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风等：重振增长的关键是解绑中国工业体系身上的枷锁（上）（删节精简版）_风闻
尘盐-41分钟前
尘盐的评论 尘盐的评论 2024-03-20 22:32 北京
转载按：我一向鼓吹的是发展服务业（服务于“人的再生产”而非物的生产的服务业，主要是各种生活服务业、文教体卫服务业），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善一次分配（原因是服务业中劳动收入占比更高），提高内需水平，打通国内大循环。我同时认为，工业的产能太大造成的内卷，既是西方敌视中国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内劳动收入水平被压低的主要原因，因此工业在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产能应该适度缩减（产能下降也有利于价格和利润回升），逐步回到以供应国内需求为主。
但路风团队此文提出了此前被我忽视的问题，工业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工业产能不能简单地缩减，产能缩减不能以工业能力受伤害为代价。
《观察者网》（微信公众号《底线思维》）发表的虽然只是上篇，篇幅也已经很大了。本想把读的过程中的划线记号也放在这里，但系统认为我这么发是抄袭，只能先上原文链接：
然后把原文导语部分的全部和文章主体中自己划线的部分复制在下面，字数刚好砍掉一半，从18000变9000不到。
还说明一下，文章导语部分有一段对反对者的诛心之论，还有一段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经济理论观点（都加粗标识了），都是我不赞同的。前者是文风的问题，有理说理就好了，没必要在正式的论文里上纲上线；后者是策略的问题（因为维持甚至继续扩大产能，相比保护现有工业能力、为创新提供基础，逻辑是一个更强的立场，能够得到的赞同者更少。这两段都可能劝退大量读者，不利于传递本文的核心信息，也不利于理性讨论。
【文/ 路风、王晨、何鹏宇、李萌】
导 语
中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是什么？就提供必要条件而言，我们完全同意余永定老师关于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我们的立场来自于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视角，更加重视工业体系的长期运动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我们认为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效果不仅是扩大目前的总需求，更重要的是帮助解除绑在中国工业体系身上的“绳索”，使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轨道。
我们厘清问题的切入点是经济增长与工业（第二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2000-2013年期间，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10.88%）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长速度（9.95%）；在经济下行的2014-2023年期间，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5.42%）低于GDP的平均增长速度（5.96%）。
此外，虽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4-2023年期间有大幅上升（从48.3%上升到54.6%），但并没有抵消工业增长速度下行对于整个经济下行的影响。这个简单的分析告诉我们，近年来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工业增长速度的大幅下降。
这就引出本文的主要论点：中国近年来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体系的增长动力受到“二分法”政策思维的压制。大约10多年前，中国社会出现一股由自由派经济学家所主导的强大“舆论”，它把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说成是“粗放发展”、“投资驱动”和“产能过剩”的，并因此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失衡”。于是，为高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工业体系被从负面看作是问题的来源。
这股舆论促成了“二分法”的政策思维，它把中国经济一分为二：一方面是被认为已经丧失经济增长潜力的“旧动能”，即占工业体系主体的传统工业（约占工业产值的80%），另一方面是被想象出来的“新动能”，即高技术工业或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如“互联网+”所代表的内容，当时半导体工业并没有得到关注）。更进一步地说，“二分法”思维认为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增长，而是以“新动能”代替“旧动能”的转型。
以历史的视野看，“二分法”思维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对这种设限的理论包装就是像某些经济学家经常随口讲的那样：“传统实体经济已经大量过剩了，再多生产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但他们自己也讲不清应该发展什么，所以经常拿那些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相结合或数智技术的新产业以及金融业或高端服务业来搪塞。
实际上，自我设限的根源是对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恐惧。在模仿和跟随阶段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并获得权力地位的“精英”们，没有勇气和能力来面对中国继续发展壮大所必然带来的不确定性，于是宁可追逐眼前的权力和利益，也要回避为迎接重大挑战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中国连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就是“二分法”思维借口“产能过剩”而压制工业体系的增长动力。
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政治领导人所表达出来的“伟大复兴世界观”具有无比重要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个世界观解除了中国的发展必须以不能改变世界战略结构为前提的自我设限，并以从全球观点思考国家命运的思维方式打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视野。沿着这个方向，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没有“天花板”，包括高技术工业和传统工业在内的所有工业需要经受的唯一考验是，它们能不能具有国际竞争力。
因此，如果这个“世界观”最终能够转化为新的经济政策范式，就会打破束缚中国社会能力进一步发展的“魔咒”。中国在这个关键阶段最需要的关键决策是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重塑国家抱负，并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使支撑了国家长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走上互相强化的正循环。
重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重新把工业体系放在经济增长主动力的位置上。无论是否有人又会跳出来冠之以“放水”或“刺激”的污名，中国需要实施一次重大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其关键作用是使被流动性紧缩和运动式去产能所压制已久的工业体系重新“动”起来。一旦工业体系走上增长的道路，技术进步和创新就会加速，新兴产业才会崛起。
从长期的角度看，总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取决于生产发展，所以经济增长才是解决需求和消费不足等短期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要保证资金流入生产领域，中国生产体系的增长就会创造出比弥补信用扩张造成的财政赤字更大价值的收益**。**因此，以抛弃“二分法”的思想解放为前提，目前果断地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是必要的。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旨在从理论上讲清楚工业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第二部分则追究“二分法”思维的“世界观”根源，并阐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观”的历史意义。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必要条件是彻底埋葬“二分法”思维，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真正光明起来的充分条件，则是在政策上重新把工业体系当作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一、工业体系如何持续影响经济增长？
……
口罩的故事足以反映出工业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一，它必须具有众多的工业部门。这里的“众多”具有深刻的经济涵义：由于所有的部门之间都具有直接或潜在的需求和供应联系，所以部门越多，则该工业经济体的市场越大。第二，它必须具有能够为消费品部门提供生产设备和材料的资本品部门，这是一个工业经济体的增长可以自我持续的条件。
口罩产业链在中国可以被“召之即来”的情况证明，工业不仅具有纵向供应关系的产业链，而且还具有更根本性的横向关系，即所有的工业之间都具有潜在的联系，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有些联系明显，而有些联系不明显。但是，一旦出现新的需求（无论需求变化是由紧急情况还是由技术变化所引起），潜在的联系就会围绕着新需求迅速显现出来，变成纵向供应关系。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口罩产业链，其前提条件就是所有相关的工业都已经存在，尽管此前人们意识不到它们之间的潜在联系。大量生产口罩直接涉及到口罩制造、机械设备、专用合成材料、石油和煤炭化工、重大装备等工业（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口罩还可以与汽车工业直接有关），还不用说也涉及到电子（电脑、芯片、软件如控制系统、显示屏和通信网络等）、能源、物流等工业。
因此，口罩的故事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的工业能力，而这种能力只能从工业体系的整体上去理解。
1.2 高技术工业与传统工业不可分割
工业体系是一个分工体系，其中每一个工业的发展都有赖于其他工业的发展。例如，生产任何工业产品都需要供应链，而任何供应链或产业链都包括不同的工业（如口罩的例子）。现代工业发展呈现出产业链不断延长或复杂化的趋势，反映出工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生产中间品的部门越来越多、中间品占总产值的比重越来越大。
……
上述分析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澄清“传统工业”的概念。许多人以为“传统工业”的根本特征是“旧”（存在时间已久），但这是一个想当然的错误看法。传统工业的根本特征是它们的产品形式稳定。造成这个特点的原因很简单，工业是围绕着人类的吃穿住行用发展起来的，一旦找到适用的产品形式，也就不会轻易改变，如纺织品、钢材、轮胎、汽车、飞机等产品的基本形式都保持未变。但是，产品形式稳定并不代表产品的技术内涵不变。
事实上，传统工业一直在市场竞争和创新的驱动下发生变化——今天的纺织品和轮胎与几十年前的产品有着实质性的不同，或者是材料变了，或者是生产工艺变了，而且经常是两者都变了。这些变化当然包含对新技术的吸收或融合（如今天生产纺织品和轮胎都会使用电子技术），但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基本产品形式始终是诞生新产品或新系统的条件，如中国的高速列车是传统铁路装备工业生产的，燃气轮机是传统发电设备工业生产的，等等。当然，传统工业也经常因为生产出新产品而改变了自己的面貌。
虽然各工业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但这些联系的主要方向是有顺序的。例如，中国有一个“基础工业”的概念，它指的是能源、交通和材料三大领域的工业。当然，其中每一个领域又都包括多个工业，如能源领域包括从煤炭、石油天然气到电力等工业，而新能源的发展又增加了光伏、风电和核电等；材料领域包括金属材料（如钢铁、有色金属等）、非金属材料（如水泥、玻璃等）和化工产品等；交通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和制造交通设备的工业。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重大装备”的概念。也许有人以为这个概念就是指“重”和“大”的设备，但其实只有使用于基础工业的某些设备才能列入“重大装备”。总之，基础工业之所以被称为基础工业，是因为它处于整个工业体系的“上游”，成为工业体系运转和增长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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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预计，基础工业占整个工业体系的价值比重会逐渐下降，但原因不是对其绝对产量的需求下降，而是工业体系其他部分的价值量可能增长得更快。
从整体看，任何一个工业体系都包括高耗能和低耗能的部分，而基础工业的确是耗能最高的部分，但其作用是向包括高技术工业在内的所有其他工业供应能源和材料。因此，以局部的附加值低、耗能高为理由去砍掉基础工业的产能，其结果必然对整个工业体系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计算机、半导体、软件、化学和生物制药、新型医疗诊断设备等工业的发展，出现了“高技术工业”的概念。这些工业的特点是技术变化速度非常快，但“高技术”是以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之比来定义的，并非真的是按技术的复杂程度来划分。按照这个分类方法，汽车和机床被划分为中等技术工业。但实际上，汽车和机床的技术是非常复杂的，它们的研发费用比之所以没有那么高，是因为它们大量的研发活动是通过与生产过程密切相连的现场改进。
……
从工业体系的总体看，各工业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累积性发展起来的传统工业之所以是工业体系的主体，就是因为其产品形式的稳定反映出社会需求的稳定。举一个例子说明，2021年，全球集成电路的销售总额为5559亿美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并经过作者换算，2021年中国化学工业的营业收入为12949亿美元、钢铁工业为14987亿美元、有色金属工业为10889亿美元、汽车工业为13597亿美元。其市场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即使将来中国半导体所代表的高技术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传统工业构成工业体系主体的格局也不会改变。传统工业自身也同样存在比例关系。例如，设备工业的经济规模永远比它们所支撑的生产工业要小——冶金设备工业的经济规模小于冶金工业，石化设备工业小于石化工业，等等。因此，不谈生产工业只谈“高端装备”就会误入歧途。比例关系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工业之间没有替代关系。
……
“战略新兴产业”的经济比例并非越高越好，因为工业之间不存在可以互相替代的关系。试问：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无论“数字创意”到底算什么产业，它还能比纺织品、水泥、能源更重要吗？即使“数字创意”有了发展，社会还不是照样需要纺织品和水泥。
…………
1.3 任何“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都不能脱离现有工业体系
把新兴产业当作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是没有错的，因为新工业在成熟之前往往会有较高的增长率，所以它们可以抵消其他一些工业在成熟后逐渐下降的增长率。不过，新工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更大作用是，可以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新的技术来源或者产品市场，促进占经济比重更大的传统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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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把新产品逐渐代替老产品的普遍现象，错误地混同于新工业代替传统工业，因为后者也在不断推出新产品并更新自己。因此，新技术在不同工业部门间的扩散，而不是某些部门代替另一些部门，才是一个国家可以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高新技术工业不能代替传统工业的理由，尤其体现在对于“新兴产业”从何而来的“灵魂之问”上。最新流行的一个政策思维是以布局前沿技术的研发来推动“未来产业”的发展。实际上，这个逻辑的前提仍然是认为传统工业不行了，需要以“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来代替传统工业，而且认为只要抓技术研发，新产业就会被计划出来。
……
历史首先证明，大多数新兴工业源自现有工业的在位企业所发动的创新活动。仅就技术进步而言，工业史上的许多重要技术特别是那些导致新工业诞生的技术，如半导体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合成纤维、光纤、液晶显示器等等，是由现有工业中的在位企业发明或创造的。
当新技术引发新工业的出现和兴起时，往往会吸引大量的新进入者，但这些“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业领域的在位者，而新创业的“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在位企业的离职者。在位企业之所以在创造新技术和新工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在产业活动的背后存在一个知识和经验的体系，即使是新企业也只能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被创建出来，否则就没有能够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
因此，产业升级的实质是一个经济体的知识和能力体系的升级。
……
尽管这个（电子计算机工业）工业的起源不同于科学计算，而且追求了完全不同的技术轨道，但它们后来不仅定义了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技术架构，而且定义了它的社会文化内涵。
……
对于“未来产业”可以设想，但不能把概念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按照语义和逻辑，“未来产业”是现在我们不知道的产业。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可能用现有的知识、资源和手段去规划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第一位把创新概念引入经济学的熊彼特说过，“创造性反应（注：读者可以直接理解为创新）总是只能在事后被理解，从来不会在事前被理解”，因为创新“不可能按照从已经存在事实推论出来的普通规则预测出来”。但是，“创造性反应很重要，因为它塑造随后事件的全过程及其长期结果，它创造出来没有它就不会出现的情况，所以是历史的实质性要素。”
创新的不确定性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计划体制在创新的绩效方面不如市场经济。答案很简单：计划体制只能计划已知的产品，不能计划不知道的产品，否则物资平衡表就没法做。因此，虽然计划体制对于追赶已有目标具有动员资源的优势，但总是会把创造性活动排斥在资源分配过程之外。
……
这些过程和意外的路径可以解释，为什么发明了液晶显示的美国企业最终丢掉了这项技术——一旦把新技术的目标盯死在未来电视上，就没有任何企业能够坚持40多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研发。
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已经到了可以率先产生新工业的地步——消费级无人机（以深圳大疆为代表）和新能源汽车就是两个有力的证明。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第一，这些新工业的产生虽然有赖于改变旧规则的创新思想，但它们能够发展起来的条件是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础；
第二，它们发展起来的路径和时机是难以预计的，只能被理解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即便政府可以提供方向和支持。正如我们今天能直接观察到的那样，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首先依赖于燃油汽车工业的存在，因为不仅二者之间在技术上和制造上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而且它们的消费市场也是连续的。与燃油车相比，电动汽车的动力系统发生革命性变化，但这个新动力系统的基本技术此前就已经发展出来——如车用电池最初是从消费电子工业发展起来的，虽然这些技术应用在汽车上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最后，尽管我们都知道中国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提供了方向和支持，但为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爆发”，以及为什么本非政府支持重点的比亚迪成为第一，至今都是无人能解之谜。
……
实际上，政府需要树立的正确政策思维是：坚信今天的工业就是产生未来产业的基础，不仅因为这个基础越大、越坚实就越可能产生新工业，而且因为今天所有的工业都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来自我更新。在产业发展上，“新”和“旧”从来不是截然分开、互相对立的。创新是改变现有的做事规则，但创新的动力来自克服现有规则的缺陷，而创新所需要的能力来自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
……
1.4 技术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工业体系的互补性
只要推动前沿技术的研发就会产生未来产业的说法，在本质上是一个以技术代替产业的逻辑，但这个逻辑根本就不成立。不错，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但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过程，却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
从本文关注的问题看，有三点是必须指出的：
第一，技术进步如果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就必须采取产品形式，而产品是工业生产的，所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只有通过产业发展才能作用于经济增长；
第二，无论新技术从长期看多么重要，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不是发生在其突破阶段，而是发生在它们被持续改进和扩散的阶段；
第三，对于那些被称为通用技术（如可以广泛应用的蒸汽机、电力应用、集成电路等等）的重大创新来说，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是需要通过整个工业体系的应用和持续改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
特别重要的是，应用市场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决定着ICT的技术创新速度，因为没人买单的技术研发是不可持续的。ICT的应用创新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而是涉及企业结构的变化，工作和激励结构的变化，甚至包括对用户服务方式的变化。
于是，最有价值的ICT应用既要求ICT的技术进步（一个领域的知识），也要求应用企业发明新的经营方式（另一个领域的知识），这就带来很难事先看到技术机会与商业价值之间相匹配的问题。这种不确定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创新（无论是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还是抖音的短视频）能够超过在ICT技术上领先的美国。
从技术观点看，现代计算生态系统展示的产业数字化前景是：来自真实工业世界的数据一旦成为数字模式，就可以通过数字化生态系统的网络和装置来获取、储存、通讯、分析和转换这些数据。数字化数据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可以被结合进由电子计算机上的软件所代表的数字模型，而数字数据和数字化模型的相结合允许以数字来模拟原来的物理系统，从而通过操作数据使物理系统实现人类依靠传统方法做不到的功能。
数字化使计算机的作用产生如此的革命性，在科学研究上，实验室的新知识不是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试验，而是通过在可视环境中仿真自然界；在工业发展上，如果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能够被数字化，那么就可以通过数字数据和数字化模型来仿真和操作这些过程，并通过虚拟的手段来改变产品开发和制造的过程。
但是，产业数字化仍然必须经过现有工业的改进和应用创新，因为它受到两个条件的限制：
第一，对于数字化来说，数据虽然可以被处理成为虚拟世界，但必须来自真实的工业世界（不真实的数据没有用）。如果没有现有的工业，就没有真实的产业数据，也就没有产业数字化的可能性。
第二，数字化必须对工业发展产生经济效益——如帮助提供更好的或成本更低的产品和服务，否则就没有企业愿意为数字化付钱，要不把搞数字化的专业人士饿死，要不就得忽悠政府提供无底线的投资。因此，数字化始终是“赋能”的手段，而不是工业能量本身，它逃不脱生产率提高必须遵循以机器代替人力劳动的规律。
这些限制条件还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产业数字化的主力军是谁？大约10年前，曾经风靡一时的“互联网+”企图用互联网改造工业，如果不是代替的话。最后，没有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能够改造任何一家工业企业。原因在于，每个工业都有自己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是互联网公司或任何ICT企业所能掌握的。
例如，如果想实现轧钢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就必须开发以智能轧钢机为中心的智能轧钢生产线，而开发智能轧钢机的先决条件是有能力设计建造轧钢机和轧钢生产线。更一般地讲，以数字化方式把工业生产与现代计算生态系统连接起来的关键是工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而设备智能化的关键是把设备的控制系统与计算网络系统连接起来。
由于不同工业甚至不同企业的设备控制系统都需要不同的工业知识和经验，所以开发能与计算系统相连接的设备控制系统只能依靠工业企业，尽管需要它们做出新的努力（如有能力开发软件）。因此，无论ICT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产业数字化的实际进展也只能取决于现有工业企业的创新。这个过程不存在以ICT来代替传统工业的可能性——“二分法”的逻辑不成立。
……
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属于数字化性质，所以它在工业上的应用面临着类似的障碍：首先，需要获取真实和准确的海量工业数据；其次，则需要在把数字网络与生产连接起来的智能机器或机器人方面，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以及工业组织相应的变化。
因此，人工智能应用于工业的可能性，仍然有赖于工业企业的应用创新（因而通用大模型不一定是工业人工智能的最优技术路线），而工业应用计算技术的累积性过程——从机器的控制系统、运营的信息化到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的数字化，仍然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即使人工智能可以对生产率提高产生明显的影响，它仍然是“赋能”技术，不可能代替现有的工业，反而有赖于工业的应用创新才能继续发展。
……
强调工业体系的互补性并非贬低发展高技术工业的作用，而是强调这种互补关系是技术进步影响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即一个工业部门的创新会导致其他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而新技术在众多工业部门的扩散和持续改进才会使其经济效果得以充分发挥。正是从工业体系的整体性视角看，中国发展高技术工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是工业体系技术进步和升级的主要动力。
正是从这个视角看，我们对于中国半导体工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的前景也充满信心：世界最大的单一半导体市场提供的需求条件，加上世界最大工业体系提供的供给条件，使中国半导体工业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也正是从工业体系的这种互补性和整体性来看，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企图以高新技术工业来代替传统工业的“二分法”政策思维会导致经济下行。
（未完部分，见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