需要读书人来帮着树立，自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来，这个社会对金钱的崇拜，早就已经建立了。哪怕是那些卖大力丸的、搞传销的、收智商税的商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没有道德自信。所谓的商人没有道德自信，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只有极少数像罗振宇一样，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个读书人，但是在时代与命运的推动下，不小心成为了商人但又感觉不自洽的人，才会有这种道德疑虑。

而且罗振宇那一套话语，任何一个资本家，都能比他讲得更好，更透彻，因为人家是出自骨子里的信，而罗振宇只不过是从理性上去说服自己信。即便从读书人的角色来讲，马克斯·韦伯，安·兰德这些人，岂不是比罗振宇讲得更好？

不管怎样，罗振宇用“挣钱光荣”“商人要有道德自信”来给自己鼓劲，但这种想法走过了头，又变成了一种极端，那就是，为了挣钱，做了很多原来的罗振宇绝对做不出来的、不那么体面的事情。例如接一些有问题的广告，把网民当傻子玩，策划一些过分的营销等等。

这让罗振宇在网络上的形象迅速异化，成为了中国互联网上最有争议的人。有多少人支持他，就有多少人骂他。

渐渐地，罗振宇和这个世界，形成了一种强烈对抗的敌意，他的内心越来越对世界充满着不满与防备。他认为自己是丛林里的猛兽，而骂他的人，只不过是叮咬猛兽的蚊虫。他瞧不起这些蚊虫，但是又不胜其烦。

这种心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许知远采访罗振宇的第一期十三邀节目里。那里面，罗振宇眼露凶光，面目狰狞，语气充满着傲慢、牢骚和嘲笑。他仿佛是一个堂吉柯德，而广大批评他的网友，则像那架风车一样，成为罗振宇试图打倒的对象。

他把情怀和理想主义踩在脚下，把唯利是图的商人捧上神坛。他甚至把自己自污为奸商，声称，奸商的面貌我已经自我夸大了，已经呈现给市场看了，就这样了。

这一期节目的影响力之大，影响流传之久，是罗振宇始料未及的。后来的罗振宇，很大程度上，就被定型在这次访谈展现出来的形象上——罗振宇，一个赚钱不要脸的奸商。

但这种刻意营造的形象，恐怕也并非真实的罗振宇。或者说，可能只是那个时候已经异化而不自知的罗振宇。

日后来看，罗振宇的这种表现，与其说是一种暴露，不如说是一种宣泄和自我壮胆。他从读书人转型为商人，但是又承受不了这种身份转变在受众眼里毫不掩饰的鄙夷，以及由此带来的失望和辱骂。他感到委屈和愤怒，所以需要宣泄；同时又感到惶恐和不安，所以需要壮胆。

他要让自己当一个合格的商人，要以商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为自己鼓劲。但是面对外界的疑惑、嘲讽甚至敌意，他要去防备。他为了捍卫自己新的商人的姿态，拼命说出一些故作的狠话。

同时，罗振宇拼命给自己做这样的内心建设，拼命向外界传达这样的信号，也有从功利角度的算计：其一，卸下自己的心理负担，心安理得地去做某些纯粹只为赚钱，而没有任何其他社会价值的事；其二，通过切换成相对低道德标准的人设，降低外界对自己的道德预期与要求，以便于更好地控制“人设崩塌”“舆论翻车”的风险。

从后来得到的发展来看，功利的算计这一点，他们成功了。但是没想到的是，罗振宇将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此后很多年，他的内心都在为这段经历而还债，他的个人形象也因为这段经历的影响太深而一直深陷泥泞。

事实上，从2016年下半年起，罗振宇和得到，就悄悄开始了一系列的改变，罗振宇逐渐在退出商人的角色，回归读书人的定位。

也就是说，他不再以营收、利润、市值这些东西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而是致力于做一些真正对社会有益的事。

那一年，罗振宇的双胞胎女儿思思和维维出生。

当一个人成为父亲时，他考虑问题的方式，必然会发生改变。例如，以前可能会觉得，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但是有了儿女，他就会想到，不行，我的孩子还要在这个世界活很多年呢。

当罗振宇跳出只想赚钱的商人身份，开始思考自己能为世界做一点什么时，他猛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我们处在一个剧烈的文明级别的大变革之中，而他的“得到”公司，也许有机会在这个大变革的洪流中，承担一部分的历史责任，并在文明史上留下自己的脚印。

这才是能让罗振宇夜不能寐，心跳加速，浑身颤抖，生死以之的东西。

3

人类文明出现之后，知识的传播方式，发生过几次变化。

太初时期，人类还没发明文字，知识只能通过口耳相传。但这种方式效率很低，信息丢失率太高。部落里好不容易出了一位智者，获得了某些有用的知识，但是他只能说给本部落的人听，听的人还不一定能记住，记住也会忘记、会曲解，或者突然经历什么灾难而死掉，知识就很难准确、完整、持续地传下去。

后来，人类发明了故事，例如神话和传说。人们喜欢听故事，而且更容易记住。很多知识就通过故事流传下来。

再后来，人们把故事编成诗歌。韵律化的方式，更方便人们的记忆与传播。于是有了《罗摩衍那》《周南》《召南》《荷马史诗》。

但总体而言，上面这些依然还属于口耳相传。信息密度小，还容易丢失。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曾经流传一时的故事、民歌、史诗没有流传下来，而他们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知识与智慧——其中可能有无数真知灼见，都随风而逝了。

后来有了文字，局面就为之一变。文字能穿透时间的侵蚀，让知识与智慧代代相传。中国古代说：苍颉造字，百鬼夜哭。因为原本属于上天和诸神的力量，被人掌握了。

由于有了文字，文明开始加速发展。后世评价某一个历史时期特定国家或地区文明的开化程度，文字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如果一个文明连文字都还没有出现，我们便会认为还处于蒙昧之中。

但用文字来传播知识与智慧，也有重大的问题：它的获取门槛太高了。

在古代，文字只能刻在骨头、龟甲、石碑、泥版上，只能用于记录当时人们认为最重要的信息。后来有了绢、莎草纸、羊皮卷、竹简，到最后终于出现了纸，能记录的东西就多了起来。

但依然存在问题——解读这些文字，需要长期的专门训练，只有极少数人才有空闲、有机会掌握这门技术，例如贵族、儒士、宗教里面的祭司和僧侣。掌握识字能力的人，就掌握了知识的传播和信息的流动，从而牢牢掌握着从世俗到宗教的权力。

孔子之所以如此伟大，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原本只属于贵族和儒士才有机会接触的“神的奥秘”，向平民阶层开放了，他把知识的火种从天国盗下来，传给三千弟子，再通过三千弟子洒向广阔的人间。

印刷术的出现让知识的传播进一步加速。先是雕版印刷，后来是活字印刷，终于到最后发明了专门的活字印刷机。

在中国，这位英雄是毕升。他让中华文化的传播从北宋开始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我们今天能看到那么完整、丰富的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文章和诗词，就是因为活字印刷在那时候兴起，使得保存知识的成本急剧下降了。

在西方，这位英雄是古腾堡。他发明的古腾堡印刷术，给西方文明插上了翅膀，让在极少数人那里流传了上千年之久的知识与智慧——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戏剧与自然科学，到基督教的经书，开始大范围向社会传播。

当更多的人开始阅读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理性就开始熠熠发光；当更多的人不再通过神父去了解上帝的教诲，而是可以自己直接去看《圣经》，与上帝直接对话的通道就向普通人敞开。

于是，文艺复兴开始了，宗教改革开始了，再后来，工业革命开始了。

梳理完这个脉络，我们便会理解到，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有多大的意义。

再后来，人类文明在知识传播领域又有过几次“古腾堡时刻”：电报的发明，留声机的发明，电影与电视的发明，到最后，互联网的发明。

现在，人类终于全面进入到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成为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工具，在经历了主要靠文字来传播信息的低网速时期后，随着4G、5G和wifi技术的进步，音频和视频逐渐取代文字，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流方式。

当眼睛可以解放的时候，我们看视频；当眼睛要干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听音频；大多数人只有网络不好或者不方便看视频听音频的极少数时候，才会通过文字去获取信息。

不仅闲暇时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连主动学习时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变了。尽管由于习惯与传统，学校里的知识还大量通过文字来传授，但人们在学校之外的学习，越来越多地变成了通过音频和视频进行。

当我们要学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在B站、在慕课、在视频号、在抖音、在小红书、在Youtube等网站去搜索，而不是去买书——如果你觉得“没有啊，我还是主要通过看书学习啊”，那只能说明你是人类中极其少有的坚守传统的读书人，但要知道，你并不是主流，看视频的群众才是。

在知识的传播上，这其实就是又一个“古腾堡时刻”。

如同古腾堡印刷机出来之后，当时的人们认为重要的知识都会以古腾堡的方式重新印刷一遍一样，今天的人们认为重要的知识，也都会以音频和视频的方式再重新录制一遍。

罗振宇就是这样认识时代的变迁，以及这样给他们的公司和事业赋予意义感的。在内部讲话以及外部采访中，罗振宇一次又一次谈到“古腾堡时刻”，以及得到公司在这样的重大历史时刻能够抓住的机遇及创造的价值。

有了这个认识后，他对自己以及公司的评价标准又不同了。以前是一切以钱来评价，以数据来评价。2017年起，他的态度是：“去他妈的数据，去他妈的市场，我根本就看都不看。”

不看数据，不看市场反馈，那看什么呢？

他更看重的东西，变成了想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点什么。

例如，得到做的付费课程，选课的标准不再是一份课程预计能卖多少钱，而是这门课程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得到上线了大量的伦理学通识、天文学通识、化学通识、中世纪史纲这样的课程。

显而易见，这些肯定不会有几十万人去订阅学习。如果从赚钱的角度来考虑，花费同样的时间精力，还不如多做几门类似《薛兆丰的经济学课》《通往财富自由之路》这样的热门课。

但它们体现了“知识的完备性”，是构建一个能够流传的完整的知识大厦必不可少的部分。

又如，2017年，得到推出了“得到听书”，就是把一些经典的书籍，提炼简化，录成音频。选书的标准也不是哪本书更热门，做出来的听书产品更好卖，而是对人类来说更重要。

罗振宇希望能把人类在印刷时代所生产出来的最重要的书，都用音频的方式重新制作一遍。假设按照这些书的数量是3万本来计算，得到一年能录制3千本的话，那就是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做完这件事。

按照罗振宇的逻辑，知识在过去几千年，通过印刷文化走了弯路。人类为了识字，能读懂文章，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做痛苦的训练。“得到”要做的事情，是要把知识“打回原形”，恢复口耳相传的古老教育传统。

他认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到新的“古腾堡时刻”，整个人类文明学习的方式，正在从文字形态转向口语形态。现在是人类文明从文字文明到口语文明的缓冲期，这是一个巨大的时代落差，将形成无比强大的势能，这就是“得到”可以借的势。

如果“得到”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够把人类最重要的书都音频化一遍，那么未来有可能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因为很有可能这些音频将成为未来人们快速学习知识的重要可选项——即使不是完全替代书本，起码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替代方案。

这个事能不能做成，是另一个问题。毕竟，一个知识内容是否能流传下去，影响的因素有很多，或许大家就是不爱听“得到”的书，而是爱听ChatGPT生产的书呢。

但无论如何，罗振宇的雄心是值得肯定的，做这件事的逻辑也没有问题，只是有效性还要等待历史的检验而已。

我不知道罗振宇是怎样去说服投资人的，毕竟，对投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原来的投资尽量能产生更多的利润，而不是在历史上留下一点什么——这是罗振宇的梦想，不是投资人的。

但罗振宇能公开这样去宣称，而且一直在这样做，就说明他应该已经说服了这些人——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本事。

做这样的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去做，很显然，罗振宇又回复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不是一个逐利的商人能干出来的事。

通过价值体系的重建，罗振宇在内心完成了从商人向读书人的回归，他脱去商人的外衣，重新穿上老师、知识分子的衣服，并试图通过各种场合，向外界传达这一点。

可惜的是，无人认可，甚至无人听见。

网络上传播的，还是他向世界大声宣布“我就是一个商人”“有钱不挣，傻吗”的视频，网民对他的定义，依然是那个“一门心思只想赚钱的奸商”。他为这种表达而懊悔的、反思的、更正的视频，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看，更没有几个人在乎。

他一次又一次的解释，无人在意。罗振宇高看了他现在的影响力。他自以为真诚的忏悔，在互联网的空间里，再也没有激起一朵浪花。

这种悲凉，就好比你曾经在人生的某一阶段，带上过一个小丑面具。这个面具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想起你时，只记得你是那个小丑。

后来你摘下了面具，想以自己更喜欢的面目来面对世人。你站在舞台上手舞足蹈，可是台下喧嚣，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舞台上的你。

你跑到每一个人面前，向他挥手，让他看你。可是根本就无人在意你。偶尔有人提到你，他才会突然想起说，“哦，那个小丑啊，我很讨厌他。”

或许，这可以称之为“罗振宇的陷阱”吧。

但我愿意为能看到本文的观众，提供一个小细节，让网络的漩涡里斑驳灰暗的罗振宇的身影，能够在某个角度看起来，更清晰一点，更明亮一点。

2017年10月，正在罗振宇自认为内心早已完成从商人到读书人的回归，也在做着一个读书人认为最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网上出现一篇传播很广的文章，标题就叫《罗振宇的骗局》，大概意思是说：知识付费是大忽悠，罗振宇在贩卖焦虑。

对于一家以知识付费为主要业务，以罗振宇为核心IP的公司来说，这篇文章的杀伤力不可谓不大。

按照很多企业的公关逻辑，这样的文章，是要去想办法删稿，删不了就投诉甚至去法院起诉，然后要做很多投放，用正面稿去对冲负面影响的。

但罗振宇的做法是，在公司例会上点评了那篇文章，并以《罗振宇点评<罗振宇的骗局>》的长文公开发出来。

大概意思是说：文章写得挺对，推荐大家都去看一看。我们也正好在反思，在转型，以后公司的重点要从注重营销转变为注重价值创造。

从这个应对可以看出，罗振宇还是有一定的格局和胸怀的。他保持了一个读书人的体面。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也不足以让我在这里特别记录一笔。

几年后，得到公司越做越大，搬进了更大的办公楼。装修的时候，在公共休息区域留出了一堵墙，记录了公司发展大事记。

其中，2017年最主要的大事，记录的是：自媒体负面稿《罗振宇的骗局》。

当凤凰卫视记者田川问“公司的这些大事里，您觉得哪一件最重要”时，罗振宇说“可能是2017年的自媒体负面稿《罗振宇的骗局》，这件事对我们很重要。”

——不知你能否想象，在罗振宇的心里，创业以来那么多重大时刻，包括罗辑思维上线、得到APP创立、开启跨年演讲等等，这些事情，居然都不如一篇负面稿子的发布，对公司更重要。

我的理解是，并不是这篇稿子这么重要，而是，它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它代表着罗振宇和团队，对自己存在的意义，从迷茫、堕落，到重建、升华的过程。

这就好比当年脱不花的一句“挣钱光荣”，是埋葬罗振宇读书人身份的一块墓碑一样，这篇稿子，是埋葬罗振宇商人身份的一块墓碑。

在罗振宇心里，远比公司其他一切大事都更重要的，是这种价值观的重塑，是罗振宇读书人身份的回归。

从2017年起，得到终于成为了一家使命驱动而不是金钱驱动的公司，罗振宇也终于完成了他内心真正的自洽。

这不仅仅得到这家公司的重生，更是罗振宇作为一个人的重生。

4

这个世界的运转，是存在一些奥秘的。但这些奥秘与绝大多数普通人无缘。

有些人运气好，做的事情恰好符合了这些奥秘，于是就发展很顺利。如果他的运气后来没有了，他做的事情不再符合奥秘，就会很快走向不顺。

也有些人有足够的智慧，领悟到了这些奥秘，并依照奥秘行事，从而获得了常人不可企及的成功。

乔布斯、马斯克、巴菲特+芒格、任正非、段永平，一定是领悟到某些奥秘的人。

我认为，罗振宇也掌握了部分奥秘，但并不完整。

他掌握的那部分奥秘，叫做“时间算法”。

从“60秒语音”到“跨年演讲”到“文明之旅”，为什么罗振宇一再发布超长时间的超级计划？因为罗振宇发现了，人心会被时间的威力所震撼。

人在面对一些超越自己想象的实体时，会产生一种崇高感或者说神圣感。例如大山、大河、大海、深邃的星空、巨大的悬崖或山洞、水库的大坝、跨越山海的桥梁、超级邮轮或航空母舰、庄严的佛寺与教堂、肃穆的神像等。因为这些都隐喻着超越性的宏伟与永恒。

超长时间的规划，也是这样的一种能让人产生崇高感的事物。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能够以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重复性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心灵就会受到震撼——哪怕这个人只是在守护一座坟墓，在沙漠里种树，甚至只是在磨一根铁棍。

而罗振宇，正是利用时间算法的高手。

连续10年的六十秒语音，是第一次用。连续二十年的跨年演讲，是第二次用。这两次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当罗振宇刚这样说的时候，大家觉得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有人可以做到这样。但后来，罗振宇完成了十年60秒语音的承诺。而跨年演讲也已经连续做了9次，其中包括疫情中的3次——2020年，专门选的武汉。

基本上，现在大家都已经不怎么怀疑罗振宇能够做到了。你可以说他的内容可能不那么好了，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真的能说到做到，坚持下来。

疫情中的三年，其实是非常难的，罗振宇都做好了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对着手机直播的预案，但最终他们还是做到了。武汉那一次，很多人没能来，那就全额退票。在成都那一次，由于疫情防控，全场一个人都没有，是12000个空座位，他讲了四个多小时。

也就是那一次，当得知所有观众都不能来的时候，罗振宇急出了左耳突发性的耳聋。深圳那一次，他经受了突然被隔离，临时换场地等困难，但也依然都如约讲了。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罗振宇甚至已经做好了几个“跨年遗言”，提前都录好了，万一自己在没做完20年承诺的过程中死掉，那就放录制好的遗言——这个安排，确实非常让人动容。

罗振宇今天的IP价值，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连续十年每天早上发60秒语音”和“连续二十年做跨年演讲”这两根柱子之上。当一个喜欢罗振宇的人向另一个人介绍罗振宇时，他最可能拿出来讲的事情，一定是这两件。

现在，罗振宇又开始第三次利用时间算法，也有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用，一直会用到他生命的尽头。

这也是一个长达二十年的项目：从公元1000年开始，每周讲历史上的一年发生的主要故事，一直讲到公元1912年清朝灭亡为止。（PS：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bug，不知道是罗振宇故意埋下的，还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那就是，按照每周讲一年，总共讲913周的话，应该是共计耗时17.5年，而不是20年。罗振宇说自己未来二十年，每一周的时间表都已经安排好了，不知道缺失的那两年半，是怎么安排的呢？）

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超长规划震撼人心的地方在哪儿。

罗振宇给他的读者、合作伙伴、消费者，提供了如山一般的确定感。而在这个动荡、剧变的时代，确定感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需要的东西。能够给人提供确定感的人，其实就是在创造着很大的价值。

这在商业上和流量上，也会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宇的品牌人设和事业成就，相当一部分就建立这种确定感上。

更重要的是，对于罗振宇个人，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在掌控自己的时间，主导自己的命运。用他的话说：我要从这个世界夺回出题权。

举个例子，你能否确切知道，2035年的1月1日，你会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无法知道。但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知道的。他们的时间由自己安排，而不是由命运安排。罗振宇就活成了这样一个人。

人活一辈子，绝大多数都是在回答世界出给我们的难题，有几个人能跳出这些题目，自己给自己出一份卷子？我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被网络算法死死地抓牢，我们基本上都是被命运所控制。

未来五年、十年，你的事业、你的生命将如何，有几个人又能够预判得了？但罗振宇，就在自己给自己出题，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是真正的自由，是每一个人最大的向往。

最大的自制通向最高的自由，这是罗振宇的时间算法最动人的地方所在。他通过做时间的奴隶，自己把自己关进监牢，最终却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就是他发现的奥秘。

5

上面我说，罗振宇发现的只是部分的奥秘，而并不完整。因为他所做的，只有形式的意义，而缺乏实质的内涵。

形式意义的呈现决定了他走到目前的成功，实质内涵的缺乏决定了他的成功只是半吊子，而且不可能长久持续——除非他后面能把这块补上来。

文化类产品，或者说知识类产品，能否被流传，最关键的因素是与人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关联。如果与生活有关联，就容易流传；如果关联越大，就越容易流传；如果没有关联，就会消失不见。

如果我们把这些产品当成一种虚拟生物，把文明的延续当成这些虚拟生物进化的进程，就会更容易看清楚问题的所在：

人类产生了无数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互相竞争我们的心智，适合人类心智的就留下了，不适合的就会被淘汰。与生活的关联性，就是人类心智挑选文化产品的标准。

为了增强这个观点的说服力，我要声明，这不是我的观点，是我从《千面英雄》作者约瑟夫·坎贝尔那里和《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那里综合得出的。

人们最希望知道的，最喜欢看到，最能够记住，最喜欢传播的，是“这个内容和我的生活有关系”。

苏轼看《后汉书》，会为范滂传而感动，苏母也会为范滂的妈妈而感动。

刘伶乘鹿车，载酒，吩咐“死便埋我”，有什么值得后世皇帝和大臣借鉴？但司马光把它编入《资治通鉴》。

因为这些内容能触动人的情感，使人觉得“与我的生活有关系”，甚至能使得很多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罗振宇不断用死磕、用超长期的承诺去撞击人的心灵。他认为，在他这样做的时候，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这种形式本身的撞击力。

当人们看到这种行为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与我的生活有关”，它体现了世界上一些不变的东西，如同街角永远开门的24小时便利店一样，令人安心。

同时，这样的行为也会产生类似范滂或刘伶那样的“启示性”，让我们看到在某种情况下生活的另一种选择，它与“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无关，而与理想有关，与灵魂有关。我们也许不能如罗振宇一样从世界夺回出题权，但是也会受到震撼，感到力量。

但当罗振宇这样做的时候，当他把形式凌驾于内容的时候，内容原本能具有的更为巨大的冲击力，却被罗振宇忽视了。或者说，他误认为自己的内容能够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实际上却没有冲击力。这就造成了实质性内涵的空心化，使得人们的感受是：这些内容与我的生活无关。

古往今来，一个能被同时代以及未来时代认可的文化产品，要么有超越时代的敏锐洞见，要么有令人窒息的艺术美感，要么有动人心弦的情感张力。

最好的文化产品是三者的综合，它们也是流传最久远的；其次是其中两者的结合，或者虽然只有某一种，但是其水平达到了人类文明能达到的巅峰；除此之外的一切其他普通文化产品，最终都将灰飞烟灭。

“得到”的产品，目前还不能满足以上条件。

罗振宇似乎是想极力往自己的产品里加入“洞见”。从以前的“罗辑思维”，到现在的“文明之旅”，都是试图用理性的分析，提供某一个解决的方案。一切都是为了理性，为了进化，为了成功。

但这些洞见，并不是震古烁今的发现，并不具备穿越时空的力量。我读到之后可能会耳目一新，“哦”一声，但也仅此而已，不会感受到震撼，没有想要传播的强烈意愿。

更大的问题是，这里充满了理性的计算，而少了真诚的悲悯和柔软的爱。

只见功利，未见慈悲。

罗振宇觉得自己走的是刚猛一路，对用户而言，他如同巨石一样坚韧、可靠。但他忽略了，巨石同时也会让人感觉坚硬、冰冷。而真正有意义的刚猛，本应是为了守护柔软，骨子里还是慈悲，而不是一味只会刚猛。

很多人对罗振宇的反感，表面上看起来是觉得罗振宇讲的东西空、忽悠，实质上是因为其中只有冰冷冷的理性，而没有温情；只有高高在上的指点，而没有感同身受的同情。

当然罗振宇本人，以及“得到”的同仁可能会觉得很委屈，很莫名其妙，而且想必会有非常有说服力的辩解，例如：传播知识本身就是大爱；慈悲不在于每一篇的具体内容，“得到”的存在，对知识的传承，对智慧的启迪，本身就是一个大慈悲等等。

这些全都没有错。但这是诠释出来的爱，不是感受出来的爱。这是用逻辑去推导，用理性去说服人的爱，不是用情感去感化人的爱。

诠释出的爱和感受到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其真正能产生的力量也天差地别。

就好比在生活中，一个丈夫可以用万种理由去解释，我辛辛苦苦打拼，就是为了这个家，就是为了对你的爱，但如果他在每一个细微的举动和话语中，没有让妻子感受到爱，妻子就不会觉得有爱。

这不是妻子矫情，而是因为进化赋予人的全部生化功能，就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感受爱。

在某一年的得到跨年演讲前，罗振宇上台排练的时候，重重摔倒在地。同事们手忙脚乱地扶起他，但每个人关心的，都是裤子有没有磨破，麦克风有没有松，影不影响正常上台。

没有一个人关心罗振宇摔得疼不疼，有没有受伤，心理上是不是紧张。连情商如此高、共情能力如此强的脱不花，那一刻都没有关心到这一点。罗振宇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所有人，都只关心跨年演讲不要受影响。

这或许可以理解为目标感强，“戏大于天”，是职业精神的体现。但那一刻，我看到的是一架精密运行的机器，高效，可靠，但是冰冷。

一家创造文化产品，想要给历史留下一点什么东西的公司，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它必定留不下什么东西。因为人们从中感受不到悲悯与温情——而这种悲悯和温情，是在一切流传至今的文化产品中都无处不在的核心的东西。

在第一次十三邀对谈中，许知远其实已经感知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一直试图给罗振宇提示：除了功利，人与人之间的大爱也是很重要的。

但那时的罗振宇把这当成了一种辩论，把人与人之间的大爱当成是自己创业中需要极力避免的一种瘟疫。

他认为，自己只要照顾好自己身边的人，对得起投资人和用户就行，至于其他的普通人，他们的悲欢喜乐，又关我什么事呢？

但社会不是这样运行的。越是往后走，罗振宇会越是发现，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大爱是那么重要。

《资治通鉴》流传千古，不仅仅是因为记录了历史，更是因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作者和编者，怀着对世人深切的悲悯在选取材料和组织文字，而不仅仅是为皇帝和大臣们提供一份以资治道的参考资料。

其实，罗振宇本人是一个感情很丰富、很细腻的人，他看电影经常都会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温和而友好，对每一个朋友都热忱而慷慨。

只是到了四十岁之后，部分由于创业遇到的各种问题，部分由于他所做的知识付费产品的特殊性的塑造，他把自己活成了一种很古怪的人：

在他的世界里只有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失去了对世界、对他人的感受力。他像仇人一样看待自己的情绪，紧闭它、杀死它，只留下理性。

最终，罗振宇走到了这样一个极端：他的产品里，只有头脑，没有心灵；只有算计，没有感受；只有功利，没有感情。

这将成为制约未来“得到”公司的发展，阻碍“文明之旅”的延续最大的、最核心的问题。

唯有爱，能破解这个症结。

从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讲，罗振宇原来那条理性与死磕之路，已经走到了顶峰，看起来似乎往任何方向走都只能是下坡路。而现在他还可以在走原来那条路的同时，增加一点点东西，那就是：从纯粹的以理服人，增加一点以情动人。这一点情，有可能就是让“得到”事业焕发第二春的关键火苗。

得到还是得到，文明还是文明，但是在选取内容时，增加一个思考维度，那就是“对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那就够了。

毕竟，读者更需要的，也许不是理解公元一零几几年的某个皇帝为什么要干某件事，而是能在内心产生情绪感应的小事。也许是宋神宗看到《流民图》留下的眼泪，也许是苏东坡写给弟弟的绝命诗，也许是王阳明在龙场安葬一位素不相识的小吏并为他写祭文……

洞见固然重要，问题分析和解决方案固然重要，但是人们观看历史，并不全然是为了获取智慧，解决问题，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找灵魂的共鸣，获取生活的力量。

在原有的产品里，多一点心灵，多一点感受，多一点慈悲，或许就从优秀，走向了伟大。

6

最后再讲两个小故事，结束这篇已经太长了的文章吧。

第一个小故事，关于罗振宇的女儿。

2016年6月，罗振宇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罗思思和罗维维。女儿出生的那一刻，罗振宇“全身酥软，热泪盈眶……手指颤抖，连在手机上打字都做不到”（根据和菜头的描述）。

从此，他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在没有女儿之前，世界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别人过得好不好，人跟人之间是不是有爱，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只要过好现在就行。

但有了女儿后，一切都不一样。

2021年，在许知远访谈罗振宇五年之后，他们又一次坐到一起，再次继续上回的聊天。

许知远问：

过去五年，你最浪漫的一刻是什么？

罗振宇答：

最浪漫的一刻，就出现在这个星期一早晨8点半。我送我家闺女上幼儿园。姐姐突然抱住我的大腿说，喜欢爸爸，不想和爸爸分开。

你懂的，心都要化了。

很感谢这些浪漫时刻。它们从来不是自己的事，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想到我的女儿，是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要活很久的人，我就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你看，浪漫时刻，是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根本动力。

这个故事，是罗振宇的所有表述里最打动我的地方。

因为有那一刻的感动，才有今天这篇文章。要不然，我明知读者里有那么多人不喜欢罗振宇，为什么还要冒着被骂个半死的风险，一个劲地说我有多喜欢他，有多愿意让他好呢。

我也有女儿，我也有心都要融化的感觉，我完全能理解罗振宇当时的感受。

它让我瞬间就相信了罗振宇所做的一切，是真心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想多赚一点钱。

而我更相信，只有让这个世界拥有更多爱，让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温情，让能力更强的人有更多的慈悲，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的孩子们生活的未来世界，才会变得更好。

是我们，在为孩子们创造他们未来将要生存的环境。我希望那个环境中，多一点爱。

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个故事，来自罗振宇的一次演讲。

从前有一只猫妖，致力于修炼成仙。传说，当她的功力精进一层的时候，就会多长出一条尾巴。长出九条尾巴，猫妖就成仙了。

猫妖修炼到第八条尾巴的时候，第九条尾巴无论如何长不出来了。不管她怎么修炼都不行，每次看着第九条尾巴长出来，但是前面的尾巴又会掉一条，所以她一直只有八条尾巴，一直无法凑够九条，成为猫仙。

直到那一次，她遇到了那位少年。

少年遭遇了磨难，猫妖帮了他。如同以往每次做完好事一样，她长出了一条新尾巴，但是也掉了一条旧尾巴。

猫妖叹了口气，问少年：你有什么愿望吗？我可以帮你实现。

少年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想了两天两夜。然后他说，我的愿望想好了，那就是：希望你长出第九条尾巴，同时前面的尾巴也不要掉。

于是，猫妖的第九条尾巴长出来了，而且她前面的尾巴也没有掉。她修炼的功德圆满了，猫妖变成了猫仙。

根据约瑟夫·坎贝尔的观点，神话其实是一种象征，一种隐喻。这个故事也不例外。

罗振宇曾经以为，猫妖长出第九条尾巴，是因为那位少年。他觉得罗辑思维那些信任他，支持他的读者，就是那个少年，他们会帮助他长出第九条尾巴。

可惜的是，这么多年来，每次他的新尾巴长出来，而旧尾巴依然在脱落。

罗振宇，终究还是没有遇到那个少年。

但在我看来，猫妖成仙的关键，并不在遇到那个少年。而在于，她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成仙的念头，在帮助少年的那一刻，她的心中只有大爱。

尽管她完全知道这个动作并不会让她功德圆满，成为猫仙，但她还是满怀着爱意去做了。

然后，她也收获了毫无功利之心的爱的回报。

是爱，让猫妖最终成为猫仙。

我相信，罗振宇的第九条尾巴，就藏在这个奥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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