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官员异地就职：从上海走出的履新高官，为何那么多？_风闻

来源：公众号“城市研究室

上海不仅是一座充满历史底蕴和现代气息的城市，更是国家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作为全国经济的“领头羊”，上海在2023年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47218.66亿元，同比增长5.0%。

与此同时，上海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大批“海派”官员不断调往异地就职，肩负起更为重要的职务。

近年部分上海官员外调任职统计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制表，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比如现任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曾在上海工作多年，后调任海南担任省委书记，如今又转任到了湖南；还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陈豪，同样是上海出去的官员，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后调至云南任省委书记。

随着近些年区域交流越发密切，上海对外输出干部的数量有增无减。

那么，这些“海派”官员究竟为何频繁调任异地就职呢？

“海派”官员频繁调任到外地省市就职，除了离不开上海自身的经济强市地位，更关键是上海的营商环境和政府治理水平一直高居全国前列。

2023年，中国环境报社、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及成都大学共同发布了《2023中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营商竞争力指数报告》和《2023年中国主要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营商竞争力指数报告》。

这两份报告评价对象选取了全国36个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10个副省级城市和17个其他省会城市。

这份研究成果中，生态环境保护营商竞争力指数涵盖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既有政府端也有企业端，既有法治环境也有社会服务。

两份报告中，上海城市营商指数整体评分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

2023中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营商竞争力指数得分前十名城市及得分

而在高端人才供给、政府文教投入力度、外资吸引力、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消费市场规模等18个指标中，上海均位居全国前三。

正因为营商环境优越，截至2023年12月底，上海市共有经营主体341.76万户，其中企业289.17万户，每千人拥有企业116.8户，在全国省级行政区划中位居第一。

营商环境十分考验政府的管理水平，上海在这个领域同样表现不俗。

由天津南开大学网络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3年度“数据赋能政府治理评价指数”报告中，上海市在保障支撑、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公众参与四个一级指标综合评价中均排名第一。

“数据赋能政府治理”评价指数总分排名前25的城市

其中，上海率先打造的政务服务品牌“一网通办”（“随申办”）项目广受好评，被很多省市参考复制。

作为上海“智慧城市”的基础项目，上海的“一网通办”从2020年开通至今，实现了从“可用、好用、爱用、常用”的转变。

截至2023年3月底，“一网通办”实名注册个人用户超过8146万，法人用户超过311.06万，接入事项3622项，累计办件量达3.36亿件，是与上海市民关系最为密切的政务服务项目。

上海在经济建设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诸多创新尝试，逐渐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上海经验”，既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也深受其他省市关注。

在协同发展的背景下，选派具有上海工作经历的官员到外省市就职，因地制宜地将“上海经验”付诸实践，成为人事干部管理一项重要内容。

这些被选中“出海”的上海官员中，不仅有上海市的工作经历，更有组织内更为看重的基层管理经验。

比如现任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麟，曾在上海多个政府部门和企业任职，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他曾担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随后调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2022年又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的岗位上，调任贵州担任省委书记，为推动贵州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而与徐麟同为班子成员的贵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时光辉，是他在上海的老同事，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虹桥商务区管委会主任、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

现任湖北省委副书记的诸葛宇杰，同样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

他曾在上海港务系统工作多年，2013年调任上海杨浦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随后历任杨浦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上海市委秘书长、上海市委副书记；2023年3月，调任湖北省省委副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调任异地担任副省级领导职位的“海派官员”还有女干部。

比如现任重庆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的宋依佳，她曾长期在上海审计系统工作，后担任上海审计局局长、上海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2017年，调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2018年，担任审计署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审计署纪检监察组组长；2022年3月，调任重庆，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重庆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这些异地履新的“海派”官员，不仅将上海市区的先行探索及总结出的改革经验带到各地，更让“上海经验”逐渐深化实践，在新的领域开花结果。

上海作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强市，那些曾经主抓上海经济并有显著成效的“海派官员”，他们的去向备受瞩目。

比如刚履新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吴清，最近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吴清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曾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司、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国家金融机构工作多年。

在此期间，他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拿到财政学硕士和金融学博士学位。

就任国家最高金融管理监管机构时，吴清成功处置了2008年的券商风险，有效化解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证券市场危机；严厉打击“老鼠仓”，例如“张野案”、“刘海案”、“涂强案”，一度被业内称为“券商屠夫”。

2010年11月，吴清“空降”上海，出任上海市虹口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代理区长；次年1月去代转正任区长；2013年7月，吴清升任虹口区委书记。

根据相关报道，吴清这一次的调任，是作为中央各部委及中央直属机构正局级干部到地方任职锻炼。

当时，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共有66名中青年干部参与了这次交流，这些中青年干部几乎均为各部委的“后备干部”。

吴清主政虹口期间，虹口北外滩地区逐渐从原先的“航运服务集聚区”变为“航运金融双重承载区”，并明确了“航运+金融”双重定位。

2010年以前，虹口全区金融企业总数仅78家，且主要为银行和证券公司营业部。

虹口北外滩 图片来源：上海虹口微博

到2016年吴清调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会理事长、党委书记（副部长级）时，虹口区已集聚各类金融机构1052家，管理资产总规模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

回归自己熟悉的证券领域后，吴青作为上海证券市场的主要负责人，采取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监管方式，让心怀鬼胎的券商心惊胆战。

2017年12月，吴清调任上海市政府，任党组成员；2018年1月获任上海市副市长；2019年9月，吴清进入上海市委常委行列，继续兼任副市长；2021年12月，吴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履新证监会之前，吴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可以说，吴青在上海工作期间直接分管税务、财政、审计等金融领域的丰富工作经验，成为其接棒证监会主席职位的重要参考条件。

不过，说起上海出去的有金融和经济背景官员，最著名的要属经济学家黄奇帆。

黄奇帆早年是工人出身，从上海机械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焦化厂工作，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副厂长、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副局级）、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在整个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过程中，黄奇帆无论工作水平还是业务能力，都备受关注和好评。

正因如此，上世纪90年代，黄奇帆就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期间，还曾被借调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随后，黄奇帆长期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是上海市委、市政府最为尽职尽责的“大管家”。

2002年，黄奇帆调任重庆，任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2017年，黄奇帆从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岗位调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重庆就任期间，黄奇帆一直很低调，直到调任全国人大后，他开始在经济领域频频发声，从金融市场到房地产，提出不少真知灼见。

重庆夜景

尤其是黄奇帆近期对新质生产力的解读，从“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三个领域进行了阐述，令人耳目一新。

除了吴清、黄奇帆这样“出海”时间跨度较大的上海“老法师”，走出去的“海派”官员还曾有个密集履新期。

2019年12月，曾在上海金山区和杨浦区委都担任过区委书记的李跃旗调任至浙江台州担任市委书记；曾为崇明区委书记的唐海龙调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后任北京市平谷区委书记。

2020年，由于疫情的蔓延，国内经济开始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作为经济“排头兵”的上海官员便开始频繁外调到异地就职。

当年3月，上海市嘉定区委书记章曦调任至安徽省政府，担任党组成员，4月当选安徽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当年4月，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发展规划部一级总监、江西合作工作组组长、波音完工中心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肖云调任至江西，担任江西省南昌市委常委、副市长 ，后担任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中国商飞浦东基地

当年8月，上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廖国勋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后任天津市代理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后当选天津市市长；

当年9月，上海市副市长许昆林调任至江苏，担任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

当年10月，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蒋传海调任哈尔滨市，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党组成员。

从2020年这些异地就职的“海派”官员背景来看，四位是“70后”，三位是“60后”，是典型的“少壮派官员”，都有从事基层行政管理或金融机构从业经历。

其中既有从上海市的区委书记到外省任省市领导的“海派官员”，也有从高校管理到城市管理“跨界学者”。

从调任去向来看，所有“海派官员”里，少数人去了长三角区域省市，其余主要被调至黑龙江、贵州、安徽、江西等急需吸纳“上海经验”的省区。

这些“海派官员”的调任，都因上述地区有着产业转型、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改善营商环境等迫切需求。

新的发展格局下，这些“海派”官员都肩负将上海的治理模式、发展经验带至履新省市，积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任。

有趣的是， “海派官员”既有调出，也有调回的。

比如曾任安徽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的章曦，2020年3月调至安徽任职，2021年9月又调回上海，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保税区管理局局长。

还有曾任哈尔滨市副市长的蒋传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专业，是理学博士。

从1998年7月进入上海财经大学任教，至2020年10月卸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去哈尔滨任职，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了22年；在哈尔滨担任了三年副市长后，又于2023年12月调回上海，任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不管调出还是调回，上海也需及时了解和掌握不同地区的信息，通过各种反馈渠道，将各类资源输送到需要帮助的兄弟省市。

如今，在新质生产力目标引导下，区域经济发展已逐步从过去的粗犷式阶段进入了细分化阶段，“上海经验”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不过，如何将“他山之石”的方法论转化为其他省市发展的动能，提升地区经济建设的高度，也将会是 “海派”官员异地履新的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