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ginia Gewin：中国学者在美国海关被拘留、审问，强行检查电脑和手机_风闻

原文以Why the US border remains ‘a place of terror’ for Chinese researchers标题发表在2024年2月26日《自然》的职业特写上

去年 9 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裔工程师到加拿大参加会议，在乘飞机返回美国的大学，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中转时，他有了一次令人惊讶的体验。机长要求大家向出口的边防人员出示护照。这名手握中国护照和可以在美国永久生活和工作的绿卡的工程师表示自己大概被拘留了 90 分钟，并被要求分享他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密码，或者交出他的设备。他记得自己被问及了他与中国同事的研究、合作和最近发表的文章，以及他们研究的技术是否被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段令人不安的经历促使他从与中国合作者的联合出版物中撤回了自己的名字。“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前，我正在考虑更换护照以成为美国公民，但我现在不太确定了。”他补充道，“他们把我们当作间谍一样对待。”

在另一起事件中，剑桥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机械工程教授陈刚因涉嫌隐瞒与中国的关系于 2021 年被捕。虽然这些指控于 2022 年被撤销，但他已成为其他受审研究人员的首选顾问。“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边境是一个恐怖的地方。”他说，“大多数人不想公开分享他们的故事。”《自然》关于类似的对华裔研究人员的审讯采访了几位学者。由于担心职业报复，许多人希望保持匿名。（《自然》请求美国国土安全部对拘留原因发表评论，但没有得到回复）

工程师陈刚在被错误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后改变了他的研究重点。来源：Tony Pulsone，麻省理工学院

这些仅仅是“中国行动计划”所产生的持久连锁反应的一部分，该倡议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下司法部提出的一项政策。2018 年至 2022 年，在参议院表达了对美国实验室向中国不当转移知识和资金的担忧后，美国试图起诉在美国研究中被认为是中国间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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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的氛围

这一问题的规模十分巨大，导致了将国籍与种族混为一谈的反间谍政策，并塑造了一种“直至被证明无罪之前都有罪”的氛围。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边境拘留只是正在进行的审查的一方面。根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出版物编制的数据库，截至 2021 年底，美国司法部已根据该倡议对 162 名被告提出指控（包括机构和公司；请参阅 go.nature.com/48ptwuj）。然而，该部门的行为遭到了法律学者和研究人员的严厉批评，认为其矫枉过正——许多正在进行基础研究的华裔科学家因基金申请中的微小错误或遗漏而成为目标。

图森的亚利桑那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移民政策和高等教育地缘政治的 Jenny Lee 表示，尽管美国司法部于 2022 年 2 月正式终止了“中国行动计划”，但该政策造成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氛至今持续存在。更令人不安的是，2023 年 11 月，负责监督政府支出的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呼吁司法部恢复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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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审查的恐惧改变了职业生涯

被拘留的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位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的布朗大学的希腊裔美国数学家 George Karniadakis 与许多中国科学家一起工作，去年曾两次在美国边境被拦截。他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两次都被没收，但最终都被归还。自 2021 年以来，他的三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和一名访问博士生（均来自中国）回国后重返美国时都在美国机场受到审问。最终，他们决定离开美国。他聘用的另外两名中国研究人员在边境被拦截并被拒绝入境。

“我的团队中通常有 20 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但目前只有 8 个。”他说， “我们正在做基础数学研究——这并不属于应用科学。” 他的工作支持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他没有收到世界顶尖数学项目之一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加入他的团队的申请。

数学家George Karniadakis表示，他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布朗大学的小组中的中国学生和博士后，和他一样都在美国边境受到审问。来源：George Karniadakis

除了加强对研究人员的边境监控外，大学还在努力遵守 2022 年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的指导方针，该法案为国内半导体研究提供了 527 亿美元。这一法案建议，接受联邦资助的研究型大学必须证明没有研究人员或学生参与“恶意的外国人才招聘计划”。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现在要求获得能源部（DoE）资助的研究人员证明，他们已做出合理的努力来确保学生或研究人员没有参与任何涉及中国、俄罗斯、朝鲜或伊朗的人才招聘计划。

在签署该文件之前，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化学家 Gabriela Schlau-Cohen 划掉了任何需要她审问学生的内容。“我们确实没有背景或受过训练来将审讯带入教育和研究领域。”她说。

过去一年对中国科学家的调查描绘了一种恐惧的环境。2023 年 6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调查了美国华裔科学家[1]。调查发现，72% 的受访者作为学术研究人员感到不安全，61% 的受访者曾考虑离开美国，45% 的受访者希望避免申请联邦资助，尽管他们过去曾申请过这些资助。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美籍华裔社会学家、2023 年 6 月研究报告的合著者谢宇解释道，尽管发起“中国行动计划”是为了阻止间谍活动，但仍有大量引人注目的案件与拨款申请的披露有关。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数据库，司法部的 162 起案件中，至少有 26 起案件（包括陈刚的案件）是因为研究人员在拨款申请中做出虚假陈述。

社会学家谢宇在对美国华裔研究人员的调查中记录了恐惧的环境。来源：Jiayi Lu

当《自然》要求司法部就针对在拨款申请中犯错或遗漏的科学家的理由发表评论时，司法部指出了助理总检察长 Matthew Olsen 于 2022 年 2 月对新政策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中承认了研究人员当时的担忧：

“学术界和科学界也越来越担心该部门追查某些研究基金欺诈案件。我们听说过这些起诉以及它们所创造的公共叙事，这些可能会给科学家和学者带来一种不寒而栗的气氛，从而损害这个国家的科学事业。”

声明还表示，未来涉及学术界的调查将有司法部的国家安全部门参与。这推动了检察机关和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以更好地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刑事起诉。声明确定，对于涉及学术诚信和科研安全的案件，国家安全部门将在调查和起诉中发挥积极监督作用。在评估今后的案件时，国家安全局将与联邦调查局及其他调查机构合作，评估表明意图和重要性的证据，以及与我们与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的关系。”

谢宇说，中国研究人员担心可能出现不当行为指控，或被认为不遵守联邦法规。谢宇的调查中一名受访者是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他自称是美国公民，也是著名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杰出青年教授奖（NSF CAREER）的获得者，该奖是一项为期五年的资助。他表示，由于“反华气氛”，他辞去了学术职务。他觉得自己所经历的系统性腐败“令人作呕”，并认为这毁了他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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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和资金的流失

早期职业研究人员也在审查中苦苦挣扎。在一篇预印本文章中，Lee 和她的同事详细介绍了“中国行动计划”对研究生职业规划的影响[2]。作者发现，中国学生比那些非中国学生更有可能感受到种族歧视。超过三分之二（68.1%）的中国学生表示经历过以下其中一种情况：担心受到美国政府的监视或种族歧视；有关晋升或专业认可的专业上的挑战；或由于种族或国籍而难以获得研究经费。相比之下，非中国学生中只有三分之一报告了这些问题。

“中国行动计划”一启动，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李凯就开始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缩小了研究规模，并停止寻求联邦资金。李凯是加州数据存储公司 Data Domain 的联合创始人，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资助。和陈刚一样，李凯也为许多其他国家的学生写过推荐信，在中国的大学做过演讲，也参加过中国的会议。

“如果这在联邦调查局眼中属于犯罪活动，那么我无法感到完全的安全。”他说，并强调美国政府最开始是鼓励科学家与中国开展合作的。他提到了 1979 年的中美科技合作协议，该协议在 2018 年之前每五年更新一次。去年，该协议的全面更新被推迟，随着谈判的继续，在 2 月 27 日截止日期之后，这一更新可能会再次被推迟。

最让李凯感到不安的是“美国人才正在流失”，他将这一趋势描述为“国家安全问题”。李凯指出，谢宇及其同事论文中的数据[1]显示，2018 年后中国学者返回中国的速度大幅上升。“至少十年后你才能看到这对美国科学技术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美国前能源部长朱棣文说。“一名中国本科生来到美国前已被培养成一名间谍，这种想法与教职员工所看到的情况并不相符。”他说。

与美国许多早期职业研究人员一样，一位要求匿名的华裔博士后表示自己正处于职业十字路口。他渴望成为终身教授，正在申请美国和中国的大学教职岗位。这两个国家的竞争都很激烈，但这位博士后担心自己的种族可能会阻止他获得美国联邦机构的资助，从而使他在美国的竞争力下降。该领域最近的一则招聘广告明确指出，候选人必须能够获得并保持美国国防部的安全许可。他说，“尽管没有明确说明，我认为中国学者没有机会赢得这个职位。”

普林斯顿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师鞠一光表示赞同：**“现在在美国的中国学生觉得他们在这个国家没有未来。”**他在日本仙台东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移居美国。1994 年，他的两名高年级学生在两所中国的大学担任助理教授，进行等离子体建模研究。他说，“我认为美国没有其他人可以做”这项研究，并指出中国学者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例如，在东京工业大学，大约 55% 的博士生来自中国。

朱棣文指出，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国人的思想：“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约有三分之一是第一代（移民）科学家。” 然而，在工程、物理和化学等竞争激烈、受到严格审查的领域，一些中国科学家正在选择追求不引起审查或不需要安全许可的研究兴趣。

鞠一光说，为了在美国继续他的研究而不受到过度审查，他将他的科学追求从推进转向了可再生能源。10 月，美国能源部授予他 500 万美元，让他领导普林斯顿能源地球研究中心，该中心专注于清洁氢。

陈刚也将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争议较小的领域。“2022 年，我们的半导体研究被《物理世界》评为年度突破。”陈刚说，“我现在从事水务工作。我跟人们开玩笑说，水里没有秘密。”他说。陈刚目前领导着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小组，主要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基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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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的绑带

中美合作还受到另一种难以量化的动态的影响。在学术界，“关系”一词指的是一种隐含的、相互的义务，即在具有共同研究兴趣、语言、种族和文化理解的学者之间建立联系。2023 年，Lee 和她的团队的研究发现，完善的华裔关系网络可以让人们更快地获取重要的 COVID-19 样本以及新冠疫情初期的第一手知识[3]。

Jenny Lee研究了“中国行动计划”对中国学生职业规划的影响。来源：亚利桑那大学

Lee 担心，加强审查和种族定性可能会削弱两国之间的关系研究网络。在一篇预印本文章中，Lee 和她的团队公布了 91 名美国科学家和 150 名中国科学家的调查结果，这些科学家被问及当前中美在新冠研究方面合作的质量[4]。在美国科学家中，有 49 人被认定为华裔。与非华人科学家相比，美国华人和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更深入，更多地参与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而后者在研究和分析完成后担任顾问角色。

“问题关乎未来、以及是否会形成新的关系。”Lee 说，“美国正在持续自我破坏。”她说，这扰乱的可能不仅仅中国人才流入美国，而且还有中美研究合作。

2021 年，由于陈刚被捕以及对中国科学家的种族定性现象日益增多，研究人员成立了纽约市的非营利组织亚裔美国学者论坛（AASF）。其宗旨是保护亚裔美国人和移民的权利，促进学术自由和平等。

“作为一名科学家，自从我来到美国到“中国行动计划”出台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感到受到被歧视或针对。”作为倡导者的美国科学基金会副主席李凯说，“我阅读新闻并投票，但我没有参与任何有组织的政治。他说，在某些方面，“中国行动计划”激活了我们。“人们感觉更安全，但仍然不够安全。”例如，李凯和陈刚都没有计划申请联邦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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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发声

AASF 成员现在采取积极主动的立场。2023 年 5 月，该组织制定了与政策制定者合作的优先事项，以防止“中国行动计划”或类似政策的回归[5]。它还旨在在联邦机构和学术机构中建立正当程序和问责制。

“我们正在与白宫、联邦拨款机构和国会合作，以确保亚裔美国学者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声音对于确保任何（未来的）政策不会对亚裔美国学者群体产生意外或不成比例的歧视性影响至关重要。”AASF执行董事 Gisela Perez Kusakawa 说道。

朱棣文指出，如果政治胜过科学，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与中国断绝关系，就会产生后果。“我们的损失与中国一样多，甚至更多。“他说，“如果我们的确在智力上脱离了一个正在崛起的科学强国，那将是真正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Xie, Y.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120, e2216248120 (2023).

2. Houlette, H. et al. Preprint at Research Square https://doi.org/10.21203/rs.3.rs-3403751/v1 (2023).

3. Chen, M. H.-M. et al. Int. High. Educ.115, 30–31 (2023).

4. Haupt, J. P. et al. Preprint at Research Square https://doi.org/10.21203/rs.3.rs-3390002/v1 (2023).

5. Liu, S.-L. et al. Science380, 804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