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坠落的审判》的北大首映映后主持陈铭引发争议？_风闻

作为《坠落的审判》“真.首映”的北大场非常可惜。陈铭主持人和董强教授的人选与其自身的严重失误，浪费了导演特里耶的真诚和开放态度。

在北大场，特里耶导演其实谈了很多非常深度且详细的创作思路和设计手法。很多导演，特别是艺术向电影的导演，不太进行这种“对创作的自我解说”，因为他们会希望观众去自行理解，有一种“艺术家不说话，艺术家用作品说话”的意思。

而在现场，面对嘉宾、主持人和影迷的提问，特里耶导演几乎是开诚布公，有问必答，答必详尽。从我个人对这部作品的观感和理解而言，每个回答都是非常扎实的。一些比较“节寸点”上的问题，如果是很多导演，可能只会打个哈哈，或者反问回去。

比如，对于片中的语言使用，特里耶明确给出了“英语是夫妻的一个中间的余地和空间”（大意）。这点明了影片的重要设计。一开始，妻子与自己有好感的女记者说着英语，言谈甚欢，也会反问对方问题。这带来了几个关键的要素，“英语”是她与丈夫之间的第三方语言，意味着民族和国籍的边界打破，通向人与人之间在消除外部定性、更单纯形态下的纯粹感情，也带来了她和女记者之间的良好互动。

随着影片的发展，“英语”也在法庭的要求中变成了强制的法语，不熟练的状态强化着她与丈夫和儿子的身份区别，人际之间出现了更复杂的定性。而在结尾处，母亲和儿子不再说英语，英语才是二者最初在这个房间中针对事件讨论的最初用语，是对于纯粹关系的“营造”，母亲彼时无法得到儿子的反应，在最后“无奈”地切换到了法语，才完成了表面关系的转变。

而在第二天的交流中，全女性嘉宾场的效果明显改善，特里耶导演给出了非常真诚且有意义的女性主题态度，“接受标签并超越它”。比起昨天的北大场，今天的女性创作者对谈无疑要舒服、愉快、扎实、真诚得多，也谈出了更多的内容，让昨天的男性选人显得格外业余而不合时宜。

事实上，《坠落的审判》是一部绝对意义上的优秀作品，并非仅仅是因其女性导演出品属性而获得如此赞誉。甚至可以说，在最近几年的欧洲电影中，它和《利益区域》就是最好的两部。以女性视角出发，创作出具备女性风格与调性的作品，在绝对意义上获得完全基于电影本身的成功，从而超越单纯作为标签的“女性”，而是将它变为自己进行普遍性创作的源点。

在这样的状态中，《坠落的审判》的主题也以女性为基础，做到了升级、扩展的“超越”。特里耶以女性主角受到的巨大困境为出发点，折射出了整个当代欧洲人的生活问题，在结尾甚至暗示了其问题的“终不可解”。

从最后给出的各组人物关系中，孩子拥吻母亲，似乎形成了母子亲情关系的重建，但这里却不是长辈母亲拥抱并亲吻晚辈孩子，反而是后者安慰前者，这显然并不正常。事实上，它在隐约之间对应了耶稣对信徒的动作、体位、表情，孩子正是拯救世人并洗脱其罪的耶稣。

但与此同时，耶稣也会承担其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这正是对孩子内心状态的指射。他为了开脱母亲而进行了或大或小程度上的“非情感行为”，勉强让自己接受了亲情连接并不扎实的母亲，就像他无奈地融入外部社会语境，实际上承受着一种真情被磨灭的痛苦，同样也包括或许做了伪证（父子对话）的承受罪孽。这体现在了他拥吻母亲的最后表情之上，在光影交错中依然是晦暗不明的。

同时，母亲对孩子并未恢复英语这一“跨二人国别与民族”的无隔阂通用语，而是法庭与“作为证人和被告的母子”才要求使用的法语，也是母子关系并未回到纯亲情之无隔阂状态的表现。英语才是二者最初在这个房间中针对事件讨论的最初用语，是对于纯粹关系的“营造”，母亲彼时无法得到儿子的反应，在最后却必须切换到法语，才完成了正向的转变。

对母亲的无罪“救赎”，其代价却是耶稣一般的“自己承担世人之罪”，其原本的纯洁之心已经蒙尘了，从“认知社会复杂性”的思想到“为母亲说谎”的行为都是如此。

就像检察方所说的那样，儿子最后的证词并不足以作为自杀的证据，法庭的无罪宣判事实上是有待商榷的。因此，看似儿子胜利的母亲无罪结果，事实上也不过是由“社会”在其语境之下的决定，是“吻合社会思想”之物，依然与其表面的“儿子拯救母亲的母子亲情”没有太大关系。

由此，它去到了全社会的高度，社会不仅在给予种种复杂因素的负面影响，也在进行着对此影响导致悲剧结果的掩盖。这是整个欧洲在种种深刻社会矛盾对立之现状下的“虚构太平”，而这一切终究会难以长期持续下去。

很少有导演愿意做出如此真诚的深度分享，而国际顶级导演对顶级作品的如此分享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场活动没有选择更合适于表达氛围、引导导演做更多交互与输出的嘉宾组合方案，就显得尤其可惜了。

更甚的是，由于首映现场的问题，关于这部作品的热度讨论更多针对了嘉宾和主持人，而对电影内容本身的交流则相对淡化。以一部足够优秀的作品来说，这无疑是更加可惜的事情。

毕竟比起他们的无礼无当发言，这部电影无疑更值得关注，并更久地停留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最后的最后，离开作品，我们当然也需要谈谈如此可惜与混乱的来源：陈铭主持人与董强教授。

仅从个人体感而言，董强教授的言谈内容并没有特别离谱，至少在大部分时间下是如此，更接近于我们都明白的那种故作姿态与自我展示的“中年成功人士之油腻造作”。连同陈铭在内，二人大体上还是在针对影片去表达一些个人见解——以油腻造作和自我展示的方式和口吻。对于其成因和结果，我们或许可以分成两个角度来看待。

从客观角度出发，他们的问题与其说是对性别思想的有意表态，更像是“过于自我”的情商略逊与主持控场的经验不足。作为嘉宾的董教授试图幽默风趣且体现学识，才会有“用法语问一个问题”与“没想到如此地年轻漂亮”等自认的“得体又自然”，却没意识到其中的造作，作为主持人的陈铭则表达了太多的个人观点，忽略了自己应该主导流程而非个人表达的最优先任务。

当然，无论从现场和公共社交平台上的大众反应，还是戴锦华教授在现场的反应，我们都能看到二人的“不合适”，这是一种负面的结果，传达出了不合时宜的姿态：自以为幽默的居高临下，自以为渊博的夸夸其谈，在本片关于女性的讨论对象之下就成为了对性别问题的针对。

这种姿态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男性之于性别的认知，但更多的或许是基于身份地位的自我“膨胀”。他们需要时刻彰显自我，自信地展示自我，相信自己拥有足够的幽默和学识，而忘记了这个活动根本的目的：它是关于作品的解读，但应该更多是导演的解读，而主持负责推进流程，嘉宾则进行适度的分享，与导演进行呼应，提供辅助性的多视角，助推导演的表达。

这种对自我姿态的“迷恋”肯定符合男性——特别是所谓“成功男性”——的贯有心理，但很难说是对女性的有意针对。即使换一个场合，不做女性电影，不面对女性导演，甚至与电影全无关系，而是一个会议或聚餐，或任何“人够多”的场合，他们都会进行这样的姿态展示，并在客观结果上冒犯到不凑巧对上的人与事。攻击或针对谁不是本意，他们也不针对外人，中心在于自己，是关于自己的“炫耀”。

如果仅从嘉宾义务上讲，或许戴锦华教授应该帮助拉回氛围，而非在客观结果上进一步推升男参与者与观众的对立氛围。这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男主持和嘉宾的提醒，让他们意识到失言，进而更有效地改变氛围，在另一方面也是戴锦华教授的自我表态，是对于男同台者的反击。

从戴锦华教授的表达和态度而言，这绝对是正确的，但仅限于当场的具体情境之中，或许应该略有“不合适”。毕竟当场的主角应该是特里耶导演，而嘉宾之间“我觉得不是女性主义”与“我来回答你的问题”的交锋，会让表达的主角与内容有所偏离，氛围也愈发火星四溅。仅仅从当场的嘉宾任务出发，它则多少显得有些“错位”了，哪怕这肯定不是戴锦华教授的本意。

等到活动结束，在微博或直播中进行长篇回应，表达自己的态度，以正视听，或许会是理论上——仅仅是理论上——比较恰当的选择。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对此过多要求。

那么，针对争论的焦点——并非各人自己的性别观点，而是作品内部——本片是否在说女性主义呢？女性肯定是重要且合适的切入点，它表现了社会复杂性对女性个体的压制，让她处于各种价值观杂糅的偏见式审视、解读、定义之中，也是对女性获取家庭的“男女爱情关系”的破坏，但又不停留在这个层级，而是从女性出发，展现了以女性为代表的当代西方人，非感情因素对ta们感情关系的复杂分析。

本片以外界对“死亡定性“的讨论和举证为主，在其语境下再现家庭生活和亲人关系，已然决定了一家人在思想极度对立冲突之社会现实笼罩下的情感淡化与关系破裂。每个人都在用价值观去判断别人的行为动机，将理应只围绕情感的爱人关系被放置在了社会价值观的分歧中，这也包括了各自性别阵营化的观念。作品揭露了这些复杂的价值观是如何影响欧洲社会的，从阵营化对个体绑架之下的观念对立到各种复杂的价值观。

基于这个主题，女性无疑是更契合的切入点和代表者。当代社会的一切都关于非感性的因素，女性则是拥有最丰富感性的存在，而男性则在程度上必然逊色。女性被复杂的思想和价值观所扭曲，会比男性更有说服力和震撼度。你很难想象男性一开始对夫妻关系的认知就会那样的感情化，而不像妻子那样“只是想要去爱和被爱”，因此妻子的”爱与被爱”被复杂化并摧毁时，其单纯的磨灭才最显伤痛。

当然，归根结底，这只是我个人作为男性的感知。就像董强教授和陈铭主持人的“不自知的男性姿态”一样，我的主观感知也必然带有不自觉的性别局限性。于个人而言，这其实也关于首映礼映后事件最有价值的一点。

身处在那个现场，看到“个人感知中的非性别针对”与“异性围绕性别问题的激烈反应”，二者在同一场域之中的对撞，我可以从自己或多或少的“钝感”甚至“不解”中充分认知到：在自我的无意识之中，“性别化的概念与姿态”其实已经落到了客观结果的呈现中。

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拥有自己先天视角之下的认知与感受之局限性，它赋予了每个人以各自不同而繁杂的“身份”，让大家无法只作为单纯的“人”，这也正与《坠落的审判》的表达形成了互文，让映后的混乱似乎成为了对作品完美的注脚。

如果我们试图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试图“解决”的话，那么或许并非“抹除局限性”，而只能是“意识到局限性”：男性意识到自己在一贯无意识之中的“姿态”，女性意识到男性——至少在自己综合了解其人的基础上——做出这种“姿态”的主观无意识，并在这种双方的意识中达成结果层面的和平。

我确实不是有意的，如有冒犯则愿意向你道歉，也请你认知我的“无意”，并接受我的道歉。

事实上，这不应该只属于性别问题，理应是我们面对一切异同之事时的态度，区别只是谁属于情境下的相对“男性”，而谁又是相对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