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 | 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的兴起与当代文学生态的新变_风闻

刘卫东｜温州大学创意写作教研室教师

本文原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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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国家创意写作课程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19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的英语写作课程与20世纪20年代休斯·默恩斯在林肯学校创建的创意写作课程、30年代爱荷华大学开设的创意写作艺术硕士学位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目前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的学科史方面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叙事”。其中以D.G.迈尔斯、温迪·毕肖普、马克·麦克格尔、保罗·道森、黛安娜·唐纳利、埃里克·本内特、安德鲁·考恩等人的叙事较有代表性。但是**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的兴起过程中，在文学创作观念、文本本质、文学性内涵和文学知识生产方面的内在重塑和构筑尚有待考察，这些范畴的更新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英语国家当代文学的创作观、文本本质观、文学性观念、知识生产方式等，对人才培养定位和文学观念的再生产具有潜在影响。**具体言之，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自我表达为核心的创意写作打破了浪漫主义时期以来的创作天赋论以及神秘化、精英化的创作观；二是以工坊制度奠定了作家技艺培养框架，潜在地促进了新的文本本质观的塑造；三是以社会参与为途径，赋予了文学性观念以新内涵；四是在前述基础上走向了以实践为导向的创意写作研究，勘察了新的文学知识生产路径。上述四个方面分别从文学创作观念、文学人才培养、文学性内涵的更新，以及文学知识生产路径等方面出发，探究一种不同于20世纪以来的文本阐释、理论分析为重心的文学观。目前，葛红兵、戴凡、刁克利、许道军等学者对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的发展情况已经有较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发展逻辑、诗学内涵及其对当代文学生态的深层影响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观念奠基：以自我表达探寻新的文学创作观念

1880年至1937年前后是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的观念奠基期，巴雷特·温德尔、休斯·默恩斯，以及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协会推出的劳伦斯·H.康拉德纲领式的《创意写作教学》（Teaching Creative Writing）为创意写作的早期观念奠基提供了基础，初步明确了以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为重心的创意写作教育理念。温德尔对创造性想象（creative imagination）、默恩斯对创造性的自我表达（creative self-expression）释放创造精神（creative spirit）的推崇，劳伦斯·H.康拉德基于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将创意写作视为个体的创造和基本能力的肯定，对文学创作论、作者观、功用观等方面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实践训练，而不仅仅是鼓励背离修辞学、语文学框架下的写作教学法。

在文学创作观念方面，哈佛大学的温德尔强调书写日常经验，日常经验的书写替代了浪漫主义文学创作观对天启、灵感、天赋的强调，写作成为一种自我表达和日常实践。默恩斯则强调创意写作教育不是为了培养特定的作家，将创意写作视为创造性的自我表达。而在康拉德的观点中，写作则被看作是自体的创造性实践，是教育中历史悠久、创造性最强的实践活动之一。这些创作观念是当时创意写作学科早期孕育的重要源点，旨在将文学写作从知识性的、修辞性的、工具化的学习转向个体的创造潜能发展。其使命在于：一方面，将写作从修辞学、语文学的框架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将它从华兹华斯以来的浪漫主义作家对创作天才、不可知的灵感推崇中释放出来，将创作的权利、创造的权利下放到每一位写作者。

**以自我表达为核心的创意写作课程开启了它走出狭义的文学教育，迈向文化实践的通道，在观念层面为创意写作课程、学科的奠基提供了基础。**文学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或某种具有天赋的作者的专利，而是自我创造力激发的重要训练、媒介。例如，康拉德和进步主义教育协会编辑的《创意写作教学》指出：“写作是一门与通识教育的目标和宗旨密切相关的艺术。”自我表达作为创意写作学科史早期的重要理念，它不是简单地鼓励个体的自由表达，而是在观念层面不断给主体赋权，削弱写作实践的精英主义、神秘主义等思想观念，建立文学民主化、大众化、通识化的取径。创意写作作为一种教育民主化的实践，它的确立首先就从对文学作者观、功用观、创作观的突破开始，这与自我表达理念密不可分。这一影响不限于写作实践的民主化，更在于它设定了与精英主义教育不同的文学创作观念，为后来面向普通人的创意写作、协同写作（collaborative writing）、交互写作（interactive writing）的主体性问题提供了观念基础，是孕育新的作家论、多元作家社群、文学类型的肇始点。

**自我表达作为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兴起第一阶段的核心理念，对课程理念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表面上看是赋予写作者自由表达的权利，实际上是对19世纪以来浪漫主义文学思想构筑的天赋观、神秘论的创作观，以及古典主义文学教育观念的突破。从诗学层面看，自我表达对华兹华斯以来浪漫主义文论思想既有接续亦有否定，突出了主体的自我表现力量，弱化了创作过程的神秘性。但是，这某种程度上又决定了它难以进一步对创作过程的神秘论、创作的天赋论进行建构性整合，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下一个阶段工坊机制的建立和工坊诗学的出场。

二、机制初创：以工坊诗学推动文本本质观重塑

1936年爱荷华作家工坊建立以来，作家工坊制度不断演变，具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方面是类型化不断巩固，一方面是工坊多样化不断增加。作家工坊教学的分类问题已经被学界关注已久，但作家工坊除了作为当代原创作者培养的机制存在，内在还关系到一套不同于20世纪初新批评理论以来的文本观念，它突出了文本生成性维度，注重的是文本的动态性生成。实际上，**作家工坊强调的技艺问题，既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诗学问题，即它是围绕不同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的文本观念建立起来的文学实践方法。**保罗·道森提出的“工坊诗学”（workshop poetics），强调研究从作家视角阅读、构建工坊中文本技艺的传授、互动机制，这种文本观念将文本的生成视为动态的过程，关注的正是生成方法、规律，而不是文本要素之间的社会性、文化学意义。

**作家工坊制度的运行模式解决了自我表达为核心的创意写作存在的薄弱点，加强了作品的类型、技艺训练。**作家工坊实践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像作家一样阅读”的理念和方法，不仅是一种写作技艺指导方式，更是一种建立在技艺指导、过程分析基础上的文学生产活动。作家工坊的类型化问题关键在于，它在20世纪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快速换代、扩张的背景下，一方面将既有主流的小说、诗歌、非虚构等文类类型化，另一方面拓展出了新的文学类型、作品形式。作家工坊采取的一套流程、方法和理念，将文本从理论阐释的框架下剥离出来，其逻辑自然是以技艺训练、作家视角出发的阅读，以及创作过程为视点的带有现象学意义上的文本本质观念的出场，带有建构主义色彩。

学界很少注意到，工坊诗学的指向不仅是外在的教学法问题，也不止是写作实践组织方式的问题，更关系到对文学文本乃至广义的写作实践产出的作品文本本质的重新理解。**工坊制度以一种非话语生产的机制运转，采取的是非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它产出的是具体的作品，而不是理论话语、批评文本。**文本在工坊中是以非成品、非标准化的形式出现的，它给出的互评不是简单地给出修改指导，而是在作品处于未定的形态时，不再局限于个体的冥思、灵感和天赋，转向一种社会诗学意义上的交互探讨。这种文本的生产、批评和修改，不是从某种理论视角出发剖析文本，其起点是文本创作的过程，中介是写作者的技艺训练，对这一过程的反思、否定和超越则是其旨归，相应的知识和观念产出都将文本“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作家工坊机制确立的背后，蕴含的是文本本质观念的潜变。以作家技艺训练、写作研讨为重心建立起来的作家工坊，在不断的实践中构筑的是一种非传统的文本本质观，正是这种机制秉承的理念，决定了它能够不断向社会实践层面延伸。

三、路径开拓：以社会参与更新文学性定义的内涵

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美创意写作的社会化实践发展较快，可以说是早期课程奠基时期的自我表达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工坊诗学支撑下的作家工坊类型的专门化、学科化和多样化，为创意写作的社会参与提供了基础。**创意写作的社会参与得益于工坊制度的成熟和多样性，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参与服务。在此之前，文学作为大规模的社会参与、社会介入的一种媒介和途径，一直缺少系统的方法和社区实践经验支持，无法有效深入到个体生活、城市空间，对相应的文学性内涵的阐释也就受限于实践层面的探索，局限于文本内部、审美效果层面。

**如果说以爱荷华大学作家工坊为起点的工坊制度的奠定明确了作家培养框架，那么创意写作的社会参与则赋予了文学性新的时代内涵。**随着二战后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的社会参与不断展开，写作不再是精英阶层或某些被视为有天赋者的专利，而是更多地面向普通人，包括失业者、疗养中心的老年人、外来移民、退伍军人、有心理创伤的青少年和成瘾症的成年人等。例如，肯尼斯·科赫在疗养中心开展的诗歌活动，贾奈尔·阿德西特在北加州关怀中心进行的一系列社区疗愈写作，以具体的社会实践拓展了写作活动的内涵，也在这些实践基础上不断为写作方法、理论注入新的经验、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反过来促进文学观、实践论的研究。创意写作学科发展过程中以社区写作为代表的实践直接面向普通人，它是对自我表达理念的社会化转换，也是对工坊制度下孵化的类型、技艺的系统检验、自我纠正，学科内部和社会层面的实践构成动态制衡关系。

但是，创意写作的社会参与并不只是实践路径的拓展，它还内在地、间接地更新了文学性的内涵。文学性的问题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然而，文学性的得失不仅是理论内部的问题。在创意写作的社会参与实践中，工坊诗学实际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拓展。文学性不再是文本内部的一种特质，而是具有了一种实践品格，它的生成也需要在社会实践中讨论。可以说，**创意写作的社会参与以具体的实践，丰富了文学性观念，从侧面回应了当前文学中的问题，而不是从文学语言、文学文本内部、文学产业化的框架下寻求对文学性的回应。**这启发我们，文学观念的突围不仅仅是话语、理论内部的策略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实践命题。或者换个角度说，创意写作的社会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话语实践，为我们重新定义文学性提供了经验基础。

**创意写作学科主张将写作视为一种民主化、大众化的文化实践，**并不仅仅是口号或理念层面的推导，而是在促进写作实践不断走进工坊、社区、城市等不同环境中，写作的神秘化、精英化、私人性等开始逐步变得更具技艺化、平民化和社会性。20世纪之前创意写作学科尚未确立，文学原创机制和文学知识生产范式都带有精英化、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和私人性，文学实践主要与宫廷、精英阶层有关，范围和路径都比较有限。随着创意写作学科的确立，围绕作家工坊、作者社群和社区、研讨会、城市公共文化等，相应的实践路径更加丰富多元，这些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反过来为文学研究提供新视角、新经验。

四、理论构筑：以实践导向构建文学知识生产路径

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兴起于自我表达为核心的文学课程改革，奠基于工坊制度为主导的作家培养框架，在社区参与中不断壮大，从文学的创作观、功用观、文本本质和文学性多个维度对既有的文学教育、文学观念进行了新的构筑，在文学知识生产方面也力图独辟蹊径。正如丽兹·杰兰特（Lise Jaillant）所言，它的重点不在于重复某种模式化的工坊，而是相对于文学批评、理论阐释文本传统的一种“文学反叛”（Literary Rebels）。杰兰特所说的文学反叛，即国外创意写作学界格雷姆·哈珀谈到的基于实践导向的“创意写作分析”（creative writing analysis）、珍·韦伯（Jen Webb）注重的“实践方法论”，或黛安娜·唐纳利所言的“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安德鲁·考恩反对的“忽视文学价值的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 that lose sight of literary values）。相对于批评家、理论家的文学知识生产而言，创意写作注重的是作家主导的研究范式，其研究重点在于从具体的文学实践、经验出发，从鲜活的体验中提炼和总结概念，阐发观念，所遵循的研究逻辑与某些话语生产遵循的逻辑不同，它尝试走出文本研究的话语模式、哲学阐释、技术分析路径，立足点在于创作实践本身，这其实是自我表达对创作观、作者论、功用观，以及工坊机制对文学性内涵更新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

**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的该类知识生产实践，其特点在于作家主导、实践本位和关注创作的动态过程。**作家主导的这类研究在问题意识、切入视角上往往不同于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等研究范式，研究题目多出自创作中的技艺、结构设计、创作思维、创意习惯、内容生成等方面，更具有一种行动研究的色彩。作家同时也是研究者，只是经验丰富的作家在这类实践产出的知识形态不是模块化、结构化和系统化的文学话语，而是一种更为感性的、内隐的文本或知识，或者按照波兰尼和斯诺的观点，它是一种区别于科学话语和技术主义的新型文学知识，是关于主体情感、审美、生命境遇的新知识，关注的是文学文化本身的再生产、再创造，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文学知识生产方式。

在二战后，英语国家创意写作作为课程或学科，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的高等院校建立。从研究主体看，经验丰富的作家、融合教师—作者—研究人员三种身份的教学人员数量不断增加。从生产方式来看，创意写作学科的相关人员，特别是作家，在文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创作技艺、情感体验、创作过程、创造性心理和思维等方面，这与从事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的人员构成了分立与互补。在文学知识生产方面，创意写作贡献了实践为导向、基于行动的文学研究、创意写作作为研究等方面的经验和话语生产理念。两种不同的文学知识生产，一种是指向话语再生产，一种则是指向具体的内容再生产。目前对这类不同于科学话语、技术分析的文学知识生产的理论阐释、价值内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结语：创意写作的兴起及其对当代文学生态的影响

**英语国家的创意写作学科以实践为方法，对文学话语范畴、创作观念和文学生产方式有不同程度的塑造，从创作观念、文本本质、文学性、文学知识生产四个维度影响着当代文学生态。**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的兴起是不断回应当代问题，参与当代文化实践的结果。其意义不仅仅是建立单一的文学作者培养机制，也在于它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知识生产范式，一种不同于文学理论阐释为核心的文学教育路径，一种脱离阐释为主的文学生产（creative writing as literary production divorced from interpretation）路径。如果仅将创意写作视为一门实践性学科，将之视为缺少理论的实践技艺，那就容易忽视其诗学层面对19世纪末期以来文学创作观、功用观、文本本质、文学性内涵以及文学知识生产的潜在构筑，这是当前创意写作学科史研究的盲区之一。2009年以来，国内学者对创意写作的国内外情况已有明确梳理。且在创意写作的国际研究中贡献了基于汉语母语的“外语写作”（writ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理念与方法，加入了创意写作的国际对话。在这些趋势下，能否从学科史研究层面深入创意写作，发掘其兴起背后的诗学意涵，对文学生态的深层影响，对于国内正在迅速发展的创意写作学科有着特定的现实意义。如何在借鉴英语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从文学生态的综合视域考量它对文学创作观、作者观、文学性、文学知识生产等问题的影响，从中构筑一种建构性的、生成性的，以文学文化原创为本位的文学观念值得期待。