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白之冤之四 中以建交历经42年之久，是因以色列耍两面派，追随美国反华所致_风闻

许多人认为以色列早在1950年1月9日就与中国互相承认，但直到42年后的1992年才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以色列耍两面派，追随美帝国主义反华所致。我在看了一些资料后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把中以建交所经历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归咎于以色列反华其实是冤枉它了。

中国与以色列在很长时期内都未能建立外交关系，其原因在于两国的双边关系在冷战时期深受国际体系、中东地区格局及彼此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当时那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时代。意识形态主导了大国关系。

（我在叙述本文时，是依据历史角度所以要用一些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词语，比如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等等，请网友们勿喷）中以之间不仅是以色列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而且还涉及到美国，苏联以及以色列内部的派系斗争，这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的。

以色列现任任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中以两国关系就是“天作之合”，“像婚姻”关系。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以色列方面的单相思，剃头挑子一头热。这种单相思持续了42年才修成正果。

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色彩

先从以色列工党历史说起。

以色列能够在中东这块土地上建国，靠的是1930年成立的巴勒斯坦工党（1968年改称为以色列工党，它属于左翼政党）工党社会主义色彩极浓，公开奉行社会主义。本古里安与梅厄夫人等开国元勋都是工党党魁，而且二人都出生在俄国。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认为自己就是个社会主义者，他的建国三原则是：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

本古里安极为崇拜列宁。从到中东从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起，按他的理想蓝图和实践，所建立以色列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当时的社会思潮所言，不要以我们现在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图索骥。）

以色列农村推行集体农庄制度“基布兹集体农庄”，与苏联的集体农庄如出一辙。城市提供从幼儿园到墓园的高社会福利。在民族政策上很开明，坚持不懈地与阿拉伯人搞好关系。不顾以色列在朝与在野的政治势力均指控他叛国和投机，给予阿拉伯人正式居民身份，还把阿拉伯语当成官方语言。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大力宣扬以色列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国家。以色列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斗是文明进步的以色列社会主义同野蛮落后的阿拉伯酋长的封建主义的战斗。

苏联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帮助弱小的社会主义的以色列。

中国1949年建国，以色列1948年建国，两国建国仅相差1年。两个新兴国家都希望尽快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按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分野都属于社会主义制度，都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按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看法：以色列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国家，可以按建国时自称的以色列特色社会主义，按欧美的说法叫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到底是一种什么社会制度？网友们见仁见智吧。）

二，短暂的蜜月

新中国成立刚刚三个月，也就是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就承认了新中国。这一天，以色列外交部长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电报中他这样说：

我荣幸地通知阁下，以色列政府已决定承认贵国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我高兴地借此机会对阁下表示我国政府对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真诚希望，以及我本人对阁下幸福的最良好祝愿。

对此，周总理于1月16日回电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希望两国尽早建立外交关系。

这样以色列成了中东地区第1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7个非共产党执政的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此后两国对建交问题进行了洽谈接触。

1950年6月20日，周总理派代表与本古里安的特使在莫斯科会面，

1950年6月28日以色列国会批准两国建交。

同日两国外交官在苏联进行了接触，在谈到以色列政府是否准备向北京派驻外交使团时，以方答复愿意。但又表示目前刚建国百废待兴，经济比较困难，因费用问题还不能立即成行。

到6月底，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以色列驻苏联公使同时兼任驻中国公使

就在此时风云突变，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以色列看来，整个东亚局势很不明朗，于是就暂缓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步伐。

之后在朝鲜政府的请求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美两国成为敌对的交战国。以色列随后便中断了与中国的谈判，并派出医疗队参加“联合国军”，表示与美国保持一致。

但以色列并没有与中国彻底撕破脸皮，没有加入反华大合唱，为两国关系留有一线余地。

行文至此，本人百思不得其解：

以色列这个在1950年1月还自诩刚刚打完“反侵略战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极其有力，毫无保留的支援下，打赢了立国之战。

为什么才过了短短半年时间，就投入了美国阵营？尽管是有所保留，但也确确实实是上了美国贼船。

在这半年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人说以色列左派们，以色列建国的功勋们所奉行的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立国原则，根本就无法自洽。这些奉行犹太复国主义的左派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价值观从根本上就是矛盾的对立的，早晚会在自身理念中发生冲突。而这就是以色列与社会主义阵营分道扬镳的必然结果。

（苏联1953年发生犹太医生谋杀案，此案斯大林又祭起了苏俄历史上传统的反犹屠刀。至此以色列与苏联彻底撕破脸皮死心塌地的投入了美国阵营。）

三，再续前缘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以两国就建交问题再次接触。

1954年4月，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以色列通过驻缅甸大使哈科汉与中国联系，想要恢复建交谈判。两国的外交官在仰光就建交问题交换意见并取得进展。

1954年6月，周总理在参加完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访问缅甸。在缅甸专门会见了以色列大使并邀请他在适当机会访华

中以建交问题一切都在向好发展，该问题

还被写进了当年9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称我国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事宜正接触中。

以色列立即作出回应

1955年1月，哈科汉大使率以色列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周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在会谈中表示我国希望两国在发展贸易关系的同时，应尽快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1955年3月，以色列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回访。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以色列总理想通过参加万隆会议，与周恩来总理面谈。但由于阿拉伯国家和东道主印尼不欢迎以色列参会，以色列总理错过了与周总理面谈机会。

三，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就在建交事宜临门一脚，一蹴而就的时候，美国出面阻挠，以色列因害怕得罪美国，影响与美国的关系而退缩了，瞻前顾后，不敢立即拍板。（在中东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当时以色列是个小国弱国，安全方面主要依赖美国。面对美国的反对，以色列这种犹豫不决，趑趄不前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以色列举棋不定地拖了几个月，经过反反复复的多方考虑终于在万隆会议闭幕后的第3天两次致函外交部下定决心与中国建交。却遭到了我国政府的婉拒。

因为此时中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迅速升温，我国政府决定加强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支持阿拉伯国家立场的态度。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却变的越来越不可调和。

接到以色列的致电后，周总理指示：“同以色列缓建交，但可保持贸易关系。”

功败垂成，两国建交的问题，就此告一段落

.小结：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形成，分属不同阵营的中国和以色列两国关系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还要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激烈博弈以及中东各国家与以色列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影响。这是一个多边，多元的复杂的关系。

中以两国短暂且频繁的官方接触在各自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最终未能使两国建立正式外关係

四，冰封雪藏

1956年4月中国与埃及建交，随后又与伊朗，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6年10月，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中国坚决支持埃及等阿拉伯国家。

中断了同以色列的一切接触。而这一断，就是30年。

上世纪60年代，以色列曾多次主动表示希望与中国接触和改善关系，但中国没有回应。

中国对以色列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在文革时达到顶峰。宣布不承认以色列护照。

1965年以色列再次来函，中国只读不回

虽然以色列的一次次示好都遭到了中国拒绝，但它却一直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且一直没有同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建交。

小结：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国在中东地区采取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在阿以冲突中选择支持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则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不断加深，成为其在中东的重要盟友，进而形成了美以特殊关系。

在此背景下，充当美国附庸、侵略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领土的以色列，成为当时中国强烈反对和谴责的对象。中国不再称以色列国家，而是改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

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不具备建交的条件。

但中以非政府间往来并未完全断绝。主要包括三方面：

1，官方人员的非正式接触，

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以色列驻罗马尼亚公使阿里耶·哈雷尔的私人会面、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与周恩来总理的信件往来等；

2，在华犹太人与以色列及国际犹太组织的联系。中国政府善待外籍犹太人并支持其自愿离境的做法，在犹太人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3，两国共产党之间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係。

4.中以非官方商贸活动也从未中断。

五，山重水复

在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关于驱逐台湾、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关键性表决中，以色列居然挺直腰杆顶着压力，“违背”美国的意愿，投了赞成票向，中国示好。并来电向中国表示祝贺。中国政府将贺电退回

虽然我国注意到了以色列的态度，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现有的外交政策，同以色列改善关系。对此，周总理在联合国表决后的第2天说出了原因，他说：

在投票支持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国家中，有一些国家中国是不能与它建立外交关系的，尽管它们的人民与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比如以色列。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同犹太人友好相处。以色列在1967年进行了侵略，而且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尽管以色列投了支持中国的一票，中国仍不能与其建立外交关系。

虽然此时中国依然没有与以色列建交的意愿，但此后，中国降低了对以色列批评的激烈程度，也算是对以色列投赞成票的回应吧。

70年代末，以色列与埃及的关系开始缓和，这也预示着中东和平问题开始有了新的突破口，对此，中国给予了高度肯定。

1978年中国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对外政策开始调整

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开始缓和。

六，事半功倍，水到渠成

80年代以来，中以双方的交往大幅度提升。

1980年7月24日，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上首次正式阐述了关于中东问题的立场。

实际上，中国已经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和独立权，以色列当然是看得懂的。

1984年9月，新当选的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在其就职演说中就表示要与中国改善外交关系。

随着时间的发展，两国都认为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基本上已经成熟，因此从1986年开始，两国官员开始在巴黎、纽约等地进行了多次接触，就两国建交事宜交换意见。

1986年为了建立通向中国的窗口，以色列重新开启了已经关闭10年的驻香港总领事馆

1987年，以色列政府派以色列共产党代表团访华，期望以党对党的接触打开局面。

1987年 3月和 9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在纽约两次会见以色列外交部官员；

9月，时任以色列外长西蒙·佩雷斯与中国外长吴学谦在联合国会面。

1990年，中国国际旅行社设立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同时以色列官方学术机构科学与人文学院在北京开设联络处。两处机构都享有实质上的外交权利。

在经济上，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中以贸易活动日趋增加。

在文化上，中国自1982年起允许以色列学者以个人身份来华交流。

1990年，中国宣布允许外国人持以色列护照入境。中以非官方接触变得频繁起来。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中以建交谈判也进入了快车道。

此时的以色列开始利用各种渠道与中国接触，比如频繁的民间往来、学者以个人身份访华、与中国官员进行非官方会晤等等，总而言之以色列的目的就是争取尽快与中国建交。

90年代，随着海湾战争的结束和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的召开，以及冷战的结束。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开始缓和，再加上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促进中东和平的责任和义务。处理好中东各国的关系，就必须与以色列建交，在种种因素的促进下，中以建交的进程也越来越快。

1991年11月，包括以色列国防部长在内的以色列官方高级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12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也对以色列进行了回访。

1991年12月25日，,杨福昌会见以色列总理的照片被刊登在以色列报纸头版

1992年1月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访问中国，并于24日在北京同中国外长钱其琛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宣布中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国和以色列早在1950年就已经互相承认。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42年后终于正式建交。因此，中以建交也被形容为是“一个推迟了42年的行动”。

以色列对与中国建交极为重视，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在“第三世界外交史上的最大成就”。

通过对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到1992年中以建交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除抗美援朝那三年以色列上了美国贼船之外。，以色列为中以建交多次向中国示好，反复采取主动行动，可谓痴心不改。

经历漫长而又曲折的42年并不是以色列耍两面派，追随美国反华所致。而是受到冷战体制，阿以冲突等因素干扰。特别是以色列处于中东地区四面强敌环伺，在安全方面对美国严重依赖。所形成的美以特殊关系的影响。

只有从冷战前后，国际大环境及中国—美国—以色列三边关系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认清中美博弈对中以关系的挑战。

以上是我通过对40年代末到1992年中以建交的历史回顾而形成的对这一阶段中以关系的看法。至于建交以后到现在，特别是加沙战争爆发后对中以关系的看法则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