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即国运_风闻

拜登刚上台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由于抗疫失败和社会撕裂，美国的在全球的影响力陷入冷战后低谷，很多美国民众对未来缺乏信心。

国会山骚乱：

先是国会山骚乱，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美国国会大厦被抗议民众占领，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美式民主”遭遇信任危机。

美军撤离阿富汗被视为和越战失败一样耻辱：

之后美国又灰溜溜从阿富汗撤军，由于组织不力，撤军过程一片混乱。而且美军刚撤走不久，阿富汗政府就被塔利班推翻，美国公信力一落千丈。

不仅如此，由于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美国的盟友对其离心离德，西方阵营出现裂痕。欧盟与俄罗斯大力推动能源合作，“北溪2号”得以竣工。默克尔与普京谈笑风生，畅想大欧洲的未来；马克龙则高调宣布北约“脑死亡”，呼吁欧洲“战略自主”。不仅如此，特朗普时期欧洲与中国推进《中欧自贸协定》谈判，中欧经贸突飞猛进。就连日本都尝试在中美两头下注，加入了由中国牵头的RCEP。

可以说，在特朗普时期乃至特朗普卸任后第一年，美国对全球的领导力明显下降，世界出现“东升西降”的趋势。美国通胀居高不下，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中国经济则蒸蒸日上，出口份额占全球比重创历史新高。站在2021年的时点，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GDP将在5—10年内赶超美国。

北溪管道被炸毁：

然而拜登执政三年后，情况出现反转。连接欧洲和俄罗斯的北溪管道被炸毁，欧俄陷入全面脱钩，3000亿美元的外贸化为乌有。主张与俄罗斯交好的默克尔被打成投降派，德国成为欧洲最反俄的国家。曾高调宣布北约“脑死亡”的马克龙摇身一变成为强硬派，法国公开呼吁向乌克兰派兵。试图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安倍晋三被暗杀，日韩被完全绑上了美国的反华战车。至于普京，在特朗普时期普京可谓风光无限，成为大部分国家的座上宾；但在拜登时代，普京遭到国际通缉，很多国家禁止其踏入一步。

中国GDP占美国比重（剔除汇率影响）：

拜登之前的三个总统，在外交政策上乏善可陈。小布什为了追求选票，使美国深陷中东战场，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奥巴马受制于政治正确，在外交上畏首畏尾，错过了地缘围堵中国的窗口期。特朗普气势汹汹地对中国加关税，结果大部分成本都落在美国消费者头上。2001年—2021年，中国GDP占美国比重从13%一路攀升至75%。

作为对比，拜登执政三年后，中国GDP占美国比重自8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从75%下降至65%。从数据来看，拜登办到了前几任总统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情。

如何理解拜登的对华战略呢？首先得了解美国构建的世界秩序、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定位

纵观人类文明史，大部分时候都围绕资源展开，得从资源角度理解大国博弈。在19世纪，要想实现工业化就必须拥有煤炭，而且人口重心和资源重心必须重叠。

英国煤炭分布图：

英国为什么能率先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前提是英国南部储藏大量煤炭。在此之前，欧洲主要消耗的资源是木材，无论是取暖还是造军舰，都需要木料。但随着森林砍伐加剧，英国的木材供应陷入短缺，在这种背景下，烧煤的蒸汽机才会得到推广。储藏大量煤炭的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等小镇一跃发展为欧洲工业中心。

在近代欧洲，普鲁士一直是列强之中最贫困的国家。特别是拿破仑战争后，普鲁士综合国力受到极大削弱，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法国、奥地利、荷兰等国。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后，普鲁士却迅速崛起，一举击败法国和奥地利，成功统一德国。

为什么普鲁士能逆势崛起呢？根本原因在于鲁尔区发现了煤炭。

德国煤炭分布图：

论制度体系，普鲁士和奥地利、俄罗斯一样，都是君主专制。相比之下法国采用共和制，似乎法国要更先进些。论科研人才，法国相比普鲁士也有极大优势。然而在19世纪，位于普鲁士西部的鲁尔区勘探出煤矿，而且都是高品质的硬煤。鲁尔区原本是块贫瘠的农田，列强对这里都不感兴趣，因此才被分给了国力最弱小的普鲁士。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大陆最富庶的区域是北意大利，特别是威尼斯和米兰地区。法国和奥地利为了争夺北意大利斗争了几百年，谁也瞧不上鲁尔区这块烂地。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到来，勘测出煤炭的鲁尔区迅速富裕起来。鲁尔区的煤炭占德国90%，而且开采成本极低，一铲子下去就能挖到煤。凭借鲁尔区的煤矿，普鲁士快速崛起，工业产值连续赶超奥地利和法国，为统一德国奠定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19世纪的普鲁士乃至德国，不仅封建专制，而且保留大量容克地主阶层。然而鲁尔区的煤炭改变了普鲁士的国运，凭借丰富的能源，鲁尔区的工业产值占德意志地区40%。相比之下，法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等传统富裕地区煤炭储量很低，因此工业化速度极其缓慢，逐渐走向衰落。

鲁尔区的工业为德国挑起一战和二战带来底气：

不仅如此，普法战争后，德国从法国割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洛林地区拥有丰富的铁矿。鲁尔区的煤矿+洛林地区的铁矿使德国工业如虎添翼，在短短四十年内就赶超英国，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大国。

事实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除了德国以外，西方世界只有另一个国家同时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那就是美国。

五大湖工业带：

美国在建国之初是一个农业国，与欧洲列强相比，美国的制造业毫无竞争力，因此只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然而19世纪中叶，美国在五大湖地区勘探出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自此之后美国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包括底特律、芝加哥、匹兹堡等城市迅速繁荣起来。为了方便五大湖地区的商品出口，美国特意修建了用于连接五大湖与大西洋的伊利运河，其出海口就是当今的世界第一城——纽约。

在南北战争中，刚刚打赢美墨战争的南军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得到欧洲列强鼎力支持。然而北军凭借着五大湖地区丰富的煤铁资源，最终赢得了战争。资源储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作为对比，英国本土虽然拥有煤炭，但却缺乏铁矿。法国则既没有煤炭也没有铁矿，只能从海外殖民地高价购买资源。在近代，海运成本极其昂贵，从海外进口资源的成本远高于本土开采资源的成本，这明显制约了英法工业化进度。19世纪下半叶，美国和德国在经济上逐渐赶超老牌强国英法。

顿巴斯煤矿成为俄国工业化第一桶金：

在俄国，位于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勘探出大量煤炭和少量铁矿，这可把沙皇高兴坏了。但与美德不同，俄国的资源重心与人口重心并不重叠，顿巴斯矿区与莫斯科—圣彼得堡工业带距离过于遥远，因此俄国工业化非常缓慢。为了弥补人手不足，沙皇征调大量俄族工人前往乌克兰挖矿，进而改变了当地民族结构。

最惨的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这里曾是欧洲商贸中心，但由于缺乏资源，又没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因此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遇，逐渐沦为二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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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衡量各国国力最重要的指标是钢产量，无论飞机、大炮、军舰都需要用到钢，德国之所以敢挑起一战，底气在于其钢产量=英法俄总和。另一方面，当时世界上工业产值最高的四个国家，美德英俄，正好与其资源储量匹配，资源上限决定了国力上限。

到了20世纪，要想实现工业化，除了煤炭和铁矿之外，还需要石油。德国和日本之所以发动二战，本质是为了获取资源。德国看中的是高加索的石油和瑞典的铁矿，日本看中的是南洋的石油和东北的煤铁。石油的短缺，让德国做出了入侵苏联的选择，也使日本偷袭珍珠港，走上“赌国运”的道路。

为什么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能迅速实现工业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苏联本土勘探出石油。凭借着高加索的巴库油田，以及大萧条后来自美国的技术输入，再加上斯大林的工农业剪刀差政策，苏联仅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一跃从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取代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经济体。

1939年，苏联石油产量飙升至3000万吨，跃居世界第二，超过欧洲总和。那世界第一是谁呢？是美国，当时美国的石油产量为1.7亿吨，占全球比重一半。正因如此，美国工业产值占全球比重高达38%。这里不得不感慨风水轮流转，在古代，中国凭借雨热同期的气候环境，孕育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北美受寒潮影响，本土文明屡屡灭绝，几乎找不到历史的痕迹。然而到了近现代，中国由于资源短缺，工业化长期受阻；拥有特殊地质结构的北美则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煤炭、钢铁、石油样样不缺，成功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

至于欧洲，虽然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但由于缺乏石油，欧洲工业产值被美苏赶超，经济实力的下滑带来了外交地位的下降，这为后来欧洲从属美苏埋下伏笔。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西欧各国为了加强合作，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目的是通过资源捆绑来实现利益捆绑，这也成为欧盟的前身。

在殖民时代，由于海运成本限制和排他性的区域贸易保护主义，各国更多依靠本土资源发展工业。可以说资源就是国运，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一方面取决于受教育人口数量，另一方面取决于其矿产资源储量。

不仅是近现代，古代各国的竞争亦围绕资源展开。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马匹和铁器。古代官方长期垄断的三个行业，分别是贩盐、冶铁、养马。

官方之所以严禁贩卖私盐，主要是因为盐相当于今天的土地财政，是一种征收间接税的工具。盐这种东西属于刚需，大部分居民都需要吃盐。但与粮食不同，对于真正的穷人来说，不吃盐只是没力气，但饿不死。所以盐是最好的宏观调控工具，从宋朝开始，盐引甚至成为一种货币工具，可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在古代，马匹和铁矿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如果说垄断盐主要是为了内部征税，马和铁则是应对外部竞争的核心资源。养马是为了培育骑兵，冶铁是为了锻造兵器和盔甲。中国古代的主旋律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竞争，农耕文明的优势在于冶铁技术，游牧文明的优势在于养马技术。当农耕文明获得产马地的时候，就能占据主动；当游牧文明获得冶铁技术的时候，就能占尽上风。

比如汉朝由于获得了河西走廊与河套平原的产马地，能够组建大规模骑兵。作为对比，匈奴人冶铁技术非常落后，只能使用动物的骨头制作箭矢，这很难穿透汉军的盔甲。因此汉朝才有种说法，叫“一汉抵五胡”，意思就是由于武器装备的差距，一个汉朝士兵可以击败五个匈奴士兵。

然而安史之乱成为中国历史分水岭，这场动乱导致冶铁技术外泄，农耕文明从开拓进取转向封闭保守。不仅如此，在安史之乱前，中原王朝外部威胁主要来自西北，很多朝代倾向于定都长安。安史之乱后，外部威胁主要来自东北，政治重心逐渐迁移至北京。

为什么东北会取代蒙古、西域成为中原王朝最大威胁呢？根本原因在于东北有铁矿。从先秦时期到隋唐时期，农耕文明凭借铁器的优势抵消了游牧民族马匹的优势，双方互有胜负。安史之乱后，冶铁技术外泄，但无论是蒙古还是西域，均没有便于开采的露天铁矿。古代没有矿井开采能力，蒙疆地区即便掌握了冶铁技术，也因为缺乏铁矿而造不出铁制兵器。

但东北不同，东北很多地区都有露天铁矿，特别是鞍山地区，很容易就能开采现成的铁矿石。不仅如此，东北还适合养马，东北的马匹数量虽然不及蒙古，但质量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蒙古马耐力好，东北马冲击力强）。凭借丰富的铁矿和优质的马匹，东北少数民族政权迅速崛起，成为中原王朝最大威胁。

金国“铁浮图”：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金国“铁浮图”，这种骑兵人和马都有铁甲保护，冲锋的时候可以轻易撕开步兵防线，给南宋造成了很大麻烦。与使用骨箭、穿戴兽皮的匈奴骑兵相比，“铁浮图”战斗力可谓碾压。

事实上，唐朝末年，契丹人利用中原混战的机会趁机坐大，并在五代十国期间割走了燕云十六州。不仅如此，来自西北的党项人崛起后，占领了河套平原。北宋失去了两个最重要的产马地，再也无法组建骑兵，国势一蹶不振，最终被女真人所灭。

从唐朝末年一直到明朝，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胁一直来源于拥有铁矿的东北。期间蒙古只获得过短暂的崛起，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成吉思汗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对金国发起偷袭，成功夺得了金国的马场，缴获了上百万匹战马，导致金国失去了骑兵的优势。第二个原因在于南宋为了借蒙古之手削弱金国，放宽了对蒙古的铁器出口限制，使蒙古获得了锻造兵器所需的资源。

不过蒙古的缺点在于本土没有铁矿，只能靠贸易或掠夺的方式获取铁料。因此蒙古的兴盛犹如昙花一现，明朝建立后，为了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特意在北方边境修建了万里长城。

长城最大的作用并非是抵御外地入侵，而是对敌国实施全方位资源封锁。汉朝为了切断匈奴获取铁器的渠道，严禁铁器出口，否则处以死刑。为此汉朝在国境线上修筑了长城，防止商人携带铁器出境。严厉的贸易封锁使匈奴的军事科技长期陷入停滞，最终走向衰落。

明朝建立后，在对待蒙古的问题上与汉朝如出一辙。明朝虽然允许与蒙古人做生意，但坚决禁止铁资源出口。明朝甚至将铁锅也纳入出口管制清单，防止蒙古人将其溶化后铸造武器。另一方面，由于中原缺马，明朝通过出口茶叶、丝绸等方式从蒙古人手里换取马匹，组建了强大的骑兵。凭借资源封锁政策，蒙古日益衰落，对明朝不再构成威胁。

然而到了万历时期，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明朝地缘形势急剧恶化。与蒙古不同，东北拥有丰富的铁矿，这使明朝的铁器封锁政策陷入失效。在萨尔浒之战中，女真人打造的铁制箭头轻易射穿明军盔甲。东北的铁矿+马匹，使女真人在野战中碾压明军。

然而女真只有几十万人，明朝却有上亿人，女真军事上的优势很难抵消经济上的劣势。为了打垮明朝，努尔哈赤精心设计了“满蒙联姻”政策。在此之前，明朝主要从蒙古进口马匹，以此来组建骑兵。为了锁死明朝获取马匹的渠道，努尔哈赤通过联姻的方式拉拢蒙古各部。有了血缘关系后，蒙古人宁可与明朝贸易脱钩，也坚决配合后金的封锁政策。

“满蒙联姻”政策导致明朝彻底失去了来自蒙古的战马。虽然中原王朝一直重视马政，但由于马场都是官营，养马指标很难量化，农户缺乏养马积极性。不仅如此，明朝后期华北过度开垦，养马成本极其高昂，且培育出来的马质量无法满足战场需求。

后金依靠“满蒙联姻”政策，锁死了明朝获取马匹的渠道：

失去了蒙古马供给后，明朝野战能力迅速衰退，只能依靠城墙和火器被动防守，这需要消耗大量物资。为了筹措军费，缓解财政危机，明朝只能加征赋税（辽饷、剿饷、练饷），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加重了百姓负担，导致全国范围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1644年，在后金和农民军的联手夹攻下，明朝灭亡。“满蒙联姻”带来的资源封锁，是明朝走向衰亡的重要推手。

如果说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资源是马和铁，那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资源就是煤炭和钢铁。为什么近代中国很难实现工业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本土严重缺乏资源。山西和内蒙虽然有煤矿，但离人口重心较远，缺乏河流运输。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采煤和运输成本很高。更关键的是，中国严重缺乏铁矿。

中国的铁矿大部分是贫矿（左）、澳洲铁矿很多是富矿（右）：

中国虽然有不少铁矿，但大部分是贫矿，品味太低，而且需要地下开采，成本极高。唯一拥有丰富煤铁资源的是东北，东北的铁矿虽然品味也不高，但可以露天开采，而且东北作为平原地区，适合修建铁路，运输成本较低。不仅如此，东北还有黑土地，是真正意义上的粮仓。60年代东北又勘探出石油，缓解了我国“油荒”的问题。可以说，东北是中国资源最富饶的区域，古代的时候盛产马匹，近现代拥有煤铁、石油、粮食等战略物资。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和俄罗斯为了东北打得头破血流的原因。对日本来说，东北虽然气候寒冷，但埋藏了工业化必不可少的矿产资源，比长三角和珠三角更有战略价值。日俄战争后，北满被俄国窃取，南满被日本控制，东北名义上仍归中国统治，但实际却遭到日俄瓜分。

自古以来，日本都希望征服东亚大陆。但由于本土既缺乏铁矿，也缺乏马匹，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千年里，日本在面对中国的时候长期处于劣势，从来没有赢过。在古代，由于铁资源匮乏，日本很多底层士兵只能穿戴竹甲作战。工业革命后，日本抓住晚清衰败的窗口期，凭借甲午战争取代了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

辛亥革命后，为了防止中国崛起，日本人制定出了一条毒计，通过切断铁矿供应锁死中国工业化进程。1915年，日本利用一战期间欧美无暇东顾的机会，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也就是《中日民四条约》，其最关键的内容包括：

1、中国同意将东北（满蒙地区）的采矿权转让给日本；

2、允许日本在东北修建铁路，以连接各大矿山；

3、中国关内最大的钢铁厂——汉冶萍煤铁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受日本控制。

在当时的北洋官员看来，同意这些条款最多就是损失点经济利益，影响可控。不曾想此举却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

东北拥有中国最丰富的煤铁资源，把东北采矿权转让给日本后，中国失去了这一最重要的铁矿生产基地。不仅如此，日本人连残羹剩饭都不愿留给中国。汉冶萍煤铁公司作为关内最大钢铁厂，最早由张之洞创办，下辖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然而签署《二十一条》后，汉冶萍煤铁公司被日本控制，改为向日本八幡制铁所供应铁矿。自此之后，中国钢铁生产能力停滞了三十年，工业化进程被长期封死。

日本利用《二十一条》锁住了中国钢产量上限：

到了1914年，中国每年生产6万吨钢，其中大部分是汉冶萍煤铁公司生产。到了1934年，在被日本切断铁矿供应后，中国钢产量反而下降至5万吨/年。民国不是不清楚重工业的意义，但在铁矿被封锁的状态下，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晚清的“洋务运动”好歹还能搞点重工业，缺铁的民国只能发展轻工业，靠出口纺织品赚钱，长期停留在农业国的状态。唯一过得好的只有阎锡山统治的山西，因为山西有煤，发展成“模范省”。

反观日本，在窃取了东北采矿权后，日本获得了工业化所需资源，国力迅速增长。正因如此，日本才会提出“满蒙生命线”，将东北视为核心利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彻底掌控了东北矿产资源，钢产量翻了三倍。这使日本得以走出“大萧条”带来的经济衰退，也刺激了日本扩张的野心。

东北的矿产资源，为日本扩军备战奠定基础。抗日战争表面上是4亿人与7千万人的较量，实际上是5万吨钢产量与400万吨钢产量的对抗。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抵挡日本工业化带来的绝对优势。造成这种悬殊的，是持续了几十年的铁矿资源封锁。

日本战败后，由于全国只有东北拥有丰富煤铁资源，东北的工业产值跃居亚洲第一，钢产量占全国95%。因此在解放战争期间，有“得东北者得天下”的说法。辽沈战役后，解放全国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关内的资源总量和工业产值加起来都比不过东北。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苏联援建的156项目主要投向东北而不是东南，因为东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东南没有。

凭借东北的矿产资源和苏联提供的技术，中国钢产量从1948年的4万吨上升至1958年的800万吨，初步实现工业化。对新中国来说，鞍钢生产了全国一半的钢材、长春一汽生产了第一辆汽车、沈飞生产了第一架飞机、大连造船厂建造了第一艘轮船。东北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长子，可以说没有东北的资源就没有新中国的工业化，中国之命运取决于东北之得失。

然而1960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增速逐渐放缓。这是因为东北的资源产量只能支撑有限的工业规模。比如大庆油田，每年只能生产3000万吨石油，对于一个省来说是够的，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就远远不够的。

可以发现，新中国前30年，GDP排名靠前的城市，除了京津沪等直辖市和少数省会外，大部分都是资源型城市（或者离资源产地较近）。比如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抚顺、鞍山、大庆、唐山等。一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其资源产量成正比。

二战后，英法主导的殖民体系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德国和日本这两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因祸得福。在此之前，德日为了掠夺石油资源不惜发动战争，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但二战后，由于融入了美国设计的全球化体系，德国和日本可以从亚非拉以较低的成本进口矿产资源，摆脱了资源被卡脖子的命运。

集装箱和自由贸易改变了东亚贫困的命运：

特别是集装箱发明后，港口装卸成本大幅下降，海运成本被压缩为陆运的1/30，这进一步改变了东亚的命运。作为季风区，东亚虽然人口稠密，但矿产资源极度匮乏。在殖民时代，由于各阵营互相割裂，海运成本高昂，东亚资源匮乏的劣势被无限放大，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关税和海运成本下降，拥有大量深水港的东亚能够从海外廉价进口资源，突破了资源短缺的瓶颈。

上个世纪50—60年代，也就是布林顿森林体系时代。按照美国的设计，全球贸易自由化，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与黄金挂钩。中东、非洲、拉美被定位为资源供给国，负责出口原材料。欧美成为全球价值链中心，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输出品牌和技术。劳动力充裕的东亚被定位为生产基地，日本负责生产中端产品，东亚四小龙负责生产低端产品。至于中国和苏联则被排除在自由贸易体系之外，与全球化绝缘。

在集装箱革命的推动下，海运成本快速下降，东亚沿海区域与资源产地的距离大幅拉近，相当于家门口建了个矿山。摆脱了资源束缚后，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快速腾飞，承接大量从西方转移来的中低端产业。

然而这套体系到了70年代遇到很多问题。一方面是OPEC联手对西方发动禁运，能源成本暴涨。另一方面，作为生产方，日本+四小龙只有一亿多人口；作为消费方，欧美却有五亿人口。前者生产的商品无法满足后者需求，西方世界陷入严重通胀，一方面是能源价格暴涨，另一方面工资水平也急剧抬升。

为了解决滞涨危机，美国一方面利用伊朗革命拉拢沙特等海湾国家，以提供安全保障为筹码换取其用美元结算石油，并通过分化OPEC阵营打压油价。80年代中期，以沙特为代表的增产派压倒了以伊拉克为代表的减产派，全球能源供应缺口得到缓解。

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美国决定增加新的代工厂。站在80年代，印度属于苏联阵营，越南刚与美国结束战争，双方存在很深的仇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口众多、矿产资源稀缺、拥有漫长海岸线、与西方关系良好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根据美国企业评估，中国工人极其勤奋，任劳任怨，一个中国工人的工作强度可抵五个美国工人。因此美国决定对中国开放市场，将中国纳入国际分工环节。

在融入了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后，中国资源匮乏的短板得到解决。凭借西方的技术+亚非拉的资源+本土充沛的劳动力，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特别是沿海和沿江地区（东南沿海+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成为对外开放最大赢家。东南沿海有大量深水港，可以容纳30万吨巨轮，在集装箱发明后，中国的航运优势得以显现，能以较低成本进口矿产资源。

对东南沿海来说，在对外开放前，由于矿产资源匮乏，发展现代工业的成本很高。融入自由贸易体系后，凭借低廉的海运成本，东南沿海离市场和资源产地的距离大幅拉近，获得了极高的增长速度。反倒是东北和华北原本的资源型城市，由于采矿和运输成本高于海外（上海从澳洲进口煤炭比从山西买煤更划算），逐渐走向没落。

中国经济崛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90年代，那个时期中国虽然劳动力多，但人均受教育水平低，所以主要承接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低端产业。江浙和广东很多乡镇企业出口服装到欧美，靠来料加工等方式赚取微薄利润，最典型的代表是义乌和温州。那个时期国内到处都是血汗工厂，由于附加值低，只能靠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

第二阶段是00—10年代，计算机的普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00年代之前，中端制造业的门槛非常高，需要接受过理工科本科教育的工程师才能干。这也是日本能承接汽车、机床等中端产业的原因，因为日本有几千万工程师。随着半导体技术进步，90年代计算机大量投入生产环节，中端制造业门槛大幅下降，很多高难度工作由计算机分摊，工人只需接受过中学教育、看得懂操作说明书即可。2001年，借助加入WTO的机会，中国承接大量来自海外的中端制造业，钢铁、化工、有色、造船、汽车、机床等产业快速崛起，奠定了世界工厂地位。

作为对比，8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放弃了中低端产业，制造业份额占全球比重明显下降，失去了世界工厂地位。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掌控力不降反升，因为它是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决定了各国在国际分工所处环节。

按照美国的设计，世界上有三种经济体。第一种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消费国，主要输出货币、品牌和技术，其人均收入在4万美元以上。第二种是亚非拉的资源国，其经济水平与矿产资源产量成正比，石油储量较大、开采成本较低的沙特可以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资源产量中等的拉美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资源开采成本昂贵的非洲内陆连饭都吃不饱。第三种经济体是以东亚为代表的生产国，其富裕程度与在世界分工体系所处环节有关。生产高端产业的日韩人均收入在3万美元左右；生产中端产业的中国人均收入在1.2万美元左右；生产低端产业的印度和越南人均收入不到5000美元。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源、人力、技术的共同作用。其中最关键的是资源，因为人力和技术都可以低成本扩散，但资源产地是相对固定的。只要掌控了资源，就控制了全世界。金本位崩溃后，美元体系之所以能继续维持，是因为美国以武力为背书，使石油和美元捆绑，从而掌控了国际贸易和全球流动性。

美国之所以放心将制造业转移到东亚，是因为东亚人口极其稠密，但资源又极度匮乏，很容易被拿捏。只要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结算，美国就控制了东亚的经济命脉。东亚国家人多矿少，要想从海外进口工业化所必须的资源，就得支付美元；为了获得美元，只能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从西方引进资金和技术，然后从亚非拉进口矿产资源，组装加工后向欧美出口廉价商品，赚取外汇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利润被外企分走，剩余的利润则继续用于进口资源扩大再生产，形成一种经济循环。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靠廉价劳动换取海外资源。与其称作世界工厂，不如称作世界代工厂。因为挣的主要是加工费，都是辛苦钱。

相比之下，美国不敢把制造业转移到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资源相对丰富，一旦发展出庞大制造业，对进口的依赖度不会太高，对美元的需求也会比东亚少很多，不容易被美国掌控。美国更倾向于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这样的资源匮乏国。

人均资源极度稀缺，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任何决策均需要考虑这一实际情况，否则容易高估我国的优势。中国矿产总量不低，如果我国只有1亿人口，那资源可以自给自足；但我国有14亿人，大部分资源依赖对外进口。中国每年钢产量大约10亿吨左右，是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但在这背后每年需要进口11亿吨铁矿石，占全球铁矿进口总量72%。不仅如此，中国每年还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1500亿立方米天然气、3亿吨煤炭、2500万吨铜矿、1.6亿吨粮食。可以说，庞大的资源进口，成为支撑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基础。离开了海外输入的资源，工厂只能停工，工人就得失业，工业化水平可能会倒退几十年。

对东亚国家来说，进口的重要性大于出口，或者说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外汇收入，保障进口。在外汇短缺的年代，只能靠高估本币币值的方式维持进口能力。70年代后为什么中国吃饱饭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获得了西方的化肥生产技术和中东的石油供应。苏联解体后为什么朝鲜经济崩溃，被迫走向“苦难行军”。因为朝鲜失去了苏联提供的石油，没有石油就造不出化肥，粮食产量就会下降。东亚人的勤奋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矿产资源匮乏，没办法像拉美人那样躺平。对东亚国家来说，一旦出现持续性的贸易逆差，资源进口能力就会下降，经济就会受到冲击。

不仅如此，对我国来说，外汇顺差不仅可以用于保障进口，也能稳固汇率。当出口企业结汇时，中央银行会吞吐货币，形成外汇占款。我国基础货币中大部分是外汇占款，商业银行则以基础货币为锚进行货币派生，这相当于间接跟美元信用部分捆绑。这也是为什么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比大多数外币低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80年代至00年代中国经济主要靠出口驱动，通过来料加工等高周转方式推动工业化建设。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来自欧美的需求大幅下降，为了防止产能过剩、支撑经济循环，我国将房地产和基建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抓手。每当出口疲软的时候，地产和基建都会成为托底经济的工具。但在GDP总量和资源进口继续增长的同时，国内债务也在对应增加，具体的反映就是宏观杠杆率的上升。

清楚世界经济循环模式后，就能更好理解拜登的对华战略。

不可否认的一点在于，尽管曾经存在大量血汗工厂，但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是全球化最大赢家。作为一个本土矿产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家，在欧洲主导的殖民主义时代，由于英法通过关税壁垒等方式构建了排他性的区域贸易体系（最典型的代表是帝国特惠制），中国很难以低成本方式进口资源，工业化遥不可及。但在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下，关税成本被大幅下调，国际秩序也趋于稳定，海盗基本被肃清。中国能以较低成本进口矿产资源，为工业化奠定基础。

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抱有一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后，通过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压低了商品价格。中国农民工的付出，使美国得以享受高增长、低通胀的舒适环境。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体量日益膨胀，隐隐有赶超美国之势。2014年之后，随着中国GDP占美国比重超过60%，美国产生了很强的危机感。为了维护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转为遏制，中美进入全面竞争阶段。

作为人多矿少的国家，为了维持经济运转，中国每年必须耗费上万亿美元进口资源。来自中东的石油、澳洲的铁矿、中亚的天然气、智利的铜矿、阿根廷的锂矿、非洲的铝矿、东南亚的橡胶、美国的大豆等资源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底色。为了保障进口能力，我国必须维持超高规模出口来赚取美元。因此美国遏制中国的办法，就限制中国外贸，避免我国从海外获取足够多的资源。

对美国来说，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是贸易禁运，利用海军优势，在马六甲海峡以西拦截驶往中国的货船，掐断中国外贸生命线。亦或是冻结中国持有的美元外汇，限制我国海外购买力。中国大部分资源都依赖对外进口，贸易禁运/外汇冻结能让我国工业迅速陷入停滞，但这些措施属于战争行为，美国只在二战时期对日本和德国实施过。在和平时期这么搞缺乏正当理由，一旦操作不好很容易导致两国走向核战争，可谓得不偿失。

既然不能直接限制进口，间接办法就是削弱中国出口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出口规模≠贸易顺差），通过这种办法来压缩中国进口支付和资源汲取能力。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的手段是TPP。它希望另起炉灶，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贸易体系。为了推动TPP，美国还特意炒作南海仲裁案，试图加深东盟对中国的恐惧。然而TPP最终却走向失败，不仅是因为特朗普上台，更重要的原因是TPP各成员国发展水平不一，很难制定统一的贸易标准。比如越南希望保留国企、日本希望维持对农民的补贴，TPP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特朗普时期，美国的手段是贸易战。它希望通过加关税的方式，拉高中国对美出口成本，配合美国税改，倒逼中国制造业回流至美国。然而贸易战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即便加征25%的关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依然高于美国。特朗普时期中国对美出口不降反增，与美国的国力差距日益缩小。

拜登上台后，经过一系列评估，美国放弃了对华全面脱钩的想法，因为这会导致美国通胀全面失控。拜登内阁设计了全新的对华战略，那就是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其实施的关键是俄乌牌和台湾牌。

对我国来说，出口竞争力→外汇收入→资源进口能力→经济发展上限。在人口红利时代，中国可以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保持出口竞争力。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国内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低端产业转移到印度和东南亚的趋势难以避免。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我国必须尽快完成产业转型升级，在全球贸易体系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通过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日韩曾经走过的道路。

然而要想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西方输入的技术和管理，管理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复制西方商业模式+本土庞大用户基数的结果，很多互联网创业人士拥有在美国从业的经历。

对美国来说，遏制中国崛起的关键，是堵死中国产业升级空间，削弱中国出口竞争力，使中国长期停留在生产低附加值商品的阶段，沦为世界加工厂。这就需要切断中国从西方获取技术的渠道。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尝试对中国科技企业进行断供，然而效果并不显著。因为美国的长臂管辖只能针对中国，却限制不了盟友，中国企业仍可以从欧洲和日韩获取先进技术。

与特朗普不同，拜登清醒地意识到：美国真正的强大地方不在于其经济和军事体量，而在于可以动用规则武器。当今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建立的，联合国、WTO、世界银行、IMF等国际组织均受美国操控，这背后是美国连续赢得二战和冷战的结果。拜登要做的，就是修改国际规则，使中国从国际贸易优势方变为劣势方，对中国经济发动降维打击。但动用规则武器，需要盟友配合，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围堵策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忽略了盟友的作用。

在特朗普时期，由于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西方阵营出现裂痕。欧洲和日韩不愿配合美国外交政策，导致美国对华科技制裁漏洞百出。为了将欧洲和日韩绑上美国反华战车，拜登主动挑起俄乌战争，并拉高台海对抗强度。欧洲地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韩则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乌克兰，被迫加深对美国的依赖。原本松散的西方阵营迅速团结在美国旗下，联手对华实施“去风险”战略，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科技封锁。

所以俄乌问题表面上剑指俄罗斯，实际上最终压力传导到中国这边来。理想的情况是俄乌形成均势，两国长期维持现状，形成事实上的缓冲区。最差的情况是俄乌任意一方获得压倒性优势，欧洲或中国必须亲自下场。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会进一步分裂成东西方两大阵营，欧洲会更加积极配合美国对华科技封锁政策。

在蒸汽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是煤炭和钢铁，拥有丰富煤铁资源的美国和德国迅速崛起，经济总量赶超老牌强国英法。

在电气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是石油，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苏联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美国则通过石油美元体系掌控全球经济命脉。

在信息时代，最重要的资源非芯片莫属，因为大部分高科技产品均需要用到芯片。在工业社会，大国之间比拼的是钢产量、发电量；在未来，算力或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人工智能、自动驾驶、6G等新兴科技都需要算力作为支撑，高性能芯片将成为比石油更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说，谁能掌握芯片，谁就能决定各个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所处的位置。

因此拜登精心挑选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对中国进行封锁。只要这三块限制住，就能锁死中国产业升级空间，使中国长期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为此去年拜登亲自推动《美日荷半导体协议》，举欧美日之力联手对中国实施科技封锁，把美中的竞争转变为高算力与低算力的对决。

20世纪上半叶，日本通过切断铁矿供应，锁死中国工业化。如今，美国试图通过限制半导体供应，锁死中国科技升级空间。但这招需要盟友配合，特别是西欧和日韩台的协助。拜登的做法，和后金通过“满蒙联姻”政策切断明朝马匹供应的手法如出一辙，都是针对敌国构建资源封锁统一战线。在联姻的作用下，蒙古人宁可失去茶叶和丝绸也要停止向明朝出口马匹。在地缘的压力下，欧洲和日韩宁可失去廉价商品也拒绝向中国分享芯片技术。

那我国能否靠自力更生的方式突破半导体封锁呢？只能说任重而道远，半导体发展经历上百年，相关领域诞生了几十个诺贝尔奖得主。对一个后发国家来说，短短几年内，想在基础科研方面追赶与西方的差距并非易事。尽管可以通过增加曝光等方式制造7nm芯片，但成本太高，良品率也很难保障。就如同明朝时期中原也能养马，但成本贵不说，质量也不尽人意。近代关内也有铁矿，但品味不够，含硫量和含磷量太高，很难拿来炼钢。

与半导体相比，美国之所以没有全力限制中国电动车，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人手有限，完善对华封锁体系需要技术流动监测站，对每个可能导致技术流入中国的节点进行盘查。为了节省人力，拜登政府倾向于“小院高墙”模式，在关键领域对中国实施封锁，更有针对性。

另一个原因在于电动车更多是制造业而非高科技。2020年—2021年海外疫情爆发，国产电动车利用欧美供应链中断的窗口期快速崛起，中国也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但与半导体、航空相比，电动车对上游资源品极其依赖。电动车的核心部件是电池，需要用到锂、镍、钴等材料，这些资源严重依赖对外进口。国产电动车卷到头，最终的结果是上游资源品价格暴涨，让国外矿企赚到利润大头。

所谓的高科技产品，不在于技术含量多么复杂，而在于两点：垄断+暴利。比如古代的丝绸、瓷器、茶叶就可以算高科技，其生产工序并不复杂，但全球只有中国能生产，运到欧洲可以按成本价十倍出售，明朝时期靠出口这三件产品赚走了全球1/4的白银。相比之下，如今的国产电动车既不能垄断，利润率也不高，更多算制造业。

除了科技封锁，拜登的另一个对华战略是供应链重组。在俄乌局势和台海风险的推动下，一部分在华外资考虑将产能转移至印度、东南亚和墨西哥。这几个区域有20亿人口，虽然其工人素质不如中国，但胜在人口结构更年轻，可以部分承接中国转移出去的产业链。如果说去风险主要是行政层面，供应链重组更多是企业层面，工厂会随着订单的转移而搬迁。

可以发现，美国这次充分吸收了让中国发展成世界工厂的“教训”，在重新设计国际分工的时候不敢再把鸡蛋装一个篮子里。印度离世界能源中心很近、东南亚自身有资源、墨西哥与美国接壤，任何一个发展起来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美国宁可牺牲效率，也要让供应链更多元、更分散。

拜登把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试图在不引起战争的情况下遏制中国发展。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三个条件：充沛的本土劳动力、海外输入的庞大资源、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美国试图利用科技封锁，限制中国产业升级空间，把中国困死在低算力的状态。并通过供应链重组掏空中国工业基础，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美国则借助人工智能革命盘活经济竞争力，拉开与中国差距。按照拜登内阁的盘算，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战略只要能延续十年，等中国陷入深度老龄化，出口竞争力很难维持现阶段水平。为了保证外汇收支平衡，只能缩减资源进口规模，经济总量也会被限定在一个范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自动赢得中美对决。

资源的短板是我国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保障资源进口，就必须维持相应的出口竞争力。世界上唯二能实现资源自给自足的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这是地质结构所决定的。美国可以退守美洲搞孤立主义，因为美洲什么资源都不缺。俄罗斯也是一样，为什么西方对俄制裁效果有限，因为俄罗斯不缺资源，煤炭、钢铁、木材、粮食、石油、天然气应有尽有，俄罗斯即便关起门过日子也能维持较高生活水平。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一直警惕俄罗斯的原因，只要资源和土地在，俄罗斯就能做到百足之虫僵而不死。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仅有少量铁路连接：

面临西方的围堵，中国能否依靠俄罗斯，摆脱对亚非拉资源的依赖性呢？非常困难，因为中俄之间就一个西伯利亚铁路，中间穿过冻土带，运力极其有限。事实上，集装箱发明后，全中国的铁路运力总和与长江相当，仅靠中俄油气管道和西伯利亚铁路，很难保障资源安全。相比中俄合作，美国更担忧欧俄合作。因为欧洲离俄罗斯工业中心很近，有密集的铁路和水路连接，俄罗斯出口欧洲的能源成本运价较低。与欧洲相比，中国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靠海运。

当下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地产收缩+脱钩断链共振带来的结果，根源还是出在外部，拜登的科技封锁和供应链重组战略有很强杀伤力。

从正面的角度，有三个办法可以破解拜登反华策略：

1、劝说俄罗斯从乌东撤军，调停俄乌战争，修复与欧洲和日韩的关系，瓦解美国对华科技封锁阵线，保留从西方获取技术的渠道。

2、收复台湾，封锁日韩，延缓西方半导体发展，为我国追赶西方科技争取时间。然而这意味着跟美国撕破脸，面临东西方全面脱钩的风险。

3、发展远洋战斗力，为亚非拉资源国提供安全保障，推动其放弃美元改用人民币结算外贸。摆脱对美元依赖，解除资源进口限制。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构建以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为基础的经济循环体系。

从难度来，3＞2＞1，短期内可行性较低。人民币国际化并非一蹴而就，既需要国内放开资本账户管制，也需要接受贸易逆差来为国际市场注入流动性。

虽然拜登的策略从正面很难破解，但从迂回的角度，是有办法的，那就是利用好美国大选的机会。

如果说拜登的对华战略是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其抓手是俄乌牌和台湾牌。那特朗普的战略主要是两条：孤立主义+联俄抗中，这两条的效果非常有限。

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加征关税，拒绝履行对北约成员国军事义务。看似美国占尽优势，但实际上相当于美国主动退出其精心构建的国际秩序，将其优势转变为劣势。由于劳动力成本差距，对华加征关税大部分成本都落在美国消费者头上。和盟友关系的疏远，则为中欧和中日韩关系发展创造机会。所谓孤立主义就是逆美国化，将美国领导力自动让给中国。

至于联俄抗中，那更是异想天开。首先俄罗斯胃口太大，普京想占领整个东欧，恢复苏联时期势力范围，美国给不了那么大的筹码。其次如果美国跟俄罗斯缓和关系，欧洲将恢复战略自主，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外交，拜登时期构筑的对华科技封锁联盟将出现缺口，美国无力阻止中国获取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另一方面，俄罗斯作为老龄化国家，其战略重心在欧洲，它绝不愿意在远东跟一个人口十倍于己的大国竞争。俄罗斯非常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但在中美斗争里会持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普京绝不会为特朗普火中取栗。说到底，就是中俄矛盾＜俄罗斯和西方的矛盾，美国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只能二选一。最务实的做法还是选欧洲，毕竟欧洲的技术和经济体量都远强于俄罗斯。

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短视而狭隘。援乌经费仅占美国财政收入的1%，这笔钱不仅能削弱俄罗斯，还能促使欧洲配合美国对华科技封锁，可以说是最划算的买卖。然而由于特朗普的阻挠，援乌法案一直未能通过，极大损害了美国战略承诺可信度。

展望2024年美国大选，如果特朗普上台，他可能会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限制中企赴美上市。在短期内，这对中国出口将产生巨大冲击，即便考虑转口贸易，我国可能也会损失1500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但加关税对美国是把双刃剑，既会拉高美国通胀中枢，也会降低国际市场美元流动性。只要我国能扛过加关税初始几年的阵痛期，后续的发展就会顺畅很多。相比之下，长期来看还是拜登的封锁政策杀伤力更大些，其可以做到在不损害美国竞争力的同时，限制中国经济发展。

总之，对我国来说，时间非常紧迫。我国必须赶在人口老龄化之前完成产业升级，从生产中低端产品转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否则迟早有一天资源短缺的问题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