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不是教学生，而是育老师_风闻

我们的教育系统又出问题了。

近来有多位网友在网上爆料，说是在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一份九年级语文模拟卷上，出现了一篇画风极为诡异的阅读理解文章——《杜鹃花落》。在这篇文章中，它作者李佳前全程从一个侵华日军的视角出发，讲述其为了给儿子报仇去打八路军，结果到头来反把自己儿子给炸死了的故事。

《杜鹃花落》一文使用了诸如“共军”和“逃窜”等极不恰当的词汇来形容八路军，还把侵华日军抱着亡子尸体喷出鲜血时的景象形容为“像牡丹花凋零”。这些不知所谓的描述和形容引起了广大中国网友的愤慨，许多人因此质疑起了李佳前的写作立场，认为他对侵华日军之死描写得过于悲壮了，为此甚至还不惜编出了“日本鬼子为了寻子，而向八路军寻仇”这种简直离了个大谱的荒诞情节，这和明目张胆地美化侵华日军有何区别？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有关部门迅速介入，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3月25日晚，成都新都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就新都区初三年级模拟考试出现语文“毒试题”一事作出了情况说明。通报认定，“毒试卷”造成了不良影响，新都区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对相关教研员及区教科院院长予以停职，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据相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另据《环球时报》3月26日报道，《杜鹃花落》一文的作者，河南汤阴县文星中学校长李佳前，目前已被免除职务。汤阴县当地对此高度重视，相关问题正在处置之中。

这次的成都新都区中考语文模拟卷“毒试题”舆情，让我想起了发生在去年的一桩往事。2023年5月，有网友在网上爆料，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的《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近代——救亡图存的斗争》一书中使用了“不当插图”。该插图从日本侵略者的视角出发，将我们的民族英雄、北洋水师将领丁汝昌，描绘成了一个在日本海军面前俯首低眉、卑躬弯腰、递书请降的贪生怕死之徒。

《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一共10册，引发了争议的“丁汝昌投降图”出现在其最后一册《近代救亡图存的斗争》中，作者姓吕，男，专业图书策划，从事图书行业十几年。我记得观察者网当时还专门就此事出过一篇报道，说是吕某某在图书中引用的那张“丁汝昌投降图”，其来源应该是日本人在1894年至1895年期间绘制的一套浮世绘作品，名叫《日清战争锦绘》。《日清战争锦绘》由当时许多日本画师共同完成，以上百幅浮世绘的篇幅，描绘了当时日本人眼中的甲午海战。

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他们会用“丁汝昌投降图”这样虚构出来的作品来美化他们的侵略行径并不奇怪。可问题是，我们是中国人啊，我们为什么要站在日本人的视角来看待那场给我们造成如此屈辱的战争？更别说这还是给我们的孩子看的了。

况且，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甲午海战之后的丁汝昌也绝非日本浮世绘中描绘的那般，是个递书请降的贪生怕死之徒。虽然北洋水师大势已去，但是丁汝昌并未放弃抵抗，而是依托刘公岛之有利地形，在主力溃败之后坚持节节抗击。可惜苦战多日，最终却没能盼来援军。绝望之中，丁汝昌最终选择了壮烈殉国。丁汝昌壮烈之后，刘公岛上的一些清廷官员和洋员，假借丁的名义，起草了投降书。至此，北洋舰队才最终走向了覆灭……

对于《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中出现的“毒插画”，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后来在情况通报说明直言：经查，该系列图书确实存在不当插图问题。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已第一时间联系相关单位，停止该图书的线上线下销售，全面收回销毁，同时举一反三开展自查整改。学校已成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并将依规依纪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对造成的不良影响，出版方深感愧疚、深表歉意。

而在更早之前的2022年5月下旬，国内教育界还出现过一桩影响更为恶劣的“毒教材”事件，涉事的也是插画，而且还是影响面要宽泛得多的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上的插画。当时国内有网友注意到，相关教材上的插画画风十分诡异，人物眼神怪异、体貌缺乏美感，有些甚至还做出了吐舌头这种不知所谓的动作，对比其他版本的教材插图，存在着明显的审美差距。

对此，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当时也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表示将对相关事件介入调查，着手重绘有关册次数学教材封面和部分插图，并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举的，只不过是过去两三年来我们的教育系统出现的一部分有关教材问题的乱象，远非全部。现在大家上网用“毒教材”这个关键词搜索一下，应该还能搜出更多相关资讯，特别是在2020年之前的。

只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在2020年之前搜出来的有关“毒教材”的资讯，很大一部分是和新疆以及香港等地相关的，那不光是教育系统的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国家安全问题。不过，随着疆、港等地的治安氛围的日渐改善，现在有关这些地区出现“毒教材”的新闻已经越来越少了。相比之下，最近这两年，反倒是我们内地的很多地方，按下葫芦浮起了瓢。

从“毒插画”到“毒试题”，从“毒教材”到“毒考卷”，我相信这些问题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只是大家忍到现在终于忍不下去了，忍无可忍了，所以才终于把它们给公之于众了而已。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反映，过去十多二十年来，我们社会上的政治和经济是个什么状况，由此给中国思想界、舆论界还有教育界又造成了什么影响，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心里应该都有杆秤。“毒教材”和“毒考卷”说到底也是文化产品，没有相应的时代风气的灌溉，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凭空冒出来的。

又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不是特殊的时代风气直接灌溉出了这些“毒教材”和“毒考卷”，而是孕育出了创作并传播这些毒害物质的人，并且还把他们给吹捧到了我们的思想界、舆论界还有教育界的显赫地位之上，让他们拥有了意识形态里的话语权、舆论阵地上的分配权，甚至是教育系统中的决定权。

我们中国人常说，教书育人，但我觉得这个成语现在应该反过来念：育人教书。先育人，再教书。育人，育什么人？自然是育教书读书之人。育教书之人在前，而育读书之人在后。我们要是连对教书之人的教育工作都没有做到位，又怎么能放心让这群人去教我们的学生们读书呢？

我这里所说的“教书之人”，并非是指狭义上的站在三尺讲台上的老师，而是指广大从事和教育有关工作的从业人员。这些从业人员里头自然也包括课外读物出版社的编辑、教材插画的画师，以及虽然未必会承担直接的教学工作，但是却要给学生们出题阅卷的出题人、批卷人、主考官。

相比我们的学生孩子，现在很多给他们教书的、编教材的，还有出试卷的成年人，说句实在话，远远不如他们。我这里所说的不如，指的不仅仅是做事，也是做人。当然，这二者在更多时候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从“毒教材”到“毒试卷”，所有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已经一再向我们证明了：不会做人的，往往也做不好事；做不好事的，到头来更容易变得里外不是人。

我这里所说的“人”指的不仅仅是广义上的人类，更是人类之中的中国人。你连一个中国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你往往也做不好我们中国的事；你做不好我们中国的事，那你到头来更容易在中国变得里外不是人。

别对那些踢爆了“毒教材”和“毒试卷”的人有什么偏见。人在做，天在看，你教书出题的人敢做，就别怪学生和家长们敢看敢说。纸是包不住火的，不想引火烧身，最好同时也是唯一的法子，就是不要去玩火。

千年大计，教育为先。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对教育极为重视的，孟母三迁的故事深深地镌刻在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里。课本试卷，不是个别不怀好心之人的汉堡包，你们拿什么来夹带私货，别把歪心思动到我们的教材上来。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要是干得出来这种下作之事，就别怪广大中国老百姓把一腔怒火全都倾泻到你们的头上。

要是觉得只是出给学生孩子们看的东西，就可以随随便便了，甚至是夹带私货了，那就大错特错了。依我所见，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们恰恰是当今中国最有眼力劲儿的人群之一，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三观眼界，相较很多年纪比他们大得多的成年人，简直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很多所谓成年人的心智和骨骼发育，还未必有我们这些学生孩子们的强。

我们的这一代学生孩子，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未经乱战，不缺衣食。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目光所及，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他们是挺直腰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出生就是站着的。他们一睁开眼睛，看到就是一个堂堂正正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强大国家。他们愿用自己的青春，去捍卫这个盛世的中国，其意愿之强烈、感情之殷切、志气之昂然，比起百年以前他们的学长学姐、我们的革命先烈，也丝毫不遑多让。

要想教这样一群腰杆挺直的学生读书做人，教书之人首先就不能是跪着的，更不能是躺着的、趴着的。要教我们的学生，就请你们先站起来，站直了，任他东西南北风，你自岿然不动。

不要老琢磨怎么去教学生做事，多想想自己在做人这块合格了没有。吾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齿，勿言于人；己所不悟，勿教于人。

先当好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再去思考怎么当一个合格的中国老师，最后才到如何才能给我们的中国学生画一副合格的中国插画、编一套合格的中国教材、出一张合格的中国试卷。

《让子弹飞》里头张牧之的那句名台词我已经念叨过很多很多遍了，但是今天我还想再重复一遍。这次我想让我们的学生站在阳光下，然后冲着阴影中所有仍然跪着、蜷缩着、匍匐着的人，特别是那些虽然名义上是他们的师长，可实际上无论思想境界还是家国情怀都远不如他们的，高声说出那句：

“站起来！不许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